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一级作家黄仁柯十月新作《淘几本名人旧作玩玩》

爱老年人

国家一级作家黄仁柯十月新作:抒写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先生的另类轶事

<淘几本名人旧作玩玩>

　　淘几本名人旧书玩玩

（读史琐记十一）

黄仁柯 著

“小火炉”杭州的2025年着实暑蒸难捱。就是到了逼近秋分的9月16日，最高气温仍然达到37.7度，成为今年第61个连续高温的日子。这个61天已经与历史最高纪录的2024年并驾齐驱。2025年成为杭州历史上最长高温年份，已经几无悬念。面对高温肆虐，耄耋我辈只有“老方一帖”，嘱孩子再去旧书网淘几本名人旧作玩玩。前几年暑蒸褥热之际，我用的就是这招，嘱孩子们帮我买了一套《胡兰畦回忆录》（上下两册），买了聂绀弩的《蛇与塔》、《散宜生诗》。经验证明，读这些文化名人的旧作，清沁养性，袪火安神，对老年人，实在是一帖灵丹妙药。

我今年开的“袪火方子”是复旦大学教授贾植芳先生的回忆录式散文《狱里狱外》。

为什么要选贾植芳？为什么要选贾植芳这本《狱里狱外》？这里面有点讲究。李敖先生晚年曾经同主持人杨澜女士有过一次访谈。访谈中李敖把在大陆当红的韩X（及其作品）称之为“臭鸡蛋”（就像德国评论家顾彬把棉棉的作品称之“垃圾”一样），声称一辈子都不会去闻这个“臭鸡蛋”味。李敖是个狂生，凭着曾经遭受过蒋当局迫害，一向来百无禁忌、口无遮拦，出了名的“乌鸦嘴”，当不得真。但是，他对于“从来不吃臭鸡蛋”原委的剖析，却又不能说就一点道理也没有。他说大陆每年要出20几万种图书，台湾每年要出3万多种图书。若“臭鸡蛋”也要去啃一啃，你那点生命时间不够用！他把话说到这个份，你还真得想一想。人生也就三万多天花头，每分每秒都得掂量着用。那些“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空话、套话、屁话，你把它扔角落里去，别人不会说你“罪过”！这回，贾先生的书倒是淘得顺当。1995年出版时的定价12元，书商一分不涨，只添了10元钱的快递费。与前年买《散宜生诗》，定价1.8元，索价90元（书商说还有卖111元的），恰成一个鲜明的对比。书寄到才发现这书蹊跷。扉页让人撕去可以理解。扉页上往往有作者给受赠人的题签，卖书人不愿让人知道自己与作者的关系，应该也在情理之中。问题是卖书人把书的封面也撕了！只糊了一个白纸板的简陋封面，还涂上了两行莫名其妙的朝鲜文字！我大惑不解。

贾先生这本《狱里狱外》作为《火凤凰丛书》的一种，1995年由上海远东出版社出版，1996年重印。出版之后也没听到什么不一样的声音。禁、封、撤架之类的故事也不曾发生。而且贾先生2009年已经作古。有什么必要要把书的封面、扉页扯去，涂上一串莫名其妙的韩国文字呢？这些疑点始终伴随着我的阅读过程，引发一连串的臆想。贾先生的伯父是济南有名的商贾。“一二.九”运动中贾先生被华北政府当局（冀察政务委员会）逮捕，为保释侄子出狱，老先生花了1000大洋、50两鸦片烟土的大价钱。后来伯父年迈，将一生积攒的20万元大洋分成四等分。贾植芳和他亲哥哥贾芝，与他伯父的亲儿子一样，每人分到5万，其他5万则平分给了伯父的三个丫头。我根据在书中发现的一个0531起头的电话号码，不由自主就怀疑这书会不会是贾先生伯父的后人卖出去的呢？当然，这个臆想过不久就让我自己给否了。我在读书时发现一个记在书页上的银行账号和存款密码。贾先生的伯父做了一辈子买卖，他（和他的后人）不可能做出把银行密码随便涂到一本小册上的蠢事。然而，旧书封面上的韩国文字，却始终让我耿耿于怀、浮想联翩。我甚至猜想，这书与领导韩国抗日救亡运动的金九先生会不会有什么交集？如果这个封面文字是仿照了当年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战士之间的“接头暗号”，（犹如当年阿尔巴尼亚游击队流行的“消灭法西斯”“自由属于人民”那样的“接头暗号”）

