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杨振宁

丹麦童子

我的同学杨振宁

文/许渊冲

【开始语】

成功究竟是天赋的馈赠，还是努力的勋章，或者是机遇的垂青？其实在许多卓越者的人生里，这三者从来不是孤立存在。当我们聚焦一位跨越时代的科学大家，会发现他的故事，正是对 “成功三要素” 最生动的诠释，让我们得以窥见天赋如何被努力浇灌，机遇又如何垂青有准备的人。

在我认识的同学中，杨振宁的成功是三种因素都具备了的。第一，先谈天才，他4岁就认字，他的母亲教了他3000多个；而我 4岁时才学会300个字，我的母亲就去世了。

他5岁读《龙文鞭影》，虽然不懂意思，却能背得滚瓜烂熟；而我只会看白话小说，背《水浒》一百零八将。只有造型艺术，他用泥做的鸡使他的父亲误以为是一段藕；而我却会画唐僧取经。

可见我长于形象思维，而他的逻辑思维却远远超过了常人。冯友兰先生说：成功的人考试分数不一定高。这话对我说来不错，因为我虽然翻译了几十本诗词，但翻译课和英诗课考试的分数都在80分以下；而杨振宁却是分数既高，成功又大。

他考入西南联大时，是两万人中的第二名。和我同班上叶公超教授的大一英文时，第一次小考要在一小时内听写50个词汇，5个句子，回答5个问题，还要写一篇短文。

我考了85分，这是我在中学从来没有得到过的分数；而振宁却得了95分。期末考试两个小时，他只一小时就交了头卷，成绩又是全班第一。

而物理和微积分，不是 100分就是99，无怪乎他小时候就说将来要得诺贝尔奖金了。这不是天才吗？成功的第二个因素是努力。每个人应该做的事如果做得尽善尽美，那就是成功。

杨振宁在初中的两个暑假里，跟清华大学历史系的高材生丁则良学上古的历史知识和《孟子》，结果他全部《孟子》都背得出来。这不是尽善尽美吗？

而我的历史知识却是听乡下大伯讲《三国》、自己看《说唐》等书得来的；至于《孟子》，我只会背开头一句：“孟子见梁惠王，”和“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我是学文的，他是学理的，这样一比，更看得出差距多么大了。

杨振宁的父亲武之教授说：“1928年我回国时，振宁 6岁，在厦门和在清华园，我已感到他很聪明，领悟能力很强，能举一反三，能推理，还善于观察，他的表达能力也不错，在北平崇德中学念书时，参加演讲比赛，得过两个银盾，他的演讲稿是他自己准备的。”

比起他来，我的领悟力，推理力，观察力都相差很远；只有表达力，他更善于说理，我更长于抒情；我在小学演讲得过第二，中学英语演讲也得过第二，所以后来在大学讲课，还能有吸引力，甚至有感染力。

振宁二弟振平说：“ 6岁的大哥常去海滨散步，很多孩子都在拾贝壳。大哥挑的贝壳常常是很精致，但多半是极小的。父亲说他觉得那是振宁的观察力不同于常人的一个表现。”

而我在画牛魔王大战孙悟空的时候，却只画了牛魔王的两只角，而没有画耳朵，因为我不知道牛耳朵画在什么地方，可见我的观察力差。振平又说：“振宁生来是个’左撇子’。

母亲费了一番精力把大哥吃饭，写字改成右手，可是他打乒乓，弹弹子，扔瓦片，仍旧自然地用左手，因为人的左脑控制右手，而右脑控制左手。

我常常在想他后来异乎寻常的成就也许和两边脑子同时运用有关系。”我写字，打乒乓，从来都用右手，所以重文轻理，不如他文理兼优了。振平还说：“念书对振宁是很不费劲儿的。

他 7岁就进了小学三年级。一般孩子对念书觉得是苦事，他则恰恰相反，他生来就有极强的好奇心，敏锐的观感。

”我“有时翻开大哥高中时的国文课本，记得在李白的《将进酒》长诗后面有他写的几个字：’ 劝君更尽一杯酒，与尔同销万古愁。

绝对！’ 多年以后我问他为何把王维《渭城曲》的一句和李白的《将进酒》的一句凑在一起，他说那是父亲当年在安徽某小城的一个酒家看到的一副对联。”由此可见他是怎样毫不费劲就学到了古代诗句的。

