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李政道：双星辉映中国梦（上）

闻歌起舞

原创：闻歌起舞

美篇号：22407297

音乐：With an Orchid

图片：自拍+自创，人物图片源于网络

杨振宁在中山大学作学术报告

【题记】2025年10月18日，享誉世界的物理学家、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中国科学院院士，清华大学教授、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杨振宁先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有小朋友问：杨振宁很厉害吗？这是一个很有意义的问题，我决定先对杨先生的生平和贡献做一个较全面的梳理再回答小朋友的问题。说起杨先生，有两个名字是绝对绕不开的，一个是李政道，一个是翁帆。翁帆还是我们广东家乡人，但她与杨先生的故事不太适合专门跟小朋友讲，而杨李的故事特别是他们与广东、与中国的故事和贡献则值得大书特书。

杨振宁和李政道分别于1971年、1972年首次回国时，中国大陆在国防尖端领域实现跨越发展的同时，整体科技体系与国际前沿脱节，基础工业薄弱、科研设备落后、人才断层严重，民用技术水平与发达国家差距普遍超过20 年。在20 世纪内地科技从“追赶”向“突破”转型的关键时期，杨振宁与李政道两位科学巨匠，以各自独特的学术视野与实践路径，为祖国科技事业注入了持久动力。他们一位以深邃的学术思想筑牢理论根基，一位以前瞻的制度设计搭建发展框架，虽着力点不同，却共同成为推动内地科技现代化的重要力量，在时代长河中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在杨、李两人的祖国情中，广东是一块绕不开的热土。杨振宁于1973年首次访问中大，从此与学校结下不解情缘，并自称“中大校友”，他还称：“在我心中，第一位的高校就是清华，那是我童年成长的地方。第二位就是中大。”

1980年1月在广州从化温泉镇举办的国际性粒子物理理论讨论会，不仅是中国科技界在改革开放初期打破封闭、重塑国际学术联系的里程碑事件，更是杨振宁与李政道个人关系的重要转折点。在这次由中国科学院主办、中山大学承办、杨李等多位顶尖学者共同推动召开的深远影响的国际会议上，实现了杨振宁和李政道在中国大陆的首次正式聚首。

本文重点探讨了杨振宁和李政道对祖国科技发展的重大贡献，上篇“杨振宁篇”以中大校园图片为插图，下篇“李政道篇”以广州温泉小镇图片为插图。这两个地方，一个是我学习生活了3年的一方圣地，一个是我多次游学的温泉之都。

杨振宁先生对祖国科技发展的卓越贡献，始于他在物理学领域奠定的“理论基石”，延伸于他回国后搭建的“科研平台”，最终沉淀为影响深远的“治学精神”。他以“把最前沿的科学带到中国”为使命，用数十年实践，为内地基础研究领域培育了一片适宜创新的“土壤”。

一、学术思想：为现代物理立“中国坐标”

作为继爱因斯坦、费米之后最具影响力的物理学家之一，杨振宁的学术成就不仅是个人的巅峰，更让中国在国际理论物理界拥有了“话语权”。1954 年，他与米尔斯共同提出的杨-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彻底改变了人类对“基本相互作用”的认知——这一理论不仅成为粒子物理“标准模型”的数学核心，更支撑了此后半个多世纪里希格斯玻色子发现、量子色动力学发展等重大突破，被学界公认为“20世纪物理学最伟大的成就之一”。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温伯格曾评价：“杨振宁的规范场论，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与麦克斯韦的电磁理论串联成人类认知宇宙的统一框架。”

即便在远离祖国的岁月里，他始终牵挂国内科技发展。1971 年，他作为首位访华的华裔诺贝尔奖得主，在北京大学礼堂作《规范场》报告时，台下坐着邓稼先、周光召等后来的“两弹元勋”——这场报告不仅带来了国际前沿的物理思想，更让内地科学家看到了“中国人能做世界一流科学”的可能。当时参与报告的物理学家戴元本回忆：“杨先生用通俗的语言解释了规范场的核心逻辑，让我们意识到内地理论物理研究与国际的差距并非不可逾越。”此后，他多次回国讲学，将“对称性破缺”“杨-巴克斯特方程”等前沿理论系统引入国内，为中国理论物理研究打开了“与世界对话”的窗口。

值得关注的是，杨振宁的学术思想始终与中国科研实践形成呼应。20世纪80年代，他指导中国科学院理论物理研究所团队开展“量子可积系统”研究，正是基于“杨-巴克斯特方程”的延伸探索；如今清华大学在拓扑绝缘体领域的突破，其理论源头亦可追溯至他提出的“规范场与纤维丛”的深刻关联。这种“理论输出-本土转化”的传导效应，让中国在相关领域逐步实现从“跟跑”到“并跑”的跨越。

二、科研平台：在清华筑起“学术高地”

