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年前的难忘经历 ‍李恩德著 ‍

恩德

什么是再教育？

1968年1 0月22日，毛主席向全国人民发出了最高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要说服城里的干部和其他人，把自己初中、高中、大学毕业的子女，送到乡下去，来一个动员。各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

根据毛主席的指示，1968年底，66，67，68届的大学生一齐离开校园四个面向去了。其中一部分去了各地的解放军部队农场接受为期两年左右的再教育。

1970年八月轮到69，7°，71届大学生离校了。我就是在这时候被分配到新疆军区某解放军农场接受再教育的。

走进军区接待站．

学校给我们开的人事派遣公函上赫然写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疆军区政治部”一行字。但是没有注明地址。到了乌鲁木齐，下火车后并没有有军人等候在站台上为我们引路。在分不清东南西北的慌乱之中倒是意外地碰到了丁文龙的一位高中同学吴元佐，他毕业于上海第二医学院，据说已经在站台上等候我们多时了。在他的引导下我们穿过一条充满尿臊味的地道，顺利地到了军区政治部在站外一家饭店里设立的接待站。

车站饭店是一幢两层的楼房。接待站就设在底楼的大堂里。不大的空间里挤满了刚下火车的来自天南地北的大学生。他们三五成群地围着几名穿四个口袋军装的军人在问东问西。报到的手续特简单，只要将公函交给接待人员后随心所欲地挑选一个农场并在登记本上签个名就算办妥了。

我们该去哪一个农场呢？这回不是硬性分配，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挑选。

那时我们都是20五六岁的大人了，而且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已经天南地北地闯荡过不少地方，但是对新疆的了解仍然很少，大体上只晓得北疆非常寒冷南疆比较温暖。当时乌鲁木齐附近的农场已被先期到达的学生选完了，只有北疆阿勒泰和南疆库尔勒的几个农场还在招兵买马。去阿勒泰还是去库尔勒？当我们举棋不定的时候一位操陕西口音的军官给我们讲了一个笑话：

“你们知道阿勒泰有多冷吗？据说，曾经有位从南疆出差到阿勒泰的男同志一时内急难忍，便找了个隐蔽的地方行方便。哪晓得方便完了他却定定地站在那儿走不了啦！你们猜，他遇到了什么麻烦。”

“随地大小便，被人抓住了呗！”我不假思索地答道。

“才不是哩！原来他尿出去尿转眼间已经结成了冰，一根冰凌从地上一直延伸到了他那命根子上。”

“胡说八道，哪有这样的事。”我不以为然地说。

“真的，不骗你。不信你问老新疆，冬天里到阿勒泰去的男人身边是不是都备了一根棍子。这棍子是派什么用场的呢？就是为了在方便之后敲断冰凌赶快脱身。”

说这则笑话的不是别人正是我们后来的副连长。此人姓侯，中等身材，圆脸上有两只小酒窝，眼睛不大，当他准备说话时两只眼睛就笑得眯了起来。他是奉命来接再教育学生的。侯副连长所在部队的驻地位于库尔勒以北的和静县。他给我们介绍说：“那里是焉耆盆地的北缘，是有山又有水的鱼米之乡。山是天山，水是流沙河。知道吗，流沙河就是唐僧上西天取经时收沙和尚做徒弟的地方。他可是我们的维吾尔兄弟呀！”

听到这里我连忙说：“你别骗我们，我知道流沙河在甘肃境内，不在新疆。”

“谁骗你，当地老乡都这么说的。信不信由你嘛。总之，我们和静的冬天不冷，夏天不热。农场有四万亩可供开垦的荒地，既可种小麦也可种水稻，播种收割以机械化作业为主。更重要的是我们的部队是一支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部队。远的不说，1962年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时，在班公湖全歼印军x部的就是我们中国人民解放军步兵第四师十团，十一团。”

听罢侯副连长的一番介绍我们四个人交换了一下意见，强烈的避寒趋暖意识促成了我们去和静的意向。侯副连长是个很有心计的人。当我们在一旁商量时他已从登记簿上查到了先我们到达并且已经归于他麾下的上海中医学院的另一名学生王佩明。王佩明是69年级的一名女生，大眼睛，瘦高个儿，在学校时大家都是认识的。就这样在侯副连长的诱惑下我们四人最终选择了和静县的部队农场。

选定农场后接待人员将我们三个男生在安排在楼下的一间客房内。毕士敏则随一女服务员上楼去了。客房内有四个铺位，靠窗的一张床位上已经有人入住了。

安放好随身行李我转身又回到大堂内。因为刚才办理报到手续的好像有一班人正在为派遣费能不能实报实销和接待站的工作人员交涉。我想听个究竟。

这时一位身材矮胖的学生操着四川口音正对着接待人员抱怨说：“分配到这么远的地方派遣费才发了几十元，怎么够用呀？买完车票剩下的钱根本托运不了行李，害得我扔了许多有用的东西。”

帮忙接待的是位名叫余清华的小个子，是位较早报到的大学生（北京农业大学的毕业生，中共党员）他操着福建口音说：“派遣费不够用是事实，我自己也深有体会。因为是带普遍性的问题，接待站的领导已经将这事反映到军区首长那里去了，一旦有结果会立即通知大家的。”

那些天，我也为自己托运行李时让父母为难的事窝着一肚子火，见有人正在为此事进行交涉便也凑上去说了几句。我说：“我们是到新疆来安家的，虽然去的是解放军农场，但与现役军人根本不一样，五十公斤的行李能让我们安一个家吗？去掉长途运输必须进行的包装，还能带多少东西。”

小个子接过我的话头说，“我连福建老家都没回，直接从河北来到了这里，虽然没有多少家当，就这样派遣费也不够用，我完全能理解大家的难处。这样吧，请大家先回房间休息，等有结果了我立即告诉大家。”

当我们七嘴八舌地议论时候副连长和其他几位军人站在一旁一言不发。我想这大概就是军人和老百姓的不同之处吧。过了两天余清华通知我们说，军区领导已作出决定，同意对我们行李托运费的超出部分作实报实销。领到可报销的行李托运费后我立即将其全额寄回上海还债，从而解了父母因我远行而举债的困局。

7971部队农场

1970年8月22日，我们来自全国各地的81名大学生一清早从乌鲁木齐出发．在候副连长的率领下分乘四辆军用卡车，从后峡翻越天山前往位于天山南麓和静县7971部队农场。

在崎岖的山路上跋涉了一整天，经历了千难万险，感受了一下天穿越四季的气候。终于在夜深人静时到过了目的地。变化仰望天空虽然可以看到月亮和星星，但是公路两边却是一片漆黑，既看不到灯光也听不到犬吠。车子在一个岔路口向右拐了个弯，驶上一条小路后又一颠一簸地前进了几百米，最终停在了一幢平房前。昏暗的灯光中有十几名军人在等待我们。

“同志们，到家啦！”

候副连长推开驾驶室的门探身向车厢里喊了一声。然后就站在驾驶室的踏板上命令道：

“各班长一起过来帮忙卸车！”不

多时一大堆行李从三辆车上卸了下来并摆到了营房里的大通铺上。等军车开走后我们排着队被领到了一间大屋子里。一位中等身材的军官操着湖南口音在队前发表了简短的演说。

“同志们辛苦啦！欢迎大家来到部队农场。从现在起我们就是一家人了！食堂已经为大家准备好了饭菜。吃完晚饭抓紧时间休息。明天放假一天，让大家熟悉一下环境，如果有兴趣也可以进城逛一逛巴扎。解散！”

这位军官便是本连的副指导员。在山路上颠了一天，只觉得头昏脑胀，虽然有饥饿感，但是并没有好胃口。草草地吃了碗面条便去找自己的行李。

折腾了好一会，黄永康还是没有找到自己的行李，这时他才想起在山上换车时忘记将行李带在身边了。没有铺盖怎么过夜呢？我毫不犹豫地将自己的另一条裤子扔给了他。

在城市里夜晚有明亮的电灯相伴，不大会感到黑暗带来的不便。当时农场还没有通电，每间屋子里只点了一盏小马灯。我因为视力不好，对昏暗的环境不太适应，有点昏昏欲睡的感觉。当我铺好被褥正准备找个地方洗漱时，突然听到门外响起一阵“咚、咚”的脚步声，随即便有两个人风风火火地冲进门来。我当是谁认错了门，抬头一看原来是刚才到井边洗漱去的北京籍学生韩xx。只见他们光着膀子，抺在身上的肥皂还没有擦拭干净，一边用手四处挠痒痒，一边操着京腔嚷道：

“这里的蚊子太厉害啦，才一会工夫就被叮了这许多包块！”姓韩的胖子如是说。

“那里是蚊子，简直比成群的马蜂还凶狠！一巴掌都能拍死它几只。”

另一位姓张的小个子绘声绘色地补充道。

听二位这么一说，我想去井台擦身的念头顿时消失得无影无踪。不过我有些不明白，我们在这敞开门窗的屋子里已经待了好一会，并没有受到蚊子的攻击呀。井台那边的蚊子是从什么地方钻出来的呢？我担心等一会儿那些刚尝到人血滋味的蚊子会不会跟踪追击过来，在我们这些人的身上再逞一次凶狂。

还好，我所担心的“蚊患”没有成为事实。这一夜我盖了一条6斤重的棉被睡了一个好觉。八月里盖棉被，要不是亲身经历，这样的事又有谁会相信呢？心想，这大概就是传说中的“早穿棉衣午穿纱，围着火炉吃西瓜”的气候特点吧。

我这人不爱睡懒觉，天亮即起。按照多年养成的习惯，自然是先上厕所后洗漱。昨天到得晚，黑暗中没有看清场部是个什么模样。在找厕所的过程中我对周围环境做了一番观察。

营区总共只有两幢房子。东西向一溜十间是九个班的宿舍，外加一间库房。南北向的那幢房子大部分是食堂，顶头一间是连部办公室兼两位连首长的卧室。成L形的两幢房子的怀抱中则是一块简易篮球场。球场的南边立着一副单杠。球场和营房之间，稀稀拉拉地种了一排高不足一米的沙枣树。篮球场和屋前的空地虽然不是水泥铺成的，但是十分平整。地表是一层坚硬的硝土，大概由于经常在其上泼水的缘故使得地下的盐碱泛上来了。走出这一小块地方，到处是松软的沙土，一脚踩下去立刻就有一层浮土扬起来。

在篮球场的东边有三间我从未见过的“房屋”。外表呈拱形不是砖砌的也不是土垒的，而是用碗口粗的芦苇把子弯成拱形后一扎紧挨着一扎捆扎而成的，有门无窗。这三间房子后来成了我们存放行李的地方。因为它一半在地下一半在地上被当地人称作“地窝子”。

从地窝子往东有三幢呈现门字形排列的平房。在那几幢平房的附近停放着几台拖拉机和一些农机具，一只大油罐和一些油桶无遮无挡地摆在空地上。不用说那就是农场的场部了。场部紧挨着一条公路，想必昨天晚上我们就是从那条公路上来到农场的。

厕所在营房的西南方向。是那种没有化粪池的高架式厕所。那个方向除厕所之外还有一只猪圈和一只牲畜棚。圈里喂了两头猪，棚里拴了一头驴。一挂驴车随意地扔在一旁。再往西是一大片空地，估计是操场兼打谷场。那里有几只很大的谷堆。一台庞大的脱粒机摆在几只谷堆之间。（上图是农场的场部）

营区周围是一望无边的荒野，既看不到任何建筑物，也听不到鸡鸣犬吠之声。原野上长了许多一米多高的草本植物，单从那杆儿看有点儿像水稻，又有点儿像小麦，但是顶端不长穗儿。后来才知道这种植物叫芨芨草，是戈壁滩上特有的既耐旱又耐碱的物种。

因为昨晚闹过一场“蚊患”，上过厕所之后我想到井台那边去看个究竟。井台就在食堂的屋山头。这口井的造型非常经典，有很好的井台和井圈，但是没有安装汲水的轱辘。井台旁立着一根高约五六米的木柱子，一根细而长的木杆从柱子顶端的铁环中穿过。重臂那一端用绳索吊着一只水桶，力臂那一端则用绳索系着一只颇有分量的木墩子。看到这景象，我突然记起了初中自然课本中的一幅插图。我们的祖先运用杠杆原理从井中汲水的方法居然和我眼前看到的景象一模一样。我用手将水桶往下拉了一下，并让它渐渐地沉入井水中，然后再握着井绳轻轻地朝上一提，随着另一端木墩子的自由降落，满满一桶水便被提了上来。我估计这桶水大约有四五十斤重，如果用手往上提是很费力的。有了这套装置那就省力多了。

井台周围长了许多绿色植物，有草本的，也有木本的。除了低矮的芦苇外，其余的品种我都不认识。在这些绿色植物中有一种小灌木，细软的枝条上长着对生的卵圆形的叶子，看上去很像中药材黄芪，但我一时不能确认。井台周围很潮湿，大片的水渍有黑色的，也有棕色的。那黑色的水渍自然是有机物腐败后留下的。那棕色的水渍只能是地下塩碱上泛后形成的。不用说，这样的环境肯定是蚊蝇的滋生地。至此，昨晚的“蚊患”之谜也算解开了。

转了一圈我不免有点纳闷，既然是农场，在田野里总该能看到点农作物吧。但是很遗憾，在我的视野内什么样的农作物都没有。记得在乌鲁木齐时曾听候副连长说起过，农场有四万亩可开垦的土地，经过几年的建设已经开垦出了几千亩。当时我就想，四万亩是什么概念呀？经过换算我不由得大吃一惊，四万亩竟有20五平方公里之广！要是在内地，这么大的范围差不多就是一个乡的区划了。这么大一片土地在我们到来之前居然只生活着20几名军人，简直有点不可思议。

正当我站在井台旁东张西望时，炊事班长端着脸盆过来了。因为昨天晚上他负责给我们分菜，所以认得。我跟他打了个招呼，他却说：

“休息天吃两顿饭，起这么早干啥？”

乘他打水的当口，我指了指屋后的大山说：“那就是天山？”

“那还用问！”他看了我一眼说。

我想，这小子说话倒挺冲的。于是又指了指南边的山说：“那是什么山？”

他只顾往盆里倒水，低着头说：“也是天山。”

“铁门关就在那山里头吧？”

他听我说出“铁门关”三字，立即惊奇地抬起头用陕西话说：“你咋知道的？”

“瞎猜的呗！”见他有点好奇，我故意卖了个关子。说话间又有几位早起的学生朝井台这边走过来了。

等我端着脸盆再次来到井台时，井边已经热闹起来。他们和我一样，初来乍到，什么都觉得新鲜，什么都想问个明白。只听炊事班长说：“这个军垦农场是两年前匆匆忙忙建起来的。它的全称是中国人民解放军7971部队五七军垦农场。建场的目的是落实毛主席关于知识分子必须接受工农兵再教育的指示，是为早你们两年毕业的66级、67级、68级大学生营造的一个全新的课堂。几个月前那批大学生根据中央的决定结束了为期两年的再教育已经分配到全疆各地去了。操场上那几个大谷堆就是他们离开时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任务。”说实在，我没想到炊事班长的嘴皮子这么能说，心中不由得暗忖，大概这就是再教育者必备的基本功。

体验“兵规矩”

在到农场之前我就从心理上做好了接受纪律约束的准备。军营中规矩多，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我们私下里将军纪称之为“兵规矩”。要是谁破坏了这些规矩，轻者在全连列队点名时就会受到指名或不指名的批评，重的那就不好说了，关你几天禁闭也是可能的。对我们这些过惯了懒散生活的学生来说，要适应方方面面的规矩是不容易的。

不说别的，单是与“吃、喝、拉、撒、睡”有关的规矩就得适应好一阵子。

我从来没有见过南方人端着碗蹲在地上吃饭的。条件再差也得找个地方坐下吃吧。连里明明有一间很大的屋子，只要摆上桌子和长凳就是一间不错的餐厅。不知为什么，领导同志偏不这么做。一日三餐就是要让大家蹲在食堂前的空地上吃。并且要求以班为单位围成一圈。蹲着吃饭是很不科学的。下肢的肌肉因受到较长时间的压迫，难免会出现麻木。但这还在其次，更重要的是胃肠蠕动因此而不畅，不仅影响食欲，胃的排空功能也将受限。

蹲着吃饭不仅不舒服，还因此引出了一些不愉快的事。任何人在吃饭的过程中都可能因为种种原因掉下一点。尤其是吃玉米面做的食品时，因为比较松散，更容易掉下碎屑。对这种情理之中的事虽不能说不值一提，至少扯不上“故意浪费”什么的。然而我们的排长却在这点事上做足了文章。他认为，掉在地下的食物应该捡起来吃。如果谁不这么做，不仅是浪费，更是缺乏工农感情。在今人看来，这显然是一种极端的思维方式。但在那个时代用如此的方式思维则是很盛行的。连首长认为二排长（我所在的排是第二排）抓住了我们这批学生的活思想，很快在全连组织了一场专题讨论。讨论的过程是我们每一个人挨过进行反省，直至深刻地认识到“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再教育非常有必要”才算告一段落。

在农场待了20个月，蹲着吃了1800多顿饭，可谓久经考验了。但我敢说，我们这批学生在离开农场后大概不会有一个人将这种吃饭的姿势带回家的。相比蹲着吃饭，更让我感到难受的还有另一件事。连里规定，每天吃午饭时要对上午涌现的好人好事进行宣讲，这项活动每个班负责一周，常抓不懈，不容许间断。总共才几十个人，就这么大一个舞台，每天能有多少好人好事呢？于是，扫地、清理厕所、帮厨房干活等等都成了永恒的话题。

尽管在吃饭时有这些令人讨厌的规矩，连队的伙食还是办得不错的。说是每月48斤定量，其实是敞开肚皮吃。此外，每月一斤油，每天一两肉，这些待遇也是很优厚的。要知道当时全国人民还在过着节衣缩食的日子。我记得上海当时是每人每月只能凭票购买5 两油，一斤肉，其他副食品也是计划供应。

大小便问题是人生的大事之一，历来属于个人隐私。不是有句话，“管天管地，管不了拉屎放屁。”在“兵规矩”中虽然没有对放屁作出规定，但对拉屎撒尿是有说法的。这便是人所共知的“不准随地大小便！”我要说的当然不是“不准随地大小便！”那也太无聊了。而是关于大便时间的选择和管理。

按部队的作息顺序，起床后不是先如厕漱洗，而是先出操。值星排长三声哨子之后，除炊事班外，全连或以班为单位，或以排为单位立即整好队伍跑步到操场上练队列。洗漱可以晚一步，这解手的事对有些人来说是不能耽搁的。比如我，长期以来就养成了起床后先上厕所的习惯。开始时我没把这事放在心上。心想，上完厕所去赶队伍也不迟，按规矩喊声“报告！”便可入列。只不过比别人少做几次齐步走，向左转，向右转罢了。可是事情并不像我想的那么简单。第一次我迟到了，班长没说什么，当队伍停下时让我入列了。可是当我再次迟到时班长却给我颜色看了。“怎么搞的，老是稀稀拉拉的。出完操再上厕所不行吗？”

和我有同样习惯的人还有好几位。他们也都受到了自己班长的批评。这事很快引起了连部的重视。在一次晚点名时，副指导员特地就此事做了讲评。他说：

“在部队里，吹过起床号后才去上厕所是不合时宜的。不能因为张三、李四有起床后先解大便的习惯就推迟出操的时间。怎么解决这个矛盾呢？没有别的办法，只好请各位改变一下习惯，尽快适应部队的作息规律。”

对个人来说，选择什么时间解大便虽然是一个习惯问题，但其中也有不可忽视的规律。许多人饱受便秘之苦，并因此染上久治不愈的肛门疾病，在很大程度上与从小没有养成良好的大便习惯有不小的关系。排便虽是一种随意性的生理功能。但它需要肛门内外两组括约肌密切配合。人的大便是储存在直肠中的。当肛门内括约肌受到直肠内粪块的刺激时，它就会不随意地处于松弛状态，从而为肛门外括约肌选择松弛做好准备。这时复杂的神经系统便会将这种刺激，即“便意”上传到大脑皮层。如果时机合适，大脑皮层就会做出反应，及时发出指令让肛门外括约肌松弛，并同时协调机体的相关器官组织，如横膈下移，腹肌收缩等等，共同完成排便过程。“便意”在某些情况下是可以被克制的。不过当一次正常的“便意”被人为地克制之后，要再次形成“便意”所需的条件往往要更高一些。如果满足不了相应的条件，大便就会在结肠内积存下来，造成便秘。随着水分不断地被吸收，大便变得越来越干燥。等到费了很大的力气解出来时竟成了坚硬的“羊屎”。

