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外名刹之首”隆兴寺之“六绝”

红霞满天

出了隆兴寺摩尼殿北门，一座精美的牌楼门映入眼帘，牌楼门位于摩尼殿后、戒坛前，是隆兴寺的二门，它面阔一间，门上为绿色琉璃瓦庑殿顶，檐下有漂亮的柱头与补间铺作，带斜栱。南面题额“妙庄严域”，赞美佛门是绝妙善美的境地。

北面题额“通津宝筏”，比喻佛法为普渡众生脱离生死苦海之宝船。梁思成先生称这座牌楼门为“小珍品”，现存建筑为1986年依据梁思成《正定调查纪略》中的文字记述及照片重建，一定程度上保留了原有的建筑风格，因其精美的屋顶和斗拱设计，具有一定的艺术价值，对于研究古代牌楼建筑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穿过牌楼门，便来到隆兴寺的第三进院落，这里是整个寺院最核心的区域，殿阁也最多。从南到北首先是戒坛，戒坛是僧侣传戒受戒的专用坛场，戒坛的设立与寺院等级密切相关。历史上仅有皇家敕建或重要佛寺方可设立戒坛，隆兴寺因宋代以来历代皇帝敕令重修，成为 北方三大戒坛之一（另两处为北京戒台寺、五台山清凉寺），彰显其宗教地位。

戒坛屋顶为重檐三滴水、四角攒尖顶，这种屋顶形式使得戒坛外观层次丰富，庄重而典雅。攒尖顶的特点是屋顶在顶部交汇于一点，形成一个尖顶，加上重檐设计，更显其精巧玲珑。我们看到戒坛一层檐下设六根廊柱，也体现出了清代官式建筑的高等级规制。

走近戒坛第一印象就是石砌须弥座与常规的建筑相比显得非常高，有学者考证此处原为隋朝建寺时的舍利塔所在，这一说塔基就立即理解了它的高度，而且这一说法很符合隋唐时期以塔为中心的早期佛教寺院形制。隋代的舍利塔在元末明初崩塌了，明代中后期寺院就在舍利塔基址上新建戒坛。

现如今我们看到的石基之上的亭台式建筑是清康熙年间(1662-1722年）重建的，这座建筑平面呈正方形，面阔、进深均为三间。其主体为四角攒尖顶，采用重檐三滴水（三重檐）形制。现存木结构部分建于清康熙年间，石坛为明代遗存。

戒坛上层檐下悬挂清康熙五十二年皇帝御书的“戒坛”匾额，底层檐下悬挂乾隆十三年乾隆帝题写的“金绳觉路”匾额，出自李白的《春日归山寄孟浩然》：“金绳开觉路，宝筏度迷川。”金绳，佛教中用以分别界限的金制绳索，引申为戒律或规矩。

现存木结构部分为清代重建，体现了清代建筑的风格特点，如木构架体系成熟，斗拱装饰性增强、承重性减弱等。其梁架结构、斗拱等构件的制作和安装都遵循了清代的营造规制。

作为清式建筑，戒坛雕梁画栋，色彩较为华丽 。虽然历经岁月，部分装饰可能有所磨损，但仍能从其精美的木雕、彩绘等细节中，感受到清代建筑装饰艺术的精湛。

戒坛内供奉着明代弘治六年铜铸的双面铜佛一尊，两尊佛像背身相连，相背而坐。绝妙之处在于，无论你站在这尊双面佛前面或是后面，你都看不出他是两面佛，简直就象一个人一般。具有明显的明朝中期宫廷造像风格，在民间极为罕见，是中国戒坛佛像的孤例。那尊双面铜佛像，一面为印度外来的佛祖，一面是中国本地的佛爷，二者融为一体，真是巧妙的构思。

面南的是西方极乐世界教主阿弥陀佛，弥陀像手做禅定印，结跏趺坐，头戴五叶冠，面庞圆润，项饰璎珞，钏镯具足，手臂飘带，神态平和宁静，简洁秀雅中生出寂静庄严相。

面北的是东方净琉璃世界教主药师佛，药师像手做慈悲印，在药师佛像下莲座正中阴刻铭文“大明弘治六年（1493年）真定县滹沱河南古城村善女吕氏讳旺谨造”。此种形制的造像在汉传佛教寺院中极为少见。