1997年，75岁的杨振宁放弃美国普林斯顿高等研究院的终身职位，回到清华大学牵头创办高等研究中心。他深知，“好的科学需要好的平台”，为此倾注了全部心血：亲自募集 1500万美元资金，参照普林斯顿模式设计“自由探索、学术自治”的运行机制，甚至为实验室的仪器采购、学者招聘亲自把关。他在给清华校长王大中的信中明确：“这个中心要做‘没有围墙的研究院’，让学术思想自由流动。”

在他的推动下，清华高研院迅速成为国际知名的理论物理研究中心：2004 年引进图灵奖得主姚期智，开创中国理论计算机科学研究的新范式；支持王小云团队破解“MD5 密码”，填补国内密码学领域的空白；培育出翟荟、翁征宇等一批在凝聚态物理领域崭露头角的青年学者。翟荟至今记得，2008 年他研究遭遇瓶颈时，杨振宁带着他逐页梳理文献，从“杨-米尔斯方程的对称性”切入找到突破口，最终成果发表于《物理评论快报》。

更难能可贵的是，杨振宁坚持为本科生讲授“普通物理”，82岁高龄时仍站在讲台前，用“宁拙毋巧”的治学态度告诫学生：“做科学不能急于求成，要沉下心来打基础。”他的课堂从不设限，不仅清华学子可以旁听，周边高校的师生甚至企业科研人员都能参与。2019年，他在课堂上提出“冷原子物理与规范场的交叉可能”，启发北大团队开展相关实验，两年后取得量子模拟领域的重要进展。这种“言传身教”，为内地科研界注入了“重基础、求真理”的学术风气。

高研院的“学术自治”模式更成为标杆：实行“终身教授 + 流动学者”制度，教授招聘无需行政审批，由国际学术委员会独立评审；设立“自由探索基金”，允许学者开展看似“无用”的基础研究。成立至今，该院已产出 200 余篇顶刊论文，培养的40余名博士中，12人获得“国家优秀青年科学基金”，这种成果密度在国内高校中实属罕见。

三、思想传承：为科技发展立“价值坐标”

杨振宁的贡献不止于“硬成果”，更在于他为内地科技发展厘清了“方向”。他始终强调“基础研究是科技的源头活水”，多次在国家科技战略会议上建言，推动将理论物理、数学等“冷学科”纳入重点扶持领域。2005年，他联合11位院士提出《关于加强基础研究的若干建议》，明确“基础研究经费占比需达到研发总投入的15%”，这一建议直接影响了“十一五”科技规划的编制。

针对“要不要建大型对撞机”等争议，他以“科学理性”分析利弊，提出“先夯实基础研究，再布局重大工程”的建议。2016年，他在《自然》杂志撰文指出：“中国当前更需聚焦芯片、新材料等‘卡脖子’领域的基础研究，而非投入千亿级资金建设对撞机。”这一观点引发广泛讨论，最终推动国家科研经费向应用基础研究倾斜。他的学生、中国科学院院士薛其坤评价：“杨先生的战略眼光，总能在喧嚣中找准科技发展的‘定盘星’。”

他还致力于推动“科学与人文的融合”，著作《曙光集》《晨曦集》中，既谈规范场理论的精妙，也论《易经》与现代科学的关联，让内地科学家意识到“科研不仅是技术，更是文化自信的载体”。2019年，他在“科学与人文论坛”上提出“中国传统哲学中的‘整体观’与量子纠缠存在内在呼应”，引发跨学科热议。这种思想传承，让他超越了“科学家”的身份，成为中国科技界的“精神灯塔”。

他一直关注着祖国科技发展方向：98岁时牵头成立“杨振宁科学发展基金”，重点支持青年学者开展交叉学科研究；2023 年参与制定“中国理论物理2035发展规划”，为下一代科研方向锚定坐标。正如清华高研院门口镌刻的他的题词：“求真求实，敢为人先”，这八个字既是他的治学准则，更是他留给中国科技界的精神遗产。

斯人已逝，但他的贡献已永远铭刻在祖国繁荣昌盛的历史丰碑上。从他的奉献中，我们当学习那份“神州新天换，故园使命重”的赤子情怀；学习他“宁拙毋巧，宁朴毋华”的治学定力，于细微数据中探寻真理，不慕虚名、深耕笃行；更要学习他“既近观又远看”的全局眼光，既重视基础研究的长远价值，也关注发展性研究的中期支撑，为科技布局提供理性洞见。我们更应弘扬他以科学报国的担当精神，将个人理想融入强国伟业；弘扬他开放包容的合作精神，以国际视野汇聚创新力量；弘扬他泽被后学的育人精神，甘为“指路松”培育科技新苗；弘扬他追求卓越的科学精神，敢于质疑权威、勇闯未知“无人区”。这份精神火种，正是中国科技从追赶到引领的力量源泉。

杨振宁在中山大学珠海校区种下的纪念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