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在劳动-中国美术馆劳动题材雕塑展》

老陈

2025年5月17日星期六，晴。

老陈最后转到中国美术馆四层的开渠厅参观了这个《美在劳动-中国美术馆劳动题材雕塑展》。

前言。

在历史长河中，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从远古时期人类打磨第一块石器到现代社会借助高科技进行复杂的生产创造，劳动的形态不断演变，但其核心要义--创造的激情、奉献的无私以及坚韧的毅力，从未改变。中国美术馆举办的这场劳动题材雕塑作品展，正是对此深情礼赞，它以雕塑为媒，将劳动精神与劳动者风采凝固成永恒。

劳动题材的雕塑作品，蕴含着丰厚的时代内涵。它们是不同历史时期社会发展的见证者。回顾中国的发展历程，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百废待兴，到改革开放后的经济腾飞，再到如今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新征程，每一个阶段都离不开劳动者的拼搏奋斗。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大量以工农劳动者为主题的雕塑涌现，它们激励着人们投身到国家建设中，展现出全国人民齐心协力、艰苦奋斗的精神风貌。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的多元化发展，劳动题材雕塑的表现形式和内容更加丰富多样，反映了科技进步、产业升级背景下劳动者的新形象与新追求。新时代，雕塑作品中又融入了对科技创新人才、新兴产业从业者的描绘，展现出劳动者勇攀高峰、引领未来的精神气质。

展览作品风格百花齐放。既有写实主义的作品，以细腻的塑造手法和逼真的造型，让观众感受到劳动的真实场景；也有写意语言的主题创作，通过简洁的线条和意象的形体，传达出劳动的内在力量与精神内涵。不同的艺术风格相互碰撞、相互交融，既丰富了展览内容，也为观众提供了多元的审美视角，让人们在欣赏劳动之美的同时，得以领略雕塑艺术的独特魅力。

在第135个国际劳动节即将到来之际，中国美术馆主办的此次劳动题材雕塑作品展，是一次艺术与劳动的对话，表达对劳动者的崇高敬意，让我们走进展览，在雕塑的世界里感受劳动的力量、汲取奋进的动力，共同书写属于我们的劳动篇章。

中国美术馆 2025年4月

唐大禧1973年铜塑作品《群山欢笑》。70x108.5x125cm。

       作品以细腻且富有力量的雕塑语言，定格了特定时代背景下劳动者的精神风貌。三位女性形象各具特色又和谐统一。左侧人物头戴工帽，肩扛工具，姿态挺拔，展现出干练的劳动姿态；中间人物双手枕于脑后，神情轻松愉悦，传递出劳动间隙的惬意；右侧人物手持工具，身姿稳健，流露着对劳动的热忱。她们的衣着质朴写实，细节处的褶皱、纹理都被精心雕琢，还原出劳动服饰的质感，而脸上的笑容真挚灿烂，将“欢笑”的主题具象化，彰显出劳动者在建设事业中积极乐观的心境。

       雕塑采用写实与写意结合的手法。整体造型写实，人物的比例、动作、服饰都力求还原真实场景；同时，通过粗犷的肌理和厚重的铜质质感，赋予作品写意的力量感，仿佛能让人感受到群山间劳动的蓬勃气息。基座以类似山石的形态呈现，与人物形象融为一体，既强化了“群山”的意象，又稳固了整个雕塑的视觉重心，让人物仿佛从山岩中生长而出，寓意着劳动者与山河大地的紧密联系。

       这尊雕塑不仅是艺术的创作，更是一段历史的缩影，它以立体的形式，生动诠释了劳动者在建设征程中挥洒汗水、拥抱希望的“群山欢笑”之景，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与艺术感染力。

李忠霞1962年石膏作品《矿工头像》。20.5x30.2x46.3cm。  

       作者以写实的雕塑手法，深度刻画了矿工的形象与精神。矿工头戴带有矿灯的安全帽，这一典型装备精准点明了职业身份。颈部缠绕的织物褶皱自然，质感逼真，仿佛能触摸到布料的粗糙。面部刻画尤为细腻，皱纹、胡须的纹理都被如实呈现，展现出长期井下劳作留下的岁月痕迹，而眼神中透着坚毅与沉稳，传递出矿工在艰苦环境中坚守的精神力量。

       石膏的质朴质感与矿工形象的写实风格相得益彰。雕塑通过明暗的层次变化，强化了面部的立体感和织物的褶皱感，让人物形象更具生命力。整体造型简洁却不失细节，以半身像的形式聚焦于矿工的头部与颈部，将观者的注意力集中在人物的神态与职业特征上，深刻诠释了矿工群体的奉献与担当，具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情感共鸣力。