今年孩子帮我淘的这本书可就算得是“捡上大漏了”！等我做出了就《狱里狱外》写篇“读史琐记”的计划，也就相应做出了发微信向懂得韩语的朋友求证一下这些文字真实含义的决定。不几分钟就陆续收到了朋友们的回复。什么捡漏呀！我他M“中了书商的奸计”了！他那封面上明明白白写的是：哥哥：我非常非常非常的爱你！哥哥你不是傻瓜！你看，自以为智商不低的我辈，哪里会想到书商会整这么一出无厘头！

闲言带过，书归本传。前文已经说过，贾先生是复旦大学教授，解放初期还担任过震旦大学文理学院中文系主任。这个中文系主任先生只当了两年，却是他奋斗一生唯一的一次担任可以称之“干部”的领导职务。震旦和复旦合并后，先生在复旦开设四门课：《现代文学作品选读》、《苏联文学》、《世界文学作品选读》、《写作》。应该都是中文系的当家课程。由于七七八八的原因，贾先生一生译述不少，著述却比较零乱。这让学界一些人一度对他的“道行”颇有微词。不过早在三十年代留学日本帝国大学期间，先生就翻译过恩格斯的《住宅问题》。调到复旦后，《新建设》杂志刊文发表了马列主义经典作家作品在中国翻译情况的介绍，复旦大学两人榜上有名，一个是校长陈望道，翻译过《共产党宣言》，一个是先生他，翻译过恩格斯的《住宅问题》。

当时的《新建设》是国内首屈一指的文化刊物，在国际上亦有颇大的影响。权威刊物都首肯了的人，你再说三道四，那不是自讨没趣么？因此，我尊贾先生为文化名人，应该离不了大谱。贾先生一生经历奇葩。他1915年出生于山西襄汾一个富商家庭，本可以安安耽耽地做少爷，养尊处优，可他却从小就养成了一种左倾叛逆的习性（思维方式）。有一年在延安开会同一个研究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大学老师闲聊，老师聊到了贾植芳，说胡风1929年到日本留学，不仅参与筹划左联日本支部的建立，还参加了日本共产党。贾植芳先生12.9运动后就一直在政治圈子里转，什么党派都没有参加，却在国民党时期、日伪统治时期、和新中国建立之后，连续遭遇四次牢狱之灾，历时小三十年，差一点就“把牢底坐穿”。

贾先生的人生充满了传奇色彩。如果有人以他的人生轨迹为原形创作一部长篇传记小说，“洛阳纸贵”的机率应该不会太小。朋友的分析我很以为然。经历坎坷者的传记作品容易吸引眼球。但是我更知道，“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要把一个在不同社会制度时期连坐了四次牢的左倾青年客观真实地表现出来，可不是那么可以一蹶而蹴的。何况当时手头还忙录着其他好几部长篇的写作。

读罢贾先生《狱里狱外》，正掂量用什么方式再写一篇《读史琐记》谈点感慨，耳旁忽然又响起了老师那个“洛阳纸贵”的预测。但是，只犹豫些许，我就决定“知难而退”。岁月不饶人，很多事情，我辈早已力不从心。而且信息不通，孤陋寡闻，弄不好写着写着就犯了忌、触了网。与其弄得大家都鸡飞狗跳地不舒畅，还不如干脆就把先生在《狱里狱外》中述及的几个有点意思的人物和人物故事，拣几个有趣的出来同读者“说道说道”。