振平又说：“大哥进了大学以后，开始念古典英文书籍，如《悲惨世界》，”“他常常一面看，一面翻译出来，讲给弟妹们听。每天讲一小段，像从前中国的说书人一样。

我们听得不但津津有味，而且上了瘾，每天吃晚饭后就吵着要他说书，可惜他有一个大毛病，在一本书还没讲完之前，他就已经开始讲第二本了。”振宁边看边翻译，说明了他学习不费劲的原因。

我在大一时边听《政治学》边翻译成英文，也加强了中译英的能力。振宁的妹妹振玉说：“大哥童年时在清华的玩伴，画家熊秉明当时已显出艺术才华。

他和大哥合作自制土电影放给难得有机会看电影的孩子们看。由秉明画连环图画，大哥在旧的饼干筒的圆口上装上一个放大镜，筒内装一只灯泡，当连环画在放大镜前抽过时，墙上即有移动的人物。”

在当时困难的情况下，这真可以算是尽善尽美的土电影了。武之先生做总结说：“振宁天资聪颖，得天独厚，又刻苦努力，竟集学问之大成，成为世界级的科学家，已对人类做出重要贡献，为中华民族争光。”

这就是说，在取得成功的三个因素中，他既有先天的才能，又有后天的努力。

那么，第三个因素人生的机遇如何呢？ 杨振宁自己说：“从1929年到抗战开始那一年（1937）， 清华园的 8年在我回忆中是非常美丽，非常幸福的。

那时中国社会十分动荡，内忧外患，困难很多。但我们生活在清华园的围墙里头，不大与外界接触。”

这就是他得天独厚的童年。1938年他在昆华中学上高中二年级，却以同等学力考取了西南联大，据振平说，是两万考生中的第二名。

我也在同一年考取联大，是外文系的第七名；第一名是江苏才女张苏生，她大一英文的成绩最高，比振宁和我都高10分。但大二时上吴宓教授的欧洲文学史，我的考试成绩居然比她高出两分，这就增加了我学好外文的自信心。

有一次我和她合作打桥牌（Bridge：音译“不立志”），本来是一副“大满贯”（Grand Slam）的牌，她却“不立志”，只叫到“三比大”（3 No－Trump）就刹车了。

这似乎预示了我们后来不同的命运。1942年她和杨振宁同时考入清华研究生院（那时叫研究院）；我因应征到美国志愿空军去做英文翻译，直到1944年才入研究院，虽然没有念完，却将英国17世纪桂冠诗人德莱顿的诗剧《一切为了爱情》译成中文，这是我翻译的第一本文学作品。

1944年杨振宁考取清华公费留学美国，这是他一生成功的一个重要机遇；同时考取的有联大工学院的助教张燮。张燮是我中学时代的同学，他和熊传诏同班：熊是文科冠军；张是理科冠军，曾得江西省数学比赛第一名。

来联大后，杨振宁是理学院的状元，张燮是工学院的状元。当时工学院有一门必修课程的考试最难通过，全班常有一半学生不及格，张燮只用了一半时间就交了头卷，而且得了满分，工学院的同学都说他是天才。

但1957年杨振宁得诺贝尔奖时，张燮却在云南大学被打成了右派，从此一蹶不振，两个天才的命运如此不同，真有天渊之别！在他们两人公费留美时，我报考了法国文学，成绩是第四名，只能自费出国。这是我一生的重要关头。

假如我也去了美国，那本世纪就不一定有人能将中国古典诗词译成英法韵文了。在杨振宁得奖的前一年，我出版了英国名剧《一切为了爱情》，后一年又出版了法国罗兰的小说《哥拉布布勒尼翁》，还将毛泽东的诗词译成英文诗和法文诗。

当时的高等教育部公布了《高教六十条》，说外语一级教授必须精通两种外文。在我看来，“精通”至少是要出版两种外文的中外互译作品，这也就等于外文界的诺贝尔奖了。

不料评的结果，没有一个一级教授用两种外文出版过作品，而我这个符合规定，出版了中、英、法三种文字作品的人，却只评为最低级的教授，因此我想到，假如杨振宁像我一样在50年代初就回到中国，他肯定得不到诺贝尔奖，假如我留在国外，也取不到今天的成绩。

因为中国人的作品在国外属于少数民族的文学，在美国如果不受种族歧视就算好事，而在法国出版的中国古诗选都是不押韵的，所以我的诗体译文在国外很难出版，现在出了50多本，已经可以算是不幸中的大幸，这就是命运了。