为什么要选择早晨起身后大便？因为这时候随着体位的改变最容易形成“便意”，在这样的时间段里解大便可谓水到渠成。选择其他时段解大便当然也是可以的，这就是习惯问题了。尽管改变习惯是件很痛苦的事，但是当部队生活需要我改变一些习惯的时候，我还是乖乖地顺从了。离开农场后我毫不犹豫地恢复了原先的排便习惯。既然是好的习惯为什么非要去改变它呢！

军营中关于睡觉的规矩也很多。首先是床铺很有特色。十个人（也就是一个班）住一间屋。房间的面积大约有三十平方米。从北窗到南窗紧贴着山墙用木板架了一张特大的床。全班的人统统头朝里脚朝外地睡在这张大床上。班长的铺位紧挨北窗，副班长的铺位则紧挨着南窗，其他人的铺位不做明确规定。睡通铺在那个时代的军营中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睡通铺虽然很有趣却不是一种享受。时间长了常常因为个人睡相方面的问题产生出一些不大不小的矛盾。

这么多人睡在一张铺上，被褥的摆放以及与此相关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定肯定是不行的。在这方面军营中有一条著名的规矩，叫做＂整理内务＂。起床后各人先将自己的被褥叠好，然后再由专人仔细整理一遍。要求每床被子不仅要折叠得四棱四方，大小还要差不多。床单则要铺得平平整整无皱褶。这件事看似简单，实际上非常难做。我们这批学生来自天南地北，被褥的厚薄不一，颜色各异，要按统一的规格进行整理实在很困难。更要命的是，连部每周都要对各班的内务进行评比，如果整不好就要受到批评。

内务整理好之后，白天是不允许任何人在铺位上躺倒休息的。这条规矩使得我们这些过惯散漫生活的人感到特别不自由。午饭后有一段休息时间，如能躺下休息片刻应该是非常美的事。因为有了这条规矩谁也不敢违反，如何午休一度成了令人烦恼的事。于是，好动的就聚在一起打球，爱静的就手握一本书随便翻翻。所读之书只能是马恩列斯毛的著作，专业书籍是不允许看的，古今小说更在禁读之列。当然也有三五成群聚在一起议论时事新闻的，不过出言吐语都比较谨慎。如要写点什么，床头是唯一可以利用的地方。虽然每个班都有一张写字台，但是谁都不沾它的边。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怪事呢？那是因为存在着“桌子高板凳低”的矛盾。

开会学习是我们每天的必修课。连里为每人配备了一只称之为“马扎”的小板凳。说是配备，实际上是上届学生留给我们的礼物。形象地说，这＂马扎＂就是一个X，只是在X的上端钉了几根帆布条而已。人坐在“马扎”上面，X就充分地张开。不用的时候将X合拢往床下一放一点不占地方。部队里什么都讲究整齐划一，这马扎正好三十公分高，配床头挺合适，配写字台就太低了点。

虽然起床和就寝的时间随季节的变化，尤其是在节假日中有所改动，但是睡懒觉和熄灯后不睡觉的事是绝不允许发生的。养成按时作息的习惯是一件好事。但是不定期地将一个人从熟睡中叫醒，并且还要让他背上没有装子弹的步枪在黑暗中孤寂地游荡两个小时，实在是一桩苦差事。这就是站岗放哨。站岗是为了保卫营区的安全，当然是绝对必需的。特别是在冬天，为了抵御零下20摄氏度的严寒，各班的屋里都砌了火墙生了火炉。通宵不息的炉火如果没有人照看那是很危险的。站岗放哨有责任，也有风险，连里规定由我们男生们负责，这样过不了十天每人就得轮上一次。每晚的第一班岗因为对睡眠影响不大，所以是大家最愿值的。但是连队规定各班站岗的秩序绝不允许随意变更。这第一班岗要不得正好轮上了某人，那实在是一件非常幸运的事。

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规矩不只是军营中有，各行各业都有自己的规矩。相比之下兵规矩更多更全面罢了。为了生存，人的适应能力是很强的。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这些兵规矩一直伴随着我们，我也逐渐地适应了它。遗憾的是这些兵规矩并没能彻底地改变我的许多生活习惯。当我离开农场的那一天，我明显地有一种如释重负重获自由的感觉。

军营的规矩还有很多，比如周末去团部看演出时路怎么走，场怎么候都有很多花头；休息日上街不管走到何处都必须两人成列三人成行，绝不允许勾肩搭背……

建造养猪场

到农场后等待我们去完成的第一项任务是建一座养猪场。没想到在我们接受“兵”的再教育生涯中居然是从学工开始的。这倒很有意思。

猪场的设计规模是能同时喂养五百头生猪。前期准备的工作量不是太大。除了平整场地还要修一条路。百来个人干这点活用不了许多时间。在修路的过程中遇到了一个难题。这条路必须通过一条小水渠。按理应该在水渠上架座桥。但是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技能。于是有人建议将大口径的水泥管子直接放到水渠里做成涵洞。这办法既简单又具可行性。建议很快被农场领导采纳了。

从什么地方能弄到大口径的水泥管子市场部的事。没过两天一辆军车将水泥管子运来了。令人不解的是，司机没有将运来的水泥管子御在施工现场，而是把它扔在了一公里外的地方。吃过午饭班长从连部领受了将这些水泥管子运到现场的任务。班长是位20刚出头的甘肃兵，姓王。经过一个多星期的接触，觉得他言语虽然不多，但办事认真，待人也比较真诚。他将我们带到现场后只说了句，“两人一组，把这五只管子推到水渠那边去。”然后便和大家一起干开了。

我原以为在平地上推水泥管子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可是一旦推起来才知道并不容易。水泥管子的表面很粗糙，没推出多远手掌，特别是指尖就被磨破了。后来，我们就改用小臂推，或者侧着身子用一只肩膀推。也有人干脆翘起一只脚，一点儿一点儿往前蹬。反正，为了完成任务能想的办法都想了。奇怪的就是没有人首先戴上手套。那年头，“髒、苦、累”这些字眼如果从知识分子口中说出来，就如同犯罪一般。如果活还未干，就先想到如何将自身保护起来更是自讨没趣。班长的手自然也是肉做的，他也没戴手套，估计手掌也被磨破了。在我们采用各种怪动作往前推水泥管子的过程中他始终保持沉默。

就在我们推水泥管的同时其他男生班的同学已经在水渠边做好埋管的准备工作。水泥管直径和长度都是一米，水渠宽两米多一点。先在渠边修了一个斜坡，然后将管子顺坡推下沟。为了定位和对接花了不少力气，也溅了一身泥水。忙了一下午终于完成了任务。

五根管子用了四根，多下一根不知派什么用场。如果买六屯根将涵洞修三米长不是更好一些吗？等到晚点名的时候表扬了我们五班：“任务完成得很好，没有人怕苦怕累。”同时也表扬了其他班“开动脑筋，土法上马，创造性地完成了任务。”听了这话我心里感到很舒服。本来嘛，大家都是血性男儿，出点力，受点皮肉之苦实在算不了什么。

可是，不久以后发生的另一件事却让我有点不以为然。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建猪场需要用很多石头和砖头。石头可以到山里去开采，砖头只能到一家砖厂去买。为此两个男生排做了分工，一排负责到山里去运石头，我们二排负责到砖厂去运砖头。为了卸得快一点，我们没有将砖头整齐地码成一垛，而是随便地摆成了几堆。在这一过程中无意间将一些砖头摔断了。对于砌墙来说，半截的砖头也是有用的，所以大家都没有把它当成一回事。这活一连干了好几天，班排长们谁也没有说什么。就在这时连里进行了一次晚点名。按照连队的规矩，凡是全连集合晚点名一般都是有比较重要的事情要说。

这天是一排长值日，晚饭后随着他的口令全连列队，一阵稍息、立正之后，又唱了一支革命歌曲。接下来他宣布本次晚点名由副指导员对近阶段的工作进行讲评。副指导员姓“伏”。我们曾私下开玩笑说，“姓这个姓的人不能当官，即使升了正职，听起来还是副职。这副，伏在口语中还真有点分不大清。”他个头不高，皮肤黧黑，平时不苟言笑，和喜欢说笑的副连长完全是两种性格。

“同志们！”

听到首长说话了，我们全体打了一个立正。这是军营中的一种礼节，在学校里接受军训时就知晓了。也可以说这是连队的规矩，即使班长说话，只要在列队的形式下都应如此。

“稍息！”副指导员举手给大家还了一个军礼。然后操着很有特色的湖南口音说：

“这几天我在工地上看到了许多被摔坏了的砖头，很是感到心疼啦。大家都知道，这砖头可是花钱买来的呀。是的，摔坏了的砖头一般还能派上用场。但是，如果不把它摔坏，不是更好一些嘛！我想，我们应该从思想深处找根源。针对这个问题，今晚各班都要组织一次讨论。”

咱们这个连在编制上是有连长和指导员的。二位由于健康上的原因已经有很长时间没有在岗在位了。副指导员实际上就是全连的主官，他说的话就代表连部的决定。摔坏几块砖头小事一桩，值得如此对待吗？我一边听一边在心里嘀咕。还没有转过神来，晚点名就结束了。军人讲话就是这么干脆。

和我抱有同样想法的人还真不少。至少我们班进行讨论的时候就有人说：

“是我们五班卸的车，砖头摔坏了自然是我们的责任。要批就批我们五班，何必拉扯上全连呢？”也有人说：

“这么点事就要在全连进行讨论，是不是有点小题大做呀？”

班长显然听出了我们话语中的抵触情绪连忙接过话头说：

“这件事与我的组织不当有一定关系。连里让大家讨论并不是要追究谁的责任，而是要大家从中提高认识。提高什么认识？副指导员在讲评中已经有所说明了。希望大家冷静地思考一下。”

班长虽然比我们年轻，文化程度大概也就是初中没毕业吧。可说起话来倒蛮有水平。能挑选到教革连来教育大学生的 兵至少得能说会道呀！

冷了会儿场，毕业于西安矿院的一位同学（以后要改称战友了。）首先发言道：

“这活是没有干好，要是给自家卸砖头，我看八成是会手脚轻点儿的。”．

此人姓栾，个子很高，但比较瘦。据说在学校里是乐队的指挥。相处不久有人便给他起了个绰号“栾大哥”。他来农场前已经结过婚，妻子就在女生班。平时我们叫他“栾大哥”他觉得很受用。

接着栾大哥的话茬子，我们一个接一个地发言。内容大同小异，都说自己主观上绝对没有把砖头摔断的故意。这当中唯有副班长（就是那位曾在乌鲁木齐车站饭店帮忙做接待工作的北京农大学生。）说了点与众不同的话。他说：

”正因为不是故意，才要从思想深处找找原因。我感到自己身为共产党员，还是缺乏深厚的工农感情，否则不会眼看着整块砖头被摔断而无动于衷。”

对副班长高调的发言我并不完全认同。心想，摔断砖头也有班长的份，你能说他没有深厚的工农感情吗？说得远一点，如果这活是几个建筑工人干的，那该怎么说呢？我觉得还是栾大哥说得比较中肯。

讨论进行了一个多小时，每个人都发了言。在部队里不管开什么会只要议题是跟全体有关的每个人都必须表明自己的态度。企图保持沉默是绝对不允许的。会后班长到连部汇报去了。我和大家一样心里感到很郁闷。这一晚谁也没再说什么。吹过熄灯号之后便睡觉了。

第二天早饭后我们没有像往常一样去工地。先是全连集合，由副指导员对昨晚的讨论进行讲评。

“根据各班的汇报，大多数同志对问题的认识是肤浅的。甚至有个别的同志说，‘这事不是我们干的，让我们说什么呀？’真的没有什么可说吗？我看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这里面首先有一个态度的问题，对待接受再教育的态度问题。伟大领袖毛主席说，‘知识分子最缺乏的就是工农感情。’摔断了一些砖头可以说是小事。但是，小中可以见大呀！根据上届同学接受再教育的经验，态度的转变是一个根本的转变。今天上午继续就昨天晚上提出的问题进行讨论。各班排长要注意引导。”

真不愧是做政治工作的，说起话来有板有眼。但细细一琢磨，总觉得有一种程式化的东西在支配着副指导员的思路。琢磨归琢磨嘴上是不敢说的。因为当时的形势不允许我们对副指导员的讲评有异议。尽管心里不舒服表面上还要装出一副若有所思的样子。

新一轮的讨论果然有进展。不仅没有人再说与己无关，进而承认自己接受再教育态度不够端正的亦大有人在。哪里晓得这种认识上的“进步”却惹来了更大的麻烦。几个“为什么”一问，还真不知道再从哪里去进一步提高。好在建猪场的任务比较紧迫，连里没有让我们没完没了地深挖思想根源。在阶段性总结会上副指导员及时地肯定了我们的进步，但他仍希望我们在劳动中不断提高认识。他在讲话中强调了一种观点 ：

“知识分子接受工农兵的再教育必须经历从触及皮肉到触及灵魂的过程。”

我觉得这种观点看似新颖实际上是错的。

砖头是一种低值易损材料，在装卸过程中造成一些损耗在所难免。但这并不是说可以肆意损坏。对于劳动者来说，应该尽量做到轻装轻卸以减少损耗。对于管理者来说如果发现有人没有这么做，就应该及时指出并要求改正。副指导员在这件事的处理上从根本上说没有错，只是有点不地道，他故意将只需分清“是与非”的事情扩大化了，使它带上了政治色彩。也许这就是那个年代政治工作者的思维定势。其实这样做的结果并不能让受教育者心服口服。对于教育者来说，自身的形象和素质历来是被受教育者所看重的。所谓“身教重于言教”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如果只会借助某种外力，除了说教就是批判，怎么能让受教育者心悦诚服呢？

经过一个多月的施工，养猪场的主体结构如期完工了。接下来还要建一座水塔为之配套。按理说水塔应该是钢筋混凝土结构。当时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施工条件。不过，在“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的政治口号鼓动下，我们还是接受了挑战。因为有了前期的工作经验，三米高的塔身没费多大劲就搞定了。没想到在砌储水池的过程中却出了一起安全事故。

水塔的总高度是五米，三米之上是一个两米见方的储水池。为了便于施工围着水塔搭了一圈脚手架。几个自称大师傅的学生神气活现地站在脚手架上砌砖，小工们则在脚手架下为他们输送砖头和灰浆。灰浆自然是用桶吊上去的。按理砖头也应该放在筐子里往上吊。不知从什么时候起那些负责往上送砖头的小工们自作主张地改变了操作规程。他们将砖头用手往上扔。应该说这种操作方法并不是他们的发明，我小时候在老家看人家盖房子，砖头土坯都是这么往房上扔的。

有一次塔上的人没能接住扔上去的砖头，在塔下扔砖头的人却弯下腰又去取砖头了。落下的砖头眼看就要砸在他的脑袋上了。说时迟那时快，站在一旁的张伟都见状伸手将其猛地一推，就在砖头“咚”的一声落地的同时，王某也“叭”的一声跌倒在地上了。霎时间工地上一片混乱。

王某跌倒时大概磕在碎砖头上了，不仅磕掉了两颗门牙口唇也裂开一道口子，鲜血滴滴答答直往下流。接砖头的人因为失手吓得脸色发白不知所措。周围的人先是目瞪口呆，接下来哰的一声围了过来。

连首长听说工地上出了事，三步并作两步冲将过来。二话没说，先大声喊叫卫生员。那架势就像战场上有人挂了彩，当官的首先想到的就是心急火燎找卫生员。好在当时我们这些学医的都在现场，经过一番处理便由我护送王某去了团部卫生队。

因为出了安全事故施工立即停了下来。接下来一连好几天以班为单位进行学习整顿，直至每一个人都从事故中吸取了深刻教训才重新开工。

猪场造好了但是一直没有养猪。直到我们离开农场时猪场什么用处也没有派上。是不是拍脑袋工程不得而知。哦，猪场的屋檐下倒是成了麻雀做窝的好地方。那年的冬天，几位东北籍的学生突然想起了家乡的风味小吃“炸铁雀”，在他们的鼓动下，某天夜晚我们打着手电只花了半个小时就活捉了大半面扮口袋的麻雀。我眼见他们娴熟地活剥了麻雀的皮，那血腥的场面让我十分震惊。第二天午饭时不忌讳的人（连里有十几位穆斯林）都吃到了外焦里嫩味道鲜美的炸铁雀。

不准读专业书

我们这批学生在校期间所学的专业知识本来就不多。停课闹了几年革命，尽管没有忘掉自己是学什么的，但在专业知识和专业技能的掌握上实在很可怜。虽然还在接受再教育，毕竟已经毕业了，说不定哪一天就要走上工作岗位。我想，自己是学医疗的，救死扶伤可不是一句空话，要担得起“发扬革命人道主义”的责任是要有一点真才实学的。俗话说，拳不离手，曲不离口。为了使自己已经获得的一点专业知识不至于荒废掉，我希望能利用每天的休息时间看点专业书，做点温故知新的工作。按理说这样的要求是很正当的。然而，当我将这种想法向连部报告时，却受到了严肃的批评。副指导员说：

“你身为团支部副书记，怎么能提出这样的要求。这不是明摆着要用专业冲击政治吗？不可以，绝对不可以的！我劝你，别老惦着专业，还是多读点马列。”

不能看专业书使我感到很郁闷，但我不愿就此罢休。我想起书箱中除了《毛泽东选集》外还有一套马列著作，那是我们毕业前工宣队根据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一项决定免费发放的，共计有十本之多。在那十本书中有好几本是讲唯物辩证法的。比如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反杜林论》、列宁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斯大林的《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我学的是中医，中医讲究辨证论治，它的基础理论和说理工具便是被称之为朴素的唯物论的“阴阳五行学说”。虽然此“辨证”不等于陂“辩证”，但是二者之间应该有相同之处。于是我便将这些书找出来一一拜读。

哲学这东西要是提纲挈领地说就那么干巴巴的几句话。可是到了哲学家的笔下却成了汪洋大海。原以为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会好读一些。翻开一看却令人头晕目眩。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弄清这本书不过是恩格斯研究自然界和自然科学的辩证法的一部未完成的著作，是由论文、札记、片段和计划草案等集成。既然读了，总不能半途而废吧。于是硬着头皮往下看，大约花了一个多月的时间终于在字里行间理出了一点头绪。所谓“自然辩证法”原来是关于自然界发展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最一般规律的科学。恩格斯在这本书中以大量的篇幅批判了以往脱离自然科学和凌驾于自然科学之上的、思辨的构造体系的旧自然科学，阐明了辩证唯物主义的自然界观，自然界科学观和科学方法论指出了劳动在人的形成中的决定性作用。

说句实话，在这之前我虽然接触过不少马列主义的著作，但是没有一本读得这么认真这么仔细。在读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的过程中我思考了这样一个问题。即从自然界发展和自然科学发展的最一般规律来审视中医学的基础理论和临床实践能得到什么样的启示呢？中医学是研究人的生老病死的，理所当然应归属于自然科学。但是从严格意义上说，迄今为止的中医学还不能称之为自然科学，因为它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都还没有摆脱思辨的构造体系。我觉得通过学习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能获得认识上的提高是一件非常有意义的事，从而也进一步提高了学习的积极性。