隆兴寺戒坛内的明代弘治六年铜铸双面佛像，是明代铜铸工艺的巅峰遗存，更是将宗教意涵与艺术美学完美融合的国宝级文物。 双面造型打破传统单一造像范式，一面展现慈悲温婉，一面流露庄严神圣，暗合佛教“一体两面”的哲学思辨，让静态造像充满思想张力。历经500余年，铜像依旧线条流畅、衣纹繁复却层次分明，尽显明代工匠对铜料塑形的极致掌控力。

穿过戒坛，左右两阁并立，西侧为慈氏阁，东侧为转轮藏阁。隆兴寺慈氏阁建于北宋，是寺内仅存的四座宋代建筑之一，一座平面近似正方形的二层楼阁，面阔3间，进深6架椽，阁外观为单檐歇山顶，青瓦中心，绿琉璃瓦剪边，下层前出抱厦，上层出平座走廓。慈氏阁是中国现存经典的“叉柱造”楼阁式建筑之一，上层柱脚叉于下层柱头斗拱之上，层层相扣，稳固而精巧，体现了古人对力学原理的深刻理解，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的瑰宝，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

宋代建筑屋脊、屋角有起翘之势，偏向轻柔。慈氏阁作为重檐歇山顶楼阁建筑，其整体造型轻盈秀丽，建筑外观和谐美观，符合宋代建筑的审美风格。宋代建筑注重建筑细部的刻画，慈氏阁平座层设周匝回廊，栏杆采用宋代典型的单钩阑样式，檐下斗拱为五铺作双杪计心造，这些细节体现了宋代建筑在装饰上的精细与讲究。

慈氏阁内部梁架结构采用减柱造法，简洁明朗，檐墙内立柱为宋《营造法式》所记永定柱的唯一实物例证。是唐宋古建筑中少有的仅存大殿。元、明、清均有重修。1958年由国务院拔款进行了落架复原性重修。

永定柱造法是指底层斗拱和平座斗拱分别由地平立柱承托，平座柱和底柱相依并列，上层柱仍然插于平座斗拱上。即慈氏阁正殿下层周围的檐柱里外两根并用，外一根稍短，柱头承托斗拱以出下檐；里一根稍长，柱头直托平坐斗栱，这种柱子按栽柱入地的做法而得名，故称“永定柱”，里侧较长的柱子即为永定柱。

在慈氏阁中，永定柱的设置弥补了阁内采用减柱造而对建筑承载产生的不足，解决了平坐层上下支撑的难题，同时也满足了建筑上下收分的造型效果需求，从维修角度看，还减少了修缮对建筑支撑的影响。永定柱造法在唐以前较为常见，随着建筑技术的发展，宋代逐渐被淘汰，而慈氏阁保留了这一珍贵实例，为研究唐宋时期建筑技术的演变提供了重要实物资料。

慈氏，是梵语弥勒的意译，因此慈氏阁就是供奉弥勒的殿阁。佛祖释迦牟尼曾预言，56亿多年后，弥勒菩萨将入世间接替佛位，所以弥勒佛又被称为“未来佛”。

殿内供奉一尊高7.4米宋代独木雕天冠弥勒菩萨立像，高至二层楼面，立于2.55米高的砖砌须弥座上。弥勒雕像身躯伟岸，双足开立於两朵青莲。整尊佛像威严慈祥，色彩明艳，巧夺天工。虽不及承德普宁寺的木质观音菩萨和北京雍和宫弥勒木像大，但雕制时间却早了六百多年。

这尊弥勒佛头戴佛冠，穿天衣著长裙。右手上屈於胸前，掌心向外，左手下垂，造像为诸天说法状。菩萨身后为轮廓精美的全身大背光，通高9.9米，以示佛光普照，法力无边。背光主题纹饰为雕制的卷草纹，内饰花卉，外沿为镂空火焰，是少有的佛教木雕造像珍品。1995年采用修残补缺、随旧着色的方法进行了复原性修复。

《隆兴寺志》记载，此弥勒菩萨为“宋河漂木佛，系独木雕镌”。寺内三通石碑均记述北宋开宝四年（971）修建这尊弥勒菩萨时，工匠一直寻不得合适的木材。一日洪水暴发山洪直下，传一根五台山神木沿滹沱河顺流直下，至正定城外为百姓捞获，就用这根神木雕刻了一尊慈祥外溢、端庄圣颜的慈氏菩萨。在文物众多的隆兴寺，作为北宋遗珍且独木雕成的佛像，其珍贵程度是不言而喻的。

