捐赠民航藏品的初心

龙姑姑

文/杜新钧

2025年10月25日，于我而言是格外温暖的一天。当接到民航博物馆藏品部李文雯部长的电话，邀请我在捐赠仪式上聊聊捐赠藏品的感想时，心底既有几分忐忑，也有些激动——终于有机会，把我和那些民航老物件的故事，讲给更多懂它、爱它的人听。

对我而言，民航博物馆从不是陈列展品的冰冷展馆，而是我们民航人心里的“第二个家”。每当走进这里，便有一种熟悉和亲切的感觉——因为这里藏着我跨越半个多世纪的飞行记忆，藏着我们这代人对蓝天的全部情怀与眷恋。

作为一名在民航乘务岗位上坚守了33年的退休老员工，每当抬头望见飞机从天上飞过，或是路过机场的塔台与候机楼，心底总会涌起一阵熟悉的暖意。这份对蓝天的情怀，早已如同年轮般，深深镌刻在我的生命里。而承载这份情怀的，也有陪伴我走过半生的民航老物件。

从1973年第一次踏入机舱开始，我就养成了两个小习惯。一是记飞行日志，每一班的航线、机型、机号、乘务组名单，都一一记下，这些记录后来成了我回忆民航故事最靠谱的“依据”；

飞行记录

二是收藏民航物件，小到一枚纪念章、一盒清凉油、一本电话本，大到穿过的制服、出差用的行李箱、翻得卷边的服务手册，只要印着“中国民航”的印记，我都像护着宝贝似的收着。

这些年搬了四五次家，旧家具换了一批又一批，唯独这些“藏品”，我每次都亲自打包、亲手搬运，用报纸层层裹好，生怕磕着碰着。

有人不解：“这些旧东西不值钱，留着干嘛？”可他们不知道，在我眼里，这些物件比任何金银珠宝都珍贵——它们是民航从起步到腾飞的“活档案”，每道划痕、每处磨损，都记着行业发展的脚步；更重要的是，它们是我一辈子飞行岁月的“见证者”，藏着我年轻时在机舱里的点点滴滴

今天，我与大家分享两件藏品背后的故事，第一件是1973年我刚飞行时，机上给旅客发放的金属纪念章。章面刻着一枚航徽和简笔画似的小飞机，下面印着“CAAC”——中国民航总局的英文缩写。

70年代飞机上纪念品—纪念章和电话本

1973年电话本

这枚航徽，藏着早年全国民航一体化的印记：1988年各航空公司陆续成立前，机上所有供应品都印着这个标识，飞机飞到哪里，这份统一的民航航徽就带到哪里，把全国民航人紧紧连在了一起。

那个年代，坐飞机可不是件容易事，得是县团级以上干部，还得凭单位介绍信才能购票，普通老百姓连机场大门都难靠近。所以能坐上飞机是种荣耀，这枚纪念章更成了“坐飞机”的凭证，旅客们拿到手都格外珍视：有的小心翼翼别在衣服上，挺胸抬头的模样满是自豪；有的舍不得戴，用手绢层层包好揣进怀里；还有人会笑着凑过来讨要：“同志，有多余的吗？再给我一个呗，我要送给家里孩子”——对他们来说，这小小的纪念章，是一份“荣耀”的象征。

70年代带有CAAC标志的清凉油

另一件是，早年国际航班上配的清凉油，那是国际航班专属的“宝贝”，在当年市场上根本买不到，只有飞机上配备，国际航线也只有飞卡拉奇和莫斯科这些航线才会配备。小小的一盒清凉油虽小，用处可大了，蚊虫叮咬、头疼脑热时涂一点，很快就能缓解。我还听驻外办事处的人说，当地人把它当成“神油”，头疼脑热时用，有的甚至会吃。每当飞机在这些机场停留，清洁工、站岗的警卫都会来讨要，虽然语言不通，但他们肢体语言我们一看就明白，是要清凉油，有时还会用当地小礼物跟我们交换。现在想来，一盒清凉油、一枚纪念章，看似普通，却成为与外航工作人员交流的桥梁。

随着时代进步，中国民航也飞速发展。坐飞机不再是“特权”，现在凭身份证就能购票；机上纪念品也越来越精致，从简单的金属像章，人造革的电话本，钱包，变成了精致的摆件、皮质笔记本；从统一的“CAAC”，到各个航司的专属LOGO。