现代人生存压力那么大，有几个是可以耐得下性子听你夫子知乎者也长篇大论的？说点轶事趣闻，对于写作者，对于阅读者，说不定都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呢！

主意打定，心里也就有了谱。贾先生说他的人生是由狱里狱外两部分组成，并且把他的回忆录定名《狱里狱外》，个中意味，应该不言自明。

　　贾先生一生前后四次蹲狱，历时小30年。

第一次是1935年12.9运动中被“冀察政务委员会”逮捕；第二次是1945年6月被汉奸郝鹏举所部徐州警察局特高课逮捕；第三次是1947年 9月17日被国民党中统特务逮捕；第四次是1955年5月被上海市公安局逮捕。

这四次被捕蹲狱，有两次可以说“咎由自取”。一是12.9运动，贾先生受学生领袖指派，到街上张贴了一大包传单，让军警逮个正着。一是1947年9月，贾先生因给进步杂志《学生新报》著文《给战斗者》，卷进了轰动一时的《文萃》案，还被人检举当众宣称“国民党三个月垮台”，又是直接住在《学生新报》的房子里被中统特务逮捕，当然“证据确凿”。《文萃》案中，三个编辑杂志的革命者让国民党当局判处了死刑。贾先生作为“主犯”，让蹲一年局子吃“免费牢饭”，当然也应该是“题中应有之义”。1945年6月在徐州蹲日伪监狱，就有点“乌龙”。按照贾先生在《狱里狱外》中的表述，他一辈子都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狱里狱外》P100页）他这次在徐州被日伪警察局特高课逮捕关押是因为他被日伪警察局怀疑有“策反郝鹏举将军”的企图和举动。一个从来都没有参加过任何党派（当然包括共产党）的国民党中下级军官，没有任何“红、白”“特务组织”的背景，与郝鹏举又没有任何私交，他凭什么堂而皇哉地去“策反”汪伪军一个“方面大员”的司令官？这肯定有点莫名其妙。

我曾经采访过我党几个长期从事“策反”工作的领导干部，知道“策反”这事有着严密的规矩。不是随口说说就可以让人相信的。因此。汪伪徐州警察局“特高课”以“策反郝鹏举”的说词逮捕关押贾先生三个月，（要不是遇上日本投降还面临着死亡的威胁），应该是荒唐至极。1955年5月15日，贾先生第四次走入高墙大网，关押上海第三看守所。贾先生在回忆录中说他这次入狱前后25年。25年这个数目字不那么准确。贾先生这回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不过法院宣布有罪判决的时候，贾先生已经在牢里呆了10年6个月，又年过半百，所以法院在宣判刑期的同时，也跟进了另外一个措施：放回原单位监督改造。这个监督改造当然有着“监外执行”的意思，持续十几年，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党中央在全国范围内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因此，贾先生说他第四次被捕蹲狱25年，虽然表述不那么严谨，但应该也谈不上有什么大的出入。在遭遇“胡案”株连的二千多名“胡案骨干分子”中，除了阿垅、绿原、舒芜、路翎，贾先生也应该算是“知名度”较高的那一批文化人了。他在“整肃”锣鼓已经敲得很响的时候仍然“给胡风通风报信”，应该是他遭遇“整肃”的一个“理由”。

“通风报信”这事，源起于一件兄弟之间的交往。贾先生的哥哥贾芝和嫂嫂都是抗战初期就投身延安的老八路。贾芝解放后出任中国文学研究所党支部书记，与所长何其芳搭档了好长一段时间。有着这么一层关系，何其芳还同贾芝一道做贾先生的工作。贾先生也把他们的意见和自己的理解都转告给了胡风。胡风当场就打了回票，愤愤地说：“我怎么能向何其芳去学？三十年代左翼运动时，我们都在战斗，他却躲在大学里画白日梦，唱小夜曲，抗战了，他跑到延安去投机，马上就换了一付脸孔，变成他最革命、最马列了，反过来对别人指手画脚整别人，这种连人格都不要的人，我如果向他学习，才是对人民犯罪！”（见《狱》文P68页）贾先生只有转寰，劝告胡风：“老胡，你斗不过他们，就算了，不要再逞意气。我们都不如鲁迅先生，鲁迅在二三十年代卷入政治漩涡，但他深深懂得中国的政治历史和社会，他进得去出得来，始终有主动。而我们不行，你不懂政治却偏偏要往政治漩涡里去凑，那是太危险了。”（《狱》文P69页）。