       这件作品不仅是对矿工个体的艺术塑造，更是对整个矿工群体精神风貌的凝练，以静态的石膏定格了劳动者在黑暗深处书写光明的动人形象。

安德烈卡瓦利丘克（俄罗斯）2017年铜塑作品《40年代的石油工作者》。33x22x52.3cm。

       作品以极具张力的艺术语言，再现了苏联石油工业建设时期劳动者的热血形像。石油工作者身着具有时代特征的工装，外套随风扬起，姿态充满动感：一手紧握工具发力于钻井设备，另一手或指引或支撑，将石油工人在旷野中攻坚克难的瞬间定格。钻井设备的细节刻画写实入微，金属的冷硬质感与人物的力量感形成呼应，生动还原了40年代石油勘探作业的现场风貌，让观者仿佛能听到机器轰鸣与工人的号子声。

       铜质的厚重感赋予作品历史的沉淀感，金属表面的肌理处理既保留了雕塑的艺术粗犷感，又通过明暗对比强化了人物与设备的立体感。艺术家以写实主义为基调，融入浪漫主义的激情表达，将石油工作者的坚毅、勇敢与奉献精神浓缩于这一动态瞬间，既致敬了40年代石油工业建设者的付出，也传递出对工业劳动者的崇高敬意。

       这件作品不仅是对特定历史时期石油工作者的艺术致敬，更是以雕塑的永恒性，记录下工业时代劳动者为能源事业拼搏的热血篇章，具有深刻的历史价值与艺术感染力。

袁晓岑1961年铜塑作品《孺子牛》，以充满生活气息的艺术表达，勾勒出一幅田园牧歌式的温情图景。

       水牛身躯健硕，肌理粗犷写实，牛角的弯曲弧度、肢体的动态都精准还原了水牛的生物特征，仿佛下一秒便会迈步前行。牛背上的孩童头戴草帽，姿态松弛地俯卧于牛身，与水牛形成动静相宜的呼应，孩童的衣着细节简约却不失生动，将乡间孩童的质朴模样刻画得淋漓尽致。二者的组合，把“孺子牛”所蕴含的温顺、奉献与童趣完美融合。

       表面的铜锈与肌理处理，既保留了雕塑的艺术粗犷感，又通过明暗对比强化了水牛的体积感与孩童的灵动性。艺术家以写实为基，融入写意的意境营造，水牛的稳健与孩童的天真相得益彰，传递出人与自然、人与动物间的和谐温情，也让“孺子牛”的文化意象在乡土语境中焕发生机。

       作品不仅是对田园生活的艺术定格，更是以铜塑的形式，将“孺子牛”所承载的奉献、质朴精神与童真意趣交织，形成了极具感染力的艺术表达，充满了生活的温度与文化的厚度。

佚名陶塑作品《晒烟叶》，年代不详。26.5x37x35.5cm。

       作品以细腻的工艺与生动的场景，还原了烟叶晾晒的劳作瞬间。人物身着朴素衣装，头巾束发，姿态专注地处理着烟叶。她手中的烟叶纹理清晰，褶皱自然，黄绿相间的色泽逼真地呈现出烟叶晾晒过程中的状态；人物的肢体动作与神情刻画入微，将劳作时的认真与娴熟传递出来，仿佛能让人感受到烟叶在指尖翻动的质感。

       陶塑的釉色厚重且富有层次，棕褐底色中点缀着黄绿釉彩，既模拟了烟叶与劳作服饰的色彩，又通过釉面的光泽感增强了作品的生动性。艺术家以写实的手法，捕捉民间烟叶晾晒的日常场景，将劳动的质朴与生活的烟火气凝结于陶土之中，让观者能直观感受到传统烟叶劳作的细节与韵味。

       这件作品不仅是陶艺技艺的展现，更是对民间劳作场景的艺术记录，以陶塑的形式定格了烟叶生产过程中的平凡瞬间，充满了生活的质感与乡土的温情。

       项百平铁塑作品《开拓》。24x60.2x21cm。        孙璐铜塑作品《解放》。65x12.3x30.5cm。

张友明1979年木雕作品《延安老农》。34.5x36x61.5cm。

       作者以精湛的雕刻技艺，深刻塑造出延安老农的形象与精神内核。老农头戴传统头巾，纹理粗犷且富有层次，精准还原了陕北民间头巾的形制与质感。面部刻画尤为细腻，皱纹的走向、胡须的肌理都被如实雕琢，每一道纹路都仿佛镌刻着黄土高原的风霜与农耕生活的印记；眼神深邃而坚毅，传递出延安老农在艰苦环境中扎根土地、坚韧不拔的精神力量。