每一件藏品的变化，都是时代的缩影，都是民航成长的印记。我就这么一路收集、珍藏，还特意把最喜欢的几件摆在家里显眼处，抬头就能看见。

家里电视背景墙上满是航空元素

1990年—2000年国航台式名片夹

每次整理这些物件，我都能在书桌前坐上好几个小时。想不起具体年份了，就拉着先生一起回忆：“你还记得不？这个纪念品是哪趟航班发的？”“是不是那年我们飞新航线，公司特别定制的？”你一言我一语间，那些关于蓝天、关于机舱的日子，就又清晰地浮现在眼前——这些哪里是简单的纪念品啊，分明是我们逝去的青春，是藏在时光里的珍贵回忆。

这些藏品在旁人看来或许寻常，可对民航人、对民航历史而言，它们却是不可或缺的拼图。每一件老物件背后都有一段故事，每一段故事串联起来，就是一部鲜活的民航发展史。我们守护这些记忆，不只是为了留住自己的青春，更是为了让更多人透过这些实物，触摸到行业成长的脉搏，让民航的故事能一代代传下去。

真正让这些“宝贝”找到归宿，源于一次偶然的建议。三年前，一位老朋友来家里做客，看着柜子上的藏品说：“小杜，你这些东西藏在家里太可惜了，不如捐给民航博物馆，让更多人看见它们的故事，多有意义啊。”我当时心里犯嘀咕：“博物馆都是展览大的物品，我这些不起眼的小物件，博物馆要吗？”朋友把博物馆的联系方式塞给我，我犹豫了好几天，终于抱着“试试看”的心态，拨通了藏品部的电话。

电话那头，杨昆的声音格外热情：“杜老师，您带过来看看，每一件老物件都是宝贝！”挂了电话，我立刻在家里翻箱倒柜，把收藏的机上纪念品、穿过的三套制服——1979年的第三套、1988年的第四套，还有2003年至今仍在使用的第五套，全都找了出来，车的后备箱塞得满满当当，我亲自开着车送到博物馆。当杨昆捧着那些旧制服、带有岁月痕迹的民航纪念品，笑着说“杜老师，这些都是我们急着征集的珍贵藏品”时，我心里的石头一下子落了地——原来我视若珍宝的这些“宝贝”，真的能发挥更大的价值；它们不用再躺在箱子里蒙尘，而是能有一个真正的“家”。

从那以后，我就主动做起了博物馆的“义务征集员”。只要听说身边的老同事、老朋友手里还留着过去的民航老物件，就立刻联系——聊博物馆的意义，聊这些老物件背后的故事，聊我们这代民航人的情怀。赵玉珍姐姐捐赠的1979年工作服、上海同事俞忆柳捐赠的1973年工作服，都是这样“挖掘”出来的，最终顺利送到了博物馆。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动员陈峰先生捐赠他父亲的工作大衣。陈峰是我先生的挚友，我们两家有着四十多年的友情，更特殊的是，他是“两航起义”人员陈文伟先生的儿子。陈峰曾在机场塔台工作了十七年，对民航早期历史如数家珍，如今担任香港华港集团负责人。一次饭桌上，他随口提起家里珍藏着父亲当年的工作大衣，已经保存了69年，我立刻来了精神，动员他捐给民航博物馆。

我知道，那件大衣对陈峰而言，不只是一件旧物，更是他对父亲的念想——摸着大衣的布料，就像能感受到父亲的温度。起初，他确实满心不舍，说考虑考虑。之后一段时间里，我就在微信里常问他，“想好了吗，捐了吧！”经过一段时间考虑，最终，陈峰还是忍痛割爱，与我一同将大衣送到了博物馆。

我清楚的记得那天，钱馆长亲自接待了他，还特意承诺会妥善保管这件大衣，陈峰这才彻底放心。那天他格外开心，仿佛完成了一件天大的心愿。走出博物馆，我们还一起吃饭庆祝了一下，他高兴的对我说：“小杜，谢谢你，让我父亲的大衣有了这么好的归宿，这也是对他最好的纪念。”

其实，作为“博物馆之友”，帮着征集藏品从不是什么任务，而是刻在心里的义务。这几年，我前前后后捐了三次，约265件，把陪伴了自己大半辈子的藏品一件件送到博物馆，心里没有一丝不舍，反而格外安心、格外欣慰。因为我知道，它们会在这里被专业地呵护，会被更多人看见、了解；它们会继续“讲述”民航的故事，讲述我们这一代民航人对蓝天的执着与热爱，讲述那些藏在岁月里的青春、热血与激情。能为自己热爱了一辈子的民航事业，再做这么一点点小事，我心甘情愿，也感到格外踏实。

愿我们每一个民航人，都能成为民航记忆的守护者；愿这份对蓝天的情怀，能永远传递下去，代代相传！

参加捐赠的民航员工

参加捐赠的老乘务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