读完《自然辩证法》，很想找本马克思的哲学专著读一读，但是和静县新华书店根本买不到这方面的书。于是只好接着读恩格斯的《反杜林论（欧根杜林先生在科学中实行的变革）》。为了读得省力一点，我特地写信让父亲将我留在家中的《反杜林论简释》寄给我。杜林是与恩格斯同时代的德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和小资产阶级社会主义的代表人物，曾任柏林大学讲师。杜林从1870年起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对马克思主义进行所谓的“全面改革”。恩格斯为捍卫马克思主义在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的纯洁性花了两年时间同欧根·杜林展开了全面论战。《反杜林论》便是他论战著作的总集。读这本书同样很费力。一会儿是关于辩证唯物主义对物质和意识、物质和运动、时间和空间、相对真理和绝对真理、自由和必然等等的争论。一会儿是关于剩余价值的辩论。关于“暴力”的批判，我几乎分不清“唯心主义的暴力”和“革命的暴力”有什么区别。读着读着，我突然产生出一种想法，相比之下还是毛泽东写的文章比较朴实比较通俗易懂。

由于一门心思读马列著作，我用在其他事情上的时间明显减少了，比如连队黑板报的更新往往不够及时，共青团的工作我也不太主动。不久指导员便找我谈话，问我近来有什么活思想。

我说：“领导让我多读点马列，我正在抓紧时间读呀。”

他又问我，“都读了哪些书？”

我说，“刚读完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现在正读着恩格斯的另一本著作《反杜林论》。”

副指导员若有所思地沉默了一会说，“读马列，学毛著，最重要的是学以致用，特别要坚持活学活用。书要读，工作更要做，否则怎么体现活学活用呢？”

我听得出他是拐着弯批评我。便顺从地点点头。然后谈话就这么结束了。

恕我直言，副指导员大概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读这两本书，否则是不会用“要学以致用，活学活用”这些政治术语批评我的。读马列著作，特别是读毛泽东著作是那个时代的一种时尚。但是真正能静下心来系统地读几本马列的人并不多。别看报纸和广播每天都在引导全党全军全国各族人民学马列学毛选。但注意力主要集中在“活学活用”上。部队是“活学活用”的发源地，为此他们还创造了一种被称之为“讲用”的学习形式。“讲用”这个词，现在的年轻人大概不会知道它的含义，因为新版的《辞海》没有将它收进去。它的含义是，在大会或小会上讲述自己如何通过学习马列著作，特别是学习毛泽东著作成功地解决了在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

从那次谈话之后我有点担心副指导员会让我在全连讲学马列的心得体会。如果是那样的话还真有点不好办。实话实说肯定不行，我总不能说我读了《自然辩证法》认识到作为指导中医实践的理论还停留在一种思辨构造体系上吧。如果瞎编一套必然言不由衷，万一让别人看出破绽那多丢人呀。于是我只好将毛泽东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经常读上几页。要让诸如“你要知道梨子的滋味你就得亲口尝一尝。”“在阶级社会中每一个人的思想无不打上阶级的烙印”这些经典语录烂熟于心，万一要“讲用”不至于手忙脚乱。

关于大学生在接受再教育期间不准读专业书籍的事我原以为只是我们教革连兴出来的土政策。20个月后当我从农场分配到和田地区医院工作时，利用工作之便有意识地问过几位先我或与我同期接受再教育的青年人，我想知道在他们那儿是否也发生过与我的经历相类似的情况。得到的回答是，“不是类似，而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于是我听到了这样的故事。

赵某是和田地区一所中学的英语老师，复旦大学英语系一九六七届的毕业生。他先我两年毕业，接受再教育的地方是位于新疆奇台县的某部军垦农场。他说，刚到农场时由于对生活和环境都不适应，老觉得心里闷得慌，于是就从书箱中拿了本英文版的《悲惨世界》在读。心想，这样既可以消遣，又不至于将专业荒废掉。这事很快被连部知道了，有一天晚点名时指导员突然指名道姓地问他：“赵**，这些天来你在读什么书呀？”

“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赵某如实地答道。

“有那么多的革命书籍可读，你为什么要读《悲惨世界》？难道你觉得我们这个世界悲惨吗？”

“不是的，我是学外语的，我怕时间长了要忘掉的……”赵某几乎是语无伦次地回答着。

“好了，好了，你不用说了！从现在起不准再看这种污七八糟的书，如果再被发现书不仅要没收，人还要做检讨！”指导员很不耐烦地打断了赵某的话。

“指导员，谁看乱七八糟的书啦！那可是一本得到革命导师好评的世界名著呵！”赵某觉得自己的人格被侮辱了，不由分说地为自己争辩了几句。

可是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就是这几句大实话给他种下了祸根。因为他无意中使指导员在众人面前陷入了无知和蛮横的窘境。后来他屡屡遭到报复。有一次连里开批判会，他由于精神太紧张发言时说错了一句话。这下被抓住了把柄，多少次检查都过不了关。最后虽然没有被打成现行反革命， 却在农场里整整待了四年。

进天山积肥

俗话说，庄稼一枝花，全靠肥当家。农场的土地是从盐碱滩上开垦出来的，肥力不足，盐碱却不小。据说盐碱可以通过灌溉慢慢改造。可是要提高土壤的肥力还得靠多施有机肥。在男生班忙于盖猪圈的同时女生班在做着另一件事，就是将堆在操场上的麦秸粉碎之后浇上水沤肥。干这活虽然不怎么累，但是飞扬的尘土很呛人。女生们每天都在这种恶劣环境中工作，她们虽然没有怨言，但我们看在眼里并不舒服。

在江南农村，为了提高土壤的肥力通常是施绿肥和厩肥。所谓绿肥就是将一些绿色植物放在池子里，或者埋在泥土下使其发酵成为有机肥。所谓厩肥就是牲畜的粪尿和垫厩土的混合物。还有一种灰肥，是从农家灶膛里清理出来的草木灰。这些肥料的化学成分虽然各不相同，对农作物的生长都很有好处。我还见过在地里烧秸秆造肥的场面。收割机在地里走完一遭后，麦粒被收集到了一个容器中，秸秆却留在地里了。这些秸秆通常会被点上一把火烧成灰烬。这种追肥方法虽然既省时又省力，但是对空气污染太大。至于秸秆加水沤肥，我想应该在密闭的沼气池内才能完成。像这样在露天的环境进行下恐怕达不到预期的效果。

按计划猪场建成后本该立即投入使用的。要是那样的话，五百头猪每天造出来的肥料应该是一个很可观的数量。不知哪个环节上出了问题，盖好的猪场没能如期启用。于是这积肥的计划一下子就卡了壳。好在团部大院的后面还有后勤部门管理的一个猪场。听说农场要积肥，他们立马将清理猪圈的活儿移交给了我们。从那时起连里过几天就要派一个班开着拖拉机到那里去做清理工作。清理出来的厩肥统统运回农场并撒在地里。清理猪圈的活又脏又累，干得时间长了有人悄悄地说起了二话。说什么感谢亲人解放军将这么光荣的任务交给了我们，要不然我们的小资情调哪能得到改造呀！

新疆的秋天来得既早，又短暂。国庆之后农场要求我们想办法扩大积肥的范围，争取积到更多的有机肥，为来年多打粮食多做贡献。想想也是，几千亩地所需要的肥料绝不是一个规模不大的猪场能满足的。但是还能到哪里积到更多的肥料呢？这时有人想到了牧场上的羊粪。和静县境内的巴音布鲁克草原自古以来就是著名的天然牧场，据说那里的羊群每天排出的粪便一卡车都装不完。在那些多年未经清理的羊圈里肯定蕴藏着大量的粪肥。这个主意的确不错，只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且不说那片牧场离我们农场有近三百公里的路程，即使牧民们愿意将大量的羊粪无偿地送给我们，我们又如何将它们运出来呢？农场里倒是有几台拖拉机，这家伙在平地上跑跑没问题，翻山越岭钻山沟就不是它的长处了。带着一种试探的心理连部将这个主意向场领导做了汇报。场领导认为去巴音布鲁克找羊粪路途太远，但是可以就近在和静北山的山沟里找找看。说什么只要我们能找到足够的羊粪，运输的问题由他们负责解决。

部队的作风历来是雷厉风行，决定要做的事是不会拖拉的。没过几天，副连长和我们排长就到山里去了。在一位有经验的牧民引导下他们在北山的山沟里真的找到了好几处废弃了的羊圈，估计能有上百斤的羊粪可挖掘。场领导听说找到了充足的肥源很是高兴，立即让连部做一份进山捡羊粪的计划由他们报到团部去。很快，团部批准了这份计划并安排了三台解放牌卡车配合我们行动。因为去牧场的路不是专门为走汽车维修的，副连长经过实地考察后认为有的地方还需要修一下，第二天他带了一个班的工兵又进了一次山（副连长是从工兵连调到我们教育革命连的）。这军人和老百姓就是不一样，他们在山里折腾了一天，回到农场时不仅运回了满满一车羊粪，还真的将运输线打通了。

按原先的安排，我们班的任务是每天随进山的汽车装羊粪，需要早出晚归。经过实地考察后副连长认为原先的安排不妥，他担心随车人员途中的安全没有保障，稍有不慎都有可能酿成大祸。他建议让二排长带领我五班住到山里去，等任务完成后再撤回来。副连长的建议得到了场部的批准。

经过一番准备，十月十三日这一天我们进山了。再晚的话山里就要下雪了。这天是星期二。早饭后我们将两顶军用帐篷，一套炊具及个人的行李铺盖装上汽车便出发了。我发现其他班的人对我们有机会去野外执行任务很羡慕。而我也从心底里感到高兴。自从来农场时在天山公路上走了一回之后，我老想，如果能有机会再到天山里面去走走看看一定比乘车观光更有意思。不想才过了一个多月我的愿望居然就实现了。

和静北山就是和静县城北面的那一片自然山。因为在它的主峰阳坡上看不到终年不化的冰雪，我估计它的海拔不会超过四千米（我们农场的海拔只有一千多米）。这座山离和静县城看上去不太远，可是真的要走进去，即便开上解放牌军用卡车也不是一时半会到得了的。我们先是沿着S216国道一直往北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往东拐进了一条山沟。山沟很宽两旁是连绵不断的山坡，据说这儿原本是一片牧场近年来因草场退化已经废弃了。沟底有一条简易公路但是路况很差，汽车开上去颠簸得很厉害。一路上只听得车厢板在颠簸中不断地发出吱吱咯咯的声响。我的感觉是，这不是在乘车倒像是在乘船。难怪副连长坚持让我们住在山里不要每天来回跑。照这般架势，要是人坐在装满羊粪的车上来回跑，安全还真是个大问题。

十月中旬在新疆已是深秋，山沟里的草木大多已经凋谢，只有枯黄的芨芨草和从来就长不出多少绿叶子的骆驼刺还挺立在肃杀的寒风之中，雪杉倒是披着常绿的外衣，只是已经绿得不那么鲜活了。一路走过去我既没有看到羊群也没有看到牧羊人居住的蒙古包。这条山沟的海拔大概不会超过两千多米，虽然算不上真正的高山草场，要是在夏季进来，应该能看到一些草场风光的。

卡车左摇右晃地在崎岖不平的山沟里爬行了一个多小时才到达了一个避风的山坳子。为了让司机能早一点回去，卸完带来的生活用品后连帐篷都没有来得及搭排长便让我们先往车上装羊粪。这里的羊粪由于经过长时间的日晒雨淋已经结成块了，一锹下去可以铲起一大块。八九个人攒足劲猛干了一阵便将车厢装满了。

就在我们忙着装车的时候炊事班长已经完成了埋锅造饭的准备工作。进山后的第一顿饭是鸡蛋煮挂面。我吃了一大碗，觉得蛮有味道的。等到把军车送走以后排长开始指挥我们安营扎寨。干这活他是老经验了。别看他只比我们大不了几岁军龄已超过十年。据说他的军事素质很好，曾参加过兰州军区的大比武。不知什么原因至今没有得到进一步的提升。只见他在附近转了一圈便相中了离羊圈不远的一片开阔地。全班人马忙了好一阵才将两顶军用帐篷搭好。

野营对军人来说并不稀奇。但对我们这些学生来说还是有生以来第一回。搭帐篷时我们还很兴奋，又是说又是笑。可是等一切安排就绪了反而感到很寂寞。只要不弄出点动静山谷里就听不到任何声响。打开半导体收音机只有啸叫声，根本收不到节目。这时，排长让班长带几个人去熟悉一下周围的地形，顺便找找水源。我毫不犹豫地向前跨了一步表示愿意和班长一同前往。

我原以为到了山里可以更清楚地看到雪峰，但是重重叠叠的山峰遮住了我的视线。我只能看到泛着红色的山崖和光秃秃的山坡。在这样的地方能找到水吗？如果没有水我们的日子怎么过呢？山谷中没有潺潺的溪流。班长领着我们在背阴的山崖下转悠，看来他对找水是有经验的。转了几个地方终于在一处岩缝中发现了一股不大的山泉。令我惊奇的是，泉眼的周围低洼处居然结了厚厚的一层冰，也就是说这里的气温是在摄氏零度以下的。我目测了一下，这儿离驻地大约有二百多米。这下有事可做了，每天单是打水就得花费不少时间。

在这个季节，山里虽然不是很冷，但是早晚已经离不开棉衣了。白天因为要在日头下劳动，穿一身夹衣足够了。夜晚将军大衣压在被子上可以睡得很暖和。部队对宿营地的安全是从不含糊的。夜间轮流站岗放哨的规矩走到哪都是不会被废弃的。使我感到不舒服的是那顶帐篷。住在里面总有一种压抑感。虽然每顶帐篷只住了六个人，依然很局促。特别是清晨走出帐篷后，如果再进去的话会闻到一股说不出的怪味。

站岗是为了集体的安全，但总归是一桩苦差事。好的兵在站岗时是不能胡思乱想的。可我还没有修炼到那般境界。一个人孤独地站在帐篷前免不了要东张西望。山里的夜是又黑暗又寂静。如果谁想体会一下成语“黑天摸地”和“万籁俱寂”的意境，大山里倒是个好去处。当有月光的时候，可以在一片矇昽中看到山的影子。奇怪得很，那些白日里显得又高又大的山峰好像突然变得矮小了，而原本近在咫尺的山崖这时候却显得远了许多。偶尔仰视那高高地挂在天幕上的月亮和星星，似乎有一种空间和时间都凝固了的感觉。记得老师在物理课上说过，在无声的世界中人的精神是会发生错觉的。站两个小时岗当然不止如此。我还是下意识地过一会儿咳嗽一声。不为别的，只是想弄出点声响为自己壮胆。

虽然换了一个环境，我倒是没有忘记接受再教育的身份。好在排长，班长这回没有在开会学习上下功夫。真是谢天谢地。但是我们并未闲着。三辆车每天跑两趟，也就是说每天当车子开进来时，我们要攒足劲在最短的时间里把车装好。其余的时间里还要整理场地，将厚薄不一的羊粪集中到一处。再有，就是抽时间到另外几个羊圈去巡视一遍，预先做些准备工作。

尽管有十几个人在一起，我们仍然感到异常的寂寞。每天听到汽车的马达声是我们最高兴的时候，如果连里有人来的话，我们会格外高兴。在山里一共住了半个月，副指导员，副连长，还有司务长都先后来过。记得当我们完成任务出山的时候，几乎所有的人都对着空旷的山谷拼命地喊叫：“再见啦北山！”

种田人没有不重视积肥的，但是积肥也得算算成本呀。现在回想起来，我们那一次进山积肥实在是办了一桩得不偿失的蠢事。羊粪虽然不要钱，但是将羊粪从山里运出来却是花了大钱的。首先国家要给我们这些人发工资吧。其次，拉一车羊粪要烧掉多少汽油呀。据从团部运输连传出的消息说，他们为了执行这项任务一共报废了十几只解放牌卡车的外胎，若是再加上其他损耗，这成本实在是太高了。

垦荒

我接受再教育的部队是一支具有光荣军史的部队诞生于洪湖岸边，走过长征路，在延安时是南泥湾大生产运动的主力之一，对开荒种地是有历史经验的。只是随着时代的进步现在他们开荒种地的工具已经鸟枪换炮了，昔日的镢头和人拉犁已经被拖拉机取代。

农场建场时圈了四万亩土地。建制是营级，场部的管理人员是从各部门选调的，但技术工人大多是超期服役的志愿兵。别看农场的规模那么大，职工的编制却很少，即便将我们教育革命连的百十号人都计算在内也不足150人。靠这么点人手开垦四万亩荒地如果不借助机械化的力量显然是不现实的。建厂之初光是拖拉机就购置了五台，全是乌鲁木齐十月拖拉机厂生产的东方红牌。除此之外还配备了播种机，收割机，犁地的，耙地的，开沟的农机具也一应俱全。应该说在当时的条件下能有这些家当已经蛮不错了。

上一届教革连在两年的时间里开垦了四千亩荒地。虽然每年只种一季春小麦，却为部队增加了几十万斤的粮食供给，贡献还是不小的。估计我们在农场待的时间大概与上届相当，也就是说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的开荒任务也不会少于四千亩。为了加强机耕队的力量，黄永康、梁国初所在的那个班在九月中旬就搬到场部去住了。调他们过去的目的是先在计划开垦的那片土地上放火烧荒，将地上长的芨芨草和骆驼刺等杂草尽可能地烧掉。然后，在拖拉机耕地和耙地的过程中再将翻出来的草根树根剪干净。活儿虽然不算重，却被漫天的尘土呛得很难受。尽管戴了口罩，一天下来鼻腔里仍然结了一层土痂。这活计他们从国庆后一直干到十一月底。后来地表封冻了，一年一度的垦荒任务才结束了。

说到开荒种地，人们首先想到的肯定是水，庄稼要长得好没有充足的水分滋养是不行的。正像候车长在乌鲁木齐车站饭店对我们说的那样，我们所在的农场确实不缺水。在已经开垦的那四千亩土地上引水渠纵横交错，清澈的水流终年不断。这些水是从哪里流淌过来的呢？是从北干渠流过来的。北干渠是一条人工开凿的引水渠，它是前两年从农二师20三团那边延伸过来的，因为要绕过农场的北缘，才起了这么个名字。北干渠的水面有十多米宽，水质很好，水深始终保持在两米左右。夏天里我们男生班经常到那里去洗澡。这么好的水自然是从开都河里流淌过来的。

开都河是发源于天山腹地的一条内陆河，出天山后自西向东流经和静，焉耆、和硕三县，最终注入博斯腾湖，全程长六百六十多公里。“开都”在维吾尔语中意为“曲折”。据《新疆百科全书》记载，开都河在天山腹地的崇山峻岭中大的弯曲有188处，流出山口后大的弯曲有54处，如果将全程中的每一处小弯小曲都算上共有1142处，确实是一条千回百转的曲折河流。开都河不仅是一条曲折之河，还是一条通天之河。它的源头在北天山依连哈比尔尕山南坡。河源由东向西自小尤尔都斯盆地至巴音布鲁克，再向南流入大尤尔都斯盆地。此后，河道拐了个130度的大弯向东沿科克铁克山，霍拉山北缘流向东南，经呼斯台西力流入一条长达170多公里的大峡谷，最后在一个叫“大山口”的地方流出天山。据测量，开都河从源头到出山口水流的落差达1169米，真的是一条从天上流下来的河。

开都河流经的区域约二万五千平方公里，其中的二分之一是一个三面环山的盆地，即焉耆盆地。这个盆地和我们通常所说的盆地不一样（比如吐鲁番盆地，准噶尔盆地等等），它是一个非闭合型的山间盆地。刚到农场时我以为自己住的地方就是名副其实的天山脚下，因为团部北边的那片被叫做北山的自然山离我们很近，天晴时那些兀立在山坡上的大石头我们都能看得一清二楚。后来才知道天山山脉在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境内的南麓并不是和静北山，而是库尔勒以北的霍拉山和库鲁克山。学地质的栾大哥说，焉耆盆地是在南天山海西褶皱变质基底上发育起来的沉积盆地。经过几亿年的地质变迁，沉积厚度已达1500米以上。由于盆地底部是一个 “两拗一隆” 的巨大褶皱，整个盆地可分为三个构造单元，即北部为和静拗陷，南部为博湖拗陷，中间为焉耆低隆起。我们农场正好处在和静拗陷的东北缘。