胡风一辈子倔強，哪里听得进去？

事情当然不会中止。1954年春节，贾先生去北京看望父母。恰遇留日同学、已经出任广西省文教厅厅长的李春潮。李春潮参加革命时间长，认识一些比较高层的领导。有一次闲聊，李春潮告诉贾先生一个传言，说老人家要批判胡风。李春潮这么说，当然有对老友进行规劝的成份。后来贾先生见到胡风，也就告诉了他。但“胡风不明事理，就把它捅了出去。1955年我被捕，这事就成了‘通风报信’的一大罪证。”

而向贾先生透露消息的李春潮，自然受到牵连，“1957年打成右派，终于步了屈原的后尘。”当然，就“了断自己”的方法而言，他比老舍先生要早了小十年。（《狱》书P73页）

可见，1955年的贾先生，算得是“胡案”的重要角色。头上的帽子自然越堆越多，遭遇的灾难自然也越来越惨。不过这话题有点沉重，再说下去可能达不到“袪暑心安”的目的。而且，我的老师、中国作家协会副秘书长、中国艺术研究院副院长黎辛同志1954年奉中宣部副部长林默涵之命，到公安部南屋参加“审读胡风”；三中全会后他出任中国文联副秘书长又参与落实胡风政策，对“胡案”的来龙去脉所知甚深。我曾经根据他和原中宣部秘书长（复出后任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委、副秘书长）李之琏同志提供的材料，写过一部50万字的长篇纪实文学《亲历者见证真相——中国左翼文人的慷慨往事》，费时七八年，一度弄得很抑郁。我不想再“炒冷饭”，还是“坐而论道”，把《狱里狱外》述及的几件小故事拎出来说说，也许好轻闪一点。

这样的“故事”贾先生的书中着实还有不少。先生的文笔又比较洗炼，读起来应该不会太累。关于陈望道夫妇对他的知遇和对他“官场境遇”“预判”的“自潮”，贾先生就写得意味深长。先生说：“我和任敏没有孩子，收养了她的侄儿和我的侄女，一家也有四口人，还有一个保姆，我又好烟酒，经常有朋友，学生来家里聊天，也常留住吃饭喝酒，无形之中开销增大。陈先生知道这情况，他常让夫人蔡葵送些钱给我花，说是贾植芳手大，钱不够花，他们的钱花不了，就请我帮他们用些。” “1952年我在震旦当中文系主任，蔡葵是英文系主任，留美出身、副教授，和我在一个办公室。蔡葵常对我说起陈先生，回家也向陈先生说我的事。一次蔡葵告诉我：‘陈先生说，像贾植芳的性格是不能当干部的，他上午当了，下午就得下来，还得挨批。’这话后来果然被应验了。”（《狱》书P61、62页）

对于“狱里”的生活，贾先生也讲过几则比较有趣的故事。摆“政治犯架子”向狱警要香烟，就是其中的一则。1955年贾先生被上海市高等教育局隔离审查，是复旦大学党委书记杨西光“陪同”着前往的。把贾先生带进高教部部长陈其五同志的办公室，杨西光就抽身离去，临走给贾先生留下了一盒中华牌香烟。

等贾先生转押看守所，杨西光留下的香烟当然早没了。关狱里“凉”一边又没人理睬，时光一久，可就把夫子给惹恼了，在囚笼的送饭窗口上咚咚乱敲，高呼：“拿香烟来！”有趣的是，这一番操作之后，狱警果然给了他三枝香烟、三根火柴。抽完之后，贾先生又“故伎重演”，而狱警后来果然又拿来三枝香烟、三根火柴………

