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名门望族——回眸东蒙公氏理学传家之路（中）公丕才

一树老胡杨

儒理生辉，中兴于大明的望族名门。

“历史上的名门望族，是古代中国曾经的国家脊梁”。这是中国历史学界约定俗成的共识。

在中华文明的历史长河中，任何一个“各领风骚数百年”的王朝，都离不开“将相王侯半朝臣”的名门望族支撑。统治集团的顶端和名门望族（士大夫阶层），是构成王权统治的上流阶层，共同决定影响着江山社稷和王朝走向。纵观中国古代数千年封建史，无论是“精英治国”盛世王朝，还是“礼失求诸野”短命王庭，来自名门望族的士大夫阶层，始终是乡土中国社会中，“江湖”与“庙堂”间的桥梁，“朝”与“野”之间的“中和剂”，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发挥着不可替代的调和作用。

中华五千年历史上，曾有过许多“富可敌国”，“政统半朝”，“族盛百年”，“氏盖天下”的名门望族，但大多数没有逃过“富不过三代”和“豪不出五世”魔咒，如同划过天际的流星，一闪而过。

“古来名门稀，天下望族少”。是清代思想家王羲之的感叹，也是历史事实。据《中国人口学报》载《中国古代历史姓氏概略》称，中国历史上，各个民族曾经使用和今天正在使用的姓氏，约有23813个，但是随着几千年的历史发展，无数次的民族融合变迁，特别是随着封建“宗法制”的消失，许多古老的姓氏已经退出历史舞台。至2016年，中国国内56个民族正在使用的姓氏共6150个（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各占50%），约占中国历史上姓氏总和的25%左右。

然而，就是在这六千多个正在使用的姓氏中，真正有据可考的名门望族，少之又少。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晃福林，撰文《名门望族，古代中国曾经的国家脊梁》。指出，中国古代历史典籍中有载可考的名门望族（含唐代以前的“士家大族”）约有1037个，而唐代以后随着“门阀”制度的消亡和“科举”制度的兴起，仕途趋向公平，从“民间”走向“庙堂”的士大夫越来越多。特别是宋代以来，一些“山野柴门”，进入了“名门世家”行列。但是至明末清初，汉唐时期产生的“世家大族”基本消失殆尽，就连元明时期产生的许多名门望族，也大多走向衰败，消失于历史典籍记载之外。而保持到1840年以后，真正被广泛认可并有据可查，且尚有影响的名门望族，大约有180余个。其中，还包含26个同姓氏多地域的“世家”和“望族。”如“天下第一氏”王氏就有琅琊王氏、太原王氏、三槐王氏、中山王氏等。如果每氏只取一个，则只剩120余个。这其中，“世商世家”约占30%。

东蒙公氏，尽管排在“百强”之外，但有幸位列其中。理由是：“科举世家”“文学世家”“理学世家”和“五世进士、父子翰林”。

东蒙公氏入列名门望族，还有一个不可争辩的理由，就是人口基数，在这120多个名门望族中是最少的一个。我们知道，时至今日，全国的公姓人口只有区十五余万，约占全国总人口的0.011%，在百家姓中排名第408位。而在距今四五百年前的明代，东蒙公氏会有多少人口？根据国家人口统计中心运用的“基于现实人口上推历代人口算法”，上推到“五进士”时代（即1500年至1600年），东蒙公氏一支人口最大基数，约在3500至5000人之间。这就是说，明代中叶，东蒙公氏总人口总数绝对不会过万人。

如果单从人口基数上看，当时的东蒙公氏只能算是众多名门望族中的“山野柴门”“小族小户”，但是就是这样一个微小的族群，却能和同期就有近千万、上百万、数十万人的“琅琊王氏”“陇西李氏”“沛县刘氏”“弘农杨氏”“清河崔氏”“范阳郑氏”等“大族大宗”相比，居然能够位列“中华名门望族”之林，进入“古代中国曾经的国家脊梁”阶层，实属罕见之极，甚至可以说是独一无二特殊个例。

在写这篇文章时，作者曾约请中国姓氏文化研究学会会长、著名宗族文化学专家杨立龙先生，基于明代中后期（即公元1435年至1644年）210年为例，以排名前五的名门望族和东蒙公氏人口为基数，估算过这六个氏族的平均及第比例。证明东蒙公氏家族科举及第比例，远远高于同一时期人口占据前五的望族大氏。当时的东蒙公氏平均千人之内出一个进士，而同期约有620万人的王氏，则是十三至十八万人及第一人。

