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童年】（一）背篓里的红薯与惊险

老兵

　　我的童年，遇上了三年自然灾害，是饱受饥饿的年月。

饥饿像甩不掉的影子，如影随形，肚子整天饿得像青蛙一样的“咕咕”叫。

那时侯，生产队每年上交公粮后，分给各家各户的粮食少得可怜，得省着吃。每顿吃的与其说是稀饭，不如说是喝汤，端着能照见我那瘦得尖尖的下巴。

生产队的粮仓比脸还干净，常年锁着，铜锁锈得打不开，人们全靠挖野菜度日。什么灰灰菜，马齿苋，苦苣菜，清明菜……能叫上名的，叫不上名的，凡是能入口的都挖光了。

我上统景小学的路有五里地，中午从不回家——回去也是冷锅冷灶的没饭吃。冬天最难熬，每天背着书包根本不去学校，就在顺路的中咀炼铁厂的炉渣堆旁烤火，饿了就去地里找拇指大的红薯根根或南瓜花，在刚出炉的炉渣上烤着吃。

有次下午放学，遇上雨雪，我又冷又饿，肚子饿得发慌，浑身无力，我晕倒在泥泞的街上，醒来时已躺在统景卫生院，听到医生对旁边的人说：“饿的，这娃是饿晕倒的，只剩下皮包骨头了。”

那时候，最想去外婆家。外婆住在三十多里外的深山里，那里人稀地广，日子总要比我们宽裕些。记得我十二岁那年深秋，在一个收挖红薯的时节，我又去外婆家。山路蜿蜒曲折，油光石被露水打湿，滑得像抹了油。我穿着一双破旧胶鞋，脚心被石子咯得生疼，可一想到外婆家灶台上飘出的红薯香，浑身就又有了劲。

外婆家生产队刚收完红薯，地里翻起的土块间，总能看到些漏网之鱼。于是，我便每天扛着小撅头去地里刨。这些小红薯，最大的也不过鹅蛋般大，小的只有拇指头粗，可在我眼里，全是金灿灿的宝贝。刨累了，就到山边挖些野蒜苗，绿油油的，既能当菜，又能给煮红薯增添香味。没几天，我就刨滿了一背篓，那小红薯堆得像座小山，压得背篓的竹条咯吱作响。

一天午饭后，我准备背着背篓回家了。临行前，外婆掀开灶膛里的余烬，掏出几个烤得焦香的红薯塞给我。又神神秘秘地拿出两个小布袋，往我背篓底下塞。我探头一看，一半袋是圆滚滚的黄豆，另半袋是金黄色的玉米。“快盖住，别让人看见，路上小心点。”

揣着外婆的烤红薯和嘱托，我背着几十斤重的背篓，踏上了回家的山路上。

　　这天阳光明媚，艳阳高照，太阳把山路晒得暖烘烘的。在经过一段林间山路时，阳光透过树稍在地上洒下铜钱大的光斑，我踩着这些光斑吃力地的向前走。上坡时，背带勒得肩膀像要裂开，我得弓着腰，一步一挪。下坡时，又得往后仰，脚底板蹭着土走，生怕一不留神连人带篓滚下去。

当走到一个叫马儿岩的地方时，我实在撑不住了，便把背篓往路边的土石坎上一放，身子顺势仰靠着背篓休息，张着大嘴直喘粗气。

　　待气喘稍稍平静，我便摸出一个烤红薯啃起来，皮焦黑，咬开一口，金黄的瓤烫得我直哈气。我边吃边盘算着：背篓里的红薯能煮着吃，黄豆磨成豆浆，豆渣还可做菜团子，玉米磨成面，掺着菜熬糊糊……想着想着，嘴里就咧开了花，连肩膀的疼都忘了。

　　“咚、咚、咚”一阵拖沓的脚步声从坡上下来，那声音越来越近，我抬头一看，一个男人顺着小道向我走来。他个头不高，却显得壮实。头发乱糟糟的，满是灰尘，脸脏得像小花猫似的。穿着灰扑扑的圆领衫，袖子卷到胳膊肘。下穿一条说不清颜色的裤子，黑不黑，灰不灰。全身脏兮兮、黑黢黢的，满身油污和泥点。脚上的胶鞋裂了一道歪歪扭扭的口子，一只脚趾头从破洞里探出来，指甲缝里塞满了黑垢。

他来到我面前，浑身上下都透着股脏污味，只有那双眼睛亮得有些吓人，直勾勾地盯着我的背篓。

　　我心里“咯噔”一下，赶紧把没吃完的红薯塞进兜里，手紧紧攥住背篓带子。那年月，饿疯了的人啥事都干得出来，像我这样的半大孩子，背着一篓子粮食，就像揣着块肥肉走在狼窝边。