弥勒佛是佛教世界里的未来佛，我们通常看到的是喜庆的大肚子弥勒佛形象。藏传佛教里，弥勒佛被称作强巴佛，北京雍和宫的万福阁里就供着18米的檀香木强巴佛，也是身形修长、头戴天冠的形象。慈氏阁里的弥勒像跟雍和宫里强巴佛很像，只是个头远不及雍和宫的那尊，但其精美程度仍然让人过目难忘。

与慈氏阁相对而立的是转轮藏阁，里面的转轮藏，是隆兴寺的（“六绝”之三）。配合藏经转轮的特殊构造，材料及结构技巧的运用浑然天成，可见匠师技艺纯熟精湛。平面近似正方形，为二层楼阁式结构，下层前出抱厦，上层设平座走廊，屋顶为九脊殿顶，即歇山顶，整体造型秀美端方，具有宋代建筑轻盈秀丽的风格特点。

转轮藏阁的整体设计既符合力学原理，又具有极高的美学价值。展现了北宋时期精湛的木雕艺术和建筑工艺，实现了实用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

两座宋代楼阁转轮藏阁与慈氏阁，虽然外观相似，但内部结构却各有特点。梁思成先生在访问正定时曾记录：“两者外形颇有类似，……在平面的布置、梁架之结构、斗拱之配用上，则完全不同。二者之中，转轮藏阁之结构尤为精巧，是木构建筑之杰作。”

作为隆兴寺中轴线核心建筑之一，与寺内摩尼殿、慈氏阁共同构成研究北宋佛教建筑的重要实例，其构造技术对研究古代木构建筑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学术价值。

在转轮藏阁底层正中放置一座被梁思成给予了极高评价，称其为“中国现存的唯一第十世纪的真正可以转动的佛经的书架”木制转轮藏。隆兴寺转轮藏的最早照片出自于常盘大定和关野贞编著的《支那文化史迹》，照片应为上世纪二十年代拍摄。虽然为黑白照片，但转轮藏的彩绘依稀可见，勾栏，缠龙柱，经柜，佛像尚存，可以看到当年的风彩。

1933年梁思成先生前来调查时，转轮藏已损毁严重，地坑压栏石上的勾栏，藏座下的华板护封不见了，底部藏针露了出来，佛像和经柜已无存，悬镜也不见了，梅花柱柱身尚有盘龙缠绕。梁思成考察隆兴寺转轮藏后，给予了极高评价。他称其为“中国现存的唯一第十世纪的真正可以转动的佛经的书架”，赞叹“转轮藏殿之结构，尤为精巧，是木构建筑之杰作”。

阁内的转轮藏是核心构造，通高10.2米，直径约7米，由藏座、藏身、藏顶三部分组成。虽然从功能上是一个书架，但本身结构精巧复杂，装饰又相当精美，与建筑整体完美融合。藏身每面三开间，外观形似八角形亭子，置放于直径7米的圆形地坑中央，中设木轴，以绕轴旋转。角柱为八瓣梅花柱，平柱为垂莲柱，额枋间嵌浮雕云龙纹华板，下以雕花雀替支托，建筑形制多与宋《营造法式》中转轮藏制度相符合，展现了宋代小木作的精湛工艺，祁英涛先生称其为“宋代小木作的稀有遗物”。

《大乘起信论》中有“佛、法、僧”三宝之说，其中佛陀所说之教法汇集而成的各种佛经，称为“法宝”，一般佛教寺院都有特别存放“法宝”的经阁，其中存放经卷之书盒橱柜，称为“经藏”，而“经藏”又分为沿壁固定立柜的“壁藏”和殿中可旋转的“转轮藏”两种，“壁藏”式经藏多见，而“转轮藏”式经藏则稀少，国内所保存下的实物不过三五件。

转轮藏，是可以旋转的佛经书架，把经书放到八角经柜中，通过中心轴就可以转动，有如诵读经书。据传始创于南朝梁代的双林大士傅翕，佛教典籍浩瀚如海，普通信众或不识字，或无暇诵经，转轮藏的发明，既可以储存经书、造像，又可以弘扬佛法，吸引信众。如此方便法门，且有大功德，转轮藏创设之后即迅速风行大江南北，至唐时已颇不罕见，至宋时已广竖于天下庙宇，并流传至朝鲜和日本。

