所谓史学派

辳邨

所谓史学派

人类社会不终结，哪一派史家的“历史研究”终究是一种“探讨”。考古发现能证明一些历史“事实”，但证明的又未必全属于事实；所以，唐德刚诋贬马克思主义史学派，说五阶段论不足为信，如然，则他这个论断，也就不足为信。既是探讨，可以有各种结论，马克思主义史学派的结论既非“绝对真理”，则任何史学派的结论也未必是“绝对真理”。公与婆各持之理，自古至今就没人说清楚。这就是我的逻辑。

无论用哪一种史学研究方法，都属于考证、论证、推测，史学研究的任何一个结论并不属于‘看见’，况且，历史的东西，看见的也未必就“为实”。所以，如何论学，各自研究各自的即可。只要循一定理，守一法则，入一规范，得一结论，就是学问，就是成果。那么，只能说研究成果的“效用”怎么检验，愚觉得有两条，一是看成果推动社会进步了还是倒退了（进步为利，倒退为害），进步了是成果效用“优”些，退步了是成果效应“差”些，使社会保持原状进退不显，则为成果效用“良”或“平”之间；二是回头看学术，更接近历史真实者，研究成果为佳。只此而已，别无判定标准。至于学者之间循什么理论，取什么“优法”之吵吵嚷嚷，毫无意义。那么社会进退之标准，自有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去考量，但终不能脱离大众之人的生存、生活状态要趋好这个总标准。（可称之为国运民命）

学以致用。一人之学，亦致用，好多“用”，可以为己者，可以为人者；一种学问（学说）亦如此，所以“学以致用”之“学”一是指“人”，人学而有识以致用；一是指“学术”（学说），即一种学说以致用。历史学（学家、学派）不是为研究而研究，而是为作用于社会、人生而研究。既为宗派，不免各具其理，言之成理，就不好说“武断”不武断，各宗其旨，谁不服也没意义。

一个国家、民族发生的问题归咎于“学术的误解”，也正是咄咄怪事，别的民族、国家“今日的问题”归咎于何呢？

丘吉尔：“天下之水，入海皆咸”（或译为“海纳百川，必咸其水”。）

唐德刚言：五四新文化运动“倒孔之后所提倡的科学，民主的口号，原是一摊混沌水。在社会科学的法则上说，这个口号本身就不科学，因为它语义不清，在治学上令人无所适从。”又说对“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地求证’这一标语”，“胡适派的新文化主义者，则对这一问题既无“假设”，也未‘求证’，置之不理。”哈哈，唐德刚在《人缘与书缘》一书中标榜胡适为近代“一宗师”、“胡山”、“不提胡适话便无从说起”，在此，其一个“口号”，一条标语，提出来之后便市场消亡了。这唐先生前后之说正好印证了愚的一个说法；为自己的立论在材料中片面取用。

现代西方中国史学派。外籍华裔人群为主体研究者，从“比较史学”起，走到新开发之“汉学”。

马克思主义史学派则大陆独秀，郭沫若、范文澜为宗。

唐德刚乃史学界出来的第四家派别。其实，出来四十家也是各有所长。除了政治之外，哪家学说也难独尊而一统天下。春秋战国，学术百家争鸣，秦统一之后，就是由政治来一统各领域的。

荀子说：“蓬生麻中，不扶而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