在垦荒的过程中，我发现那里的土壤和我家乡的土壤很不一样。我家乡的土壤黏性比较大，即使是干土也难以用手指将其捻成粉末状。记得学习乡土地理时老师说过，这种含沙量较少的土壤叫黏土。农场的土含沙量很高，高到用石灰水一和就可以用来抹墙。我想这种黏性很差的土大概可以称之为沙土吧。但农大的同学说，无论在农学上，还是在地质学上都没有“沙土”这么一说。他们说，这个农场的土壤类型比较复杂。随地表条件不同大致可分为棕漠土，草甸土，灌耕土，盐土等类型。比如说，那地表有一层硬壳，壳上有一层盐的就是盐土。而颜色发灰，含有较多有机质的土应该是草甸土。种过几年庄稼后，草甸土也可以改造成灌耕土。尽管他们说得头头是道，我却听得云里雾里。

现在来说说荒地上的芨芨草吧。这芨芨草远看有点像小麦，初到农场时我就差点儿因此闹出笑话。芨芨草是西北高原上的一种野生植物，生命力极强，不仅耐干旱而且耐盐碱。在别的植物不能生存的贫瘠土壤上它仍可以茁壮地生长。它不需要人的呵护却无私地奉献出自己的全部：它的嫩叶可以供牛羊食用，它的老茎可以用来造纸、编筐、做扫帚。更为可贵的是它还是防风固沙保持水土的优良作物。如果不是为了开荒种地我想不应该将成片的芨芨草毁掉。

芨芨草是禾本科的植物，远看它虽然有点像小麦，但走近了一瞧那区别就大了。芨芨草的植株要比麦秆坚韧得多，即便遇上狂风也不会倒伏。它的杆儿大约有3毫米左右的粗细，但不是中空的，而是充满了一种叫做“髓”的白色物质。芨芨草一般能长到一米以上的高度，少数可以高达两米以上。此外，芨芨草的叶子不长在杆儿上，而是丛生于根部，长约30厘米，宽不足1 厘米，叶的正面脉纹突起，微粗糙，背面则光滑无毛。

再说那骆驼刺。它看上去像灌木实际上也是一种多年生的草本植物。它和芨芨草一样也是西北荒原上耐旱植物，并且有沙漠之王的美誉。与芨芨草不同的是，骆驼刺地面上的部分长得很矮，通常长成半球状。大的直径有一二米，一般的直径也有半米左右，幼小的植株看上去就像一个小球儿。骆驼刺给人的感觉不怎么好，它长得那么矮，既没有挺拔的身姿也没有美丽的花叶。它浑身长满了刺，摆出一副不愿与人亲近的架势，它生得随随便便，长得漫不经心，因为缺少绿叶和红花的点缀。一派枯黄色中几乎看不到多少生机，实在很难讨人喜欢。但这不起眼的骆驼刺生命力之顽强却是一般人意想不到的。因为戈壁滩上缺水，骆驼刺看上去总是一派枯黄色，但它并没有死去，只要有一点点水，就会马上转为绿色。据说，骆驼刺的根系具有超强的吸水和储水功能，在多雨的季节里或有水的地方，它可以一次性地吸足可供一年用的水分。它同胡杨、红柳、芨芨草、沙蒿等植物一起担负着阻击风沙前行的重任。

垦荒虽是机耕队的事，却因为芨芨草引出了一段题外话。那时候劳动和军训虽然是我们接受再教育的主要功课，但是对日常生活中一些琐事的反应也是考察我们接受再教育态度的指标。比如能否自觉地打扫营区卫生，能否主动地清理厕所，能否在休息时到炊事班帮厨等等。做这些事不会有人号召，但是做与不做却有人在一旁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为了争取进步连里绝大多数人都用芨芨草扎了一把扫帚，一时间扫帚在营房外排了一长溜。用芨芨草扎扫帚很简单。选一根合适的杨树棍子做扫帚柄，再割一堆芨芨草，然后用铁丝将芨芨草结结实实地捆在扫帚柄上就得了。这种扫帚看上去就像一支硕大无比的毛笔。

经常打扫环境卫生本是件好事，然而有些人对这事的积极性也太高了，他们每天不等吹起床号就开始打扫庭院。营区周围的地皮因为经常浇水，地下的盐碱泛上来后结了一层硬壳，扫帚扫上去发出的声响很大。扫帚一到灰尘固然跑掉了，但是那咔嚓的声响却无情地扰乱了一连人又香又甜的晨梦。为了不被戴上落后分子的帽子，在积极分子们发出信号后大家不得不早早地离开温暖的被窝，争先恐后地去表现自己。日子久了，连首长的早觉自然也要受到影响，终于在一次晚点名时不咸不淡地讲评了这一现象。打那以后才没有人抢在吹起床号之前干这种遭多数人怨恨的好事了。不过想表现自己的积极分子有的是办法。他们要早起干点什么是谁也管不了的。这就叫人各有志。

开荒种地，有利有弊。随着人口的增加为了解决口粮问题，开荒种地是行之有效的办法。新疆解放之初如果不实行屯垦戍边，几十万军队的生存问题就难以解决。可是，这次大规模的屯垦也在很大程度上破坏了沙漠绿洲的生态平衡。20世纪60年代之后塔里木河的河水因为被一路拦截用作灌溉，下游来水不断减少直至断流，罗布泊也随之干涸。焉耆盆地素以水源丰富著称，自从农二师的七个团场相继建立之后，开都河输入博斯腾湖的水量也在逐年减少。如果将这一万多平方公里的焉耆盆地都开垦成农田了，烟波浩渺的博斯腾湖会不会重蹈罗布泊的覆辙呢？

野营博斯腾

在新疆阳历十一月份就入冬了。和静虽然地处南疆冬天还是很冷的。气温通常在零下十多度，极端时可达到零下20多度。雪虽然下得不多，地却冻得十分严重。此时一切绿色植物都停止了生长。为了在严寒的季节里仍然能吃到蔬菜，在班排长的率领下我们又是挖菜窖又是运冬菜，全连上下为此忙乎了好一阵。之后便没有什么事可做了。起先连部还一本正经地组织我们学习讨论，可时间一长他们也翻不出什么新花头。正当大家都为此烦恼的时候，“天时”和“地利”又给了我们一次走出农场的机会。

先说这“地利”。我们住的营房是土木结构。上届学生住了两年之后土墙中的塩碱已经泛出来了，墙面的剥蚀越来越严重。有一天傍晚炊事班住的那间屋子门边的墙壁上突然出现了一条大裂隙，没过多久门和窗户之间的墙头便轰然一声倒塌了。场部和连部很重视这件事，不久便做出了重新建造营房的决定。

那“天时”又是什么呢？

一九七0年全军上下刮起了一股“拉练”之风。所谓“拉练”就是将部队拉到野外去训练，练战术，练脚板，练耐力，练意志，练野外生存。拉练这事本与我们接受再教育的学生没有直接关系，可是上面也没说“不行”。于是连部决定以此为契机将全连拉出去练一练，顺便割点盖营房必需的芦苇。

盖营房并不是什么难事。从技术方面说，经过前一阵子建猪场的实践我们在砌墙，抺灰，乃至盖屋顶等方面都积累了一些经验。在所需的建筑材料中，各种木结构是现成的，土坯可以自制灰浆和砂浆也可以自调。唯有用来盖屋顶的芦苇无法自力更生要到博斯腾湖去割。

博斯腾湖位于我们农场的东南方，面积约一千多平方公里，是我国最大的内陆淡水湖。＂博斯腾＂在维吾尔语中是绿洲的意思。也有资料说“博斯腾”是句蒙古语，意思是“站立”。孰是孰非我没有考证过。我觉得维吾尔语的释义比较可信。湖水怎么可能站立呢？不免让人感到有些古怪。

博斯腾湖周边的浅滩上盛产芦苇，湖中则盛产大头鱼和鲤鱼。长在旱地里的芦苇一般比较矮小。我们要割的则是高大粗壮者。湖滩上的水虽然不深，但是要想进去割芦苇只有等到那儿的水结成坚冰之后才行。算一算时间，十二月份的上旬基本上可以成行。再说，完成这项任务后还可以为年终总结增加不少内容。

农场距离博斯腾湖有一百多里地，要求我们在十个小时以内走到。常言道，行远路，赶早不赶晚。那一天，我们踏上征途的时候太阳还没有升起来。一层薄雾笼罩着荒漠的原野。路边的野草上结了厚厚的霜花。路面冻得硬邦邦的。晨风吹过脸上有一种辣豁的感觉。为了减轻行军途中的负担我们都没有穿军大衣。大衣和背包都放在了两辆随行的马车上。

队伍沿着一条简易公路朝着东南方向走去。全连成三列纵队行进，一排打头，二排居中，三排殿后。虽然只有百十人，但看上去还是挺有气势的。当太阳从地平线下冉冉升起的时候，在队伍中引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我知道，这骚动是由日出的美景引发的。这时有人提议唱《东方红》。唱就唱呗。不过部队里有一条规矩，一首歌唱完了不能冷场，要接着再唱，这叫拉歌。于是三个排轮流唱了一阵子。唱歌的过程中虽然也可以看日出，毕竟有点顾此失彼。

午饭是在番号为7335的兰州空军某部农场吃的。那里也有一个连的大学生在接受再教育。王佩明的同班同学朱丁山正好在那个农场。老同学相见难免别有一番感慨。经过近五个小时的跋涉我们已经走了六十多里路。应该说速度不算慢。还有近一半的路程。按理说再有五六个小时便可到达目的地了。其实不然，到下午四点多钟时，队伍的行进速度越来越慢。一部分人的脚底肯定是打了泡，走路的姿势明显地不自然了。这时，尽管文艺宣传队跑前跑后不断地给大家鼓劲，但是效果似乎不是很大。副连长觉得再这么慢慢腾腾地走下去，不能按时到达目的地，宿营的事就不好办了。于是他发话了：

“同志们，如果我们不能在太阳落山之前到达目的地，今晚可就没有地方睡觉啦！统统给我打起精神，咬紧牙关，脚头放快点。现在一起唱支歌‘日落西山彩霞飞，战士打靶把营归……’预备，唱！”

随着雄壮的歌声响起，队伍的行进速度明显加快了。我们终于赶在规定的时间之前到达了目的地。眼前是一望无边的芦苇荡。白色的芦花虽然早已被风吹掉了，可枯黄的芦叶还在。风儿吹过时芦苇的枝梢摇过来摆过去，荡漾开去就像大海的波涛一起一伏。成群的麻雀在芦苇丛中飞来飞去，不停地发出叽叽喳喳的叫声。结了冰的湖面因为失去了波光，显得异常的寂静。灰白色的湖面和天空连在一起，以致让你分不清哪里是湖面哪里是天空。

我们站立的地方果真没有一间房子。在如此寒冷的季节里这个夜晚将会如何度过呢？

“炊事班埋锅造饭，其余人立即动手割芦苇！拣好的割，尽可能多割一些！”副连长果断地下达了命令。后来我们才知道，上届学生为了造营房，也曾到博斯腾湖割过芦苇。以下出现的场景对我们来说是新鲜事，对副连长他们来说已是“故伎重演”了。

几十人手持砍刀一阵猛砍，不一会就撂倒了一大片芦苇。副连长指着身边一块平坦的场地喊道：“五班长，让你的兵把苇子运过来！”我们将苇子运到后，只见副连长先用其中的一部分在地上厚厚地铺了一层，然后用脚踩破其中的几根并教我们说：“用它当绳子，把那些苇子从上面三分之一的地方捆起来。好！搬过去！一捆捆地竖起来！两两交叉插在我刚才铺的那片苇子上！”不一会一只窝棚出现在我们面前了。

接下来各班都照样子搭起了自己的窝棚。这些窝棚又经过由里至外的一番整理，无非是将里面的空间尽量弄大一点在外面再多围些苇子以便更好地挡风保暖。忙了一阵子我们终于有了一处可以栖身的地方。天快黑的时候在远离窝棚的下风口燃起了一堆篝火。火光一下子照亮了夜空，黑暗无可奈何地从我们身边退却了一步。大家围着火堆就着肉菜有滋有味地吃了一顿“捞面”。

行了一天军，虽然有点累，但是谁也不想钻到又黑又冷的窝棚里去睡觉。晚餐后除了炊事班在忙着洗锅刷碗，其余的人几乎都围到了火堆旁。随着你一把我一把地往火堆里扔苇子，火堆越烧越大。一股股烈焰在冲向夜空的同时也将炽热射向四面八方。不一会儿身上被烤得热乎乎的。

在火堆带给我们温暖的过程中我突然想到一个问题，“火烧得这么大，万一刮起一阵风将火种吹到芦苇丛中引燃成片的苇子怎么办？”

当我将这一想法说出来时，正眯着眼睛抽烟的排长却不紧不慢地说了一句使我莫名其妙的话：“你要是有本事将这湖里的苇子都烧掉那可就立大功啦！”

“还有这种事？”我不解地问排长。

“你知道这博斯腾湖有多少苇子呀，有好几百平方公里，割不完就得烧，否则开春以后新的苇子就长不好。所以烧芦苇不仅没人管，甚至还是一件求之不得的好事。”经排长这么一解释我似乎有点明白了，但仍感到将割不完的苇子烧掉很可惜。便感慨地说：

“如果能用这里的芦苇造纸，那可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原料呀！”

“苇子虽然不值钱，可运到纸厂的费用却不低。听说前几年口里有好几个省都到这里来调运过芦苇，后来因为付不起运费都放弃了。”排长说。

“那当地政府为什么不自己办造纸厂呢？”我说。

“要办得起还用你出主意！我看这鬼地方只能办劳改农场。”排长显然是对这个话题不感兴趣了，临了甩下这么一句噎人的话。

一时没了话题，我只好呆坐着看别人抽烟，听别人“谈嘛闲”（这是新疆人给“闲聊”起的一个怪名字）。这时有人从窝棚里抱出被子，像扯旗似的举在火堆前烘烤。那意图很明显，是要为自己营造一个温暖的入睡环境。我佩服他们的应变能力，但我不想照着样子做，我不愿意将一股烟熏火燎的气味带进被窝，带进梦乡。

在博斯腾湖畔的窝棚中我度过了有生以来最寒冷的第一个夜晚。虽然盖得很厚实，并且是戴着皮帽子入睡的，但是夜里仍然睡不踏实。早晨醒来眉毛上，胡茬子上都凝结了一层霜。从保暖性能上说，这窝棚比军用棉帐篷差远了。从情趣上说，它更比不上我童年时在老家住过的另一种窝棚。那是农家在收获花生的季节里，为了防盗用芦席和花生藤在自家的场院上搭的窝棚。躺在那种窝棚里不仅可以听大伯讲故事，还可以想入非非地数天上的星星。

割芦苇是一种简单劳动，将砍刀磨得锋利一些根据连部的要求专拣高大粗壮的割就是了。这当中有一段小插曲我至今仍弄不明白是怎么发生的。湖滩上分明是到处结了厚厚的一层冰。然而奇怪的是一位姓周的女同学却一脚踏破了坚冰，掉到水里去了。随着她的一声尖叫，“救命呀！”，着实将在场的人吓了一跳。当几个男生将她从水中拉起来时她的裤腿已经湿透了。周某的意外落水虽然有惊无险，毕竟在安全问题上敲响了警钟。从那一刻起连部做出决定，割苇子时一律以班为单位集体行动，不准单兵游荡。想想也是，在这无边无垠的苇海中要是一不小心迷失了方向那可就麻烦了。

到博斯腾湖的第二天，我们在驻地周围的滩涂上发现了一种不怕人的老鼠。这种老鼠比我们在打谷场上见到的田鼠要大得多，皮色深灰而亮泽。常常三五成群地在我们面前大摇大摆地游荡，还时不时地闪动着一对小眼睛东张西望。可是当你伸手去抓它时，它却如离弦之箭，忽然逃得无影无踪。然而过不了一会儿这些小精灵就又若无其事地出现在我们面前了。副连长说，这些看似老鼠的家伙叫麝鼠，也是博斯腾湖的特产，如果能逮住它，不仅有肉吃，剥下地皮还可以卖一个好价钱。我觉得这话听起来既残忍又有点恐怖。

有一天中午休息时大家闲着没事，几个东北籍的学生便在一旁鼓动炊事班长到湖面上去凿冰抓鱼。这种事我曾在电影里看到过，蛮好玩的，现在能有机会身临其境地玩一回当然不能错过，便尾随而去。炊事班长是甘肃人并不擅长在冰上打洞钓鱼之道。实际上是在那几个东北学生的指挥下瞎折腾。不一会在厚厚的冰面上凿出了一个脸盆大小的洞。等了一会儿没有看到鱼儿从洞口往外跳的场面。于是又将用铁丝弯成的鱼钩拴在一根细尼龙绳上放到水里等鱼儿上钩。过了好一会仍然不见动静，眼看午休快结束了只好收拾残局空手而归。

这次拉练原本要在博斯腾湖待一个星期的，因为提前完成了割苇子的任务，在第五天上午就提前返回了。回驻地时连部没有再让我们再迈动两条腿练这练那，全体人员乘上拖拉机和马车不消半天时间便到家了。前几天割下的芦苇已由农场派去的拖拉机陆续拉了回来，在营房前的空地上堆得像一座小山似的。接下来我们的任务是将这一堆芦苇捆扎十五公分粗十米长的苇把子，留待开春后造新营房时盖房顶用。

在博斯腾湖没有抓到鱼一直是我引以为憾的事。半年之后，我们二排住在团部晾晒小麦，有一天司务长不知从哪里搞到了一大筐活蹦乱跳的大鲤鱼，据说是博斯腾湖出产的。具有纪念意义的是，那一次吃鱼是由我主厨的。先油煎，然后红烧，完全按照上海人的习惯调味，结果大家吃得非常高兴。记得有一位河南籍的学生，好像姓郝，起先他拒绝吃鱼，说什么他从小既怕鱼刺又怕鱼腥气，多少年来都没有吃过鱼。后来，大概是受到大家的感染小心翼翼地尝了一块，竟也赞不绝口。

现在的博斯腾湖早已经旧貌换新颜了，它不再是流放劳改犯的地方，而成了新疆一处著名的旅游景点。这些年来每当我从新闻报道中看到博湖的秀丽景色时都会想起很已经远去的那个严寒的冬天，那个四面透风的窝棚。

红柳林记趣

风灾是西北地区的自然灾害之一。为了减少风灾对农作物的伤害，在农田周围建造防护林是行之有效的方法。我们所在的农场原本是一片荒地，经过几年的开垦耕地面积不断扩大，但是防护林带的建设还是空白。去年的一场大风使得正在扬花灌浆的小麦受到严重摧残。自打那以后建造防护林带的事便摆上了农场的议事日程。建林带需要大量的苗木。如果花钱去买那是一笔不小的开支。要想省下这笔钱，就得走自力更生的道路。三月底农场作出决定，要用扦插的方法培育十万株钻天杨和红柳的幼苗。这项光荣任务责无旁贷地又落到了我们教育革命连的头上。

为了完成这项任务连部将三个排分成三组，二排由副连长带队去哈尔莫敦割红柳枝条，一排由副指导员亲自督战到县城里的马路边割杨树上的一年生枝条。三排（女生排）留在农场先平整土地，然后负责扦插和养护。由于我们二排领受的是割红柳条的任务，又得到了一次离开农场到外面去走一走的机会。时间是 一九七一年的四月初。那次出行的方向与上次不同不是往北进天山，而是沿着山麓一直向西去一个叫哈尔莫敦的地方。

哈尔莫敦是一个乡，在和静县城以西五十多公里。从天山深处流出来的开都河到了那里突然放慢脚步在戈壁滩上东游西荡起来，从而形成了一大片湿地。我们要去的那片红柳林就在湿地的边缘上。农场的拖拉机手好像对那个地方很熟悉，在并无明显道路标记的戈壁滩上他驾着拖拉机几乎没有转弯就将我们送到了目的地，一个叫巴茨的小村庄。