尽管转轮经藏这一具有机械性质的“小木作”匠作形式，早在南北朝时期就已经被创造了出来，但现存实例中最早的转轮经藏只能追溯到北宋时代，隆兴寺转轮藏阁中这件木构，就是这种可旋转的存藏佛经的“转轮藏”。只是很可惜，存放经书的抽屉和下部的装饰都已损坏无存了，所幸的是，转轮藏依旧可以转动。所谓的“小木作”，是指门窗、神龛、佛道帐、书橱等小型木造构建，转轮藏设重檐，下檐八角形，上檐作圆形，顶作圆形攒尖式，实为一个大型建筑的小比例模型。

转轮藏阁是《营造法式》中“楼阁式建筑”的实物范本，其移柱造、叉柱造、曲梁等技法被梁思成写入《中国建筑史》，认为其“解决复杂空间问题的智慧远超后世”。它的设计巧妙之所在：首先它将底层金柱内移，避开转轮藏的旋转半径，同时将二层檐柱外推，形成底层大空间与上层悬挑结构的完美结合。其次，上层檐柱直接插在下层斗栱上，而非传统建筑的柱顶，这种“柱不落地”的设计扩大内部空间，被梁思成誉为“天才的创造”。

此外，由于转轮很高，而梁一般是平的，这样就会与转轮发生冲撞，为了适应转轮藏的高度，使用弯曲大梁为转轮留出了充分的空间，非常巧妙。力学结构巧妙分散荷载，成为宋代建筑力学的实证案例。

底层地坪下挖直径7米的圆形地坑，将转轮藏半埋其中，既降低了建筑总高度，又利用重力增强了旋转的稳定性，中心立轴长10.8米，上下贯穿，轴托采用铁球与石臼组合，极大减少了摩擦力，通过力学平衡实现重达数吨的经藏仅需两人即可推动轻便旋转。

藏顶木轴直通二层楼板，形成“藏顶穿阁”的视觉效果。整体上通过调整柱网密度与梁架跨度，精准承载了转轮藏（重约5吨）的动态荷载。这种设计不仅体现宋代工匠对结构力学的深刻理解，更被誉为“古代木构机械的巅峰之作”。

在《中国建筑史》中，梁思成评价转轮藏殿梁架“条理不紊，毫不牵强，实为梁架结构中的上乘”。他还惊叹于各梁柱间交接处所用的角替、襻间、驼峰等，认为其“条理不紊，穿插紧凑，抑扬顿挫，适得其当，唯有听大乐队之奏名曲，能得到同样的锐感”。

再往前走，有个不起眼的一个小碑亭，里有是隆兴寺（“六绝”之四），著名的隋代龙藏寺碑，被认为是最早的楷书碑刻 ，是我国书法史上的瑰宝，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

龙藏寺碑是整个隆兴寺历史的开始，隆兴寺始建于隋开皇六年（586年）隋称龙藏寺，有多达万人参与龙藏寺建寺，士绅百姓聚力同心成壮举，龙藏寺碑就是同时期立起来的，碑文由张公礼撰文，记载了恒州刺史鄂国公王孝仙奉命劝奖州内士庶万余人修造龙藏寺的史实。今天，我们已经无法见到这件隋代碑刻中所描绘的龙藏寺，和碑一起出现的建筑，造像，都不在了，仅剩下这碑刻仍伫立于正定的隆兴寺中。

龙藏寺碑，碑通高156cm，宽89cm，厚0.29cm，青石质，龟趺座，形制古朴。碑额高42cm，宽31cm，浮雕六龙相交，蟠龙造型粗犷而富有动感，体现了隋代的雕刻风格。碑阳刻楷书正文30行，行50字，共约1446字；碑阴及左侧刻恒州诸县官员与民众题名，总计五列。

隋立国只有短短37年，其书法遗存的数量无法与晋唐、宋元相比，但隋代书作在书法史的地位却不可小觑。南北朝文化艺术风格差异较大，北方粗犷长于碑板，南方妍丽长于尺牍，隋短暂的大一统使得书法发展南北交融，尤其是业已成熟并沿用至今的楷书，得到了空前的优化。这正是今天珍视和研究《龙藏寺碑》的原因所在。自宋代欧阳修《集古录》、赵明诚《金石录》，明代都穆《金薤琳琅》等人均对该碑有相关记载和评论。清代书法理论家康有为曾评价："隋碑渐失古意，体多阅爽，绝少虚和高穆之风，一线之延，惟有《龙藏》。

