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父亲

寒風

　　低屋炊饮锁流年，

佝偻身形映日偏。

岁月磨痕深几许，

一生风骨后人传。

　　记忆的闸门一旦开启，那些沉埋于时光深处的片段，便会带着乡土的气息缓缓浮起。

自打记事起，父亲在我眼中便是一副苍老模样：矮瘦的身躯，像被岁月压弯的稻穗，瘦削的脸庞刻满沟壑，佝偻的脊背，像是驮着说不清的沉重，手中攥着支旱烟袋，走路时脚步蹒跚如风中残烛，咳嗽声伴随着他终日未歇。如今想来，那副看似七、八十岁的容颜，实则是他五十余岁的光景——生活的重负，早已将岁月的刻度提前刻满了他的身躯。

那时家中人口殷实，大姐二姐早已出嫁，余下五姐弟中我最年幼，二姐的大儿子竟比我还长一天。懵懂的我曾拉着母亲的衣角追问：

“娘，你怎么生养这么多娃？”母亲摩挲着我的头笑道：

“多子多福啊，等我们老了，日子便靠你们撑着。”

我又瞅着父亲的背影追问：“爹怎的又矮又瘦，这般显老？”

母亲的目光飘向远处的田埂，轻声道：

“他如今是老了。年轻时可不是这样，他跟随姑爷爷当过兵、开过汽车，后来见部队不太平，才跑回了家。”

孩童的记忆零散如碎玉，唯有几桩往事，如镌刻在青石上的纹路，清晰如初。

约莫五六岁时，家境贫寒，医疗匮乏，孩童又不知卫生为何物，见了地上的吃食便捡来塞进嘴里，肚子痛成了常事。往往玩得正欢，突如其来的绞痛便会让我蜷在地上翻滚。

有一回深夜，我从剧痛中惊醒，在床上辗转哀嚎。父亲急忙将我抱起，粗糙的手掌轻轻摩挲着我的肚子，在昏暗的屋内不停踱步。母亲怕我着凉，连忙在地上生起柴火，火光摇曳中，浓烟呛得满屋子人不住咳嗽。父亲一边咳着，一边探着我的肚皮，沉声道：

“细伢子是肚里蛔虫闹的，你瞧这肚子硬邦邦的。”

那一夜的漫长，如今已模糊不清，只记得父亲温暖的怀抱，是黑暗中最稳的依托。

次日清晨，母亲摸了摸我的肚子，笃定地说：

“得打蛔虫了。”

她听闻苦楝树的根皮煎水可驱虫，便到屋后的树丛中挖了一大捆，洗净熬煮成一碗深褐色的药汁。母亲并不知道苦楝树其实毒性很重，喝多了会有生命危险。

我捏着鼻子喝下，苦味瞬间蔓延舌尖，随即便昏昏沉沉睡了过去。

再次睁眼时，却见屋内灯火通明，坐满了乡邻，母亲坐在床边抹着泪。父亲颤抖着手指在我眼前晃了晃，声音里满是狂喜：

“细伢子眼睛动了！细伢子眼睛动了！”

满屋子的人顿时响起了掌声。后来才知，喝了苦楝树皮的水后，虽然蛔虫拉了一大堆，但其毒性也让我昏睡了整整一天一夜。

屋外的苦楝树在风中轻摇，叶片上的露珠滴落，像是天地也为这桩小事松了口气。真个是：

苦楝煎汁隐毒深，

一眠昏昼万籁沉。

醒来骤觉掌声动，

树摇落泪天亦松。

六七十年代，粮食短缺是家家户户的难题，我家亦不例外。一个夏夜，月光透过窗棂洒在床前，我从睡梦中被父亲与大哥的谈话声惊醒。父亲的声音带着无奈：

“你都十四五岁了，是家里的满劳动力了，别读书了，回家挣工分，好让全家七口人能有饭吃。”

大哥“嗯”一声答应了。片刻后，又听到大哥低声提议：“要不咱家每餐吃糙米吧，看着能显多些。”

父亲立刻应道：“对！糙米颗粒大，看着就瓷实。”

从那以后，大哥便辍了学，扛起了农具；第二年第三年，二哥三哥也跟着停了学。家里的劳力多了，粮食稍稍宽裕些，却也只剩糙米饭可吃——那时生产队的土碾子加工出的米，满是麸皮。每次吃饭，父亲都吃得香甜，邻居见了打趣：

“七伯，糙米这般粗粝，您吃得惯？”父亲放下碗筷，笑着摆手：

“好吃，好吃，顶饱！”

阳光透过屋梁照在他满足的脸上，仿佛那糙米饭是什么珍馐。

记得我刚上小学时，大哥用两元钱买回一把二胡，夜晚闲时便拉上一阵子，没多久竟能奏出《东方红》等几首曲子。我心生羡慕，偷偷摸摸的学着拉，几个月后居然也能拉出《正月里来》这样的曲子，《孟姜女》也能拉出大半部分。

有一回，大哥刚拉完，我便抢过二胡拉起了《孟姜女》，却在最后一句卡了壳，反复试拉也不得要领，急得满头大汗。父亲坐在一旁看着，思忖半晌，忽然哼道：

“你听听，是不是这般：哆唻咪哆—啦唦—啦哆—唻咪唻哆啦唦啦哆唦—”

我依着他哼的音调去拉奏，果然像模像样。父亲拍手大笑：

“对对对，就是这般！”