因为巴茨离那片红柳林子还有好几里路，为了省下每天花在路上的时间我们没有住在村子里，而是直接到林边安营扎寨。可能是事先侦察好的，林边正好有几间被放牧人遗弃的小屋。这小屋四壁和屋顶都是用红柳枝条编织的，里外糊了层泥巴。简陋归简陋，但住进去的感觉却比上次在山里住帐篷要好，至少没有压抑感。说来也巧，住进去的第一晚我们就经受了一次地震的考验。那天吃过晚饭后天很快就黑透了。因为既听不到新闻广播，又没有合适的灯光读书看报，大家便早早地钻进被窝睡觉了。突然间我觉得身体不由自主地左右晃动起来。与此同时屋顶上的泥巴屑子也稀稀拉拉地落了一脸。这时突然有人惊呼“地震了！”但是并没有引发恐慌，大家依旧若无其事地躺在被窝里一动不动。过了一会儿一切复归平静。这时睡在我旁边的“栾大哥”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那位惊呼“地震了！”的老兄说：“你怎么不往外跑呀？看你把我们吓得都动弹不了啦！”一事惹得大家哄堂大笑。这之后，针对这次地震大家七嘴八舌地议论了好一阵子，有人居然因此想到了罗布泊在进行核试验。

第二天吃过早饭之后，副连长交代了此次作业的要求和操作要领。因为林子很大，为了防止发生意外，他再三强调作业要以班为单位，不允许个人单独行动。然后我们便在班长的带领下进了林子。割红柳条是一种简单劳动，好像没什么值得记述的。但是关于红柳和那里的山水却值得写一写。

红柳又称“柽柳”“红皮柳”，是西部荒原上常见的一种灌木。与杨树相比红柳虽然不能成才，却深受新疆人民的喜爱。首先，它是平民百姓造房子时不可或缺的材料。在那个生活并不富裕的年代，要造一间像样的房子不容易，但是要造一间用“把子墙”围起来的房子却是便当的。先用杨树杆做成房架子，然后用红柳条在墙壁和房顶上像扎篱笆似排上一层，最后用泥巴糊住红柳条。等泥巴干了，房子就算造好了。其次，红柳枝还是维吾尔族人烤馕，烤羊肉时不可缺少的燃料。据说用红柳枝烧出的炭火不仅劲大，而且烤出的馕和羊肉有一种特殊的香味。此外，因为红柳枝条细长柔韧，还可以用来编筐，编“抬把子”。“抬把子”是维吾尔族人常用的运输工具，其形状就像一只小型担架。维吾尔族人不习惯用肩膀挑东西。要搬运重物的话，除了用“塔合”（即麻袋）背，就是用“抬把子”抬。

红柳的根部常寄生着一种被当地人称之为“大芸”的多年生植物（中药学上称之为肉苁蓉），是一味很有价值的中药。在新疆每到秋天有经验的药农都会到红柳林中去采集这味中药材 。肉苁蓉根茎深埋在地下，露出地面的部分是它的花穗，看上去像一支毛笔的笔头。要是运气好一季下来挖到的大芸可以卖不少钱的。

红柳虽然也是柳，但它的枝条却不像垂柳那么柔软。红柳的枝条要么从苍劲的虬枝上长出来，要么直接从地底下钻出来。表皮光滑颜色暗红的红柳枝无论长短几乎都直刺青天。红柳没有主干，但是根系十分发达。粗壮的红柳根可以在地下伸展到几十米以外，这样它就可以吸取到更多的水分。当春天来临的时候（大约五月初）柔韧的红柳枝条上会绽放出一簇簇紫红色的小花，披针形的小树叶却要在晚一些时候才长出来。红柳的花期很长，从春天一直可以开到秋天。那次我们去得稍早了点，既没有看到红柳开花，也没有看到红柳长叶。不过，要是等到五月里再去，花叶满枝的红柳虽然很美，扦插的成活率可就难说了。

因为副连长要求我们专拣那些指头般粗细并且是不带分叉的红柳枝条割，20几个人在林子里转悠了一上午也没有多少收获。中午休息时他和两个班长合计了一下，决定将入选标准放宽为“只要是一年生的枝条，至于长短和粗细不作硬性规定。”由于新标准宽松了下午的收获甚为可观。收工后我们将第一批红柳条子装上拖拉机，驾驶员赶在天黑之前独自一个人开着拖拉机回农场去了。

在这以后的几天中随着活动范围的不断扩大我们在那片红柳林中经历了许多有趣的事。说是红柳林其实林中的树种很杂，既有高大挺拔的杨树，榆树，水杉，雪松，也有低矮丛生的沙枣，骆驼刺，至于芦苇和芨芨草更是遍地皆是。因为我们的到来，林中小动物的平静生活被扰乱了，小乌时不时地从树梢或草丛中飞起，野兔儿更是东躲西藏，唯有几只瘦骆驼懒洋洋地卧在草丛中。

骆驼号称沙漠之舟，是养驼人的命根子，怎么会让它孤独地待在这荒凉的红柳林子里呢？据几个维吾尔族学生说，这是几只年老体衰的骆驼，是养驼人特地将它们送到这儿来养老的。原来养驼人对即将走完生命历程的老骆驼还有这么一份仁慈。小时候在动物园里看骆驼觉得很新奇，只是从来没有近距离观察过。乘这个机会我仔细地打量了它一番。骆驼的头较小，几乎不能与那又粗又长的脖子相匹配。俗话说，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话一点不假。尽管这几只骆驼是卧在地上的，看上去仍然要比马儿大许多。骆驼毛呈褐色，这谁都知道。骆驼的双眼皮长得可以遮住眼睛，鼻孔能开能闭恐怕不是见过骆驼的人都晓得的。骆驼的四肢虽然细长但是蹄大如盘只有两趾、跖下有厚皮不像马蹄要钉铁掌子。骆驼的尾巴不如马尾巴漂亮，又细又长只在尾端长了一丛毛。驼峰应该是驼背上的精彩之处，只可惜这几只骆驼太老了，驼峰已瘪瘪的皮囊了。

这片半原始化的土地对我们具有一种莫名其妙的诱惑力。在一条小河的对岸有一片茂密的乔木林。有一天，排里的几个男生说他们在小河边发现了野猪的踪迹。吃过午饭便缠着排长要到林子里去打野猪。排长是神枪手，曾参加过兰州军区大比武。也许是技痒了吧，在取得副连长的同意后提了支半自动步枪真的去打野猪了。消息一经传开几乎是全排的人都尾随而去。

我们20多人在林子里排成一横排，各人手执一根枯树枝一边朝前走一边大声地叫喊着。突如其来的骚扰惊动了林子里的小动物。鸟儿腾空而起，兔儿亡命地逃窜。可就是不见野猪的影子。折腾了一个中午一无所获空手而归。野猪虽然没有打到但是大家觉得非常快乐。

除了在林子里漫无目标地搜寻野猪，那几天里我们还干过一次炸鱼的勾当。林子里有几个比较大的水泡子。经过几次侦察，四班长认为其中的一个水泡子里一定有鱼，决定用炸药炸它一家伙。四班长是陕西渭南人对炸鱼很有兴趣。估计他以前没少干过这种事。这次外出他悄悄地带了点雷管和炸药。那天中午我们跟着他到了那个水泡子边上，只见他熟练地将雷管往炸药包上一插，然后让我们撤到安全地带。当导火索“斯斯”地冒了一阵烟之后，他将炸药包往水潭中央一抛。“咕咚”一声，炸药包沉入了水底。又过了一会，随着一声闷响，但见一根水柱冲天而起。等到水柱落下后，水面上果然漂起了大大小小的鱼。这些鱼都是肚皮朝天，大概是被突如其来的爆炸震昏的。这时我们才发现四班长手中还有一只捞鱼的网兜，只见他迅速地挥动竹竿，那些漂在水面上的鱼都落入了他的网底。又过了一会儿，刚才还是肚皮朝天的鱼儿纷纷醒了过来，抖动了一下身子重又钻入水中。见此情景，站在岸上的我们都惋惜地齐声喊叫起来：“快捞！快捞！”。要是早知道一包炸药能炸出这么多鱼，当初真应该多做几只捞鱼的网兜。

与赶猪，炸鱼相比，我觉得那林子里清新怡然的风光更值得我赞美。先说那地上的美。一条条小溪，一只只水泡子在林中忽隐忽现。小溪之间是一块块绿地。这些绿地是坚实的，绝不像那些看上去很美，一旦走进去就可能被陷得很深的沼泽地。各种各样的树，高的，矮的，昂首挺胸的，披头散发的，有叶子的，没叶子的，都自由自在地生长在一起。已经死亡的古树，或挺立，或倒伏，或躺在草地上，或静卧于溪水中。当我面对那些充满生机的活树和死而不朽的枯树时，我突然领悟到在大自然中生死原来也是非常和谐。

再说那水中的美。人们都习惯于用“绿”来形容水，其实蓝色的水也是很美的，比如大海就是蓝色的。这红柳林中的水近看清澈得一点颜色也没有，但是远远地望去却是蓝色的，离得愈远蓝得愈甚。有人说，是蓝天使这里的河水变蓝了。我觉得这种说法有点片面。上海也有晴空万里的日子。可是有谁见过黄浦江水因此变成蓝色了。就算上海的空气中浮尘太多天还不够蓝，所以黄浦江水泛不出蓝色。那么同在一片天底下的小小游泳池那里面的水为什么是蓝色的呢？我认为这里的水之所以泛滥在相当程度上和它的水质有关。记得中学读物理时老师说过，水面能够反射阳光中的蓝光和绿光。水愈是清澈这种反射能力就愈强。

天山基本上是石头山，雪水在山间流淌的过程中含沙量极少，当它们流出山时仍然是非常的清澈。天山的山麓是一片戈壁滩，卵石和粗砂是这里地表的主要堆积物，穿行其间的开都河，不论是干流还是支流，河床都很坚实。透过水面，河床上的砂石清晰可见，因为光的折射作用它们常常显得光怪陆离。只有山峰和雪冠的倒影永远静静地铺垫在河底。只有天上的白云飘过时，才会将这永恒的背景稍稍改变一下。

快乐归快乐。我们毕竟是来接受再教育的，改造思想增加工农感情始终是我们的必修课。在此期间排长带领我们在村子里进行了一次访贫问苦的活动。在那个年代这种活动是要经常进行的。通常的做法是请一两位在旧社会苦大仇深的工人或农民诉说他们的血泪家史。然后和与会者一起吃一顿用野菜和麸皮、米糠合在一起做的忆苦饭。一边吃主持人还要问大家“好不好吃呀？”让你点头摇头都不合适。在我的记忆中，一九六八年工宣队进驻中医学院后我们在310教室就吃过这样的忆苦饭。在巴茨村访贫问苦的对象不会说汉语，好在有维吾尔学生当翻译。只是这样一来会场的气氛就冷了许多。倾诉人的情感因等待翻译而时断时续自然感觉很不爽。听讲的人想要与它互动也很难无缝衔接。

爬树引出的风波

大概是因为割杨树的枝条要比割红柳的枝条更困难一些，当我们从哈莫尔敦回到农场时留在家里的那一组还在为完成任务做最后冲刺。

新疆杨又称钻天杨，别看树干不怎么粗长得可高。一年生的枝条大多生长在离地四五米的地方，有的甚至在更高处。要将一年生的树枝砍下来非得爬到树上去才够得着。爬树虽不是什么难事，但也不是人人都能搞得定的。再说，即使爬到树上去了，这高空作业自然要比站在平地上操作困难许多。

后来我们才知道，影响割杨树枝进度的原因不只是因为爬树困难，还有其他原因。一名绰号叫“老鬼子”的学生党员在劳动中的表现让副指导员很不满意。副指导员在批评他的时候话说重了点，于是双方争执起来，一时闹得很僵。

据当时目睹事情经过的人说。“老鬼子依仗自己体胖，不会爬树，老是蹲在树下捡别人扔下的枝条。”说实在干这种活，谁爬到树上去，谁待在树下本没有规定。相比之下上树要累一些，大伙儿轮着上就是了。实在上不了树别人也不会计较。然而这位老兄不是这么想的，他人在树下偏要时不时地对树上的人指手画脚，这让副指导员看了很生气，便当众批评了他几句。希望他身为共产党员应该在各方面起表率作用。

事情到此原本可以结束了。哪知老鬼子对副指导员的批评不服气，并声称自己不会爬树照样可以起共产党员的表率作用。此话一出可把副指导员惹火了，便将“怕死鬼”的帽子直接扣到了他的头上。副指导员是湖南人，老鬼子是湖北人，两个湖人就这么斗起嘴来。我想，要是换到别人肯定不会这么干的。这个老鬼子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平素颇为自负。常在得意忘形时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前我们人大中共党史系是专门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培养宣传部部长的。”言外之意大概是暗示别人别小瞧了他。

这个老鬼子不知出于什么动机在这之前曾经花了不少时间给毛主席写了封信。内容是他希望在接受再教后能去农村工作，他愿意不拿工资拿工分。那封信不是很长，他改了许多遍，认认真真地复写了好几份在连里传阅。他也曾给我看过。我说，那些必须到工矿企业、政府机关去工作的人怎么计酬呀？老鬼子没有和我讨论我提出的问题，我也没有再关注这件事。他写的那封信到底寄出去了没有不得而知。

问题既然出在党员身上，那就在党员的圈子里解决吧。据说一连好几个晚上党员们都在副指导员的指挥下向老鬼子开炮，上连下挂斗得他痛哭流涕，直至深刻反省才告一段落。我觉得副指导员还是很给老鬼子留面子的。试想一下，要是当着群众的面如此这般，老鬼子才无颜见江东父母呢。大概是应了那句“城门失火殃及鱼池”的老话，自从出了老鬼子那档子事后老百姓们不管是会爬树的还是不会爬树的都感到有压力，工作进度自然受了些影响。

为了尽快完成任务，我们这一拨人回来后也都加入他们的行列中去了。经过亲身实践我觉得砍杨树枝是件比较麻烦的事。每棵杨树上的一年生枝条虽然不少，可是我们无法将它们全部砍下来。为了保证安全我们也不可能爬得很高，这样许多优质的一年生枝条只能被放弃。因为在扦插时一根杨树条只能被截成有限的几段，要凑足五万枝并不容易。为了达到预定的目标我们每天都要走许多路到更远的地方去作业。那些日子里为了节省时间午饭只能在野外吃。炊事班做饭送饭很是辛苦。他们每天都要等我们吃好了他们才吃。

我觉得，作为一名长期从事政治工作的军人如果不能以理服人，以情感人，怎么能完成自己的使命呢？当然这种想法在当年只能深藏在心中，是不能公开表露出来的。若干年后我多次从与我保持联系的战友处听到他们对副指导员表示不满的言语。我完全能理解他们的心情，但我认为对于过去的事不必耿耿于怀。说句宽容的话，副指导员作为我们的同龄人，在时代的大背景下扮演了另一类角色，所作所为也有三分无奈在其中。

接受再教育结束时老鬼子被新疆日报社要去了。临走的时候因为和女生班一北京籍女生谈恋爱的事实被曝光，受到了一些对分配心怀不满的战友的集体攻击，结果弄得很不开心。多年后我在从乌鲁木齐回上海的火车上巧遇老鬼子的同事，知道他在报社理论组待了几年后考取了中国社科院的研究生，不过不是继续研究中共党史，而是专攻农村经济去了。最近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这个老鬼子倒是出息成一个人物了，他读完硕士学位又读了博士，在农村经济的研究中成了颇有建树的专家学者。退休前居然坐上了社科院字部秘书长的位子。

种稻的苦恼

完成了割红柳枝、杨树枝和建苗圃的任务之后种水稻的活儿便接上了茬。这时已是一九七一年的五月初了。掐指算来我们来到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已经有九个多月了。

为了种好六百亩水稻，确切地说是“试种”，从去年十月份起我们已经做了许多准备工作。新开垦的三块条田深耕之后又耙了好几遍，从山里运回的羊粪，在操场上沤的麦秆，以及大量的厩肥作为基肥也都撒到了地里。现在首先要做的事是往地里灌水，等水浇透了才能播种。

哪里知道原先看上去十分平整的条田灌了水之后立刻现出了东高西低的地貌。根据水往低处流的原理，地势低的一头水都漫过田埂了，而高的一头却存不住水。面对这种情形连首长们傻了眼。这可怎么办？除了在地里横向筑埂，尽可能地减小条田的坡度，还能有什么法子呢？说干就干，几十号人挥动坎土曼，足足花了一天的时间将条田分成许多小方块。要命的是，即便这样做了处理局部也还是高低不平。对于局部的高低不平当然只能一块块地平整。这活看起来很简单，不就是将高出水面的土扒拉到低洼处吗。然而，不干不知道。真的干起来却是困难重重。

要是在南方，这道工序通常是由老牛干的。我见过农夫站在坝上赶着老牛在水田里转圈子的场面。农场里没有老牛，也没有木头做的耙，于是有人建议用锹挖，也有人建议用“坎土镘”扒。挖也罢，扒也罢，反正得靠人干。等到副连长一声令下，我们就连鞋带裸地下了地。汉族学生用锹挖，维族学生用坎土曼扒。一时间泥水飞溅，不多一会大伙儿都成了泥人。溅一身泥水倒没什么，只是这样干的速度太慢，照此下去非得误了农时不可。

于是又有人建议，“能不能将一段圆木锯成两半，然后拴上绳索搁在地里来回拖，这样不就可以将高出水面的土刮到低处去啦。要是那样干能行的话，速度肯定要快得多！”言之有理，说干就干。不一会儿，锯好的圆木和绳索都从场部运过来了。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又出现了新问题。木头老是漂在水面上，并且每次只能从高出水面的小岛上刮下一点儿土。这办法看来还是不成。

正在无计可施的时候，不知谁又出了个主意，在木头上加点分量，让它沉下去不就得了。”我马上想到了农夫站在耙上的情景。便试着站到了木头上。浮在水面上的木头果真沉了下去。可是当绳索被牵动时我身子一晃两只脚便从木头上滑了下来。站着不行，那就蹲下。为了增加稳定性，我同时用手紧紧地抓住绳索。这样来回拖了几次效果还不错。

我不知道我们的祖先在种水稻的过程中是否也采用过这种办法平整土地。如果没有，那可就是我们的创造发明了。平整土地的速度因此加快了。但是，我们的皮肉也因此感受到了切肤之痛。长时间浸泡在泥水中，而且是盐碱度比较高的泥水中，人的皮肤是一种什么感受呢？这么说吧，开始的时候两只手就像用洗衣粉洗了一大盆衣服后的模样，又白又皱皮。当然，从脚底到膝盖以上的皮肤也是这般模样。一天下来，汗毛孔都鼓起来了。劳动结束后任凭你用清水洗多少遍，那又白又皱的皮肤总归有一种既滑腻又麻木的感觉。不过这还不是最难受的时刻。到了夜晚，躺在被子里只觉得浑身上下火辣辣的，别说翻身就连手脚动一动皮肤上都会有一种被刺痛的感觉。

为了减少盐碱对皮肤的损害。第二天连部派人到卫生队取回一桶凡士林，让我们涂在手上腿上。这种防护措施从理论上说应该有效，但实际上并无多大效果。在没有办法的情况下只能咬紧牙关硬拼。在这次平整土地的劳动中我们所受的皮肉之苦不仅仅限于手和腿，肩膀也同样难逃其劫。一个班有十个人，两个人当了秤砣，六个人拉三根绳子，还有两个人在田埂上轮流休息。四米多长的木头上蹲了两个人那分量已经不轻，在泥水中拖来拖去是很费力的。用手拉不动时就得用肩背。时间一长绳索就将肩部的皮肤磨破了。

干这种活体力消耗大，肚子很容易饿。在这一点上连里想得蛮周到。炊事班将大米稀饭和肉馒头送到地头，谁觉着饿了随时可以加餐。有人曾做过统计，胃口最大的男生单是在地头一天就吃了十八只比拳头还大的肉包子，那稀饭简直就是当茶喝。

这种近乎原始的劳动方式不可能不引起我们的思考。尤其是农业大学的一批同学更认为这种耕作方式匪夷所思。他们担心照这么一味蛮干，即使将水稻种上了也可能颗粒无收。曾经有心直口快者向连部陈述了自己看法，结果不仅碰了一鼻子灰，还被讥为“你们这些大学生只会在黑板上种水稻。”