《龙藏寺碑》上承南北朝之遗韵，下开初唐诸家之先河，是集北碑之众长，开初唐一代书风"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梯，它既不同于魏晋南北朝时魏碑的粗狂雄厚和南碑的婉约韵致，也与讲究程式法度的唐楷不同。此碑之书法用笔沉挚有力，刚柔相济，结体严谨安雅，意韵幽远高古。无六朝俭陋粗率的习气，与魏碑相比，显得更加端庄，与唐楷相比，又更加古雅而朴拙，碑文书法被誉为"隋代第一楷书"，是研究魏隶向楷书过渡时期书法艺术的重要碑刻。

为了游客更好的欣赏，体验中华文化博大精深，特制作了一块复制碑。龙藏寺碑以其古朴典雅的书法风格、承前启后的历史地位和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了中华名碑之一，宛如一座不朽的艺术丰碑，历经千年岁月的洗礼，依然散发着迷人的魅力，吸引着无数书法爱好者和历史研究者去欣赏、去探究。

大悲阁是隆兴寺的主体建筑和标志性景观，大悲阁始建于隋代，坐落在中轴线后部，共三层，是全寺最高建筑，与两侧配殿御书楼和集庆阁连为一体，成为整个建筑群的高潮。大悲阁经历被毁、重建、拆除、再重建……始建于北宋开宝四年（971年），元、明、清各代均有修葺。1944年（民国33年）重修大悲阁时拆掉了两侧的御书楼和集庆阁，建筑面积较原来缩小了三分之一，东、西、北三面墙壁上的宋代壁塑也已无存。

现存建筑为1997年8月至1999年9月依据宋《营造法式》复建。工程投资3285万元，建筑多为宋代遗构，共用木料6800多立方米，我国继西藏布达拉宫之后最大的单体文物修缮工程。重建后的大悲阁为一座出檐三层、歇山顶、楼阁式建筑，面阔七间，进深六间，总面积1643.5平方米，主殿高35.5米。上盖绿琉璃瓦，外形庄严端正。阁体采用木结构，斗拱飞檐，雕梁画栋，稳固而美观，体现了古代工匠的高超技艺。

大悲阁高大宏伟，两侧配殿分别为御书楼和集庆阁，现在的大悲殿两侧建设了空中连廊作为与集庆阁和御书楼之间的连接，有种空中楼阁的感觉。杜牧在《阿房宫赋》里写道：“复道行空，不霁何虹。”大概就类似这样吧。

隆兴寺大悲阁牌匾：《慈云广覆》，雍正十二年果亲王允礼奉命四川公干，便道正定隆兴寺瞻礼大佛，题《慈云广覆》匾，寓意是：象征观音菩萨的慈悲如广阔的云彩，无差别地覆盖世间万物，普济一切众生。《慧眼无边》牌匾也由果亲王题写，核心寓意是：象征佛陀的智慧广大无边，能洞察世间万物的本质与真相，以智慧普度众生脱离烦恼。《调御丈夫》匾额是乾隆十三年御赐的，原匾为乾隆皇帝所题，“调御丈夫”是佛的十大名号之一，“调御”意味着调动和驾驭，是说佛陀大慈大智，能以多种方便调御修行者的心性，教化引导一切可度者，使往涅槃正道。这正如驯马师善于调御马性，故名调御丈夫。

正定隆兴寺大悲阁内，一尊高达21.3米的铜铸千手千眼观音菩萨佛像（隆兴寺“六绝”之五）静立千年，它不仅是中国现存最早、最高的铜铸观音像，更凝结着宋太祖赵匡胤的宏愿与三千工匠的智慧。“先铸像，后盖阁” 的营造法则，让这座佛像成为世界冶金史上的奇迹，也见证了佛教艺术从隋唐庄严向宋代人文的转型。这尊铜铸大佛不仅是隆兴寺的象征，更是古城正定的象征，当地人很自然地将隆兴寺称为“大佛寺”。

