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1980年至1984年，我在山东师范大学数学系度过了四年充实而美好的大学时光。1984年7月，因在校期间成绩优秀，我被分配到山东农业大学基础部数学教研室，开启教书生涯。</p><p class="ql-block"> 此时高校百废待兴，人才稀缺，青年教师多为优秀本科毕业生，研究生则寥寥无几。我所在的数学教研室二十余名教师，年龄结构分明：一为与我父亲年龄相仿的老教师七八人，另一批则是1981至1988年间陆续分配来的十余名青年教师。他们中少数毕业于复旦、北师大、山大、川大等名校，多数则来自省内山东师大与曲阜师大。</p><p class="ql-block"> 那时考研风气不像现在这样浓厚，普遍认为本科学历已足以胜任一般高校公共课教学。我曾于1986或1987年报考母校研究生，成绩尚可，被英语拖累——当年控制线为50分，委培生可放宽至45分，而我差之不多，英语考了46或47分，具体分数记不起清了，终因报考的母校无委培资格而与读研失之交臂。同期参加考研的几位农大同事则以委培身份顺利到本校就读。这便是我的第一次考研尝试。</p> <p class="ql-block"> 1988年，女儿出生，妻子工作繁忙，家中老人亦无力协助，我便成了育儿的主力。虽女儿十一月即入幼儿园，实则多为上课时寄放，下课后便接回身边。那时课时不多，科研压力尚轻，又无坐班要求，课余时间几乎全部倾注于照看孩子。可以说，她的成长，大半由我陪伴。那几年，柴米油盐与尿布奶瓶交织，考研之事自然无暇顾及。</p><p class="ql-block"> 进入九十年代，孩子逐渐长大，高校对青年教师的学历要求日益提高，教研室里同龄人中已有几人读研或备考。我也重拾书本，决心再启征程。然而，对于工作近十年的我而言，英语成了横亘在前的最大难关。幸运的是，国内名校开始招收定向委培研究生——即录取后毕业后回原单位工作，主要面向高校青年教师。与统招生不同，定向生的英语和政治由招生学校自主命题，难度相对较低，对我而言无疑是条可行之路。</p><p class="ql-block"> 1992年，我正式开始复习备考，目标锁定离家较近的山东大学。当时山大尚举办考研英语与政治考前辅导班，尽管授课教师明确声明“上课的不命题，命题的不辅导”，但内容必然密切相关。我曾在农大授课之余赴济南试听第一堂课，未缴费便返程回泰安。虽仅听一课，却获关键信息：两门课均有指定教材作为参考，虽考题未必出自其中，但难度与范围相当。这让我备考方向清晰，少走弯路。</p><p class="ql-block"> 此后备考之路渐入正轨，初试-笔试、复试-面试一路顺利。1993年，我终被山东大学数学系录取，攻读硕士研究生。同年，山大数学系招收博士生八九名，其中便有后来广受关注的北大青年教师“韦神”之父的韦忠礼同学。硕士生共录取二十余名，分属基础数学、应用数学、运筹学与控制论等方向。我被录取在运筹学与控制论专业，师从刁在筠教授，从事数学规划理论研究。命运终于在此刻转向，我以近十年教龄、三十而立之龄重返校园，开启人生新篇。</p><p class="ql-block"> 我们这批硕士生中，多数为应届毕业生，往届生也多为近年毕业者。像我这般毕业近十年才重返校园的，只有三人，而我又是其中毕业最久、年龄最大者。同宿舍的同学曾说过他上高中时的数学老师正是我的大学同窗。于是，“老苏”之名不胫而走，不仅同学如此亲切称呼，连与我母亲年龄相仿的导师也唤我“老苏”。这称呼里，有亲切，有调侃，更有岁月沉淀下的温情。</p><p class="ql-block"> 1993至1996年，在山大读研的岁月，恰如一首跌宕起伏的歌。如今回想，竟与现在很流行歌的歌词很应景：“上专业课匆匆容容，上英语课连滚带爬；英语课上回答问题，睁眼说瞎话。”那些窘迫与尴尬，那些挣扎与坚持，容我以后另文细说。</p> <p class="ql-block"> 得益于山东大学授予的硕士文凭，1996年7月，我研究生毕业重返农业大学后，受到领导器重，屡次力荐我出任数学教研室主任。推辞再三未果，唯有勉为其难，肩负重任。1997年职称评聘之际，凭借当时尚属稀缺的硕士学位，以及发表于《数学物理学报》《山东大学学报》等刊物的几篇质量还不错的论文，我顺利晋升为副教授。那一年，我三十四岁，可谓人生的高光时刻。</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