那么问题来了。在千百万人的大氏望族面前，东蒙公氏这样一个“柴门小户”，为什么会出息如此多的国之栋梁，族之榜样，家之楷模？又凭什么赢得诸如“文学世家”、 “孝贤世家”、 “理学世家”“馆阁世家”的名门望族之誉？

20世纪50年代，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曾为颜氏宗祠撰写过一副楹联，叫：“望族皆仰程朱子，名门尽效颜之推。”而横批就是“儒理传家”。我想，翦老先生的这副对子，很好地为我们揭示了天下“名门望族”之所以能够成为“名门望族”普遍真理，那就是“儒理传世家，家风兴望族”。

当然，对于历史上的名门望族，也须辩证地历史地去看。我们知道，名门望族的历史与“士”密不可分。早在东汉就有“世人皆以名列士籍为荣”之说。当时的“士族”通过累世公卿和经学世家的身份逐渐形成。在三国时期，这些家族开始崭露头角，并在魏晋时期达到鼎盛。隋唐时代是名门望族最为显赫的时期，形成了所谓的“五姓七望”。这些家族在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世代出将入相，甚至与皇族分庭抗礼‌。因为当时的人才选拔体制，几乎源于“名士”。人一旦进入名士阶层，功名利禄便唾手可得。而在连续几代或一代多人得士者的家族，就被称“士族”，也叫“士族世家“或”门阀世家”。这些家庭出生的孩子，就算学识不及寒门，也能凭借家族势力，在朝廷中得到满意得到官爵士位。这就是中国古代早期的名门望族（门阀士族）。唐始，随着“科举制”的推行和时代的变迁，士族出身的名门望族，族势渐衰，影响力逐渐减弱，而“学而优则仕”，迅速成为选拔录用人才的主渠道。新的“士”不仅来自教育条件优越的老的士家贵族子弟，而且大多数来源于“民间”的“乡野氏族”。于是，就诞生了一批新的名门望族。

毫无疑问，名门望族就是中国封建社会“宗法制”“纲常制”时代的产物，是以血缘关系为根本纽带的，具有“血缘性、团体性、宗法性”三大特征的，对所处王朝政治命运走向产生过至关重要影响的氏族群体。如历史上流传至今的“王与马共天下。”说的就是琅琊王氏与司马家族两大望族。当时，司马家族君临天下，掌权执国，而王氏家族则人才辈出，辅佐治国。以致出现了“不以王氏为皇后，必以王氏为宰相”的政族互渗互融，相互支撑的情形。

但是无论怎么说，名门望族都是中华氏族文化中杰出的姓氏群体代表，也是中国氏族文化中灿烂的篇章。虽说数千年来，在众多古代名门望族生活的这片辽阔的疆土上，君王开疆拓土，民族厮杀融合，朝代更迭变迁，周而复始。但是作为中华传统文化核心价值观的“尊儒崇理”，“修齐治平”，仰重仁义道德，礼敬家国天下，始终都是大族旺宗和名门望族，所追求的共同目标。东蒙公氏，作为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名门望族之一，也不例外。 世代“崇儒重理”，世代“修齐治平”的良好家道族风，无不显示着深厚儒学精神内涵和理学思想光芒。

史载， 公勉仕自幼，忠儒孝礼，有“少儒”之称，及第后，父亲公恕为其立训“守操为官，守心为人，守节为吏，守德为宗”。他在仕二十八载，任御史，秉公执法，不畏强权，忠于朝纲；巡南北，席不暇暖，勋业方著；理边塞，治军有方，边地无警；治地方，治政有操，德勤于政。他去世后，讣闻至京都，明武宗令朝廷上下悼惜赐祭。并谕旨祭文，称其“惟尔质纯才瞻，名荐贤科，列官大行，简居中台察，晋秩太仆，夙夜惟勤，偶谪运司，载迁迁藩臬，陞升都宪，南北驰驱，席不暇暖”。朝中大臣也纷纷痛悼，“行己不群，历官有操”，“天夺斯贤，理不可讯”。武宗帝还颁旨，在其家乡御制“都宪牌坊”，以示纪念。公跻奎为官一十六载，“敦实端重，博达纯明，率身轨物，勤政爱民”。告老还乡，“授儒理，传礼乐，教子孙，话麻槡，睦乡邻”，“大德大善，平易近人”。直至90高龄，无疾而终。公家臣“天资好学，满腹经纶”，“为官立朝正色，不苟异同，居乡瑾厚，济贫恤民”。逝于任上后。熹宗帝诰命称其“宏文博物，懿行作人，居号义门，仕为良史。脸经纶之实用，需弼亮之远期，故以正己风疑，竟浮沉于谪籍，乃益鞠躬尽瘁”。同朝礼部尚书冯文敏也诗悼：“词坛当代扼名流，小事宁能曲似沟……仰止高山情不尽，传经今喜有箕裘”。

