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以名门望族——回眸东蒙公氏理学传家之路（上）公丕才

一树老胡杨

何以名门望族

——回眸东蒙公氏“理学传家”之路

引言：走了九百年的路，到底有多远？

甲辰龙年的春雨中，我站在云蒙湖畔的黄山崮下，仰望着耸立在翰林旺前的大明进士公鼐塑像，突发奇想：族祖啊，东蒙公氏在这片土地上，走了整整905年，这路到底有多远？

鼐公无语。

我又问：从“山野小氏”的“柴门小户”，到誉饮四海的“名门望族”，东蒙公氏可有打开“名门望族”之门的钥匙？

鼐公依旧无语。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头上似有一朵美丽的云划过天际。云天间，隐约传来谁的诗吟：“宣恭在位和同列，理学传家重一时”。

难道这是鼐公作答我的梦问？还是近日所思所悟？我知道，突然灌进耳朵的诗句，并非出自鼐公《问次斋稿》，而是宋时嘉泰二年状元傅行简所作的《题仓部袁公灼像》诗中的两句。

我如坠云雾。但“宣恭在位和同列，理学传家重一时”这联诗句却一直萦绕耳畔脑际。

数日后，伏案习书，当我认认真真地写下这联诗句时，“理学传家”四字，却让我如醍醐灌顶，茅塞顿开。

“理学传家”？难道真的就是东蒙公氏一族打开“馆阁世家”，问鼎“名门望族”的钥匙？

“程朱达天理，望族拥坦途”。这是南宋著名思想家杨万里在总结理学对当时社会影响时的经典结语。在他看来，理学对当时的名门望族影响是巨大的，甚至可以说，是所有柴门氏族通向名门望族的必经之路和政治根基。

于是，我拿着这把“钥匙”，沿着先祖们走了九百年的路，试着去打开东蒙公氏那扇锈锁了很久很久的“门”……

在那卷泛黄散墨的谱谍上，输入“理学传家”的密钥之后，记忆之屏如同时下流行的AI，迅速呈现出东蒙公氏一族，九百年筚路蓝缕荣辱兴衰的图迹……

这是公元1119年（宋代宣和二年），琅琊城外，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东蒙公氏一世祖公某（因佚名，故称公某，下同），在蝗虫般蜂拥而来的金兵追击下，只身逃离世代生息的故土。经过几十天的奔袭跋涉，他悄无声息地遁形于东蒙之阴一个众崮环拥的山村……

孑然一身的公某，在这个名叫堂阜村庄。生生不息，血脉衍繁出了一支被称为“东蒙公氏”小小族群。然而数百年后，这个只是“山野小氏”“柴门小户”的公氏族群，却如东升的旭日，渐渐闪耀了大明朝的视野，并以不可阻挡之势，崛起于明季中叶的文坛、政坛，以“科举世家”“文学世家”“理学世家”和“馆阁世家”之荣，问鼎中华“名门望族”。

“天理”载道，崛起于山野的柴门氏族。

“宣恭在位和同列，理学传家重一时”。按年代推算，当傅行简写下这首《题仓部袁公灼像》时，东蒙公氏一世祖公某，已经在蒙阴的堂阜村，立住了足，落下了户，并且还在当地的大户包家，过上了类似上门女婿的日子。不过，此时他的日子，早已不再是初来乍到时的饥寒交迫，而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了。

“程朱一出，天地无浊”。大概也是在这个年代，大宋王朝的思想者们，在古老儒学的基础上，创造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属于国家层面的伟大哲学体系——理学。作为东蒙公氏始祖，公某不会想到这个学说的诞生，对于他所创立的家族意味着什么？甚至预测不到，五百年后（指公元1619后）的明万历四十七年，他的第十七世孙公鼐，不仅从明光宗朱常洛那里赢得了“理学名臣”的殊荣，而且还让东蒙公氏一族尽享“理学世家”“馆阁世家”之誉，全族尽染“钟鸣鼎食，簪缨世族”之荣。

那么，彻底改变公氏一族命运的理学又是什么呢？对于今天的大多数人来说，理学似乎就是陌生的天书和神学。但是稍有哲学常识的人们都会知道，理学其实就是起源于我国北宋，兴盛于南宋元明，影响到清代（甚至其影响直到五四运动之前）的古代国家哲学。

