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时的记忆：在等待顶替回城的日子里

稳心颗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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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7年秋，我在插队所在地吉林省延吉县三道中学高中部担任住宿生管理员。那时学校寒假来得晚，学生要到1月下旬才放假，想着回家过年时间太紧，何况还想利用寒假准备1978年高考，我便早早拿定主意，那年冬天留在学校，不回上海过年。

1978年1月20日，公社知青办的玄主任突然托人捎来通知，让我1月24日去延吉市陶瓷厂报到——这个消息像一道惊雷，让我又惊又喜，梦寐以求的招工机会终于落在我头上了。望着宿舍里学生贴的窗花、书架上没看完的备考课本，近九年在三道湾摸爬滚打的岁月，和老乡下地劳动、与学生同吃同住的画面在眼前闪回，我心里满是不舍，还是告别了这片早已视作“家”的土地。

到陶瓷厂后，我格外珍惜这份工作，没料到刚满五个月，一场意外工伤让我不得不停下脚步，暂时回上海家养伤。那年年底，全国知青大返城浪潮席卷而来，春节前，陶瓷厂的上海同事特意来家里看我，他们告诉我，陶瓷厂大多数上海知青已通过“顶替”政策回上海了，且在父母单位上了班。这话像根刺扎进心里，我再也坐不住，大年初二的鞭炮声还没散尽，就拎着简单行李，匆匆坐上返回吉林延吉的火车。

年初五的清晨，火车在延吉市站台停下，我裹紧棉袄拿着行李快步冲出车站，在寒风里一眼瞅见辆等候的马车，扬手喊住便跳了上去，催促着车夫直奔延吉陶瓷厂人事部。指尖攥着事先写好的辞职报告，心里直打鼓，怕手续不好办。没成想，吉林省对我们这些在职的上海知青回城竟格外体恤支持，管事的金主任接过报告，二话不说从档案柜里翻出我的省招工调拨证，又麻利地帮我转组织关系、开证明，全程手脚不停，最后把重新封严的档案袋递到我手里，还笑着拍了拍我的胳膊：“去出纳小朴那儿领退职生活补助费，可别忘了！”我连声道谢，到出纳小朴那儿领好生活补助费，便马不停蹄朝着龙井的延吉县知青办公室赶去。

抵达县政府门口才发现，前来办理返回原插队地手续的上海在职知青络绎不绝，队伍从办公室门口排到了大院外。我赶紧找位置排队，从中午11点站到下午3点多，双腿发麻才终于办完手续。此时前往三道湾的客车早没了，龙井工作的上海知青也都回家过年了。我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在龙井工作的上海知青顾宗域，在他那儿借住了一晚。

第二天一早，我揣着办好的手续，坐上龙井到三道支边的客车。车窗外的雪景飞速倒退，熟悉的村庄轮廓越来越近，我的心也跟着提起来。在三道公社站下车后，我直接去了公社知青办。没想到，我们的知青办主任老玄——这位下放干部已经回延吉市了，知青工作由原三道公社的社长老隨临时负责。在公社办好手续，接下来我要回原中心二队集体户，等着上海母亲单位的顶替调令，不由地加快了脚步。

可刚拐到集体户那条巷口，迎面撞见的老乡就拽住我，语气带着点急：“你咋才回来？集体户那房子，早被胡、王俩人给卖了！”这话像块石头砸过来，我瞬间懵了，胸口一股气直往上涌，又急又恼。我攥着拳站在那正手足无措时，身后传来熟悉的招呼：“这不是四队的尹老师吗？你咋在这儿？”回头一看，是中心三队朝鲜族知青小孟。我把遭遇跟他一说，小孟立刻拍着胸脯：“阿尼哈塞哟(嗨，哥们)，多大点事儿！跟我回我们集体户住，咱们都是知青，还能让你没地方去？”就这样，在最狼狈的时候，朝鲜族知青及时伸出援手，解了燃眉之急，让我有了个“家”。

在等待上海顶替调令的日子里，朝鲜族集体户的温暖成了我的依靠。三队集体户的知青们未将我当外人，让我享受与朝鲜族男知青同等的待遇，每日都能吃到地道的朝鲜族特色饮食。负责生活的朝鲜族女知青质朴勤劳，将集体户打理得井井有条：地面扫得一尘不染，炕上褥子叠得整整齐齐；每天天不亮便起身烧炕，夜晚炕头始终暖烘烘的；睡前还会端来热乎乎的洗刷水，看到我换下的脏衣服便顺手拿去清洗。二月的三道湾，室外零下二十多度，寒风刮在脸上如刀割般疼，可集体户的屋子里，始终温暖如春。