稻种终于如期撒下去了。我们天天盼望秧苗出土。终于有一天秧苗出土了。当我们看到那一片嫩绿时心里确实很激动。怎么能不激动呢？这秧苗可是我们用汗水浇灌出来的呀！随着时间的推移，秧苗在一点点长高。这时地里的水也越来越少，有的地方土层已经裂开了。要不要浇水呢？分歧又出现了。

农大的学生认为，在盐碱地上种水稻水不能浇得太勤快，否则地下的盐碱是要泛上来的。副指导员说他在湖南老家种过水稻，晓得这水稻不同于小麦，生长期中不能断水。如果断了水一个大太阳晒下来秧苗就全蔫了。既然如此就照领导的指示办吧。

新疆是缺水的地方，但用起水来一点也不节约。给小麦浇水是漫灌，给水稻浇水就更不用说了。条田的两头都有引水渠，挖开一个缺口水便一个劲地往地里流。等到每一块地里都浇透了，并且在地表积了一层水后将进水口一堵，浇水的工作便算完成了。在从条田的西头往东头走的过程中我无意中发现原先还不太缺水的那些地块中秧苗全被水淹没了。

第二天，当我们再次来到水稻田边时，昨天被水淹没的秧苗已经顽强地将叶儿伸出了水面。短短的十几个小时，秧苗怎么长得这么快呢？正当我好奇地蹲在田边看得出神时，一位姓朱的农大学生走到我身边叹了口气说：“完了！”此君是江苏镇江人，学的是水稻栽培。上次在脸部碰了一鼻子灰，并被讥讽为“只会在黑板上稻水稻” 的正是他。

“怎么啦？”我不解地问他。

“你瞧这些秧苗长得多细呀。”他用手指了一下说。

“过几天不就长粗壮啦。”我自以为是地说。

“根本不可能！”他好像很有把握地说。

“为什么不可能？”我反问了一句。

“怎么跟你说哩。水稻和人一样，也是要呼吸的。全株都淹在水里，叶面无法呼吸，杆儿就会拼命往上蹿，这是违反水稻生长规律的。只要这地里的水位稍微退下去一些，这批秧苗必死无疑。不信你等着瞧！”说完他一甩手走开了。

事情的发展果然和那位姓朱的同学预料的一样。没过多久洼地里的秧苗都先后枯死了。这时整块条田看上去就像瘌痢头似的。副指导员不再固执己见。赶紧从与我们相距不远的农二师20三团请来一位水稻专家进行现场指导。后来经过插秧补种，才扭转了尴尬的局面。

水稻的田间管理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肥、水和病虫害不断地给我们出难题。秧苗渐渐地长高了，但稻叶儿不是绿得发乌，而是绿得发黄，据说这是缺肥的表现。施了那么多的羊粪难道都白搭了吗？于是决定再施一次化肥。场部不知从哪里搞到一批日本产的化肥。我们学着老农的模样踩着没膝的泥水将那些化肥一把一把地撒到了稻田里。

施过化肥的稻田面貌渐渐地有了一些改观。但是浇水的事则一直没有解决好。不是这块地旱了就是那块地涝了。过了六月以后新疆白天的气温已经很高，缺水的禾苗终于没有逃脱枯死的命运。再补种是不可能了，只好随它去了。令人气愤的是在那些抛荒了的稻田里，稗子草和其他杂草却长得很好。

好不容易盼到水稻抽穗扬花了，却又出现了虫害。开始的时候只是部分稻叶上出现暗绿色的斑点，不久这些斑点逐渐扩大，有的地块中慢慢地出现了整株甚至一片一片地枯死。农业大学毕业的学生中有两位是学植物保护的，据他们说，稻田里出现的问题是水稻抽穗期稻瘟病。这种稻瘟病的病原体是一种真菌，诱发因素则是在田间管理的过程中水肥没有调理好。救治稻瘟病的有效方法是赶紧喷洒一种叫稻瘟灵的农药。这回副指导员倒是听从了那两个学植保专业学生的意见，立即派人到20三团去讨救兵。喷洒了几次农药之后稻瘟病总算被控制了。

在我们种稻的过程中副团长王成邦来视察了好几次。此君是九大代表，他的先进事迹我们刚到农场时就听过宣讲了。他是甘肃人，没有种过水稻，可是每次都要阴阳怪气地说：

“一批大学生凑在一起种水稻，还有十几个北京农业大学的毕业生做指导，居然将六百亩稻子种得这么不成看像。可见旧的教育制度误人子弟呀！”

对于在这一过程中给予我们再教育的人的种种失误就是视而不见。

这种水稻对我们来说既是一次比较完整的生产实践，也是接受再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按照毛泽东的说法，这种实践应该是获得正确思想的途径之一。事后我曾想过，这次在盐碱滩上种稻的实践到底使我获得了什么样的正确思想呢？刻骨铭心的苦和累确实让我破解了“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欲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意。不过这不是全部，也不是最主要的。那么最主要的又是什么呢？这不由得让我对这种再教育方式产生了怀疑。

谁都知道，种地农民是行家里手，造房子建筑工人是行家里手，军事训练军人是行家里手。在一般意义上说，只有跟行家里手学他们的本行才能获得真知并感受到他们对这一行的感情。就算让我们种稻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将我们培养成合格的农民，难道花费了那么多的财力和物力仅仅是为了让我们知道“欲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吗？不会种稻的人凭什么指挥我们种稻？既然是试种为什么搞那么大的规模，做那么多的投入？当时我们粗略地计算过，在种植这六百亩水稻的过程中即使不计其他投入但是国家每月发给我们81个人的工资，按当时的粮价就能买回20万斤谷子。百十个人辛苦了几个月，投下了那么大的成本，结果连稻种都没收回来。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件事似乎不可思议。可是在只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的那个年代，这种赔本赚吆喝的事比比皆是。

军营的周末

在农场每天干的活基本上都是体力活。连着干了五六天之后多少有点厌烦。于是能度一个舒心的周末便成了众望所归。但是，在连队度周末和地方上不一样，很少有个人自由支配的机会，基本上都是由团部统一安排，不是看电影就是看演出。有时电影和演出一起看，常常要搞到深更半夜。这种集体度周末的方式开始时还有点新鲜感，可是时间长了却成了一种躲不开的苦恼。

苦恼之一是：每次去团部看演出都要以急行军的速度赶路。说什么要练我们的铁脚板。成年人的步行速度大约是每分钟七八十步，一小时可走四公里。这样的速度不紧不慢，即便走远路也不会感觉太累。所谓急行军，就是每分钟要走一百20步，一小时要走七公里半。这在步兵的操典上是有规定的。说来也巧，农场和团部相距正好是七公里半，于是连部便定了条规矩，凡是到团部去看演出，去的路上只给一个小时的时间，也就是说我们必须以急行军的方式行进才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走完这段路。

对于年轻人来说，走路脚步放快点并不是什么难事。然而，一旦上了路我才发现，要在规定时间内走完这段路根本不是脚步放快点儿的事。因为除了走路还要玩别的花样经。走着走着，突然有命令说：“飞机来袭，立即就地隐蔽！”公路上往来的车辆虽不多，但要找个地方藏身却不可能，于是大伙儿赶紧跑到路坡下的草丛中躲起来。过了一会儿，说空袭解除了，于是又一窝蜂似的回到公路上继续开步走。这一下一上费时虽不多，但几次一折腾却很伤人。再加上队伍中有一个排的女生，难免有人要掉队。一路上只听得带队的排长不停地喊叫：“跟上，跟上，快跟上！”实在让人没有好心情。好不容易到了目的地，已经累得两腿发酸浑身是汗。令我不解的是，每次看完演出回营房时从来不列队行进。排长将队伍带出团部大门后基本上就不管了。深更半夜里任凭我们由着性子三五成群地或快或慢地沿着216公路往回走。

苦恼之二是：每次看演出之前都要拉歌。部队和地方上不一样，那个大礼堂不是随便可以进去的。各单位先要在操场上集结待命。大多数情况下是列队后席地而坐，根本不允许四处走动。当然也不让你干坐着。这时，各连队之间就比赛唱歌，在部队这叫“拉歌”。唱歌本是年轻人的爱好，谁还不能唱它几只？不过“拉歌”和唱歌有所不同。要是两个连队较上了劲，非得比出个高低才肯罢休。我们教革连在这方面缺少锻炼，能唱得雄赳赳气昂昂的军营歌曲没有几首。此外，还缺少一位能征善战的领头人。每逢“拉歌”往往是刚上阵便败了下来。很是没有面子。

苦恼之三是：星期天的早晨不能多睡一会儿。每次从团部看完节目回到农场都是十一二点了。等到洗漱完毕，凌晨一点之前能睡着就算不错了。星期天照例是不吹起床号的。可是天刚亮，院子里便有人开始扫地了。芨芨草扎的扫帚扫在并无多少垃圾的盐碱地上，发出一阵阵刺耳的声响。这种声响比吹起床号还折磨人。你瞧，人家都在做好人好事了，你还好意思躺在被窝里吗。于是只好极不情愿地起床，欠下的觉头只好再找机会补了。起床之后还不能马上干自己的话，比如洗衣服什么的。要先到公开场合去表现一番，比如垫厕所，打猪草，到伙房帮忙。反正在这个时间段上谁都要从形式上努力表现自己积极上进，否则就会被认为是落后了。在做这些事的时候虽然没有人号召，但是在暗中肯定有一双眼睛在观察着。对于这种自我表现如果有谁一连几次都无动于衷的话，说不定哪一天晚点名的时候莫名其妙的批评就会落到他的头上。

苦恼之四是：星期天进城给的时间太短。星期天只吃两顿饭。早饭开饭的时间一般在十点左右。等到收拾整齐，到连部请好假之后差不多都要十一点了（不是每个星期天都能请到假）。然后走上一个多小时的路到达县城，去邮局，去银行，去百货商场，去军人服务社，东瞧瞧西看看，和静县城地方虽不大，一圈转下来也得一两个钟头。连里规定凡是请假外出的人必须在下午四点以前回来销假。这样算下来花在路上的时间要比逛街的时间多得多。由于时差的关系，新疆的下午四点只相当于上海的两点。回到连队常常无事可做，只好等着吃那第二顿饭。

苦恼归苦恼，通过这些周末的集体活动毕竟使我们平日里单调的文化生活增添了一些新鲜的内容，至少使我对新疆的歌舞有了最初的了解。维吾尔族是能歌善舞的民族，但是他们用的乐器却很简单。弦乐类主要有“东不拉”，“热瓦甫”，“都特尔”。打击乐器中除了手鼓好像再没什么家什了，管乐嘛也就是唢呐撑世面。然而就是这些不起眼的乐器却弹奏出了许多美妙动听的歌曲。维吾尔族的舞蹈动作虽然也很简单，但是舞姿却优美动人。女性舞者通常是两手上举，手掌作快速的内外翻动。与此同时，肩和头有节奏地抖动，配合得自然流畅。脚下的动作以小跳步为主。给人以欢乐轻快的感觉。男性舞者围绕着女性舞者旋转，这和其他舞种有较大的区别。

劳动了一个星期，又折腾了一个周末，终于有了一个可以自由活动的星期天。和静镇去过几次后实在也没有什么可逛的地方了。这一天女生们忙着洗衣服，男生们或是在篮球场上打会儿球，或是三五成群地聚在一起聊天。聊什么呢？那年头所有的人说话都比较谨慎。从北京过来的学生对时政新闻很感兴趣。我们上海中医学院的同学却没有这种兴趣，从来没有聚在一起聊过天。

连里少数民族学生的汉语水平虽然很高，但是他们很少用普通话跟汉族学生聊天。他们聚在一起时总是一边抽烟一边叽里咕噜地说自己感兴趣的话题。

少数民族的男生不抽卷烟，他们专抽一种叫“莫合”的土烟。这烟黄灿灿的像小米的米粒，和我在上海看到过的烟丝完全不一样。我曾问班里的两位少数民族学生买卖提玉素甫和伊力亚斯：“这烟里为什么只有杆儿没有叶子？”

他们回答说：“烟叶子抽起来没劲，加工时特意去掉了。”

那时我刚开始抽烟，有一天我照他们的样在一张10公分长，3 公分宽的白纸上放了一点莫合烟，然后卷成一支喇叭筒。点燃后我只浅浅地抽了一口便觉着又辣又呛。

军营的周末虽然单调甚至有点儿乏味，但不管怎么说还是令我们期待的！不管是看电影，还是看演出都是一次精神上的放松。从中或多或少都能有所收获。

　　

军人服务社

在团部大院，进门右拐是军人服务社的所在地。不用说这个服务社是为团部机关和随军家属服务的，以销售日用小百货和烟酒为主。服务社里有一间很宽敞的浴室却是我没想到的。

对南方人来说，洗澡是一年四季中不可或缺的需要。在地里干了一天的活之后能洗一个澡是必需的 。农场 没有洗热水澡的条件在我的预料之中。整个夏天我们男生就用井水对付着洗涮，偶尔也会到北干渠中游一场泳，顺便彻底卫生一下。可是入冬以后洗澡问题该怎么办呢？

有一天，候连长通知说，明天军人服务社的浴室向教革连开放，大家准备好衣物到时候乘拖拉机出发。这真是一个意想不到的好消息。可把大家高兴坏了。

有了一次享受当然会有进一步的需求。只是这中间的间隔竟有一个月之久。军人服务社的浴室是不对个人开放的。后勤部责成浴室的管理人员严格地按排定的时间向机关，连队，家属开放浴室。我的教革连能够享受到这项服务是上一届的大学生努力争取得来的。在冬天能洗一次热水澡看似小事一桩，但在当年的那个环境中能享受到这样的待遇实在是太难得的。尽管事隔多年，每当想起当时的情景，心中还是有些感动的，

除了洗浴，这个军人服务社还在其他为我们带来了方便。比如理发。那年代我们男生对理发虽然没有什么高要求，但是每隔一两个月还是要打理一次的。至于女生无论是修剪短发还是梳辮子都需要理发师的帮助。军人服务社里的理发室正好解决了我们这方面的需求。

还有照相，虽然不是刚需，但是偶尔为之还是需要的。

至于洗漱少不了的牙膏牙刷，洗澡洗衣用的肥皂也是需要有一个地方购买的。我觉得到镇上的百货商店去解决这些锁事总不如进军人服务社转一圈来得方便。

对于我们这些南方籍的学生来说，在新疆过冬天御寒的衣物准备肯定是不充分的。通过司务长的努力，服务社为我们提供了价拨的毛皮鞋，皮大衣，皮帽子等军需品。帮助了我们渡过了寒冷的冬天。要是没有这些准备，冬天里的野外作业我们是无法进行的。野营博斯腾湖的经历充分发挥了这些御寒衣物的作用。冰天雪地里在湖边住窝棚真冷呀！

到焉耆县收容所出差

一九七一年的七八月间。有一天下午，各班正在进行政治学习。副指导员突然进来将班长叫了出去。不一会班长回来了，他宣布说：

“学习由副班长主持继续进行。根据连部的决定他和我要马上要外出执行任务。”

去哪里？去干什么？班长没说，大家也不便问，我当然更不好说什么。站起身来便跟着班长出发了。

去执行什么任务呢？出门后班长对我说：“连部让我们到焉耆县收容所去将四班的耿波接回来。”

这种差事怎么会落到我头上呢？因为我到农场后就被钦点为团支部副书记。书记是谁？当然是优副指导员啦。我始终弄不明白，像我这样在初三，高一时两次被拒于团门之外，上了大学才被发展进团的人怎么突然就交了官运呢？

接受再教育满一年之后连里准备发展党员了。在一次阶段性工作总结会议上指导员拿了个小本本念叨：“某某某……写了入党申请书。”念完之后他看了我一眼说：“还有李恩德”。真是活见鬼，我什么时候写过入党申请书呀？我知道这是领导给我面子，只好唯心地低下了头。事后我对写入党申请书一事仍然无动于衷，我觉得自己距离共产党员的标准还差得很远。

其实，耿波的再一次出走昨天已经在连里传开了。这位老兄在半年前已经出走过一次。那次他是沿着216国道往天山里走，半道上被团部进山执行任务的特务连遇上了，觉得他形迹可疑，拦下一问竟是本团教革连的人。这事当时在团部引起了不小的震动，但事后连里却悄悄地将其淡化了。据我所知，只有副指导员一人找他谈了一次话，简单地问了问他出走的原因。这事要是发生在现役军人中那还得了，不告而别就是逃兵呀！处理起来是辣手辣脚的。

从农场到焉耆县大约有三十多公里的路。农场不可能派车送我们，公路上更没有公共汽车可乘，怎么个去法呢？班长说：

“我们到公路上去搭便车。”

216公路就在农场边上，没有走几步我们就站到了公路边。这条公路不是交通要道，过往的车辆不多。偶尔过来一辆车不是驾驶室里坐满了人，就是司机不愿搭理我们踩着油门扬长而去。这时班长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似的让我站到坡下去，由他一人继续拦车。我不解地问他：“这是为什么？”他说：“地方上的司机只拉军人，不拉老百姓。你和我站在一起是拦不到车的。”到新疆快一年了，因为从来没有单独出过远门，竟不知道搭便车还要凭个人身份。

果真如班长所说的那样，不一会儿他就拦下了一辆货运卡车。当我从坡下跑上来时，尽管班长已经对司机做了解释，我仍然听到了几句不太好听的话。三十多公里的路程虽不算近，但只要乘上了车不消一个小时就跑到了。下车，谢过司机，赶紧向路人打听县收容所在什么地方。

焉耆虽然也是一个镇，但是它所处的地理位置相当好。314国道和S216国道在此交会。便利的交通促进了焉耆的商业发展，路旁的店铺鳞次栉比，繁华的程度是和静镇所不能比拟的。开都河自西而东穿城而过，河水清澈。单凭这一派风光就让我感到舒畅。焉耆是回族自治县，路上的行人中戴小白帽的不在少数。这种小白帽是男性回民服饰的重要标志。自从去年八月进农场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里我除了一次又一次地逛和静县城还没有到过其他城镇。现在能有这么一次机会我很想在开都河边待一会然后再去收容所办手续。于是我问班长：“你到过这个地方吗？”

班长说：“外出执行任务曾经路过几次。”

“我们先在这河边待一会儿，然后再去收容所怎么样？”班长对我的提议没有表示反对，于是我们便沿着开都河边的马路慢慢地往前走去。

开都河作为一方的母亲河，在和静和焉耆的民间流传着不少美丽的传说。其中被人们谈论得最多的便是当年唐僧取经途中在这里收了沙和尚为徒。有意思得很，当地的回民和维吾尔人都认为沙和尚是他们的同胞。第一次听到这种说法我感到很新鲜，可是一琢磨觉得有点不对头。凡读过《西游记》的人都知道，唐僧是在路过流沙河时将沙和尚收为徒弟的，不过那是发生在过火焰山之前的事。火焰山在哪儿呀？在吐鲁番东边二百里，那儿离焉耆这地方还很远哩。从常理上说，就算开都河真的就是流沙河吧！那唐僧也不可能先到焉耆的开都河畔收了沙和尚然后再回到吐鲁番去过火焰山吧。

关于开都河当时还听到过一种传说，有些当地人认定这条河就是《西游记》中的通天河。我记得《西游记》中的通天河是一条“径水八百里，亘古少人行”的荒僻去处。唐僧师徒三人经过此处时一不小心被藏在水底的老蚕掳去了。要不是观音菩萨相救，几乎丢了性命。我倒觉得博斯腾湖有点像吴承恩笔下的通天河所在。

唐僧到西天取经确实经过焉耆，那时焉耆这个地方是“阿耆尼王国”的领地。唐僧在他的《大唐西域记》中称“阿耆尼王国”是西域第一国，可见这个地方非同一般。焉耆自古出产良马，唐僧本打算在这个地方换掉已经疲惫不堪的马匹。不想“阿耆尼王国”的国王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当他听说唐僧经过高昌古国时不仅受到了很高的礼遇，而且还和国王互结了金兰时，不由分说地给了唐僧一副冷面孔。唐僧见势不妙，什么事情也没办就赶往龟兹王国去了。《西游记》是小说，故事情节人物地点多有虚构，不能当真。《大唐西域记》是史料，大体上还是可信的。