贾先生之所以敢如此“猖狂”，倒不是因为他“吃了豹子胆”，而是他有过类似的经历。

1947年卷进“文萃”（学生新报）案在提蓝桥吃牢饭的时候，他同几个刑事犯关一个笼。老刑事犯看他饿得厉害，又是政治犯，就告诉了他一个狱中的“诀窍”。狱中的政治犯（共产党犯）天天面临杀头的危险。但也因如此，政治犯吃饭吃不饱，是可以向狱卒要“添头”的。贾先生后来试探着向狱卒要“添头”，狱卒果然还真给他添了一碗！有了提蓝桥的过往“经验”，1955年的贾先生也就“老马识途”。刚脱下军装的狱警没见过这架式，一手忙脚乱也就“阴差阳错”，给了火柴给了烟。而且贾先生说那香烟的档次还很说得过去，有时《飞马》，有时甚至《大前门》。虽然这待遇后来让监狱当局给否了，但晚年贾先生作文忆旧，讲到对于“政治犯”的这点“优待”，还着实有点“洋洋自得”。

提蓝桥监狱犯人编传的狱中生活顺口遛，贾先生也印象深刻，认为可以纳入“口头文学作品”的范畴：“一进牢房，心惊肉跳。 两个两个，队伍排好。 三顿茶饭，顿顿不饱。 四季衣服，独缺夹袄。 五层洋楼，外加保镖。 六尺地板，两头跑跑。 七根栏杆，根根牢靠。 八点一到，大家睏觉。 九九归一，自己不好。 十十足足，思想改造。亲朋好友，一律绝交。”（《狱》书P187 、189页）

　　贾先生还记述了一桩有点神道的小故事。

犯人入狱时要先编一个狱号。这狱号一旦编定，犯人的名姓也就此湮灭。狱警唤犯人出庭受审，只叫编号。犯人之间更不准互唤名姓，若泄露真实名姓，狱警就可以以违犯监规的罪名，给他吃手铐。

先生初入狱，编号为1042。到了提蓝桥，改成了1783号。1966年先生放回复旦监督改造，这个1783又成了谁人，先生也就不用瞎操心了。可是到了八十年代初，这个编号居然又生发了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

那天文艺界在文化会堂举办茶座，头发雪白的王若望突然走到了先生跟前，亲切的握手如仪，说贾先生，我可是顶替你的“接班人”那！

先生大惑不解。王若望曾任中共中央华东局宣传部文艺处副处长，与周扬有着很深的渊源。1954年全国开始批判胡风，最积极的就是这位批评家。“当时批胡风还停留在批胡风文艺思想，但他却第一个在台上说，胡风一伙是国民党特务。 不久又出了一本书 《胡风黑邦的灭亡及其他》。”（《狱》书P85页）

这之后，贾先生算是认识了王若望，但也就是个认识而已。王若望此番如此热络，还说什么“顶替”、“接班人”，让贾先生感到莫名其妙。王若望自行说出了原委。原来王若望1957年也挨了整，由左派变成了右派。更倒霉的是史无前例他为自己翻案，当道者哪里容得“右派翻天”？新账老账一起算，给王若望戴上“现行反革命”帽子，抓进了提蓝桥，贾先生空下来的犯人编号1783，也就成了王若望的“代码”……….

一个是胡风的“心腹”，一个是反胡风的急先锋，却在同一座监狱中使用了同一个犯人编号，仿佛冥冥中真就有一个力量在那里神秘地操控着人世的变幻，让人不可思议，又不得想了又想。类似的故事，贾先生还讲了好多。不少久违了的、让人不知所终、留下空白的文化名人和他们的传奇故事，也在贾先生的小册子里露出了痕迹。