集体户的知青们待我如客，知晓“阿拉上海人”爱吃大米饭和拌豆腐，便将队里分的大米和黄豆悉数拿出。即便玉米这类粗粮，聪慧的朝鲜族女知青也能做出花样：玉米温面煮得筋道，浇上自制辣椒大酱，鲜香爽口，辛辣劲儿直窜喉咙，吃完浑身暖意融融；还有裹着朝鲜族泡菜的黏玉米面饼，蒸得软糯，咬一口，泡菜的酸辣与玉米的香甜在口中交织，令人胃口大开。在三队集体户住了五十多天，我体重增重了好几斤，那是我插队多年来过得最踏实、最幸福的一段集体户生活时光。

在等待上海顶替调令的日子里，三道邮局成了我每天必去的“希望站点”。说实话，那些日子不煎熬是假的。我每天早上九点，都会雷打不动去曾做过临时乡邮员的三道邮局，进门先问柜台的金局长：“今天有上海来的信吗？有没有我的调令？”得到“没有”的答复，心里就沉一下；要是有上海来的邮件，我都会凑过去仔细看收件人，生怕漏了自己。其实一开始我总提心吊胆——因为有过短暂的“上调”史（在陶瓷厂工作），真怕母亲单位知道我的这段经历，会出什么意外。

在等待上海顶替调令的日子里，乡邻旧友的情谊成了最治愈的慰藉。在中心村的土路上走，会遇到队里的老乡，他们老远就打招呼：“‘矮子木’（乡亲对我的爱称），啥时候回来的？”；在三道招待所歇脚、去供销社买东西，也常碰到熟悉的面孔——有之前在生产队一起劳动的社员，有在邮局、学校、林场工作的同事，还有曾帮过我的三道朋友。我们会站在路边聊几句，说说分离后各自的生活，这种不掺杂质、简单真诚的关系，后来的日子里我遇到不多，现在想起来，依然格外珍贵。

在等待顶替回城的日子里，重访故地成了我重温插队岁月印记的方式。我走访了那些曾劳动与工作过的地方，前往中心四队、八队和二队的生产队，与相熟的父老乡亲唠家常，听他们细数去年的好光景——四队“玉米一畘三株”喜获丰收，这正是我们刚下乡时参与的科学种田项目，可惜当年因种种原因未能成功；八队豆薯间作试验收效显著，这原是我和秦大爷等人构想的方案，后来四队分出新建的八队，此事便搁置了；1975年集体户并户后，我去到的二队，如今蔬菜大棚已落地启用，而这正是当年我在四队做菜园子“二掌柜”时就有的设想。曾经的心愿如今皆成现实，生产队社员家的日子也比从前好多了。

去三道林场看望了崔阿妈妮、朴阿加西、孙大娘、黄婶……在林场苗圃的那些日子里，正是他们的体恤与关怀，让身在异乡的我倍感温暖。踩着覆着薄霜的林间小路往苗圃走，远远便看见全主任、金管理员、小毕几位正忙着做开工准备。上前与他们寒暄，感念着那些年全主任的精心指导、金管理员的特殊照顾与小毕的倾力相助。他们告诉我，去年苗圃评上了安图林业局先进单位，还聊起当年全主任让黄克国带我管理的那台半自动浇水机——如今经他几番琢磨革新，不但水浇得更匀，而且只需几个人就能轻松操作，全主任也因此获得了局里的创新奖。现在局里不少林场的苗圃都来取经，连大石头林业局也有人专程赶来学习，我由衷为他们感到高兴与自豪。

往三道邮局去时，我总会顺手帮着收邮件、分邮件、送邮件。指尖划过熟悉的分拣格口，臂弯里托着待送的包裹，那些重复无数次的送递动作，总让我恍惚变回当年那个临时乡邮员。至今难忘那年雪地送邮件的经历：新年前连下几天大雪，总算停了，延吉县邮局用雪地防滑车把报纸邮件送到三道湾。第二天一早，我背着邮包、拉着装邮件的耙犁，深一脚浅一脚走了40里路；虽历经千辛万苦，但能把党的声音、亲人间的信件和包裹及时送到乡亲们手中，一切辛苦都值了。