　　他在我身边左右转了转，鼻子使劲嗅了嗅，像条饿狗在闻肉香。

“小娃二，背的啥？”他怪声怪调的声音，透着股不怀好意的恶气。

我心里打鼓，眼睛膘了膘背篓顶上的野蒜苗，硬着头皮说：“就……就是山上挖的野蒜。”

“野蒜？”他挑了挑眉，嘴里撇出个冷笑，“我要检查检查！”说着就伸手来掀背篓。

“你凭啥检查！”我猛地站起来，张开胳膊护住背篓，腿肚子虽在打颤，却梗着脖子说：“这是我自己在山上挖的！”

　　他收回手，叉着腰，脸一沉说：“你不知道，上面有规定，不准私自带粮食，抓到了按投机倒把处理！”他说着，眼睛直往背篓底下膘，像是早就看穿了我的底细。

我说：“真的是野蒜，不信你看。”我抓起一把野蒜递过去，手却抖个不停。

　　“少废话！”他上前一步，瞪大眼睛，露出一副凶狠狠的样子，一把抓住背篓子说：“这里面肯定有粮食，走，跟我去公社！”

　　我急了，死死抓住背篓不放：“放开！这是我刨的红薯，不是偷的！”

他的力气比我大得多，拽得我差点摔倒。我心里清楚，他哪是带我去公社，分明是想抢东西。这一背篓粮食，可是全家六口人的命根子，说啥也不能被抢去。

拉址间，我突然想到他说的“跟我去公社”这句话，我灵机一动，计上心头。于是，猛地松开一只手，叉着腰，故意扯着嗓子喊：“你别拉了！我爸就在后面，马上就到，他是公社书记，要检查，等他来了再说！”

这话一出，他果然停住了，抓着背篓的手松了松。他上下打量我，眼神里满是怀疑：“你爸真是公社书社？”

我心里怦怦直跳，脸上却装作不耐烦，还白了他一眼：“那还有假？我爸叫龚建国，你去公社问问，谁不认识？”我胡乱编造了个名字，说得有鼻子有眼的。

他的脸色变了变，眼神里的凶光慢慢退了，换成了犹豫。那时候，公社书记可是多大的官啊，谁敢得罪？他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还是松开了手，嘟囔道：“既然是书记的娃，那就算了，你走吧。”

我心里的石头“咚”地落了地，可不敢耽搁，抓着背篓带子往背上甩。太急了，背篓撞在土坎上，“哐当”一声，滚出两个小红薯，我顾不上捡，斜歪地背着背篓就往前冲，脚步快得像风火轮，肩膀的疼、脚底的麻，全忘了。

背后没有传来脚步声，可我不敢回头，耳边全是自己的喘气声，心脏在胸膛里“咚咚”狂跳，像有面鼓在敲。跑了约莫二三里地，看不见马儿岩了，才敢放慢脚步，靠在棵老松树上大口喘气。心脏还在胸膛里疯狂地跳着，像要蹦出来似的。这才发现，后背的衣服早被冷汗湿透了，黏糊糊地贴在身上，刚才被吓得忘了疼的肩膀，酸得像要掉下来。

　　夕阳把山路染成金红色，村后的山垭口终于出现在眼前。母亲正站在垭口张望，看见我，她的身子晃了晃，快步朝我走来。

母亲接过背篓背在肩上，掂量着那沉甸甸的分量，用手抚摸着我的头，心疼地说：“可算回来了，累坏了吧！”

　　晚上，煤油灯昏黄的光把屋子照得暖暖的。母亲把红薯洗干净下锅，不一会儿，甜丝丝的香味就漫了满屋子。弟弟妹妹们围着灶台转，小鼻子一抽一抽的，眼睛瞪得溜圆。父亲坐在灶门前吧嗒着抽烟，灶里的红火把他的脸庞映照得红通通的。

红薯煮好后，一家人围着桌子吃红薯。那锅红薯煮得烂熟，锅底还有红糖水，我咬一口带有糖水的红薯，甜汁就顺着嘴角往下淌，我舔了舔嘴唇，觉得那是世上最美的味道。那味道里，有外婆藏在背篓底下的疼爱，有我攥紧背篓带子的倔强，还有我用机智守护住的粮食。

当一家人吃得正香时，我把路上遇到的惊险事给他们讲了，父亲摸着我的头夸讲道：“多亏你机灵，不然这背篓粮食就悬了。”母亲嘴里念叼着“菩萨保佑！”

　马儿岩下的那次惊险，成了我一辈子忘不掉的记忆。在那个艰难的年代里，一点机智，一颗勇敢的心，有时候就能守护住一家人的希望。

多年后，我再回老家乡下，特意去了趟马儿岩。土坎还在，只是当年的小路早已被荒草和落叶淹没。风吹拂着荒草和落叶，沙沙作响，像在诉说着那个背篓的故事。我站在那里，仿佛还能看见那个瘦骨少年，背着一篓红薯，迎着夕阳，脚步虽踉跄，却带着奔向希望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