清初，著名思想家顾炎武曾用“宋时有程朱，新儒理天下”两句诗，恰到好处地回答了理学的起源、发展、本质、代表人物和核心思想的问题。他说的“新儒”就是指理学是在古代儒学基础上产生的“新儒学”。而“理天下”之“理”就是理学的核心“天理”，即“宇宙万物的本原和根本法则”。而“天下”就是我们常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理学其实就是脱胎于古代儒学，而又融集了道、法、释、佛等多种哲学思想于一体中国古代哲学。也有“宋明理学”和“程朱理学”之称。据说，理学的开山鼻祖，是一个生活在五代后期，在武当山修行的道士陈抟。他首创“太极”，首开“易学”，始万物本源于“道”。若干年后，北宋有个写过《爱莲说》的年轻儒子周敦颐，又在其师爷的“道”上新创《太极图说》，“归宇宙万物于‘太极’”。又若干年后，周敦颐的两个徒弟程颢、程颐兄弟，跟师父学着学着，就来了个“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干脆把师父的“太极”转为“天理”。从此，“天理”就成了宋明理学的代名词。

至南宋，以朱熹为代表的理学家们，又在传统儒学、二程（指程颢、程颐）理学、道教、佛学精粹思想基础上，推出“理气论”“格物致知”等等，使理学成为那个时代“规模最为宏大的哲学体系”。其核心主张是“理”与“气”的辩证关系。强调天人合一理念，重视人主观意志、气节品德、自我节制，强调人的社会责任和使命。

如果我们用今天的当代语境，来解释理学的核心要旨，就是一句话： “理学，就是一门事关当权者治国理政，事关老百姓修身齐家”的学问。

早在北宋时期，张载（理学代表人物之一）就曾宣言般地揭示过理学的根本目的是“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朱熹更是将理学的核心要旨，以“三纲八目”（即“明德、亲民、至善”为纲，以“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目），进行了彻底明了的阐释。所以，理学并非神学、玄学，更不是天书。

这里需要强调的是，理学是整个宋元明清时期“国家层面”的、“朝野共享”的国家哲学。它对当时中国几代王朝以及诸多家族所产生的影响、带来的变化，是深刻巨大和广泛而深远的。

试想，像东蒙公氏这样一个繁衍崛起于异乡他邦的柴门小户，一旦被时为最先进的理学（哲学）理论武装起来，这个家族的命运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是可想而知的。

史载，公氏一族源上古八大名姓之一。上肇轩辕姬周，下承鲁公爵氏，兴于鲁地，望于括阳。历经先秦两汉，繁衍发展，魏晋迁徙，特别是后来经历了辽金冲击，开叶散枝甚广、甚远，大多支系或杂居邦外，或隐于异乡，甚至于成了鲜为人知的姓氏。但宋元之后，东蒙一支因 “邻孔孟，沐礼仪，重孝友”，迅速崛起于蒙山之阴。由于此支长期受儒道为主流的“大道”思想熏陶，家族文化基因中，有着浓重儒家、道家和诸子百家思想因子，族群内“敬天法地的宇宙观，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家国天下的世界观，乐天知命的人生观”，已经根深蒂固。自八世祖公海（元代万户，军籍）起，族内精英深谙“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合其明，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先天而天弗违，后天而奉天时”的“大人”之说，以及“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君子”之道。故而，很快就能在先进理学思想的影响下，从“单枪匹马只身‘亚岱’之阴，到改卜堂阜之后，“蕃盛瓜迭，氏风远良，孝友著闻，族势渐显”。其后数代，历经公守敬、公兟、公评、公忠等几代“多以军籍军功入仕”，以“仁义道称，孝友著闻”。史评，蒙阴公氏“时，虽族群微，然有望族之迹”。

至明季中，东蒙公氏在儒学、理学思想的共同作用下，已经形成了具有自身特色的家学、家风。以十二世公忠为代表的家族核心成员，及时确立了“孝友承先，诗书启后”和“儒理并重，兼修他学”的家族发展方向和家学指导思想。史称：公忠创立的“执家旺族之规”，是“俱以孝友敦睦世其家，实启公氏发祥之基首”的一次思想创新，理念创新和实践创新，奠定了公氏兴旺发达之路，开启“理学传家”的大门。至十三世公勉仁时，已花开朝堂，成功及第，名门肇启。史载，明弘治三年（公元1490年），公勉仁以第三甲第180名及第进士，成为东蒙公氏家族历史上的第一位进士。他先后任江西道督察右史，太仆寺少卿，四川按察司副史，都察院右佥御史。史称公勉仁“世承儒业，名起甲科，屡出巡抚，南北驰驱，治地冶边，精良有策”。正德十一年秋（公元1617年）卒于巡抚郧阳任上。明武宗下旨遣山东布政司左参政徐纯谕祭。时有《东山集》《黑鹰保》《守边策略》等诗集、兵策遗世。世称，“西埠（公勉仁号）文武双俱，才猷志节”。随后百余年间，公跻奎、公一扬、公家臣、公鼐，连及“五世进士”，公家臣、公鼐名列“父子翰林”。一时间，东蒙公氏一族“名庭显赫，名饮朝野”，“望族极鼎，江北各氏无出其右者”。