因为有公务在身我们只在河边待了一小会儿就去了收容所。焉耆县收容所在一条僻静的马路上，当街有一座大铁门，门边的围墙很高。门卫看过班长递上去的介绍信便指了指所长办公室，要我们到那里去办理相关手续。所长是位汉族同志看上去有四十多岁了。他收下介绍信后从墙上的一枚铁钉上取下一本登记簿让班长在一个栏目里签了名，然后简单地说了说收容耿波的经过。

“耿波是昨天早晨由派出所送到我们这儿来的。因为他半夜三更露宿街头引起了巡夜人的注意。问他从哪儿来，到哪儿去，他不肯说。于是巡夜人就将他带到了派出所。在派出所他说自己是郑州粮食学院的毕业生，在和静部队农场接受再教育，因为心里闷得慌，就想到外面走一走。你们来了，就把他领回去吧。”说罢，所长陪我们一起去了隔壁的一个大院子。

“耿波，单位来人了，回去吧。以后不要半夜三更在外边瞎转悠了。”所长站在院门前朝耿某招了招手说道。所长说话时我已看到耿波正呆呆地坐在平房前的台阶上。便赶紧走过去拉了他一把。

“老兄，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他一声不吭地站了起来。我从头到脚将他打量了一番，但见他蓬头垢面，络腮胡子几乎遮住了半张脸，上身穿了件浅灰色的确凉卡其布两用衫，下身穿了条黑颜色的布裤子，脚蹬一双解放鞋。衣服皱皱巴巴的，几块泛白的汗斑很难看地印在背上，给人一种既窝囊又躐踏的感觉。班长见他这副模样，没好气地说：

“你跑什么呀？又没谁亏待你，真是的！”

“先回去吧，再晚恐怕搭不到车了。”我担心班长会说出更激烈的话，连忙将话题扯了开去。

出了收容站我们三人径直往来时的路口走去。这时候不用去车站，焉耆开往和静的班车肯定是没有的。还得由班长出面寻找便车。过境公路上来来往往的车辆倒是不少，但大多数是向东奔乌鲁木齐方向的，少有往北去和静的。等了好一会终于过来了两辆军车，班长一眼看出是团部运输连的车立即跑过去打交道。碰到了自家人当然好说话，我们就这样幸运地搭上了回农场的车。

坐在车上我曾试图和耿波说说话，但是他一直沉默不语。直到现在我还清楚地记得，当耿波回到农场时几乎所有的人都向他投去了异样的目光。

对于耿波出走的原因连里一直存在不同的看法。班排长们大多认为他是以这种方式表示对接受再教育的不满。一些学生则认为耿波的出走与四班长在日常管理上掌控失当有关。我的同学丁文龙和耿波同在一个班。我曾向他了解过耿波在班里的处境。丁文龙说：“耿波性格内向，个人卫生状况不大好，常常受到班长的批评。几乎全班的人都讨厌他。”我不否认环境对耿某的影响，但我同时怀疑耿波可能存在心理障碍。

我曾将自己的看法向副指导员简单地讲了一遍。指导员当然不认同我的观点，可是他也说不出令我信服的理由。

试想一下，一个心理正常的成年人不管是想寻死还是想觅活都不可能选择赤手空拳地往山里走吧，饿了怎么办？渴了怎么办？天黑了怎么办？迷路了怎么办？这些问题对任何人都是不能不考虑的。上一回幸亏他命大，入山未深被拦了回来，否则可就生死难料啦！这一回他仍然是赤手空拳地出走，只是换了个方向沿2l6公路往戈壁深处走，一抬腿居然走出了三十多公里。要是没有被夜巡的民兵发现又会怎么样呢？

说实在我很佩服连首长遇事不慌的定力。不过话说回来了，慌又有什么用既没有能力派人去找也不知道到什么地方去找。除了静观其变实在也使不出什么招数。

我觉得连部对耿波出走的问题采取冷处理是比较明智的。比如始终没有对耿的离队出走在连里面点名批评，甚至都没有在班务会上对他进行所谓的谈心。事情就这么过去了。要是不管三七20一上纲上线地批判一通，这事情很可能就要闹大了。万一他真的消失了，瞒是瞒不住的。教育者肯定是要被追究责任的。

但是，当我们结束再教育后重新分配到地方上去工作时，连部队耿波的分配却玩了一个花招。公布分配方案时，耿波被列为待分配，解释是他的问题已经移交给自治区分配办公室处理。耿波到了乌鲁木齐后究竟被怎么处理了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在离开农场前已有人在暗中做了些为耿波打抱不平的准备，他们要到自治区分配办公室去上访。到底上访了没有我就不知道了。

晒小麦

正当我们为水稻种砸了而郁闷的时候那五千多亩地里的小麦已经悄悄地成熟了。托机械化作业的福，这么大面积小麦的播种和收割都没要我们出大力气。虽然在田间管理的过程中我们也吃了不少苦，但与收获的喜悦相比吃那么点苦实在算不了什么。

我们种的小麦虽然不能称之为广种薄收，但产量比起人家兵团还是要低一大截。据农大那些学生估计平均亩产不会超过二百斤。然而将五千多亩地里的小麦集中到一起那可不是一个小数字，一百多万斤呀！眼看着从联合收割机中吐出来的小麦被一车车地运往团部，说实在我们心里还是蛮舒服的。就在这时后勤处打来一个电话让农场派人去做交接工作。农场一转手便将这事交给了我们连。

原来在团部的后院有一家粮食加工厂，能碾米，能磨面，还能加工挂面和其他干粮。所谓交接就是按照加工厂的要求将已经运到团部的麦子晒干扬净称重后送到指定的库房里去。要将一百多万斤的小麦晒干扬净实在不是一桩轻松的活，也不是三天两日就能完成的。于是连部指派我们二排整个儿住到了团部的后院中去完成这项光荣的任务。

黄澄澄的小麦像座小山似的堆在一块一千多平米的水泥地上，看着这些劳动果实倒是蛮开心的。小时候我在农村看到过大人们用纯手工的方法扬麦子。那动作看起来很简单其实颇有技术含量。人站在上风口，用一只长柄木锨将堆成一堆的麦子一点儿一点儿地抛向空中，当麦粒落下时借风的力量将草屑吹到稍远的地方去。如果抛射的方向和力度控制不好，麦粒落下时就不能集中在一个地方。

面对堆积如山的小麦我们当然不能用纯手工的方法去对付它，那样要干到猴年马月去了。这回我们用的是鼓风机。用鼓风机吹麦子不仅速度快，而且扬净的程度也大大提高了。当我们不断地将麦子倒进鼓风机的进料口时，强大的气流立即将颗粒饱满的麦粒从出料口斜着向上抛到五六米开外的地方，而颗粒不甚饱满的麦粒因为重量轻便落在稍远的地方，至于其他杂质和灰尘则被吹到了更远的地方。在排长的指挥下我们仅用了几天的时间就将那一大堆小麦扬净了。

接下来的工作是将扬净的麦子晒干。这是一项不消耗能源却消耗体力的活。我们每天上午要将麦堆中的一部分摊开，到了傍晚再归拢起来。有人提出麦子摊开后用不着每天归拢一次。理由是那季节既不刮风又不下雨，让小麦摊在水泥地坪上过夜不碍事。排长说这是不负责任的做法，建议被一票否决了。

为了将麦子摊开需要使用一种叫“推板”的工具。这种工具我小时候在老家的打谷场上曾经见识过。是由一块质地比较好的木板和一副结实的扶手组成的。扶手安装在木板的顶部。此外，在木板上还钉了两只可以穿绳索的小铁环。操作时，一个人将“推板”插进麦堆里并始终给它施加一个向下的压力。另外有两个人拉着绳索往预定的方向走。这样，“推板”就像推土机似的将麦子一点点地在场地上摊开了。如果要将摊开的麦子收拢，就反其道而行之。这种工具团部当然不会有，是排长亲自到场部的库房里找到了两只。

尽管新疆的太阳光很强，空气中的湿度也很小，但是新收的麦子只晒一遍肯定是干不了的。等到晒过三遍之后时间便过去了大半个月。因为每天要在太阳底下作业，虽然头上戴着草帽，我们一个个都被晒成了黑人。

最后一道工序是将扬净的麦子送到指定的仓库中去。仓库和晒谷场之间大约有四五百米的距离。排长从运输连调来了一辆汽车。在他的指挥下我们先将扬净的麦子按一百公斤的标准装进麻袋并扎好袋口。扎袋口虽然算不上技术活却很有窍门。若是不得法任你扎得再紧，在搬运过程中稍稍用力一拉就会散开，结果麦子洒得到处都是。正确的扎法是将袋口纵向里打上折，然后用一根麻绳贴着袋口的下沿扎紧就行了。从理论上说四吨的卡一车一次可以装载四十个麻袋。由于将麻袋垒成两层比较困难，所以每次只装20来只。

装车和卸车都是力气活，要不是已经锻炼了几个月，我想昔日的文弱书生是绝对干不了这活的。根据我的体会，装车除了靠臂力，更讲究配合。要将一百公斤的麻袋提升到一米多的高度一个人是办不到的。我们采取三个人配合。车下两个人分别站立在麻袋的两边，各自抓住麻袋的两只角同时用力向上提起，与此同时车上的人相继接应一把，就这样一只只沉重的麻袋便上了车。相比之下，卸车就要考验每一个腰部的力量了。汽车只能开到仓库的门前，车上的麻袋都要靠我们用肩膀背到屋子里去。肩膀虽然可以重负但是如果不得法也容易造成急性腰扭伤，更甚者可能伤及腰椎。所幸大家的自我保护意识都比较强，自始至终都没有被伤到。

在晒小麦的过程中司务长不知从什么地方弄到了一筐活鲤鱼，说是要犒劳我们。到农场快一年了，肉没有少吃鱼却难得见面。既然是鲤鱼当然要红烧了吃。我对司务长说：“红烧了吃怎么样？”

司务长说：“你会做吗？”

我说：“阿拉上海人哪能不会烧鱼！”

将三十多条活鱼除鳞去内脏花了我不少时间。好在有自来水可用，洗刷好之后就等开油锅了。

做红烧鱼的关键是要把鱼煎好。平时在家里做这道菜，因为煎鱼时舍不得多多地放油，稍不留意就可能将鱼皮粘在锅底上了。这回鱼多，锅大，油也不限量，于是我就将鱼一条一条地在油锅中炸了一下。新疆没有黄酒，也不用新鲜的葱和姜。鱼煎好后只好用洋葱和蒜瓣炝锅，然后将皮色金黄的鱼儿分层码在锅里，加足水，用酱油和糖调好咸淡，先用大火烧开，然后又转小火焖了十几分钟。俗话说千滚豆腐万滚鱼嘛。随着热气从锅里不断地冒出来，一股久违了的鱼香简直令我陶醉。

开饭时每人分得一整条鱼和一勺鱼汤。当然还炒了一样素菜。南方人见有鱼吃自然很高兴，一边吃一边夸奖我将鱼烧得很入味。北方人不太爱吃鱼，有位河南籍男生开始拒绝吃鱼，后来见大家吃得有滋有味便尝了一口，吧嗒了几下嘴巴后立即改变主意。我看他吃鱼时非常小心，估计是怕被鱼刺卡在喉咙里。几位维吾尔人学生说他们只对烤鱼有点兴趣，这回也一反常态吃起了红烧鱼。大概是很长时间没有吃到新鲜的鱼了吧，这回大家都吃得很开心。

收稻子

水稻虽然种砸了，毕竟还没到颗粒无收的地步。经过近四个月的等待，种在那三块条田里的稻子也该收割了。因为稻子长得不好，而且倒伏严重，机耕队长说没法用联合收割机进行作业。无奈之下我们只好用镰刀割。大约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终于将地里的稻子割完并运到了打谷场上。没想到接下来的脱粒工作却让我们吃足了苦头。

“脱粒”在上海郊区叫“惯稻子”。早先农村没有电的时候是在地头放一只大木盆，稻子割下后在盆里用力惯几下，稻谷经这么一“惯”就落在盆里了。那时我还见过一种脚踏“脱粒机”，那是一种由带刺的滚筒和能使滚筒转动起来的脚踏板组成的简单机械。脱粒时，操作者一只脚落地，另一只脚一上一下地踩踏板，双手握住捆扎好的稻把子放在滚筒上，在滚筒转动的过程中稻谷便被迅速地脱了下来。后来农村用上了电，“脱粒机”的踏板便被马达替代了。

农场用的联合收割机实际上是一台集拖拉机，收割机，脱粒机为一体的多功能机械。这台大型机械在田间作业时行动自如并不显得笨重。然而，一旦将它分解开来，那脱粒机居然有三米多高六米多长，俨然是一个庞然大物。这台脱粒机自身有动力装置，一旦运转起来需要好几拨人伺候它才不至于空转。为了能在最短的时间里完成脱粒任务，连部决定将六个男生班分成三组20四小时连续作业。人工操纵脱粒机一班需要六个人，两个人将拆散了的稻把子不断地从进料口放进去，两个人负责清理从出草口吐出来的稻草，还有两个人负责将稻谷收集到麻袋中。

这台脱粒机的工作效率倒是蛮高，尽管负责进料的人拼命工作有时还赶不上趟。清理稻草和收集稻谷的工作量虽然不是很大，但是那里的灰尘实在太大。在柴油机的驱动下脱粒机发出震耳欲聋的噪声吵得人心烦意乱，而那漫天飞扬的尘土更是呛得人嗓子冒烟。一只雪白的口罩戴上几分钟，鼻孔处就现出了两块黑斑，扬起的草屑儿粘得满头满脸。天气很热，汗水流到哪儿就是一道黑，所有的人几乎都成了大花脸。谁瞧着谁都觉着怪怪的。

干这活虽然很苦，却也有乐子可寻。稻把子从地里运回打谷场时是堆成垛的，脱粒时就得用叉子将其一点点挑下来。谁也没有料到在这一过程中会有许多老鼠从天而降。惊诧之余，一场别开生面的灭鼠运动随之展开了。因为老鼠实在太多，随便在谷堆里挑动一下便会窜出许多只。于是一些眼尖手快的人便举起大扫把追着老鼠像拍苍蝇似的一阵猛拍，霎时间那些可怜虫儿便纷纷倒毙在地。不一会儿死老鼠便堆成了一堆。看着那些死老鼠我觉得怪腻味的，便挖了个坑准备将它们给埋了。这时有人担心老鼠没死透，便往坑里倒了点汽油，然后点了把火。火起之时一股焦臭味扑面而来。我赶紧往坑里填土，说时迟那时快，这时有几只尚未被拍死的老鼠突然从火中窜了出来。只可惜在它们窜出火海之时身上的鼠毛已经被引燃了。着了火的鼠儿一边拼命挣扎，一边发出“吱吱”的叫声，转眼间便一命呜呼了。

和小麦一样，稻谷不经晾晒也是不能入库的。

这回晾晒稻谷的工作没有再差遣我们二排，改派一排三班去了。稻子没长好，稗子倒是长得不错。因为割稻时没法将稻子和稗子分开来，脱粒时数不清的稗子便和稻谷混在一起了。谁都知道晾晒时如果不将稗子最大限度地清除掉，等到碾米时麻烦就大了。其实将稗子从稻谷中分出来也不是什么难事儿。只要用网眼合适的筛子将所有的稻谷筛上一遍这活也就算妥了。团部的粮食加工厂里各种规格的筛子都有，但是人家不借给我们。说那是成套设备，怕给我们弄坏了。这怎么办呢？ “迎着困难上”是那会儿的流行语。于是有人建议用鼓风机吹，经过试验草屑和瘪谷虽然被清除掉了，但是稗子的清除率却远远没有达到要求。于是问题又回到借筛子上去了。后来经过农场的协调终于从附近的兵团借来了几只筛子。人家很信任我们，除了给我们做示范外还再三问我你是否需派一名技术人员支援，很让我们感动。

筛稻子说起来特别简单，三人一组，一人负责往筛子里加稻谷，两个人抬着筛子来回晃动，等筛子眼里不再有稗子往下漏了就算完事。问题是这种纯手工操作速度实在太慢。好在经过不断地努力，等待过筛的稻谷日渐减少，眼看就要大功告成了。

但是筛出来稗子也相当可观。三班有位姓张的北农学生突发奇想，他打算将这些颗粒饱满的稗子加工成稗子米用来改善伙食。班长本是农家子弟，听了这位学生的建议觉得是桩好事，于是大家就利用休息的时间在一台曾经用来轧玉米棒子的机器上做实验。没想到这事还真让他给弄成了。当三班长将一小口袋稗子米送回农场时我们大家都觉得新奇。稗子米黄澄澄的，颗粒与小米差不多大小。第二天炊事班用稗子熬了一大锅粥，我喝了一碗觉得味道挺不错的。

又过了几天听说三班在那台机器上又加工出了大米。只可惜还没等我们为之高兴团部已有人将这事捅到了农场，说这是违纪行为要农场责成教革连严肃处理。

一九七一九七一年九月十四日下午，团部突然以命令的形式通知（教革连）三班立即停下手中的一切工作并马上返回农场。这事让三班长有点摸不着头脑，他虽是现役军人一时也弄不清是怎么回事。据说在他们撤离之前，团部的戒备等级已经提高到了一级战备的水平。团部大院的门卫由单岗变成了双岗，行人不多的院子里居然还增加了游动哨。

三班的人马突然从团部撖回农场让我们大大地吃了一惊，以为是犯了军规，就等着吃批评写检查了，

“九·一四之谜

三班回到农场后，关于私下加工大米违反军纪的事一连好几天连部都没有提及。这要是在以往大会小会不知开过几次了。这种反常不免让大家犯起了嘀咕。部队突然提高了战备等级，官媒却没有发布任何相关消息，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有好事者跑到连部去问，得到的回答是，不该你知道的事别打听。此后，仍然是每天按时出操，上午劳动，下午学习。就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

难道是中苏边界西段出现了类似“珍宝岛事件”时的紧张局势吗？“珍宝岛事件”中老毛子吃了亏，几个月之后曾在塔城边境对我方边防人员进行了一次偷袭，造成我方人员重大伤亡。这回老毛子是不是又故伎重演了？要是果真如此的话，为什么近期的广播中和报纸上一直没有中苏边境局势的报道呢？

要么是中央发了文件，让我们这批末代大学生结束再教育到地方上去工作？要真是这样那可就谢天谢地了。但这和部队的战备升级又有什么关系呢？

信息越是不透明，大家在私底下的猜测和议论越多。大约过了一个多星期，几个北京籍的学生收到家信后开始悄悄地说：“林彪出事了！”这可是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多少年来林彪一直是中国的第二号人物，甚至在党章中都将他定为毛泽东的接班人了。他会出什么事呢？于是我们赶紧在近期的解放军报上找线索。结果发现以往充斥于报端的“突出政治”，“活学活用”等口号都不见了。媒体上的这些变化无疑是在有意无意地传递着林彪已经出事的事实。

对于我们的私下议论连部采取的态度是不闻不问。这无形中给一些胆大的学生壮了胆。接下来他们先是将自己贴在学习园地里的决心书撕掉了。因为那上面少不了有“突出政治““活字活用”这样的句子。然后又将毛主席语录的扉页撕掉了。谁都知道那个扉页上印有林彪写的一句话，即：“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我这人没出息，在那种情况下我可没有太胆大。我想让我们接受再教育是毛主席的指示，林彪出事了不等于毛主席的指示就不管用了。在农场到底还要待多长时间谁也说不清楚，还是太平一点吧。

不过打这以后连里对我们的再教育的确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首先是指导员每天在队列前的讲话不仅语气温和了一些，措辞也不再咄咄逼人了。至于班长排长们对我们的管束也不那么紧了。

新疆从十一月份起就进入了隆冬季节，大田里的事都停了下来，唯一要干的活便是兴修水利。部队和地方上不一样，每天都得有事做才踏实，让上百号的人聚在一起吃闲饭聊天是不可能的。既然自己家里没什么要紧的活，那就支援地方上去吧。正好这时与我们农场毗邻的农二师22团要修一条水渠，于是我们就去助了一臂之力。因为工地离我们连的驻地不太远，天天早出晚归倒也蛮自在。这些日子里倒是苦了炊事班，他们天天都得往工地上送一顿午饭。部队上有规矩，帮地方上干活是不能吃人家的饭菜的。

