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山佛脉深处的千年印记·西竺留痕

焦成功

无锡惠山，自古便以“江南第一山”之誉冠绝吴越，其丘壑间不仅藏着清泉古木的灵秀，更沉淀着佛教文化的深厚底蕴。“西竺留痕”四字，既是对惠山与西域佛教文化交融史的凝练，亦是这片山林中无数梵音遗踪的生动注脚，循着这缕印记，方能读懂惠山佛脉的千年流转。

西竺，本指佛教发源地古印度，而惠山的“西竺痕”，最早可追溯至南朝萧梁时期。据史料记载，梁大同年间，西域高僧慧照禅师云游至惠山，见此山“林峦葱郁，泉石清幽，有西竺灵秀之气”，遂于此结庐传法，开创惠山寺前身——“华山精舍”。这一举措，不仅为惠山植入了第一缕佛教基因，更开启了江南佛教与西域梵学对话的先河。慧照禅师带来的不仅是经卷佛法，更有西域的造像技艺与建筑理念，寺中早期的石佛造像，衣袂纹路间仍可见犍陀罗艺术的影子，便是“西竺留痕”最直观的物证。

唐宋时期，“西竺留痕”随惠山寺的兴盛而愈发鲜明。唐代会昌年间，惠山寺虽遭武宗灭佛之劫，却在宣宗即位后迅速复兴，时任住持常达禅师广邀西域、天竺高僧驻锡，寺内藏经楼一度藏有从西域辗转而来的贝叶经数十卷，这些用梵文书写的经文，成为连接惠山与西竺的文化纽带。宋代更是惠山寺的鼎盛之时，苏轼、秦观等文人常来此寻幽访禅，苏轼在《游惠山》诗中写下“谁言使君贫，已用西竺印”，此处的“西竺印”，既指寺中传世的梵文印章，亦暗喻惠山佛法已深植西竺正统，足见当时“西竺留痕”在文人心中的分量。彼时寺内的药师殿、文殊阁，其形制虽融江南园林之巧，但其殿宇鸱吻、佛像背光的设计，仍保留着西域佛教建筑的庄严气象，形成“东土形制，西竺神韵”的独特风格。

明清以降，“西竺留痕”虽历经岁月侵蚀，却在修缮与传承中不断焕新。明代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归来，曾将带回的西域佛教法器赠予惠山寺，其中一件青铜梵铃至今仍悬挂于寺内钟楼，铃身刻有梵文咒语，风吹铃动时，其声清越如古印度祇园精舍之音，被当地人称为“西竺遗响”。清代康熙、乾隆二帝南巡时，均曾驾临惠山寺，乾隆帝更是御笔题写“西竺云踪”匾额，悬挂于寺门之上，将“西竺留痕”的文化地位推向顶峰。即便到了近现代，惠山寺历经战火洗礼，但其内的唐代经幢、宋代石佛、明代梵铃等与“西竺”相关的遗存，仍被悉心保护，成为后人追溯惠山佛脉源头的重要依据。

如今，漫步惠山之麓，惠山寺的晨钟暮鼓依旧悠扬，那些藏于殿宇、刻于山石间的“西竺痕迹”，早已不再是单纯的历史遗存，而是成为惠山文化基因的一部分。它见证了佛教从西竺东渐，与江南文化交融共生的历程，也让惠山在自然之美外，多了一层跨越千年的文化厚重。“西竺留痕”，留的是佛脉的传承，是文明的对话，更是惠山对江南文化最深沉的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