       木材的天然肌理与雕刻的艺术语言相得益彰。艺术家通过深浅不一的雕凿，营造出强烈的立体感，头巾的褶皱、面部的轮廓、颈部的衣纹都层次分明。木雕保留了木材的原始质感，棕红色的木色自带质朴厚重的气质，与延安老农的形象浑然一体，既展现了民间木雕的工艺水准，又以写实的风格勾勒出特定地域、特定群体的精神风貌，让观者能直观感受到延安老农的淳朴、刚毅与对土地的深情。

       这件作品不仅是木雕艺术的精品，更是对延安老农群体的生动写照，以木刻的永恒性，定格了黄土高原上劳动者的精神群像，具有深厚的人文价值与艺术感染力。

       张充仁1931年铜塑作品《渔妇》。14x11.7x31.7cm。

孙伟2009年铜塑作品《杨善洲》。18.5x42.5x30cm。

       这尊杨善洲塑像以写实的艺术手法，生动塑造出这位“草帽书记”的精神风貌。

       主人公头戴具有时代特征的帽子，衣着为朴素的翻领服饰，细节刻画细腻入微，衣料的质感、领口的褶皱都被精准还原，尽显基层干部的质朴本色。面部的皱纹与神态刻画尤为传神，传递出杨善洲扎根基层、心系群众的真挚情感，仿佛能让人感受到他为荒山披绿、为百姓谋福的坚定信念。

       铜质的厚重感赋予作品历史的厚重与精神的永恒。雕塑通过明暗的层次变化，强化了人物的立体感与服饰的质感，让形象更具生命力。艺术家以写实主义为基调，聚焦于人物的头部与肩部，将杨善洲无私奉献、鞠躬尽瘁的精神品格浓缩于这一静态瞬间，既是对模范人物的艺术致敬，也传递出对奉献精神的崇高赞颂。

       这件作品不仅是对杨善洲个人的艺术塑造，更是对其精神内涵的生动诠释，以铜塑的形式定格了一位共产党员扎根大地、造福人民的不朽形象，具有深刻的精神价值与艺术感染力。

沈吉1963年彩塑作品《帆》。11.7x12x19cm。

       彩塑色彩鲜活，造型生动，勾勒出一位充满朝气的劳动女性形象。人物身着黑白相间的服饰，搭配白色围裙，服饰的剪裁与配色颇具时代特色，细节处的领口线条、衣料褶皱都刻画得细腻自然。她姿态动感，俯身于类似船帆或劳作载体的物件旁，手部的动作与神情传递出专注与活力，仿佛正投身于充满希望的劳作之中。身旁的草帽造型写实，纹理清晰，进一步丰富了场景的生活气息。

       彩塑的色彩搭配明快且协调，黑、白、棕的色调既贴合人物服饰与劳作场景的质感，又通过色彩的对比增强了视觉冲击力。艺术家以写实与写意结合的手法，将劳动女性的青春朝气与对生活的热忱凝结于彩塑之中，“帆”的意象既可能关联着劳作的载体，也隐喻着人物如帆般迎风前行的拼搏精神，让作品充满了生命力与精神张力。

       这件作品不仅是彩塑技艺的展现，更是对劳动女性精神风貌的艺术定格，以色彩与造型的融合，传递出那个时代劳动者积极向上的生活态度与奋斗情怀。

鲍海宁2018年树脂作品《丰收》。13x31x45cm。

       作品以充满童趣与寓意的艺术表达，定格了收获时节的喜悦瞬间。人物身着厚实的服饰，造型圆润可爱，仿佛是为适应寒冷环境而设计的装扮。她双手捧起一条硕大鱼，鱼的形态写实，细节处的鳞片、鱼鳍都被巧妙雕琢，与人物形成鲜明的体量对比，直观传递出“丰收”的主题。人物神态天真愉悦，将收获时的满足感与幸福感具象化，充满了感染力。

       树脂特有的质感让作品呈现出独特的肌理效果，整体色调偏古朴的青绿色，既模拟了金属的厚重感，又通过细腻的工艺展现出人物与鱼的细节。艺术家采用夸张且富有童趣的表现手法，将“丰收”的意象浓缩于人物捧鱼的动态中，既体现了对自然馈赠的感恩，又以天真烂漫的造型传递出生活的美好与纯真，让观者能直观感受到丰收带来的喜悦与对生活的热爱。