相传远在唐朝大历年间（766-779年），正定城西曾建一大悲寺，寺内供奉一尊四丈九尺的铜铸大悲菩萨，香烟颇盛。但到五代初期的战争中，大悲寺被焚，铜像胸臆以上被熔毁，寺僧以泥补之。后周显德二年（955年），因世宗下令毁佛铸钱，仅存的铜像下半身也被熔铸铜钱，后来又用泥重塑一尊。这样原来好端端的铜菩萨，历经两次劫难后变成了一尊泥菩萨。

北宋初，太祖赵匡胤于开宝二年（969年）巡境按边，于镇州（今正定）住驾。到大悲寺进香礼佛时，寺僧向皇帝诉说了那尊铜质菩萨的两次不幸遭遇，并说，后周显得年间毁佛时，曾在莲座内发现"遇显即毁，遇宋即兴"八个字。皇帝听说后，果然为之所动，当即决定"应乎天，顺乎民"，于是赵匡胤敕令于龙兴寺（今隆兴寺）重铸菩萨金身，并建大悲宝阁供奉。事实上，正定是当时河北西路首府，为边关重镇，再往北就是定州，定州往北，就到了宋辽边界燕云十六州。所以赵匡胤在正定铸佛，是有统摄边关、安抚臣民的政治目的。

当你踏入大悲阁，你的第一反应绝对是本能地深吸一口气，然后极力向后仰头，因为这尊千手千眼观音过于高大（21.3米，相当于七层楼！），需要跪下观看，心不诚都见不到菩萨的脸哦。最动人心魄的，是她低垂的眼眸，无论你站在殿内哪个角落，都能感受到那悲悯、宁静的目光正落在你身上。虽大悲阁已不是当年的模样，但铜像还是赵匡胤敕建的那一尊。

北宋工匠以空前绝后的技术完成了这尊巨像，宋代的时候，这么高的佛像是先铸佛后盖殿的，铸造的时候也不是一体成型的。据宋碑上记载，佛像全身分七段铸造 ，原地接续。第一段莲台，第二段到膝盖，第三段到腹部，第四段到胸部，第五段到腋下，第六段到肩部，最后一段是大佛的头。每段铜胎厚度均匀，接口处采用榫卯铸接法，误差不足三毫米。大佛耗铜12万斤，占当时北宋年铜产量的十分之一，历时四年之久，是我国古代铜造像之首

在缺乏现代起降工具的古代，工匠们运用囤土的办法，熔铜炉随坡势升高，铸就一段、覆土一段，土堆最高的时候需要囤到大佛肩部，土坡最远延续到正定城东三里之外。这是我国古代最高的青铜浇筑的佛像，也是世界上古代最高的青铜佛像，这尊大佛到底有多震撼，测量数据显示：佛头高2.73米，佛耳长1.63米，佛肩部到耳垂高2.2米，古代工匠高超的冶炼铸造技能委实令人惊叹。基座深埋7根熟铁柱，每柱由7根铁锏捆扎，再以7道铁绳固定，最后浇灌生铁水形成整体地基。这一设计使佛像历经康熙年间大地震与邢台强震仍巍然不动，是我国古代冶金史上的一大奇迹。

大的佛造像都会面临一个透视问题，室内室外的雕塑无不例外，这尊佛造像高二十米左右，建在室内观看视角其实就是进殿跪拜以及走廊的的一些区域，为了更好的表现菩萨的大慈大悲，工匠把脸部拉长下巴突出，眼帘下垂突出，双耳的高度几乎与发际线水平，当善男信女进殿跪拜的时候看到的是一个复合视觉的一个完美造像，艺术作品直指人心，赞叹古代工匠高超的艺术造诣。

观音菩萨有三十三种化身、六种变相，千手千眼就是其中一种。千手千眼观音菩萨像，其42臂中除当胸双手合十外，在两侧各有20臂呈辐射状分布。观音菩萨像的手中不但分别执日、月、净瓶、金刚杵、宝剑等法器，每个手中还饰有一只眼睛。以40只手眼配以佛教三界中二十五种果报，即为千手千眼的来历，千手表示护持众生，千眼表示观照世间。

据说乾隆来到正定游览，当他对千手观音进行叩拜时发现，佛像年久失修，大佛手臂摇摇欲坠，乾隆不知道观音菩萨四十支手臂背后的佛家道理，竟命人将破败的四十支手臂摘除，仅剩下中间合十的双手以示庄重。直到1944年，隆兴寺大修，修复者试图恢复千手观音大佛应该有的样子，但是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时期，铜料紧缺，大佛的四十支手臂就只好以木臂来代替了。虽然看起来极不自然，好在还观音像以全身，也算功德一件。