比方救国会“七君子”之一的王造时，解放后就一度雪落无痕，了无踪迹。读了贾先生的小册子，才知道解放后当局是给王先生安排了一个“人大”名誉职务的。可是1956年的一次“人大”会议上，王造时口无遮拦，说“过去公安局逮捕人是不按法定与程序的，也不经过检察院批准。去年肃反中，各校都有教授被捕，被捕时宣布为反革命分子，有的后来又释放，但不交待为什么被捕和为什么放的原因，令人猜疑不定。”

这样的“反动言论”摆在那里，反右派的锣鼓一敲，“右派”的帽子当然少不了他。

更背时的是到了“史无前例”，他又被人检举与复旦大学外语系另外两个教授共同组织“反动政党”。

组织反动政党，那可是滔天大罪。有关部门一点也没犹豫，王先生就被“请进了”提蓝桥，判了重刑。这时候的王先生已经年迈。没等到“把牢底坐穿”，1971年间就奔向了另外一个世界……….（《狱》书P156、157页）

再比如与新月派诗人邵洵美在提蓝桥的一段交往，贾先生也写得凄婉传神。邵洵美是英国留学生，称得阔少。他的岳祖是清末大名鼎鼎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盛尚书去世时，光现款就留下了三千万两银子。邵洵美妻子是盛家大小姐，即使嫁到了邵家，尚书家的派头仍然少不了。邵家五口人，仆人倒有三十多。邵洵美与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张道藩是拜把兄弟。抗战胜利，张道藩给了他一个“中国电影考察大使”的虚衔。他也就用此衔头，自费考察英美电影界，同卓别林打得火热，一时轰动文艺圈。在提蓝桥相见时，邵洵美已经举止狼狈。他怕自己出不去了，言谈中多次恳求贾先生，出去后一定要想办法写一篇文章向公众说明两件事，让他死了也好瞑目。一个是“1933年英国作家萧伯纳来上海访问，我作为世界笔会的中国秘书，负责接待工作，萧伯纳不吃荤，所以以世界笔会中国分会的名义，在功德林摆了一桌素菜，用了46块银元，还是我自己出钱付的。参加宴会的有蔡元培、宋庆龄、鲁迅、杨杏佛，还有我和林语堂。但当时上海大小报纸的新闻报道中却都没有我的名字，使我一直耿耿于怀。”（《狱》书P184页）

第二个事有关鲁迅。邵洵美说：“我的文章，是写得不好，但实实在在是我写的。鲁迅先生在文章中说我是‘捐班’，是花钱雇人代写的，这真是天大的误会。我敬佩鲁迅先生，但对他轻信流言又感到遗憾！这点也拜托你代为说明一下才好………”（《狱》书P185页）

1961年贾先生调到另一个监房，之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邵先生了。一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贾先生落实政策，才从邵先生儿子的口中知晓，邵先生已于1968年去世。虽然贫病交加，晚景凄凉，但到底已然走出高墙，得以在子女陪护下走完人生一程。而且2025年夏，中国作家协会主办的《作家文摘》还用半张报纸的版面，援引贾先生的《狱》书向读者介绍了邵先生这段轶事，并加按说是弥補了文坛“空白”。

所以比起王造时先生，邵先生也是可以知足的了。

总之，贾先生以耄耋之年写就这么一部长篇传记，为文坛留下好多可贵史料。而且先生文字老辣，说宝刀不老，一点也不言过其实。当然，若说贾先生这书就那么完美，就那么金光闪闪，那也不见得。史实上的准确度如何姑且不论，即令文字层面，贾先生在本书用典中，就出现了几个常识性的破绽。

《狱》书P188页，贾先生记述了狱中流传的这样二个故事。一个说：“清朝翁同龢在京城做大官，他乡里有个同族写信来说，有邻居占了他家的地界三尺，要翁同龢帮他打官司。翁同龢写了首诗寄回去：‘千里家书只为墙，让它三尺又何妨？万里长城今犹在，不见当年秦始皇。’

这诗写得有点意思。我们深处铁监大墙，对诗中的墙啊，秦始皇啊这些意象都很有刺激力。”