       这件作品不仅是树脂工艺的展现，更是对丰收意象的艺术化诠释，以独特的造型语言，将收获的喜悦、对自然的敬畏与生活的童真融合，形成了极具个性的艺术表达。

刘松2020年树脂作品《丰饶的运河女神》。30x35x15cm。

       作者以极具张力的艺术语言，构建出一幅运河流域农耕文明的丰饶图景。运河女神长发飘逸，姿态柔美却充满力量，她是丰饶的象征，与身下的牲畜群形成有机整体。牛的健硕、猪的憨态被刻画得栩栩如生，牲畜的动态与神态各异，仿佛在运河岸边的田野间灵动穿梭；细节处的毛发、肌理都被精细雕琢，将农耕动物的生物特征与生命活力展现得淋漓尽致。女神的服饰与配饰富有诗意，与牲畜群的写实风格形成虚实呼应，凸显出“丰饶”主题的浪漫与写实交融的表达。

       艺术家以神话意象为内核，融合写实主义的细节刻画，将运河流域农耕文明的丰饶景象、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浓缩于这一雕塑之中。“运河女神”的意象承载着对土地馈赠的感恩，牲畜群的繁盛则直观诠释了“丰饶”的内涵，让作品在艺术审美之外，更具文化传承与精神寄托的价值。

       这件作品是对运河农耕文明的艺术致敬，以树脂的现代材质演绎传统丰饶母题，既展现了精湛的雕塑技艺，又传递出对土地、对农耕文明的深厚情感，是艺术性与文化性兼具的精品。

       王天娇、冯大力2022年玻璃钢作品《可爱的人-小憩》。27x61x37cm。

尹智欣2022年铜塑作品《渔歌唱晚》。12x59x47cm。

       这尊铜塑以精湛的工艺与充满诗意的构图，生动还原了传统渔事的悠然图景。铜塑主体是一方似筏的平台，其上一位渔人姿态挺拔，手持钓竿，另一只手握着斗笠，衣饰的纹理简洁而富有质感，将渔家的质朴形象刻画得细致入微。身旁的陶罐古朴厚重，仿佛盛满了渔获的期待。几只鸬鹚或昂首、或敛翅，形态各异，栩栩如生，它们是渔人捕鱼的得力助手，此刻似在休憩，又似在呼应着水面的动静。

       最具巧思的是“水面”的呈现，下方的铜质结构以写意的手法模拟出水波的涟漪与倒影，让整个场景虚实相生，仿佛渔人、鸬鹚与器物都悠然立于粼粼波光之上，将“渔歌唱晚”的诗意氛围拉满。整体铜色的厚重感，既凸显了雕塑的艺术质感，又为这份渔家日常注入了历史的沉淀感，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世代传承的渔猎故事，把江南水乡傍晚时分的渔趣与悠然，定格成了永恒的艺术瞬间。

苏愚2024年木雕作品《初春》。35x35x150cm。

       作品塑造了一位女性形象，她长发垂落，发间的纹理与发丝的飘逸感被刻画得自然灵动。她身着长款服饰，衣料的褶皱简洁却富有层次，贴合身形的线条既展现出造型的简约美，又暗含着人物的体态韵律。她怀中抱着一只小羊，形态憨态可掬，与人物的互动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仿佛在传递着初春时节生命萌动的暖意。

       木雕的色泽温暖醇厚，木材的天然肌理在工艺的打磨下若隐若现，为作品增添了一份质朴的质感。整体造型简洁而不失细腻，将初春时节的生机与人间的温情，通过木雕的艺术语言，凝练成了一个静谧而充满希望的瞬间，仿佛能让人感受到春日微风的轻拂，以及生命在季节更迭中悄然生长的力量。

萧立2020年铜塑作品《在高原》。61.5x44x55.5cm。

       作品以粗犷的雕塑语言与厚重的铜质质感，生动描摹出高原上的生命图景。一位高原人物的形象极具张力，他身着的服饰以块面化的塑造手法呈现，褶皱与轮廓简洁而富有力量感，仿佛能抵御高原的凛冽风霜。人物的姿态沉稳，与身旁的牦牛形成紧密的互动--牦牛的造型同样以夸张的块面构建，牛角、躯体的肌理粗犷有力，满载的行囊更凸显出高原上迁徙与劳作的生活气息。

       铜材的色泽醇厚深沉，表面的质感既保留了雕塑的刀刻痕迹，又因金属的特性增添了一份历史的厚重感。圆形的底座似是高原的土地，开裂的细节更添几分苍茫与真实。整体作品将高原的雄浑地貌、人物的坚毅神情与牦牛的踏实身影融为一体，以极具表现力的雕塑语言，定格了高原上生命与自然相依相存的坚韧画面，仿佛能让人感受到高原的劲风与生命在这片土地上蓬勃的力量。