此后每当我拉琴，哪怕再是生硬难听，父亲也会跟着哼唱，摇头晃脑的模样，在油灯下显得格外惬意。

文革时期，阶级斗争的浪潮席卷乡野。我们生产队的地主婆毕紫娟，无亲无靠，常年住在牛棚里，时不时便被拉去大队批斗。有一回批斗会，她因拒不交出所谓的“变天帐”——实则只是三封家书，被一个青年扇得满脸是血。次日中午，她讨米归来，坐在我家门槛上歇息，形容枯槁。父亲见了，立刻让母亲盛了满满一碗饭，还夹了些菜。她狼吞虎咽吃完，连连道谢，蹒跚离去。父亲望着她的背影，对我说：

“她实在值得同情，二十一岁时丈夫当兵去了，到现在五十多年，杳无音讯，却始终没有再嫁。”

说完唏嘘不已。秋风掠过门前的晒谷场，卷起几片枯叶，也卷走了他的叹息（见我的另一美篇《她，在风雪之夜离去》）。

那年双抢时节，暑气正盛，稻田里满是忙碌的身影。中午时分，大队的高音喇叭突然响起通知，要开批斗大会，全体社员不得缺席。

会场离我家不过三百米，全家都去了，唯独父亲留在了家里。批斗会上，口号声震耳欲聋：

“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

“打倒地主，打倒富农！”

邻队的地主李方和与其他几个“地主分子”，被五花大绑跪在台上，赤脚上还沾着泥，显然是刚从田里被揪上来的。

由于绳子绑得太紧，李方和不停的喊着“哎哟……哎哟”，身后的民兵却把绳子勒得更紧：

“你也配喊痛？忘了当年怎剥削贫下中农的？”

这时会场上的口号愈发激昂：

“地主份子不老实！”

“我们要再踏上一只脚，叫他永世不得翻身！”

我望着他那颤抖的身影，只觉燥热的风也带着寒意。批斗会散后我问父亲：

“过去的地主、富农到底是怎样剥削我们的？”

他望着远处的山峦，淡淡的说道：

“我也说不明剥削是怎回事。有的地主靠佃农耕作收租，有的却是自己耕作。也有少数地主家里请有长工、短工，这是条件比较好的。而李方和，家里不过十五亩田，全是靠自己耕种。这般批斗，实在令人想不通。”

这时，他的目光穿越了喧嚣，似在与岁月对话。

1972年，我升入高一，父亲认为大哥、二哥、三哥都已经是家庭主要劳动力，情况变好了，执意要让我把书读下去。那时学费每学期6元，小学初中尚有减免，高中却因“家里劳力足”，没了优惠。

在那个靠工分谋生的年代，煤、油、盐等物都要靠鸡蛋到十几里外的合作社兑换，而每户人家养鸡不得超过五到六只，多了便是“资本主义尾巴”，是要受批判的。

一个学期过了一半，我的学费还没交。这天放学时我的班主任谭水生老师，在讲完话后，最后讲了一件事：

“还有几个同学没有交学费，请想办法在明天或这个星期内交上来。”谭老师很讲人情味，他只讲学号不说名字：“……3560号……”，

3560号就是我，我羞得把头埋下去……埋下去。幸好，同学们都不知道这号码是谁。回到家的这天晚上，我一直没睡着，心想这学费家里怎么拿得出……

第二天早上吃了早饭，我背着书包在屋子前坪内走来走去……，走来走去。母亲看到着急了：

“细伢子今天怎么啦？迟迟不去上学，太阳都出来这么高了，还这样走来走去的。”

这时父亲从里屋走出来一看，立刻说道：

“细伢子是没有交学费呀！这是急的！”他马上吩咐母亲：

“你快去队长家借钱，说好一个月一定还他。细伢子，学费多少？”

“6元。”我低声回答……

我家离学校整整十二华里，我怀里揣着6元学费，急急往学校赶，一路上眼泪像断线的珍珠，从家一直流到学校。

……

1978年恢复高考，我考上了湖南师范学院，成了家里乃至全大队第一个大学生。父亲的喜悦藏都藏不住，逢人便念叨：

“我家出大学生了！”

上学那天，他和母亲细细叮嘱三哥，挑着行李送我走了十八华里到湘乡火车站。那一路的蝉鸣与脚步声，成了我最珍贵的送别记忆。

没想到这一别，竟是永诀。

1979年6月18日清晨，71岁的父亲永远闭上了眼睛。那天下午，我刚刚下课，物理系文主任匆匆告知我：

“刚接到电话，你父亲去世了。今晚你赶回去吧。”突然的噩耗，使我只觉得天旋地转。

当晚我坐上火车，四个多小时后到达湘乡火车站，已是晚上十点多了，下车后立刻往家赶，一路上黑灯瞎火的，十八华里路程走了大约两个小时。

到家时已是十二点多了，只见屋前屋后，灯火通明，人员出出进进。我赶到堂厅，一家人守在父亲的遗体两旁。父亲身上盖着白布，一脸安详，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像流水似的冲泻下来，双腿跪下，脑子一片晕糊……

不知过了多久，大姐突然大声说：“细伢子快看，父亲流泪了！”我起身和大家一起看去，父亲的眼角边真的有几滴晶莹的泪水！

事后大姐告诉我，父亲去世前对母亲说：

“人生七十古来稀，我已经是古来稀的人了，是该走的时候了，你们没有必要悲伤。”

母亲说：“是不是打电话要细伢子回来看看你？”

父亲连连说：“不要，不要，莫耽误他的学习。”

父亲终是没能等到我归来的身影，他如万千平凡人一样，没有轰轰烈烈的事业，更谈不上什么载入史册的功绩，却用一生的坚韧与善良，在我心中筑起了一座山。那座山，藏着深夜的怀抱、糙米的香甜、二胡的旋律，藏着乱世中的温情与困境里的坚守。

余悲未尽忆思前，

遥想音容泪湿衣。

秋声阵阵寻思念，

青山不语草声微。

2025年10月29日重阳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