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村蝶变：半世纪的光阴流转

曹正刚

　　上世纪六十年代末，初春的天刚蒙蒙亮，露水滴在裤脚凉丝丝的，我背着打了补丁的棉被和帆布包，提着小木箱，踩着满是碎石的小路往川北农村去——这一去，就是插队的好些年。那时候的村子，还是比较贫困的，土气却结实，风里都飘着泥土和庄稼的味道，人跟人凑在一起，说话都带着热乎气，那时的人际关系很好。

落户后，我住的那间土坯房，是队里李大爷腾出来的偏房。墙是黄土掺着稻草夯的，摸上去糙手，年头久了，墙皮一块块往下掉，露出里面嵌着的小石块，李大爷总说：“这墙经风，就像咱庄稼人，皮实。”

屋里黑沉沉的，一张木桌缺了个角，用石头垫着才不晃，三条板凳有两条腿是绑着麻绳的，坐下就得轻着点，不然“嘎吱”声能吵醒隔壁。最里头的木板床，铺着层薄薄的粗布褥子，底下垫着晒干的稻草，躺上去硬邦邦的，却能闻见太阳晒过的暖香。

夜里点着煤油灯，灯芯一跳一跳的，把我的影子拉得老长，李大爷家的大黄狗总趴在门口，喘气声跟灯花“噼啪”声凑成一串。

　　我们生产队的人，个个都带着股子实在劲。队长姓刘，在家排老大，大家都叫他刘大叔，肩膀宽得能扛起半袋谷子，夏天总光着膀子下地，后背晒得黑亮，汗珠滚下来砸在地里，能溅起小土点。

有回我学锄地，把苗跟草一起刨了，刘大叔也不恼，蹲下来手把手教我：“你看，草的根细，苗的根粗，咱要护着苗，就得把草连根拔了。”他手掌上全是老茧，磨得我胳膊生疼，却把“庄稼人的本分”四个字，轻轻磨进了我心里。

队长的夫人大家都叫她刘大婶，刘大婶是个闲不住的人，每天天不亮就起来烧火做饭，灶膛里的柴火噼啪响，炊烟顺着烟囱飘出来，裹着红薯的甜香飘满全村。

刚下乡吋，我在队长家里吃饭，她总爱往我碗里多盛半勺玉米糊糊，笑着说：“城里来的娃，身子骨嫩，得多吃点。”有回我感冒发烧，她揣着两个煮鸡蛋跑过来，剥开壳塞我手里，鸡蛋还带着她围裙上的柴火味，热乎气顺着指尖暖到心里。她一边给我掖被角，一边念叨：“多喝热水，发发汗就好了，咱农村人，没啥娇气的。”

　　那几年吃的也简单，红薯、玉米是桌上的常客。秋收后，家家户户灶膛里都埋着红薯，等做饭的柴火熄了，掏出来拍掉灰，剥开焦黑的皮，金黄的瓤冒着热气，甜得能粘住嘴唇。

刘大叔家的小儿子狗蛋，总跟在我身后，手里攥着半块烤红薯，含糊不清地说：“哥，给你吃，我娘烤的，可甜了。”有回过年，队里分了点白面，刘大婶蒸了馒头，特意给我留了两个，白胖白胖的，咬一口满嘴麦香，我舍不得吃，掰了一半给狗蛋，他捧着馒头，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

在地里做农活那是真苦，却苦得有滋味。天刚亮，公鸡一叫，全村就动起来了。男人们扛着锄头、挑着水桶往田里去，夏天太阳毒，晒得人头晕，汗珠顺着下巴往下淌，砸在地里“啪嗒”响，没人敢歇，刘大叔总喊：“加把劲！多锄一亩地，多挣两分工，年底就能多领点粮食！”

女人们则在家忙活，喂鸡喂猪、洗衣做饭，刘大婶一边往猪圈里倒食，一边对着猪仔念叨：“快吃快长，年底卖了钱，给狗蛋添件新衣裳。”猪仔哼哼唧唧地挤着抢食，她看着就笑，眼里全是盼头。

　　当年在农村，晚上是一天里最愉快的时候。夏天的夜晚，村口老槐树下挤满了人，李大爷摇着破蒲扇，给孩子们讲“薛仁贵征西”，讲得唾沫星子横飞，孩子们听得眼睛发亮，连蚊子叮都忘了拍。狗蛋总凑在我身边，手里攥着根草，时不时拽拽我的衣角，问：“哥，城里有电影吗？跟公社放的一样吗？”