梁明诚2020年树脂作品《劳模-戴花要戴大红花》。43cmx27cmx45cm。

       作品以质朴且富有张力的艺术语言，生动诠释了劳模的精神风貌与时代质感。劳模形象憨态可掬，他身着朴素的工装，服饰的纹理粗糙而真实，尽显劳动者的朴实本色。其胸前与身旁耕牛的牛角上，那两朵鲜红的大红花尤为夺目，红色的浓烈与树脂材质的厚重形成鲜明对比，既点题“戴花要戴大红花”，又象征着对劳模功绩的热烈褒奖。耕牛的塑造同样充满力量感，肌理粗犷，与劳模的姿态相互呼应，传递出勤恳耕耘、脚踏实地的劳动精神。

       整体色调以深沉的棕褐为主，辅以红花的艳丽与面部的金属质感点缀，在视觉上极具冲击力。作品通过对劳模形象的具象化塑造，将劳动的光荣与奉献的价值凝于一方树脂之中，既致敬了劳动者的辛勤付出，又以艺术的方式定格了新时代劳模的精神风采，让“劳动最光荣”的信念在雕塑的细节里熠熠生辉。

滑田友1958年铜塑作品《女生产队长》。26x33.5x50cm。

       作品以细腻的雕塑语言与厚重的铜质质感，塑造出一位充满时代气息的女性劳动者形象。她留着简洁的短发，发丝的纹理被刻画得自然而富有层次，尽显干练利落。身着带有领口细节的服饰，衣料的褶皱与质感真实可触，尤其是衣襟处的细微刻画，仿佛能让人感受到布料的质地，生动还原了基层妇女干部的朴素着装风格。

       铜塑表面的肌理既保留了创作时的艺术痕迹，又通过金属的质感强化了人物形象的立体感。整体造型聚焦于人物的上半身，以写实的手法捕捉住妇女队长的精神风貌，她的姿态与神情传递出坚定、务实的气质，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那个年代女性在生产与管理中展现出的担当与活力，将基层妇女干部的形象以艺术的方式定格，成为时代精神的生动注脚。

祖拉布·采列捷利（俄罗斯）2020年铜塑作品《扫院子的人》。29.5x23.5x54cm。

       作品中的“扫院子的人”，头戴制式帽子，面部神情憨态可掬，八字胡与生动的眉眼传递出朴实的烟火气。他身着带围裙的工装，服饰的褶皱与纹理被铜塑工艺刻画得简洁而富有质感，尽显劳动者的日常风貌。双手紧握扫帚的姿态自然且充满力量感，扫帚的细节--从帚柄的肌理到帚毛的排布，都极具写实性，仿佛下一秒就能扬起清扫的动作。

       铜材的棕褐色泽为作品赋予了厚重的质感，表面的工艺痕迹既保留了雕塑的艺术张力，又让人物形象更具烟火气。整体造型将劳动者的平凡日常凝于铜塑之中，以诙谐且细腻的手法，致敬了那些在市井间默默付出的平凡劳动者，让“扫院子”这一寻常场景升华为具有温度的艺术瞬间，传递出对普通劳动者的敬意与对生活本真的细腻观察。

       伍明万1963年木雕作品《饲养员》。19.2x21.5x74cm。        潘鹤1963年木雕作品《渔家小姑娘》。26.6x25.7x30cm。

吴为山2019年石膏作品《南仁东像》。29x20x60cm。

       作品以细腻且富有力量的艺术表达，生动刻画了“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的精神风貌。

       南仁东身着朴素的工装，服饰的纹理粗糙而真实，每一处褶皱、每一个口袋的细节都被精准塑造，尽显科研工作者的务实本色。他一手叉腰，一手指向远方的姿态，充满了运筹帷幄的魄力，仿佛正沉浸在对天文观测事业的规划与展望中。

       树脂的白色质感为作品赋予了纯净且庄重的气质，表面的工艺痕迹既保留了雕塑的艺术张力，又让人物形象更具立体感。整体造型将南仁东先生的科学家风采凝于一方树脂之中，以写实且富有感染力的手法，致敬了这位为中国天文事业倾尽一生的先驱者，让他的科研精神与探索姿态，通过艺术的定格成为永恒的精神坐标。

王临乙铜塑作品《带鸭舌帽男子胸像》，年代不详。27x39x62.5cm。

       作品聚焦于人物的上半身，鸭舌帽的轮廓硬朗且富有细节，帽檐的弧度、材质的质感被刻画得真实可触。人物内着的针织毛衣纹理清晰，每一道针脚的痕迹都极具写实性，外层的外套则以粗犷的雕塑语言呈现，衣料的褶皱与质感层次分明，尽显着装的质朴风格。