“六尺巷”这故事其实发生在康熙年间大臣张英、张廷玉父子身上。在翁同龢出生一百多年前，桐城就已经有了“六尺巷”。贾先生把这事按在翁同龢头上，显然张冠李戴了。贾先生记述的第二个故事也明显搞岔。先生说这故事是关进来的一个道士讲述的。说“宋朝开国皇帝赵匡胤判了一个读书人的死刑，执刑回来后，他问行刑的人，这个犯人临死前说过什么话？执刑人汇报说，这个犯人临终吟了一首诗：‘鼓炮三声响，夕阳日西下，阴间无旅店，今夕宿何家。’

赵听后跌脚说，这个人不该杀，杀错人了。”（《狱》书P188页）

宋太祖赵匡胤，是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誓言不杀读书人的皇帝。有宋一代，文士地位的显赫为历代所不曾有。换言之，文人在宋朝是最安全的一个朝代，起码没有生命之忧。说宋朝没有文字狱，那不确切，苏东坡的“乌台诗案”就是一例。

但不杀文化人，却是赵匡胤立下的“祖宗家法”。

北宋的每一个新君即位，都要在赵匡胤留下的誓碑前发誓。赵皇帝明确规定凡上奏章的士大夫绝对不杀，不管他写的奏章多么激烈，也不能杀。文化人即使犯了罪，通常也是放逐了事，比方苏轼即是如此。（注：以上内容，百度上铺天盖地，俯首即拾）

所以，贾先生是把朱洪武、朱永乐、康熙、乾隆犯下的罪过，错套在赵匡胤身上了。虽然“天下乌鸦一般黑”，但把青菜账算到萝卜头上，怎么着看也会觉得别扭。可能会有人说我挑剔：贾先生记述的是他们在狱中流传的故事，怎么能要求他们进行认真的历史考据呢？

话不能这么说。贾先生可是文化名人那！既为名人，就得负有历史担当，不能信口开河。你得对自己说过的话负责，对自己写过的字负责，所谓“文责自负”就是这个道理。贾先生在狱中难以进行考证，这不假。可是贾先生这本书却是1995年出的，距贾先生出狱已经有小几十年。而且贾先生身边有那么一批学生在帮忙，唤他们帮助做点考据应该不难。再退一万步，贾先生没有精力进行这些琐碎的考证，但是，《火凤凰丛书》却是由名人挑头、有着强大的编辑班子的呀！这些编辑学富五车，这么明显的漏洞，怎么逃得过他们的法眼？

贾先生是一个文化名人，要求别人（尤其是有些曾同他一样经受过苦难的文化名人）历来比较严苛。现在我把先生的破绽扯开来让读者瞅瞅，我想先生地下有知，也不见得就会那么生气吧？

陈云同志提倡“不唯书，不唯上，只唯实。”

“唯实”这两个字，对于文化名人，大概需要引起更多的关注。须知道名人信口开河，闻者随声附和，弄不好可是要误人子弟的呀！就写到这里吧。虽然很难说选读贾先生这本书对于袪暑是不是起到了作用，但难挨的秋老虎到底已经离我而去。

掩卷之余，不经意间再看到先生旧书封面上那两段韩文，忽然间就又想到了先生的夫人任敏。任敏在贾先生被捕后不久就去了青海改造，蹲满狱又自请回到贾先生的家乡山西去劳动改造，为贾先生的父母养老送终。是什么支撑着任敏走过这风吹雨打的大二十年呢？不就是这个“哥哥，我真的非常非常非常爱你！” “哥哥你不是傻瓜”吗？

想到这里，豁然开朗，忽然感到这书商真的太聪明！他一定认真研究过先生的这本书，否则，他不可能用两句简单的话语对本书做如此生动的画龙点睛，更何况用的是韩文！ 能以原价淘到这么一本书，捡漏了！

2025年9月30日下午5时45分 草于杭州 静怡斋

2025年10月1日上午11时35分 改于杭州

2025年10月3日下午17时20分 二改2025年10月4日下午17时55分 改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