重回三道学校，踏进三道小学，站在六年级教室外，听着朗朗书声，仿佛看见自己攥着课本、指尖点着黑板，正在声情并茂地讲课；来到高中住宿区，一切还是熟悉的模样：清晨女生系着围裙帮食堂忙活的身影，傍晚男生扛着柴刀劈柴烧炕的劲儿，人人都在为这个大家庭忙碌；就连夜晚自习的灯光下，都还映着当初我做管理员时，我们一起低头做题、轻声讨论的画面——那正是恢复高考后，大家攥着机会、一起为升学拼搏的模样；走进教师办公室，见到熟悉的领导和同事，心底涌上暖意，忍不住感谢过往他们给予的帮助与鼓励。是三道学校，让我重拾书本、坚持自学，走上了教书育人的讲台。

每到一处，认识我的父老乡亲都格外热情，拉着我的手问长问短。三道的好友更执意邀我去家里做客，饭桌上总少不了当地的“最高礼节”：汉族朋友端来猪肉炖粉条，油润喷香的粉条裹着肉香，一口下去满是踏实的满足；或是煮上猪肉酸菜饺子，鲜美的汤汁里全是家的滋味。朝鲜族朋友则会做辣白菜豆腐汤、打糕，鲜辣的汤能驱走所有寒气，软糯的打糕蘸着白糖，甜味直抵心底。看着我吃得津津有味，他们的笑比谁都灿烂。在当年物质匮乏的艰苦岁月里，这份毫无保留的真挚情谊，我始终妥帖珍藏在心底，满心都是感激。

在等待上海顶替调令的日子，意外的小美好，悄悄把上海的旧时光和三道湾的当下缠在了一起。那天在公社卫生院前，我竟撞见了上海童年里的“街头爆米花”。跑去村口找小宋要了罐玉米，付了一毛钱加工费，便站在一旁看老师傅忙活。他把玉米塞进铁罐，拧严盖子，再将铁罐架到炉火上，一手摇着把手让罐子不停转动，一手往炉子里添煤，火苗舔着罐身，映得周围都暖融融的。孩子们早围了过来，一个个屏住呼吸，眼睛死死盯着那只转个不停的罐子，等着捡待会儿掉在布袋外的爆米花。突然，老师傅喊了声“响了！”，手疾眼快地把铁罐对准旁边的布子。“砰！”一声巨响炸开，震得人耳朵嗡嗡作响。紧接着，浓烟裹着甜丝丝、暖乎乎的香气涌出来，袋子里三道湾的玉米粒，开出了一朵朵美丽吉祥的花。我抓了一把塞进嘴里，嚼着三道湾的爆米花，把剩下的都分给了围着的孩子。甜味还是当年的甜味，只是少了儿时伙伴和抢着分零食的喧闹，却多了三道湾孩子们叽叽喳喳的笑声和举着小手的雀跃。两段时光在舌尖的脆甜里缓缓重叠，此刻上海弄堂里分享零食的童年和三道湾的眼前，紧紧系在一块儿了。

在等待上海顶替调令的日子里，心总像被风揪着般焦躁，直到一场大雪来，轻轻揉平了那些慌乱。清晨醒来，刚擦净结着霜花的木窗，玻璃还留着指尖余温，窗外的冷意已漫进来——我撞进了三道湾的漫天飞雪里。雪花哪是寻常模样，分明是风中碎裂的晶莹宝石，慢悠悠从铅灰云里坠下，叠在家家草顶，把干枯草茎裹成蓬松的白；又粘了松枝、铺了田埂，片刻间山村就裹上厚白衣，白得晃眼，静得连雪花落窗棂的轻响，都能透过玻璃听得分明。我裹紧棉袄，踩过脚踝深的雪往东山走去，那是金达莱盛开的地方，还有一个月，故乡的金达莱花就要开了。积雪在脚下“咯吱咯吱”响，像贴耳的轻声絮语。望着眼前白茫茫的美妙世界，等调令揪紧的心忽然松快，怕调令黄的烦恼、悬着的担忧，全被白雪严严实实盖去，心里只剩纯粹静谧，连呼吸都裹着雪的清冽。

在等待上海顶替调令的日子里，一场“假离婚”让我看清了返城政策下的无奈。那天去公社找隋社长，路过公社民政办公室，亲眼目睹了“小芳的故事”。一对小夫妻在办离婚，男的是林场职工（原上海知青），女的是当地姑娘，他俩刚成家，婚后感情也很好。可按当年的返城政策，知青在当地结婚成家，就不能回上海了。为拿到返城资格，男的没办法，只能跟姑娘办“假离婚”。我看着他们在离婚协议书上签字，姑娘红着眼眶，手不住发抖，男的低着头，笔尖在纸上顿了好几次，才落下名字。我的心像被什么揪着一样疼，那段在乡村萌发的、纯粹美好的爱情，就这样被现实埋在彼此心里，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续，也不知道这一分别，会不会就是一辈子。