       整体造型以写实的手法捕捉住人物的精神风貌，将一位普通男性的形象以艺术的方式定格，成为时代人物群像中生动的一笔，传递出对平凡个体的细腻观察与艺术敬意。

李三汉1980年铜塑作品《忙》。26.5x20x71.5cm。

       作品以细腻且充满生活气息的艺术语言，生动刻画了一位在劳作中展现出质朴活力的女性形象。人物梳着俏皮的双辫，身着简约的服饰，衣料的纹理与褶皱被铜塑工艺塑造得自然流畅，贴合身形的线条既展现出造型的美感，又暗含着劳作时的动态韵律。她手持工具，姿态专注且富有力量感，身旁的陶罐纹理清晰、造型古朴，仿佛盛满了生活的琐碎与忙碌的痕迹。

       整体造型将“忙”的状态凝于铜塑之中，以写实且富有感染力的手法，捕捉住平凡生活中劳作的瞬间，传递出对普通劳动者勤恳姿态的细腻观察与艺术致敬，让那个年代的生活气息与劳作精神通过雕塑的定格成为鲜活的记忆。

袁晓岑1961年铜塑作品《牧羊人》。39x34x32.5cm。

       作品中的牧羊人裹着宽大的披风，披风的褶皱与肌理被铜塑工艺刻画得粗犷而富有层次，每一道起伏都仿佛承载着高原的风与霜，将牧羊人在户外劳作的艰辛与坚韧具象化。人物的姿态沉稳内敛，头部的塑造简洁有力，面部神情凝重而专注，似在凝视着远方的羊群，又似在与高原的苍茫对话。

       作者以写意的手法捕捉住牧羊人的精神内核，将高原牧场的质朴生活与劳动者的坚毅品格凝于一方铜塑之中，传递出对平凡生命在自然中坚守的深刻敬意，成为那个年代高原人文风貌的生动艺术缩影。

       司徒兆光1976年木雕作品《牦牛》。12.5x22x17.5cm。

潘鹤1984年铜塑作品《开荒牛-献给深圳特区》。24x99x34.5cm。

       潘鹤的这件作品以极具力量感的艺术语言，成为深圳特区开拓精神的不朽象征。拓荒牛身形矫健，肌肉线条虬结有力，低垂的牛头、紧绷的四肢，将“开荒”时的奋进姿态刻画得淋漓尽致。牛身的铜质肌理粗糙而富有质感，岁月留下的铜绿痕迹更添历史厚重感，仿佛在诉说着特区建设的艰辛与荣光。它奋力拱向地面，身后的树根（寓意阻碍物）被其力量撼动，生动诠释了打破桎梏、开拓新局的精神内核。

       这尊铜塑以牛的意象喻示特区建设者们如牛般勤恳、坚毅的品质，将深圳特区初创时期“敢闯敢试、敢为人先”的开荒精神凝于铜铸之中。它不仅是一件艺术作品，更是深圳特区开拓历程的精神图腾，见证着一座城市从荒芜到繁华的壮丽蜕变，让“开荒牛”的奋进姿态成为时代精神的永恒注脚。

谢尔盖·谢利哈诺夫（白俄罗斯）1956年铜塑作品《劳模郭玲像》。12.8cmx14.8cmx39.3cm。

       郭玲身着朴素的工装，服饰的褶皱与纹理被铜塑工艺刻画得细腻而富有层次，每一处衣料的起伏都传递出劳动者的质朴与干练。她一手叉腰的姿态自信且坚定，尽显劳模在生产与工作中的担当与活力。

       作品聚焦于人物的精神风貌，将劳模的勤恳与坚毅凝于一方铜塑之中，以写实的手法定格了那个年代劳动者的典型形象，成为中白艺术交流与时代劳模精神的生动艺术见证。

       林毓豪1991年石膏作品《创业者》。12.3x20x53cm。        祖拉布·采列捷利（俄罗斯）2004-2007年铜塑作品《市民》系列-2。24cmx24.5cmx55.5cm。

孙家钵1984年木、石作品《山里红》。24x40.5x53.5cm。

作品以充满乡土意趣的艺术语言，塑造出一位山间孩童的鲜活形象。孩童身着质朴的衣裤，木材的天然纹理与雕刻的刀痕交织，让衣料的质感粗粝而真实，尽显山野孩童的纯真本色。她背着满满一篓收获，篓中果实的细节被刻画得生动可感，仿佛能闻到山野果实的清甜。孩童的姿态活泼灵动，头部的塑造圆润可爱，神情洋溢着满足与天真，将山间孩子的烂漫与质朴展露无遗。

木质的暖棕色调与底座的岩石形成鲜明对比，石头的天然肌理为作品增添了山野的粗犷气息，木与石的结合既保留了材质的本真质感，又让作品与“山里”的主题深度契合。整体造型将山野孩童的生活瞬间凝于木石之中，以充满童趣的艺术表达，传递出对乡土生活与纯真童年的细腻眷恋，成为那个年代乡土艺术风貌的生动缩影。