铜铸观音下的石质须弥座为北宋原物，高2.25米，由双层上枋、上枭、束腰、下枭、下枋、圭脚组成。须弥座采用浅浮雕、高浮雕、圆雕、透雕的表现技法，雕刻出力士、飞天、共命鸟、伎乐等形象，造型生动，雕工精良，不仅是石雕艺术的杰作，更是古代建筑文化的瑰宝，为不可多得的宋代石雕艺术珍品。

须弥座，作为带有雕刻花纹和脚浅的基座，其名称来源于佛教。须弥山是佛教的圣山，相传指喜马拉雅山。以这座山作为佛像的基座，彰显了对佛的崇敬。因此，凡是比较高贵的建筑基座都采用须弥座形式。

第一层上枋浮雕中的“美音鸟迦”陵频伽、共命鸟和飞天，活灵活现。迦陵频伽，人首鸟身，有的手捧果盘，有的双手合十，有的一手托物、一手屈于胸前。

共命鸟，一身两头，亦叫命命鸟。佛教传说中的一种鸟，两头一体，一荣俱荣，一死皆死。出现在《佛说阿弥陀经》：“复次，舍利弗，彼国常有种种奇妙杂色之鸟，白鹤、孔雀、鹦鹉、舍利、迦陵频伽、共命之鸟。是诸众鸟，昼夜六时，出和雅音….。” 更有诗云“雪山有鸟，名为共命，一身二头，识神各异，同共报命，故曰命命。”

伎乐的浮雕，显得安详、轻盈，不论是手持箜篌，弹奏琵琶，又或是吹奏篪、笙，还有舞乐伎和凌空的飞天，生动精美，裙带当风如吴道子笔意，让人驻足流连。

雄壮威武的力士，袒胸赤膊，双目圆睁，肌肉绷起，雄健有力，力托万斤，仿佛时刻要从石座下走出来……，体现了宋代石刻独有的意境之美。

隆兴寺的大悲阁内的石雕须弥座，距今已逾千年，造型生动，刻画细腻，实为唐宋时期不可多得的浮雕精品。

大悲阁见证了佛教在中国的发展与传播，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文化内涵。它不仅是一座佛教建筑，更是中国古代建筑艺术、雕塑艺术的杰出代表，千手千眼观音像不仅是隆兴寺的象征，更是古城正定的象征，吸引着无数游客和学者前来观赏研究，让人们在领略其魅力的同时，感受到跨越千年的信仰力量和文化传承。

毗卢殿是正定八大寺院之一崇因寺的主殿。始建于明代万历年间，距今已有400年的历史。1959年因寺院残破，为便于保护将其迁建于隆兴寺内，成为中轴线最末端的一座建筑。大殿为重檐歇山顶、这种屋顶形式庄重典雅，具有较高的等级，是明代官式建筑中常用的屋顶形式之一。殿顶覆盖青瓦，绿琉璃瓦剪边，色彩搭配简洁而不失庄重，体现了明代琉璃瓦工艺的发展和应用。

殿身面阔、进深皆为五间，呈方形，这种对称的平面布局体现了明代建筑注重秩序感和庄重感的特点，符合中国传统建筑的礼仪规范，檐下悬挂清乾隆皇帝御书"毗卢佛殿"匾额。

一尊被梁思成称为“明代铜铸巅峰”的毗卢佛像端坐殿内中央。毗卢，为梵文"毗卢遮那"之略称，意思是"光明普照"。是佛教密宗体系中的核心主尊，代表法身佛，象征佛智普照众生。毗卢佛像的流行与密宗在中原地区的传播密切相关，明代因为皇室崇佛之风盛行，尤其是万历年间，慈圣皇太后笃信佛教，这尊毗卢佛就是万历皇帝为其生母慈圣皇太后祝寿所铸。

佛像整体高约6.72米，采用分层铸造的结构。它自上而下共分为三层，每层各有四尊毗卢佛头像，坐在千叶莲瓣之上，分别面向四方。佛像头戴五佛冠，双手结毗卢印，衣纹细腻如丝绸，连裙边花纹都精雕细琢！共计12尊四面佛头戴的佛冠上还各铸有5尊小佛，佛像可以摘开，厚度仅1公分，构思巧妙，造型独特，做工精良，是其他同类造像远不可及的，实为一件难得的明代艺术珍品，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科学价值，堪称海内孤例，因此被列入“隆兴寺（六绝”之六）。