随着“五世进士，父子翰林”的出现，公氏一族成功实现了“以军籍军功入仕，到以科举及第登仕”的华丽转身，让东蒙公氏家族进入了新的繁荣兴盛春天。史载，公跻奎，嘉靖十四年（公元1535年）以第三甲第28名及第二名进士，历任工部郎中、吉安太守、湖广副使等职。公一扬，嘉靖三十八年（公元1559年）及第三世进士，先后任大理寺平事，裕州知州、工部郎中等职。公家臣，隆庆五年（公元1571年）以第二甲第77名，荣及四世进士，历任翰林院编修，太史，南京户部主事，获诰赠礼部左侍郎。公鼐，万历二十九年（公元1601年），以第二甲第33名，及第五世进士。为神宗、光宗“两朝帝师”，历任翰林院编修、国子监祭酒、国子监司业、礼部右侍郎、詹事府詹事，记部左侍郎，实录副总裁等职，生前获授“理学名臣”，逝后获赠礼部尚书。与父亲公家臣为“父子翰林”，是公氏家族历史上仕途、文坛、哲学、家学集大成的“造极”者。

同时，这种影响力也往往超越了家族本身，对整个社会产生着深远的影响。尤其是对社会风尚，文化艺术，文明水准产生了深远影响。这一时期东蒙公氏各支系子弟，在科举和仕途上，也是人才辈出，多有表现，风流尽占。据《东蒙公氏族谱》记载，至明末，全族列入谱志的庠生、童生、廪生、贡生、进士（含不同表述的秀才、举人），已达196人之多。如公鼒中举之后，虽屡试不第，却也以举出仕，历任中书舍人，户部主事，工部主事等，其文学影响不逊其兄公鼐，是明万历山左文学后期的领军人物。再如公兟、公恕、公志真、公志紏、公志绪、公一载、公一鸣、公一柟等二十余人，先后担任工部、礼部、户部郎中、主事、御史、巡抚和知州、县丞，公亮、公国光等人，则以武达仕，官至大将军、副总兵和徐州元帅。

同时，以公鼐、公鼒兄弟为代表公氏文人，在山左文坛异军突起，独领风騒，尽展文学世家风范。至今，我们还能从《蒙阴县志》和《东蒙公氏族谱》中，看到诸如公忠“耕读立业，诗书承家”，公勉仁“以文学著名”，公志绪“博学精医”，公家卿、公登策“学博能诗”，公子将“好古博学”，公家俊“读书穷理，课子明农”，公一载“博学工书”，公鼐“弱冠之年，文炳海内”，公鼒“博学善书，诗及李杜”，公襄“经史子集，靡不冾贯。诗文之名，丕著海岱”等等记载。还有诸如公勉仁著《东山集》，公跻奎作《中岩诗草》，公一扬有《闲音集》，公一柟成《中山集》，公一载有《田居稿》，公家臣留《东塘集》，公鼐有《问次斋稿》，公鼒有《浮来先生诗集》，公国光有《自适吟集》，公襄有《潜园诗集》等等。

此时，东蒙公氏一族，可谓风光无限，“仕布朝野，文溢八方。”明代诗人王象春（与公鼐、公鼒兄弟同为“山左诗坛”领军人物），曾诗赞东蒙公氏家族“一族儒雅风，满门翰墨香”。

东蒙公氏一族在进士及第，翰林登阁之后，也不忘“智惠乡里，睦邻家学”。史载，一世进士公勉仁的父亲公恕“酷嗜诗书，受学于诸生阚姓者。入庠后，力劝一乡之子弟从学，不索束金”。第二世进士公跻奎致仕回乡后，在他少年时曾经读书的坦埠中山寺设中山书院教子、授徒。其孙公家臣及第回乡时，曾专门前往中山书院，谒拜祖父曾经读书、教书的中山寺，并作《见蒙书屋》：“卜居东门外，幽栖久闭关。竹书万余卷，茅屋只三间。习惰风尘迥，忘机鸟雀闲。悠然山在望，相对自开颜。”又载，乡贤公一跃，博学见行，曾设立义塾，教生徒。退体县丞公一楠还乡后，“自备谷金，延塾师邓姓者，授教众家子弟”。公家珍为“诸生时设义学，受业者教之如子，入庠食饩者二十余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