       刘焕章1980年木雕作品《小憩》。27cmx22cmx63cm。        王济达1982年木雕作品《线》。21cmx15cmx72.2cm。

李汉仪1964年木雕作品《珠江岸边》。32.3x46.5x59.7cm。

       作品以质朴的木雕语言与充满生活气息的构图，生动描绘了珠江岸边渔家女性的日常图景。

       作品塑造了两位渔家女性的形象，她们身着带有头巾的服饰，木材的天然纹理与雕刻的刀痕交织，让衣料与头巾的质感粗粝而真实，尽显珠江沿岸渔家女的质朴风貌。两人或侧首眺望、或持物静候，姿态自然且富有生活感，身旁的器物（如圆鼓状的物件）造型简洁，仿佛是渔家日常劳作与生活的缩影。

       整体造型将珠江岸边渔家女性的生活瞬间凝于木雕之中，以写实且富有烟火气的艺术表达，传递出对珠江沿岸风土人情的细腻观察，成为那个年代岭南水乡生活风貌的生动艺术印记。

周阿成2016年铜塑作品《电焊工》。14x16x50cm。

       电焊工身着工装，服饰的褶皱与肌理被铜塑工艺刻画得粗犷而富有层次，每一处衣料的起伏都仿佛承载着电焊作业时的烟火与辛劳，将工人的质朴与干练具象化。他一手持电焊工具，一手握着工作帽，姿态沉稳且充满力量感，面部神情专注而坚毅，似在展现电焊作业时的专业与投入。

       铜材的深沉色泽为作品赋予了厚重的质感，表面的工艺痕迹既保留了雕塑的艺术张力，又让人物形象更具立体感，仿佛能让人感受到电焊工身上的烟火气息与职业担当。整体造型聚焦于电焊工人的精神风貌，将平凡劳动者的勤恳与专业凝于一方铜塑之中，以写实的手法定格了新时代产业工人的典型形象，传递出对一线劳动者的敬意与对职业精神的细腻诠释。

彭汉钦1961年树脂着色作品《大渔》。80x45x30cm。

       这件作品以充满生活气息与艺术张力的表达，生动刻画了一位渔家收获时的喜悦瞬间。

       渔人身着质朴的工装，服饰的纹理与褶皱被树脂工艺塑造得细腻而富有质感，尤其是工装的磨损痕迹与色彩的自然过渡，尽显渔家劳作的质朴本色。他双手紧抱一条巨鱼，鱼身的肌理写实入微，鳞片的细节、鱼鳍的形态都栩栩如生，仿佛刚从水中捕获，带着鲜活的气息。渔人面部神情洋溢着丰收的喜悦，将渔家收获“大渔”时的满足与畅快传递得淋漓尽致。

       树脂着色的质感让作品兼具细腻与厚重，色彩的搭配既贴合渔家的生活色调，又通过艺术化的处理增强了视觉冲击力。整体造型将渔家收获的瞬间凝于树脂之中，以写实且富有感染力的手法，致敬了劳动者的辛勤与收获的喜悦，让“大渔”的场景成为充满烟火气的艺术定格，传递出对平凡生活中丰收之乐的细腻描摹。

王洪亮2012年铜塑作品《接线工》。14x28x51cm。

       接线工身着工装，头戴安全帽，服饰的褶皱与肌理被铜塑工艺刻画得极具质感，每一道起伏都仿佛承载着户外作业的风霜，将工人的干练与专业具象化。他一手持工具，一手叉腰，姿态沉稳且充满张力，面部神情专注而坚定，似在展现接线作业时的严谨与担当。

       造型聚焦于接线工人的精神风貌，将平凡劳动者的勤恳与专业凝于一方铜塑之中，以写实的手法定格了一线电力工人的典型形象，传递出对他们保障电力畅通的敬意与对劳动精神的细腻诠释。

       程亚男1980年石雕作品《洗衣妇》。37x23x24cm。

白澜生1980年木雕作品《海花》。15x20.2x54.5cm。

       作者通过温润的木材质感与灵动的艺术语言，塑造出一位充满渔家风情的女性形象。

       她头戴头巾，发丝的纹理与头巾的褶皱被木雕工艺刻画得自然而富有层次，尽显渔家女的质朴与灵动。身着贴合身形的服饰，衣料的质感通过木材的肌理与刀痕清晰呈现，每一处起伏都传递出人物的体态韵律。她手持器物，姿态优雅且富有生活气息，面部神情眺望远方，似在期盼归航的渔船，又似在感受海风的轻拂。