更为精巧的是，每一片莲瓣上都刻有一尊小造像，层层叠叠，共计一千尊，小佛像又手印各异，表情安详，头部均有圆形头光，细节刻画精妙不失为“中国古代最精美的铜铸毗卢佛”。三层整体共计1072尊佛像，形成千佛绕毗卢的格局。

莲座基座更暗藏玄机：铸有“大明万历丙辰年御制”铭文，正面雕刻“五蝠捧寿”，侧面饰以“卍”字纹，寓意万寿无疆，皇家祝寿的仪式感拉满。千佛绕毗卢的造型构成华严宗中一花一世界，一叶一如来的华藏世界景象。

毗卢佛（毗卢遮那佛）是佛教“五方佛”之首，是“光明遍照一切处”的宇宙本体，象征佛法的究竟圆满。隆兴寺的毗卢佛像铸造于明万历年间（1573-1620），正值晚明佛教复兴期。这尊佛像的铸造，既是皇家对佛教的推崇，也是正定作为“北方佛教中心”的地位印证。

这尊毗卢佛的铸造工艺，代表了明代铜佛造像的最高水平：工匠先用蜂蜡雕刻出佛像原型，外敷耐火泥制成模具；加热后蜡液流出，形成空腔，再倒入1200℃的青铜溶液。这种“一模一样”的技法，能精准还原蜡模的每一处细节。佛像背光的火焰纹、璎珞的联珠纹，甚至衣纹的褶皱，都是通过多块陶范组合浇铸而成，稍有偏差便会前功尽弃。铸造完成后，工匠用“金汞齐”（金与水银的合金）均匀涂抹佛身，再经高温烘烤使水银蒸发，金层牢固附着；最后用矿物颜料填补细节，让佛像“金光流转，栩栩如生”。

隆兴寺内的这尊四面佛是国内同类造像中最大最精美的，超越同类造型的北京法源寺和万寿寺毗卢佛，反映了明代佛教艺术的高度成就。王世襄称其“千佛绕毗卢，明代宫廷造像的精密范式”。从晚明的皇家敕造，到今日的文物瑰宝，隆兴寺毗卢佛像不仅是一尊铜铸的佛，更是一部凝固的明代佛教史、工艺史与美学史。

梁思成先生并非孤立地看待隆兴寺的单个建筑，而是将其作为一个完整的、跨越多个朝代的建筑群来研究。他将隆兴寺与国内其他著名寺院比较后，得出了结论："河北蓟县独乐寺、山西应县佛宫寺塔，都是宋辽时期建筑的杰作，但若论宋式建筑之荟萃，寺院总体布局之完整，则'京外名刹当首推正定府隆兴寺'。"这一评价将隆兴寺提升到了中国北方寺院之首的地位，强调了其作为宋代建筑集群的完整性和代表性。

暮钟余韵里踱出山门，回望隆兴寺，飞檐斗拱已浸入青霭之中，唯有铜铃清响，不紧不慢，仿佛在叮嘱着红尘过客。

这半日的游历，竟不像观览，更像一场与千年历史的对话，当现代脚步踏过明代的青石板，当手机镜头对准宋代的建筑构件，忽然懂得，隆兴寺的魅力从不止于雕梁画栋，而是它让每一个走进来的人，都能在香火与时光里，触摸到文化传承的温度。

指尖似乎还留着触摸摩尼殿宋代砖墙的微凉，那些被岁月磨平的砖缝里，藏着匠人未说尽的心事。惊叹于摩尼殿五铺作斗拱之奇巧，沉醉于倒坐观音垂眸含笑之慈悲，大悲阁的剪影在渐暗的天色里愈发庄重……。

仿佛还能听见转轮藏转动时，木轴与时光共振的轻响，忽然懂得，古寺的永恒，不在梁柱千年不朽，而在这一刹那的照见：见佛，亦见本来心。原来有些相遇从不是告别，隆兴寺的浪漫，早化作檐角的风、碑上的字、佛前的灯，悄悄住进了往后的日子里。往后想起，便会记得，曾有一段时光，与千年古刹共享过一场温柔的暮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