桂井文光

慧一文

这念头一生，双脚便不听使唤，七拐八弯的，竟将我引到了新王村的一处旧地。眼前是一口井，井圈由整块青石凿成，内壁被井绳磨出了无数道深凹的痕，光滑得像老玉。井水幽深，探身望去，只看见自己一个恍惚的影，还有背后一小片天。古井斜对面，立着一座老旧的祠堂，门楣上“三槐堂”三字的金漆早已斑驳，只余木胎的沉黯。这便是了！县志里白纸黑字记着的，清初王姓人所创的“丹山别馆”，应在这丹山左近，这三槐堂前。而那“别馆”的旧址，想来就在我此刻立足的这片土坡之上。只是，馆舍早已荡然，连一块标榜历史的石碑也无，唯有这口井，默然如初，成了唯一的、活着的见证。

我倚着冰凉的井圈，神思便有些飘忽起来。恍惚间，仿佛看见一个青衫的士子，正于井中汲水，水波荡开，搅碎了一池清梦。那该是乾隆十八年的王洪惠吧？他于此地考取了拔贡，却不出仕，仍旧守着这方别馆，开帐授徒。那时的晨昏，该是怎样一派光景？风声、雨声，还有从井壁传来的落水声，想必都淹没在琅琅的书声里了。王氏一族，于此地真是倾注了心血。王洪惠不仅教书，还著书，一部《丹山分馆集》，一部《王氏考》，虽未能得见，但其名既录于县志《艺文考》，想来也是沾溉一方的著述了。那时的“丹山别馆”，该是何等名噪一时，引得王绍修、王景瀚这般学子负笈而来，将求取功名的梦想，与这丹山的草木一同滋养。

然而，书声终究敌不过时代的涛声。清末的风雨飘摇里，科举的旧梦醒了，但读书的种子却未曾断绝。乡绅王樟荫，想必也是一位有远见的贤达，他将“别馆”的文脉，接续成了“储英私塾”。这名字起得真好，“储英”，储备英才，为的已不是个人的功名，而是家国的未来。私塾设在新王桂花厅，我想象那是一个秋日，庭中桂子盛开，细小的金黄的花粒，混着墨香与书香，簌簌地落满学童的肩头与书页。那香气，是能渗到骨子里去的。

时代的洪流滚滚向前，私塾成了初级小学，又成了“新王乡中心国民学校”。王樟荫先生，也从倡办的乡绅，成了首任的校长。这变迁，正是一部中国乡村教育近代化的缩影。

待到1949年乾坤扭转，“新王完全小学”的牌子挂起来，校址也迁到了我眼前这座“三槐堂”祠堂。想来有趣，昔年祭祀祖先的肃穆之地，转而充盈了孩童的欢腾。二百六十余名学生，来自四十多个自然村，那祠堂改作的教室里，一至六年级的书声此起彼伏，该是怎样一派生机勃勃！那时的先生们，想必是极辛苦，也极热忱的。1951年始，他们年年寒暑都要赴衢州参加“思想改造”，学习“兴办新型教育”；冬夜里，还要执着油灯，去为青壮年扫除文盲。那灯光虽微，照亮的，却是一个村庄蒙昧的长夜。

井水幽幽，照见过太多的人事。我仿佛看见，在那“三年困难”的饥馑岁月里，有教师从自己微薄的薪俸里，挤出几张毛票，塞给即将辍学的孩子，那一声“好好读书”，该是何等的沉重与温暖。我也仿佛看见，“文革”的风暴一来，这书声鼎沸的校园，霎时冷落，“贫下中农管理委员会”进驻了，正常的教学难以为继，那井台边，或许也曾贴过墨迹淋漓的大字报吧。这口井，它什么都看见了，却什么也不说，只将一切的倒影，都沉入自己无言的深碧里。

转机似乎在七十年代到来。祠堂的南面，新起了一幢砖木结构的教室，竟办起了“戴帽初中”。校名也换作颇具时代印记的“新王五七小学”。那时的师资是匮乏的，竟到了初三才能开英语课的地步。然而，贫瘠的土壤，有时反而能催生出倔强的花朵。我念及此，心中便升起两个光辉的名字。

一位是郑树森院士，他1959年至1962年间在此就读，后来以一把手术刀，剖开了医学的无数奥秘。另一位，是“大国工匠”柴茂荣，他1972年至1976年在此读完小学与初中二年级，后来将一份匠心，献给了国家的工业脊梁。

还有谢树成院士，他1977至1979年在此完成小学学业，后来竟从这田畈之间，一路走进了地质科学的殿堂，去探寻亿万年前的生命痕迹。一口小小的乡村井，竟映照过三位贤才童年的面容，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是他们天赋异禀么？或许。但我更愿意相信，是这片土地，这所学校里，有一种看不见却感受得到的东西，一种如这井水般润物无声的滋养，护佑了那些稚嫩而珍贵的求知火种。

1978年“拨乱反正”之后，学校的风气为之一新。先生们讲究“四认真”——认真备课、上课、批改、辅导，这朴素的信条，比任何口号都更有力量。于是，全县教学质量的现场会，竟在这所乡村学校召开了。那时的辉煌，从这井台的倒影里，想必也能窥见几分喧嚷与自豪吧。

再后来的岁月，便如这井水表面的流光，走得快了。1987年，戴帽初中撤去，复名“新王完全小学”。1995年起，田甫、刘家、上向塘等村的小学，如溪流汇入大川，陆续并入。校园也几经扩建，征土地，起新楼，筑围墙，硬化操场，配置电脑多媒体……它努力地追赶着时代的步伐，像一个不愿老去的妇人，仔细地描摹着自己的妆容。它获得了“绿色学校”、“平安校园”、“美丽校园”诸多名号，门卫室装修一新，还添了保安。一切看起来都在变好，都在走向更规范的现代。

可它，终究还是老了。不是老在校舍，而是老在它的根基上。我来的路上，已看见许多崭新的小楼，却也看见了许多紧闭的门户。城镇化像一股不可抗拒的巨流，卷走了乡村的青壮，也卷走了孩童。2018年，一年级只招到十八人；2019年，竟只有四人。这书声，如何还能响亮得起来？于是，2020年，低年级并入模环中心小学；次年，高年级也并了过去。一场延续了二百余年的教育长跑，至此，终于静静地冲过了终点线。没有喧天的锣鼓，也没有悲情的告别，就像秋日的一片叶，悄无声息地，落回了大地。

我最后看了一眼那口古井。夕阳的余晖正落在水面上，漾开一片碎金。我忽然想，这井水，会不会记得第一个在此汲水烹茶的读书人？会不会记得王洪惠在此教导学子的絮语？会不会记得王樟荫筹建私塾时疲惫而坚定的身影？会不会记得郑树森、谢树成们在此嬉戏时的笑声？它一定都记得。书声会沉寂，校舍会改易，甚至村庄也会变迁，但这口井还在。它沉默地收藏着这一切，将一段漫长的、关于教化与传承的故事，化作自身那幽深无比的、碧莹莹的底蕴。

我转身离去，背后是空寂的祠堂，沉默的井，以及一片被晚霞染红的丹山。风过处，仿佛仍有旧时的书声，断断续续，若有若无。那不是耳听见的，是心听见的。我知道，那口井，和它所见证的一切，已在我心里，凿出了一道深深的痕。

2025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