       木材的暖棕色调醇厚温润，天然的肌理在雕刻中若隐若现，为作品增添了一份质朴的乡土质感。整体造型将渔家女性的温婉与坚韧凝于木雕之中，以写实且富有诗意的艺术表达，传递出对海洋边女性形象的细腻描摹，仿佛一朵在海边绽放的花，将渔家风情与女性的柔美定格成永恒的艺术瞬间。

杨路木雕作品《苹果熟了》，年代不详。23x25.5x70.7cm。

       作品塑造了两位农家女性的形象，她们身着质朴的服饰，头巾的褶皱与衣料的纹理被木雕工艺刻画得自然而富有层次，尽显乡村劳动者的朴实风貌。其中一人抬手整理头巾，姿态舒展；另一人手持工具，似在采摘或整理丰收的果实，两人的互动充满了生活的烟火气，将果园丰收时的忙碌与喜悦具象化。

       作品将乡村丰收的瞬间凝于木雕之中，以写实且富有感染力的艺术表达，传递出对田园生活与丰收之乐的细腻描摹，仿佛能让人闻到苹果的香甜，感受到农人间的协作与喜悦，成为乡土艺术中描绘丰收场景的生动一笔。

熊钢如1964年陶瓷作品《铸》。5.5x14.5x16.5cm。

       铸工身着厚重的工装，头戴防护帽，陶瓷的光滑釉面与简洁的线条结合，将工装的质感与防护装备的实用性具象化。他双手紧握铸勺，姿态用力且专注，仿佛正全神贯注地进行铸造作业，动作的张力透过瓷质的造型清晰传递。

       瓷体的淡青色调纯净雅致，釉面的光泽既保留了陶瓷的工艺美感，又让人物形象更具立体感，仿佛能让人感受到铸工在高温作业环境下的专注与坚韧。整体造型聚焦于铸工的职业瞬间，将工业生产中铸造工序的专业与严谨凝于一方陶瓷之中，以写意且富有力量感的艺术表达，致敬了一线铸工的勤恳与专业，成为工业题材陶瓷艺术中展现劳动精神的生动缩影。

张秉田1976年木雕作品《海带丰收》。40x11.3x72cm。

       作品塑造了一位渔家女性的形象，她头戴头巾，面部神情洋溢着丰收的笑意，将渔家女收获时的满足感传递得淋漓尽致。她的身姿与周围的海带纹理融为一体，木材的天然肌理与雕刻的刀痕交织，让海带的褶皱、人物的服饰质感粗粝而真实，仿佛能触摸到海带的湿润与劳作的温度。

       作者以写实且富有张力的艺术表达，传递出对海洋渔业丰收场景的细腻描摹，仿佛能让人感受到海风的咸湿与渔家收获的喜悦，成为展现海洋劳作与丰收之乐的生动艺术印记。

张沈1984年铜塑作品《我们的城市》。18.5x42.5x124.5cm。       作品以极具现代感的雕塑语言，生动诠释了城市建设者的协作与奋进精神。

       作品塑造了两位城市建设者的形象，一人立姿挺拔，头戴安全帽，身姿充满力量感，似在统筹规划；另一人姿态动感，与前者形成互动，手中的工具与身上的工装细节，将建筑工人的专业与勤恳具象化。两人的造型通过金属的线条与块面交织，展现出强烈的雕塑张力，仿佛在演绎城市建设中分工协作的生动场景。

       作者以抽象与写实结合的手法，将城市建设者的群像精神凝于铜铸之中，传递出对城市建设者们开拓城市、共建家园的敬意，成为80年代城市发展与劳动者精神的艺术缩影。

吴为山2024年石膏作品《袁隆平》。23x20x60cm。

       作品以纯净的石膏质感与细腻的雕塑语言，生动塑造出“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的科学家形象。

       袁隆平身着朴素的短袖衬衫与长裤，脚蹬水靴，服饰的纹理与褶皱被石膏工艺刻画得简洁而富有层次，每一处衣料的起伏都传递出他长期扎根田间的质朴本色。他一手持稻穗，稻穗的细节写实入微，仿佛承载着他对粮食增产的毕生追求；另一手握着草帽，尽显他常年在田间地头奔波的科研风貌。面部神情温和而专注，将袁隆平对水稻科研的执着与对土地的深情传递得淋漓尽致。

       石膏的纯白质感为作品赋予了圣洁且庄重的气质，表面的工艺痕迹既保留了雕塑的艺术张力，又让人物形象更具立体感。整体造型将袁隆平的科研精神与乡土情怀凝于一方石膏之中，以写实且富有感染力的手法，致敬了这位为中国乃至世界粮食安全倾尽一生的科学家，让他的“禾下乘凉梦”通过艺术的定格成为永恒的精神坐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