在等待上海顶替调令的日子里，心底藏着深切遗憾，没能趁这段空隙，见到林场挚友徐宏康大哥、黄克国兄弟。当年初到林场苗圃，陌生环境与农活常让我手足无措，是他们成了艰苦岁月最坚实的“摆渡人”。徐哥徐嫂待我如家人，生活悉心照料、困惑耐心指引，是我异乡漂泊的温暖依靠；克国每日与我并肩劳作，星空下畅谈未来，这份时光是贫瘠岁月的耀眼光芒，驱散迷茫孤单。这份毫无保留的帮扶陪伴，早已深深镌刻心底，成了一生磨灭不去的温暖印记。世事流转，各自奔波，克国兄弟与他爱人（同安图林业局工作的辽宁知青），在知青大回城时就携满心牵挂返回弟媳老家；宏康大哥一家，也举家迁往安图东明林场。如今我仍在三道等候调令，却已暗下决心：返沪归途经东明林场，无论行程多匆忙，定中途下车探望大哥一家，当面诉说跨越山海的感恩，不负当年真挚深情。

回三道湾已经一个多月，母亲单位的调令还是没到。一开始的焦虑、急躁慢慢褪去，我反而平静下来：“不就是在广阔天地里继续飞翔吗？”就在这时，八道公社合作大队的上海知青小付打来了电话，在那头喊：“永林，别在家等了！来我八道沟玩，咱们一起打野鸡、套野兔，再去山里采点冻蘑菇，比在家瞎琢磨强！”我心里一动——与其困在屋里等消息，不如出去透透气，当即应下。我把去处告诉了金局长，麻烦他若有调令消息务必通知我。次日天刚亮，我就坐着拖拉机出发了。颠簸一个多钟头，终于到了五十里外的八道沟。没承想，两天后的晚上，合作大队部的值班员突然喊我接电话，那头是三道湾邮局的金局长，语气急得像着了火：“小尹！快回来！你母亲从上海发了电报，说顶替调令两天前已从上海寄出，让你赶紧准备！”

1979年3月23日，上海来的顶替调令终于到了三道湾。我攥着调令一路跑到公社办手续，盖章、签字都走得特别快，就怕这幸福转眼没了。手续办完后，我赶紧去跟三道湾的朋友们告别：先去三队集体户，跟小孟他们道谢，女知青们还塞给我一包自制辣白菜，让带回上海给家人尝尝延边味儿；再去中学、小学、邮局和林场，跟以前的同事道别，他们让我到家后记得写信报平安，缺什么尽管说；最后去老乡家，跟照顾过我的乡亲们再见，队婶煮了几个鸡蛋放进我包里，说路上饿了能吃。这些东西都带着三道湾的心意，要陪我一起回上海。

时间过得飞快，3月26日转眼就到，这是我离乡回沪、顶替启程的日子。天没亮，三队女知青就围着灶台帮我做早饭；匆匆吃过早中饭，十点整，小孟拎着我的行李，陪我往三道客车站走。眼前是一张张熟到心底的脸，远处三道湾的雪还覆着山头。想到要离开善良的三道人、养育我近十年的土地，还有困难时给我最暖帮助的朝鲜族集体户，眼泪瞬间涌到眼眶，心里又酸又沉。汽车正要发动，队长单永和突然赶来，在车下挥手喊：“尹永林，路上照顾好自己，记住三道！”我扒着车窗使劲点头，看着他们的身影慢慢变小、成了黑点，直到看不见，才敢让眼泪掉下来。

在三道湾的那些岁月，盛着我鲜活的人生片段：有面朝黑土背朝天的耕耘之艰，有立于三尺讲台的育人之责，有苗圃中躬身育苗、掬水浇灌的专注，有邮局里分拣报刊、递送函件的忙碌，更有招工消息传来时的忐忑难安，顶替返城获批后的狂喜难掩。最珍贵的青春年华，最难忘的人和事都深深镌刻在这片长白山脚下的土地上。后来重返上海，重拾书卷深造求知，再登讲台教书育人，而后成家立业，阅尽世事沧桑。可三道湾始终珍藏在心底最深处，它从来不是匆匆掠过的浮光，而是我人生的启蒙场、成长的试炼地，是它教会我何为善良、何为感恩。再见了，三道湾！你早已不是过往，而是刻在生命里的印记，装着永不磨灭的回忆。

《在等待上海顶替调令的日子里》

作者：原吉林省延吉县三道公社中心大队上海知青尹永林

文章来自作品集《插队时的记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