杨振宁说过：“我一生最重要的成就是帮助克服了中国人觉得自己不如人的心理。”英文和法文是英美人和法国人的最强项，中国人的英法文居然可以和英美作家比美，这也可以长自己的志气，灭他人的威风了。

结束语：

天赋是起点，努力是阶梯，机遇是东风，三者相辅相成，才铺就了通往巅峰的道路。这不仅是一个人的成长启示，更像是一面镜子，让我们反观自身，思考如何在自己的人生中，平衡天赋、坚持努力、把握机遇。

END

【作者简介】

许渊冲，翻译家，生前是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译英作品有《中国不朽诗三百首》（英国企鹅丛书），《诗经》，《楚辞》，《汉魏六朝诗》，《唐诗三百首》，《宋词三百首》，《西厢记》，《元明清诗一百五十首》等；中译法作品有《古诗词三百首》等；外译中的有英国的德莱顿、司各特，法国的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莫泊桑、罗曼·罗兰等的文学名著。

杨振宁父亲写给周总理的求助信

近日读到杨振宁父亲杨武之的手札，从内容上看，这应该是杨武之教授写给上级的申请报告，目的可能是盼着两个儿子能归国探望，或者期盼能与儿子见面交流。

杨先生开章明义：“我有两个儿子，现仍滞留美国，他们都愿意归来为祖国建设贡献一份力量。又因为我的爱人和我都年已花甲，日就衰老，时复多病，他们亦十分牵挂，亟思团聚。但久久不做归计，料是有所顾虑，不敢申请之故。”下面附有杨振宁、杨振平两人的通信地址。

根据我在青岛图书馆查到的资料，这则手札应该是杨武之向周恩来总理写的求助信。

据杨振宁的三弟杨振汉回忆，当时，杨振宁知道自己将到日内瓦工作一段时间，便给父母发了一封电报，希望父亲能到日内瓦团聚，见见从未谋面的儿媳妇和孙子。

在当时的情境下，父子出国相见并不容易，杨武之思前想后，只能写信向周总理求助。据杨振宁的三弟杨振汉回忆：“父亲即亲笔写信给周总理，请求能去瑞士同大哥见面，并打算乘此机会说服大哥，要他不去台湾，最好回到中国大陆来。”

精通外交的周总理很快就批准了这个申请，一年之后，1957年夏天，杨武之先生就赶赴日内瓦，与杨振宁团聚，共同生活两个月。

据说，杨武之先生离京之前，还特意去了北京德胜门外功德林一号，看望乐从未谋面的亲家杜聿明。杜聿明托杨武之带了一封亲笔信给他分别多年的女儿杜致礼。

1957年10月，杨振宁获得诺贝尔奖，一时成为两岸统战的对象，于是，1960年、1962年，杨武之夫妇又两次飞往日内瓦，和杨振宁相聚。杨武之向儿子介绍了新中国的情况，希望杨振宁回国，但杨振宁觉得当时的国内情况不利于研究学术，担心自己的科研工作停滞，最终没有回来。父子二人还曾因此爆发了冲突和辩论。

1997年底，杨振宁写了一篇《父亲和我》的文章，回忆了在回国问题上发生的家庭冲突：

和父母在日内瓦三次见面，对我影响极大。

有一个晚上，父亲说新中国使中国人站起来了：从前不会做一根针，今天可以制造汽车和飞机（那时还没有制成原子弹，父亲也不知道中国已在研制原子弹）。从前文盲遍野，今天至少城市里面所有小孩都能上学。从前……今天……

正说得高兴，母亲打断他的话说：“你不要专讲这些。我摸黑起来去买豆腐，站队站了3个钟头，还只能买到两块不整齐的，有什么好？”

父亲很生气，说她专门扯后腿，给儿子错误的印象，气得走进卧室，砰的一声关上了门。我知道他们二位的话都有道理，而且二者并不矛盾：

国家的诞生好比婴儿的诞生，只是会有更多的困难，会有更大的痛苦。

你看，我们只知道杨振宁拒绝访问台湾，并于1971年回国访问，却不知道背后还有这么多故事。

今天，当我再次读到这段回忆时，心中是满满的感动和敬意，通过这封信，我对杨武之、杨振宁父子更多了一层理解。

最后，请让我们向杨武之先生致敬：他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数学系学士，芝加哥大学数学系硕士与博士，曾任教厦门大学、清华大学、复旦大学，是华罗庚的老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