至公鼐为仕，史志谱均载：“鼐好学博闻，磊落有器识”，“生性正直，宽厚仁慈，崇尚正义”，身为神宗、光宗“两代帝师”，学识鼎举“理学名臣”，深得皇帝的信任。光宗曾言“国有大事，公卿咸就裁”。要求当朝的官员们，如遇国家大事，可以去请教公鼐，由他来做决定。但是面对明末昏暗腐败官场和激烈的宫廷内斗，公鼐数试“止乱、止斗、止贪、止变”之策，却不被皇帝和阉党认可，甚至屡遭陷害、排斥、打击。公鼐自感势单力薄，难施回天之术，但也绝不趋炎附势，不辱家风族道，不失文人品德，先后两次以“引疾归”的方式，远离朝廷政治斗争的旋涡和腐败糜烂的官场。时论惜称：“鼐实无奈之举，不为狗蝇之同”。

“谁瞑衔冤目，宁吞欲绝声”。“引疾归隐”，不仅保全了士大夫的最后尊严，也体现了他“不辱门风、不愧祖宗”，“做清白家之子孙”的高尚家风。东蒙，是古代儒学思想发祥地和贤孝文化故里。公氏又是周公之后，历史上曾诞生过中国第一部祖训《诫伯禽书》。自东蒙公氏一世祖公某踏上这片土地那天起，公氏一族就把孝友礼贤作为家风家训，“倡纲常、重礼仪、制祖训、树家风、彰贤孝、挞离经、斥叛道”。据东蒙公氏第五次谱续修掌门人公巍东在谱跋中记述，早在明代弘治年间，第十三世祖公勉仁就在总结先祖祖训、家规、家训的基础上，形成了“以孝友德行为本，以勤俭耕读为业，勿尚机诈，勿染沲糜，穷勿失仪，富勿离道，求无愧清白家之子孙”的祖训。至今一直被视为东蒙公氏家训，世代践行效遵。

今天，我们还能从历次续修的公氏《族谱》中，看到诸如公海子孙三代翻山越海，替父戍边，一门“孝友敦睦，富而好施，睦族劝善，朝野远闻”。广灵知县公志真“传家孝友，敦明教化”。广昌县丞公一跃“父故，踊哭四日不食，乡党称孝”。溆浦县丞公志紏“以上东门分产，让弟志维，创迁坦埠集，时称友爱。子孙繁衍，诗礼绵长，皆自此人始”。户部郎中公甸“崇祯庚辰，蝗灾三载，蒙民大饥。甸施粥贱粜以救饥，民赖以生全者甚众”。公家枋“天性至孝。母张氏疾笃，朝夕号泣，愿以身代。母故，伤哀丧毁容，五日不食。邻里喻以送终大事，始勉食。三年远房帏，断荤酒，且终身不语入闺阃事。乡党称焉”。公家栋“扶危济贫，挥金如土，末路窘甚，处之泰然”。公汝义父子“俱礼让相尚，与乡人处，终身皆无一言之争、片纸之讼”。乡饮大宾公耀斗“倾其家财，拔族青壮，建堡筑寨，保一方平安卅载无恙，福祉十里八乡”…… 字里行间，充满了公氏一族近千年来，践行“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善”的事迹。

清代乾隆年间（公元1761年）第二次修谱时，以族长公延掞为首续谱董事会，专门责成公元栋等人以公氏历史沿革、尊儒崇理、忠孝节义、爱国敬宗、重族睦邻、修齐治平，为立辈法度准绳，规制公氏辈分，形成公氏命名制度，随谱颁布全族。要求颁谱之日起，凡添新丁，必须以“肇毓东方懋，丕惟衍续绵，允中怀敬慕，尚式广宗传”二十字，按世辈立字为序，世代严格遵守。从这个辈分用字上，就能看出东蒙公氏厚重的家族文化底蕴和儒理传家精神品德。颁谱之日，族长公迁掞又集族众于上东门祖茔，起誓并告诫全族：“按谱兴思，克绍先业”。

东蒙公氏自宋宝庆元年（公元1225年）立碑记谱至今，已经历了宋、元、明清、民国和新中国五个朝代，三十余世，先后六次大规模的续修族谱，体现了公氏一族对家族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坚守，对道德伦理和家风弘扬的高尚追求。正是这种赓续血脉、文脉的绵延传承，使得公氏一族长久立于名门望族之林，代代皆有仁人志士，国家栋梁，文化名流，贤达士绅美名留于谱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