要说露天电影，那可是村里的大事。只要听说邻村放电影，消息半天就传遍全村。傍晚时分，家家户户早早吃完饭，搬着凳子往邻村赶，刘大叔扛着长凳，刘大婶牵着狗蛋，我跟在后面，手里攥着块红薯。

有的凳子腿断了，用绳子绑着，走起来“哐当哐当”响；孩子们跑在前头，摔了跤蹭掉块皮，哭两声看到前面的人群，立马爬起来接着跑。

银幕一挂，凳子摆得密密麻麻，连墙头上都坐着人。电影放起来，全场都静了，只有放映机“嗡嗡”转，人们跟着情节笑、跟着叹气，一天的累，仿佛都被银幕上的光带走了。

　　时光荏苒，一晃几十年过去了，去年秋天，我又回了趟曾经下乡的农村，差点认不出来。当年坑坑洼洼的土路，变成了平整的水泥道，两旁栽着绿化树，风吹过树叶“沙沙”响，再也不是当年满脚黄土的模样。

村口停着好几辆小汽车，刘大叔的孙子指着一辆白色的车说：“爷爷，这是我家的，进城买东西可方便了。”正说着话，刘大叔两口子从屋里出来。哎呀！声音还是那个声音，但面貌已经认不出来了，那个当年年轻力壮的队长，而今已老态龙钟，是八十多岁的老人了。

李大爷当年腾给我的土坯房早就拆了，原地盖起了两层小楼，墙是瓷砖贴的，亮堂堂的，院子里铺着水泥，摆着花盆。刘大叔和刘大婶住的也是小楼，我走进屋里，眼睛都看直了：客厅里摆着沙发、茶几，墙上挂着电视，厨房里的煤气灶干干净净，再也没有当年的柴火灰。

刘大婶笑着说：“现在多好，做饭不用烧柴火，拧开开关就有火，省老劲了。”她拉我到卧室，席梦思床垫软乎乎的，日光灯管把屋子照得跟白天一样亮，我想起当年的煤油灯，忽然觉得像隔了一个世纪。

　　田里的变化更大。以前纵横交错的田埂不见了，小块田地都归并到了种粮大户手里，大型收割机在田里来回跑，“轰隆隆”响，以前十几个人干一天的活，现在一台机器半天就干完了。

刘大叔说：“现在不用靠工分了，年轻人有的出去打工，有的承包果园种橘子，日子比以前红火多了。”山坡上的自留地，长满了杂草和灌木，刘大婶说：“没人种了，现在谁还在乎那点地，想吃菜去镇上买，啥都有。”

哎呀！现在农村里的生活，越来越像城里了。走了几家农户，再也没看到屋檐下挂着的红薯干、炒薯片，桌上摆的都是包装好的饼干、牛奶。以前家家户户腌的霉豆腐、熏的腊肉，现在只有少数老人还会做，年轻人嫌麻烦，想吃就去镇上买。猪圈、鸡舍大多拆了，院子干干净净的，刘大婶说：“不养鸡养猪了，脏得很，吃肉直接去市场买，新鲜又方便。”

特别是农村现在的孩子们放学回家，再也不用割猪草、喂鸡，要么坐在沙发上看电视，要么抱着手机玩游戏。狗蛋现在也成了爷爷，他的孙子放学回来，戴着耳机，嘴里哼着我听不懂的歌，再也不是当年那个攥着红薯、追着我问电影的小男孩了。

　　我在村里转了转很安静，田土里见不到做农活的人，只有麻将馆里透着点人气。刘大叔说：“现在农闲的时候多，大家就凑在一起打打麻将，消遣消遣。”我走到麻将馆门口，听见里面“噼里啪啦”的洗牌声，夹杂着说笑，想起当年村口老槐树下的热闹，心里总有些空落落的。

临走时，我在村口的老槐树下站了很久。树还是当年的树，枝繁叶茂，只是树下再也没有摇着蒲扇讲故事的李大爷，没有围着听故事的孩子们。刘大叔走过来，递给我一瓶矿泉水，说：“日子是越来越好过了，就是有时候，会想起以前的日子，想起一起下地、一起看电影的光景。”

风拂过树梢，带着淡淡的桂花香。我看着远处的小楼、平整的水泥道，又想起当年的土坯房、煤油灯、烤红薯的焦香。山村变了，变得富裕、变得现代化，可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温情——刘大叔的老茧、刘大婶的煮鸡蛋、狗蛋的红薯、李大爷的故事，却像老槐树的根，深深扎在这片土地上，永远都不会变。

图片来源网络

2025年10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