在这期间，农场的干部集体去焉耆看了几场电影。听说电影的名字叫“山本56”，“日本海大海战”……为什么会在这个时候给军队干部放映这几部电影不得而知。

随着时间的推移，林彪出事的消息终于得到了证实。不过直到十二月中旬中央印发的《粉碎林陈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一才传达到我们中间。材料中说，林彪因为反革命政变阴谋败露在仓皇出逃途中摔死在蒙古国的温都尔汗。针对材料中所说的“摔死”两个字，有人就开始议论了，凭专机驾驶员的技术水平飞机怎么会从天上掉下来呢？如果是迫降又怎么会选在温都尔汗荒野上呢？该不会是用导弹打下来的吧……

听完传达领导上没有组织我们声讨林彪反革命罪行，这让我感到有点意外。对于高层的人事我从来不愿多想，因为想也是瞎想，一事当前作为小小老百姓谁能知道事情的底细和是非曲直呢？

发展党团员

一九七二年年终总结时，副指导员表扬了所有向党支部提交了入党申请书的同学，说欢迎先进青年向共产党组织靠拢，党组织的大门始终是向有志青年敞开的。奇怪的是副指导员居然将我也名列其中。我虽然是连里的团支部副书记，农场共青团工作委员会委员，但是我并没有写过入党申请书。我想，指导员这么做大概是给我一个面子吧。这次总结明显传达了一个信息，要发展党员了。

说起我的官衔的来历好像有点莫名其妙。到农场不久班长找我谈了一次话，说从我身上看不出上海人的优越感。还说领导希望让我将连里的共青团工作先抓起来。第二天晚点名时副指导员便宣布我担任教革连团支部的副书记，书记则由他兼任。我想，一个团支部不能只有书记呀，可是直到我们接受再教育结束，我们这个团支部既没有委员，也没有过一次组织生活。

关于团工委委员的官衔是这么来的。有一天，副指导员让我和班上的王克军同学到场部去找边副教导员，说是要讲一件事。我们到了场部，边副教导员说：“场部要建立一个团工委，就由我们三个人组成。”

停了一会他说：“你们两人谁当书记呀？”

姓王的同学抢先说：“书记当然得请教导员出任啦！”

我也跟着说：“书记当然得请你当呀！”

团工委就这样组成了。但是从这以后团工委再也没有开过一次会。

我担任教革连团支部副书记的任务只是负责出连里的黑板报。

开过年终总结会后，副指导员交给我一项任务。说是要接受一名青年入团。然后将一份已经填好了的入团志愿书给我看了。原来是西北民族学院的一位女同学要求入团。我不记得是否开过支部大会审批这位同学入团。但我确实在志愿书的有关栏目内签署了意见。

发展共产党员的工作肯定是按程序进行的。女生班的战凯，我们班的王克军同学，还有四班的郭景英同学都是发展对象。前两位是北京农大的同学。郭景英是北京政法学院的同学。支部大会通过了他们提出的申请。他们都成了光荣的中共预备党员。毕业于西北政法学院法律系的十几名少数民族学生没有人被列入党员的发展对象我感到有点意外。按理说，他们更需要重养的。和我在同一班买买提玉素甫，离开农场后回到家乡喀什，从预审员做起，不到两年便入了党。以后仕途一帆风顺，官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检察院检察长，2008年被选为全国政协十一届常委。对于再教育者来说，没有发现这样的好苗子即时加以培养，实在是有失水准。

这位仁兄入党做官了以后，有一次到和田视察工作，特地到地区医院找我聊了一会天，并邀我到乌鲁木齐时再见。不是我自吹，当年我就觉得这个买买提和他的同学人品不一样。他慎独少言，但烟瘾比较大。

再分配前的年夜饭

一九七二年的二月十四日是农历辛亥年的除夕。第二天就是壬子年的春节了。除旧迎新之际不由得想起再教育何时才能结束。上一届教革连的学生在农场待的时间只有一年半，我们这一届难道真的要待满两年才能毕业吗？

这是我们在部队农场过的第二个春节，也是再分配前的春节。春节过后说不准哪一天我们的分配问题就会进入议事日程的。

在部队过年虽然体会不到浓浓的年味，伙食还是安排得很丰盛的。去年春节宰了一头猪二只羊，这回都翻了一番。其他年货也比较丰富。逢年过节部队是允许喝酒的，只是配的酒数量有限。好这一口的同学在年前都买好了自己爱喝的酒，就等年三十聚餐时热闹一下。

年三十的下午各班从炊事班领回饺皮子和饺馅子后按每人三十只的份额开始包饺子。到傍晚时饺子包好了，猪肉菜和羊肉菜都做好了。一切就绪后全连集合听首长的新年致辞，然后唱了一首歌就开始吃年夜饭了。

趁两个女生班优先下饺子的当口男生班便喝开了酒。酒这东西能使人兴奋，爱喝的人更是兴奋得快。不一会儿“哥俩好……”“老虎、杠子、鸡……”此起彼伏。喝彩、起哄之声一浪高过一浪。当热气腾腾的饺子端上桌时北方人常挂在嘴边的那句“饺子就酒越吃越有”立即让酒友们增添了几分兴致。在酒的面前教育者和被教育者终于有了共同的语言和一致的目标。

那天酒正喝到兴头上，一看酒不多了，饺子和红烧肉却还有许多。这时不知谁出了一个歪主意，说是游戏规则要改一改。从现在起输家吃一块肉或者两只饺子，赢家喝一杯酒。这个提议居然得到了广泛的认同，可见大多数人都有点疯了。

连里面十几位维吾尔族的男女生对春节的兴趣虽然没有我们汉族学生那么高，也是蛮开心的。他们自己动手做了羊肉菜和一些特色食品。他们不喝酒，围坐在一起用民族语言交谈，兴奋时就手舞足蹈又唱又跳。记得每年过肉孜节和古尔邦节时连里也会给他们力加餐的。

这一晚在喝酒的过程中无论是猜拳的输家还是赢家，无论是教育者还是被教育者都出了不少洋相。非常时期各人都揣着自己的心事，都希望能有一个宣泄的机会。真正的人性也得以显现在众目睽睽之下。

安排大学毕业生接受再教育不过是权宜之计，这事对我们来说早已是心知肚明的事。我们终究是要走上自己的工作岗位的。我们走了教革连也就不存在了。教育我们的人大概也存在一个何去何从的问题，要么回原来的连队，要么继续留在农场，要么复员回老家。在这之前那位在红柳林领着我们炸鱼的七班长便复员回老家陕西渭南了。最先担任我们班长的那位老兵也在场部转为志愿兵了。

接受第二次分配

形势的发展正如我们预料的那样。刚过完一九七二年的春节，自治区有关部门就发了一份通知，让全疆范围内负有再教育任务的军垦农场主管们立即集中到乌鲁木齐去开会。这表明我们继续待在农场里的日子不会太久了。

副指导员是乘什么车去乌鲁木齐的我们不太清楚。回来后他兴高采烈地告诉大家说，这回可开了洋荤，是乘飞机飞回库尔勒的。在他反复回味乘飞机的快感的过程中我们不止一次地听到“这是自治区首长对再教育阵线上全体官兵的关怀。”这样的感叹。至于会议的具体内容，也就是所谓的分配方案，他却避而不谈，只原则地说了一句，“大部分同志将分赴南疆各地工作。”

，在新疆待了两年后，我对南北疆的认识早已从气候条件的层面深入到经济条件的层面。尽管北疆的冬天更寒冷一些，但在经济上北疆要比南疆发达很多。我当时的想法是，除了乌鲁木齐其他各地州都差不多，分到哪儿都一样。本来嘛，离家已经万里再远走千里又何妨！

到了三月中旬，分配方案终于下来了。与此同时我们离场前的思想总结工作也顺利完成了。这次分配和上一次分配（即两年前我们在学校里接受分配）不同。全连八十一名学生来自十几个学校，几十个专业，总体上不存在相互间的竞争。比较麻烦的是我们上海中医学院医疗系的七个名额该怎么调配。王**的未婚夫在哈密，既然哈密有一个名额，自然非她莫属。此外，乌鲁木齐有一个名额，和静县有一个名额，库尔勒有一个名额，克孜勒苏有一个名额，和田有两个名额。明眼人一看便知，和田那两个名额从根本上说就是为我和毕士敏准备的。乌鲁木齐的那个名额谁能有幸得到呢？应该说顾，梁，丁，黄四个人都有去乌鲁木齐的可能。但相比之下黄永康的可能性更大一些。为什么呢？因为他在借调到机耕队工作的过程中和场部的边副教导员处得不错。

分配结果揭晓时，黄永康果然分配到乌鲁木齐去了。丁文龙被留在了和静县，梁国初就近去了库尔勒（焉耆县），顾国龙则得到了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的那个名额，我和毕士敏果然一起去了和田地区。当然和我们一起去和田地区的还有好几位，他们是北京农大园艺系的宋大一，植物保护系的周安仁，西安矿院的赵书瑜，北京电力学院的刘海新和她的夫人。

客观地说在这次分配并不完全是各人自扫门前雪的行动，爱管他人瓦上霜的人倒也不少。曾两次出走的耿波的名字没有出现在分配方案中，这引起了许多人的非议。连部的解释是，此事移交自治区处理。据我所知，有相当一部分将要路过乌鲁木齐的同学已在暗中串联，他们表示要到自治区分配办公室去上访，一定要为耿波讨回一个公道。

北京电力学院在本农场接受再教育的学生共有四位，两男两女。除刘海新和他的夫人外，其他两位虽然是同学但不存在恋爱关系。宣布分配方案时这二位都被派往了乌鲁木齐。这一结果让刘海新特别不能接受。在与连部交涉的过程中不知怎的扯出了那位女同学与人大“老鬼子”已经确立了恋爱关系的闲话。这一下更让刘海新觉得自己受到了愚弄，于是大闹特闹了一场。因为农场曾经有规定，在接受再教育期间不允许男女同学之间谈恋爱。但是闹又有什么用呢？部队根本不吃一套。

北京农大的学生虽然来自好几个专业，但分配时也产生了一些悬念。比如阿里地区的那个名额就颇难定。一会儿有消息说那里需要一个学气象的，一会儿又有消息说那儿需要一个学植物保护的。据说，去阿里工作的待遇相当高，但那里是高原艰苦异常也是不言而喻的。农大的相关人士没有一个对去阿里工作表现出丝毫的积极性。阿里地区位于西藏自治区的最西面，与印度接壤。由于交通不便与拉萨间的联系十分困难，长期以来一直由新疆代管。新藏公路的修建就是为了联络这一地区的。阿里的那个名额最终落到了束永志的头上，他是一名共产党员，当然服从分配了。我们班的副班长余清华则留在了和静县。

对于这次派遣部队很重视。特地从汽车连调了四辆军车并责成农场派专人全程陪同送我们去目的地报到。这四辆军车中两辆是去南疆方向的，还有两辆则是去北疆和东疆方向的。只是这种安排并没有博得一致好评，有人质疑这是一种变相的押解。因为与派遣相关的所有文书都没有发放到我们的手中。理由是个人的档案材料必须由组织移交。在我看来这种质疑是不应该的，派车送说是押解，如果不派车送呢？只要不打算半道上开蹓，在人生地不熟交通便利的地方远行千里有专车专人护送绝对是不一般的待遇。

和从乌鲁木齐将我们接到农场时一样，还是20人分乘一辆军用卡车。去南疆方向的两辆车中一辆负责送阿克苏以远的学生，由我们五班的班长带队。另一辆则在到达阿克苏后返回，由二排长带队。去北疆的两辆车怎么安排我不知道，也没有闲心去打听。

到和田去

一九七二年三月三十一日，星期五。这是我一生中又一个不能忘怀的日子。这一天我从劳动了20个月的军垦农场踏上了远赴和田的征程。这既是一个盼望已久的时刻，更是一个无奈的时刻。说无奈，是因为我并不是心甘情愿地要走那么远的路。

在这之前应该做的准备工作都已经做好了。大件行李早已从地窝子里取出来并且在昨天下午就放到指定的汽车上了，随身携带的物品也在早餐前归拢好了。最后的晚餐昨天晚上已经吃过了。因为分配的结果不是皆大欢喜，那顿颇为丰盛的晚餐吃得并不开心。最后的早餐和平日一样，依旧是乌麻稀加馒头，这样安排挺好，吃不了的还可以兜着走。

八点整，随着几声熟悉的哨声响起，各班排习惯地在营房前的球场上列队。在一连串的立正稍息向右看齐向前看的口令之后副连长向农场主官边副教导员报告说：

“首长同志，教革连已经奉命集合完毕，请指示！”

接着又是一阵礼节性的稍息立正，边副教导员操着浓浓的甘肃口音做了简短却热情洋溢的演说。与此同时，副指导员已经将农场的全体现役军人排列成夹道欢送的阵势。只等副教导员“出发！”的命令一下，他们便卖力地敲打起手中的锣鼓家什。

就在大家按派遣地顺序登车时，派往和田的北京电力学院刘海新夫妇不声不响地登上了去乌鲁木齐方向的车子。他们的用意很明白，就是以此表示对分配结果有意见，要到乌鲁木齐去上访。部队和地方不一样，处理这类事情很干脆。你有意见可以保留，但是命令必须服从。只听得副指导员在人群中大声命令道：

“三排长，上去几个人把他们两个拉下来！不要影响其他同志登车，不要耽误了出发时间！”

没等三排长动手刘海新夫妇嚷了几句北京土话识相地下了车。

据我所知，这二位在几天前就已经为此举做了许多准备，比如从司务长处拿走了户口迁移证，将主要行李托付给了派往乌鲁木齐的某同学，并且与随车的某班长打好了招呼。说实在，当时我完全不觉得他们的行动是异常的。不平则鸣嘛。在那个年代服从组织分配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并且是无条件的。至于组织分配是否合情合理公平公正则是不容置疑的。

其实对这次派遣表示不满并在行动上有所反抗的人远不止这两位北京籍的学生。我的同窗顾某被派往了克孜勒疏柯尔克孜州。那是比和田近得多的一个边境地区，是帕米尔高原的一部分。那里虽然是赛福鼎的家乡，但是环境也很艰苦。在我们出发的前一天克州专门开了一辆大客车到农场来接他。应该说给的面子还是蛮大的。然而，我的这位同窗偏偏不领这份情，结果弄得人家好尴尬，只好先去了附近的7335农场然后再转回来接他。

俗话说，相见时难别也难。军车驶上216公路后不多一会儿农场就消失在我们的身后了。当我对曾经生活过20个月的农场投下最后一瞥时，心想这辈子恐怕不会再到这里来了。不禁有点儿依依不舍。

大约一个小时后我们到了焉耆，往北疆的两辆车在216公路和314国道的交汇处向左转了个弯朝东去了。而送我们的车则向右转了个弯沿着314国道往西奔库尔勒去了。此时此刻开车的人是不会顾及乘车人的心情的，他们居然没有减速，没有给我们留下一点道别的机会。但是在这各奔前程的一刹那间我还是看到了四辆车上的许多人都在相互挥手致意。

在我看来“国道”应该是非常重要的公路。它的路况自然是比较好的。可是当我们从216公路进入314国道后体验到的事情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314国道的路况之差是我没有想到的。它简直就是一条简易公路。路面上没有铺柏油且不去说它，宽敞平坦一点总应该吧。然而一眼望去，整个路面横向里竟是一轮一轮的，那形状就像搓衣板似的。车子行驶在这种路面上不仅颠簸得厉害，而且扬起的尘土遮天蔽日。如果不是亲身经历我实在想象不出在以公路运输为主的新疆竟会有这样糟糕的国道。

和田位于新疆的最南部，是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一片绿洲。那里以产美玉闻名于世，也是古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镇。从地图上看，和静与和田之间的直线距离不过五六百公里，因为中间横亘着不可逾越的塔克拉玛干沙漠，要去那个地方只能沿着沙漠的边缘绕行。捷径当然也是有的，那就是到库尔勒去搭乘从乌鲁木齐飞往和田的飞机。虽说每天都有一个航班，但是运营的飞机是苏制的安－14或安－24，座位有限机票奇紧，除非有很铁的关系才能搞到一两张。有时候因为天气不好一连数日取消航班也是常有的事。

我这个人有一个习惯，每当要去陌生的地方时总喜欢对着地图研究一番，看看沿途要经过什么地方。从和静到和田去应该有两条路可走。其一是：从库尔勒往西，沿314国道，经轮台，库车，新和，阿克苏，阿瓦提，三岔口，阿图什到喀什，然后折入315国道往东，经过英吉沙，莎车，泽普，叶城，皮山，墨玉到和田。其二是：从库尔勒往南穿越塔克拉玛干沙漠和库姆塔格沙漠中间的狭长地带，既经尉犁，若羌（这一段路是218国道的延伸段），然后转入315国道，向西经且末，民丰，于田，策勒，洛浦到和田。这两条路远近差不多，行程大约有一千九百公里。相比之下这后一条路的路况比较差，更难走一些。我们要走的当然是前一条路。作如此选择并不是因为这一条路的路况比较好，而是因为这条路沿线的一些城镇是我战友的派遣地。

当军车行进到塔什店时，我曾经在农场里日日眺望的霍拉山和库鲁克山的山影越来越清晰了。这两条呈曲尺形走向的山脉虽然不太高，但是它不仅挡住了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北侵，而且与中天山的主脉共同造就了富饶的焉耆盆地。养育了几十万回族，蒙古族，维吾尔族和汉族的民众。著名的焉耆马就奔驰在这块广袤的大地上。

从焉耆到库尔勒要跨越霍拉山和库鲁克山形成的峡谷。这条峡谷虽然不怎么宽，却长达十数公里。谷底是一条湍急的河流，名曰“孔雀河”。它发源于博斯腾湖流入罗布泊。据史书记载，古时候在这条峡谷上曾经筑了一道著名的关隘—铁门关。南来北往、东去西来的人不经此关就无路可走。唐朝诗人岑参路过此关时曾留下一首《题铁门关楼》：“铁关天西涯，极目少行客。关内一小吏，终日对石壁。桥跨千仞危，路旁两岸窄。试登西楼望，一望头欲白。”足见此关是何等的险要。但是我们经过这条峡谷时，不仅没有看到铁门关的关楼，就连峡谷都变成了绿波荡漾的水库。一座钢筋混凝土的大桥飞架在峡谷之上。虽然天堑变通途，但其“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依然如故。军车行驶在峭壁边缘时速度比较慢，我有幸乘此机会在四周的峭壁上搜寻古人留下的题刻。也许是目力不济，一直到出了谷口什么也没有见着（铁门关在20世纪90年代后已经重建，已成为一个著名的旅游景点）。

大约在十点多钟我们到达了巴音郭楞蒙古自治州的首府库尔勒。军车停在自治州招待所的大院中。乘二排长拿着档案到组织部门办理交接手续的间歇班长便安排我们在餐厅里休息。不一会儿二排长回来了，但他身后比去时多了几个人，他们显然是代表地方组织来接应新同志的。一阵忙碌之后分在巴州的几位战友 ，其中有我的同窗梁国初，他们将自己的行李从车上卸了下来，然后挥了挥手算是和大家道别了。

因为还要继续赶路，招待所特地为我们提前开了饭。吃过饭刘同学和她的夫人跟大家打了声招呼便自顾自地走了。这回排长和班长都没有上去阻止他们。不用说，刘同学夫妇肯定是奔乌鲁木齐去了。他曾说过他父亲文革前是内务部的局级干部，现在正在沙河五七干校接受审查。看来他们敢于不服从组织分配还是有些底气的。

库尔勒既是自治州的首府又是兵团农二师的师部所在地，照理说市政建设应该有点规模。可是当我站在穿城而过的孔雀河边时看到的却是连成一片的土房子。那河的两岸居然都没有用石块砌起来。河面很窄，河水也不清澈。与我想象中的孔雀河有很大差距。

所谓触景生情，我不禁臆测起沙漠那一边的和田地区会是啥模样。据说那里是全疆水文地质条件最差的地方，一年到头干旱少雨风灾肆虐，贫穷的程度可想而知。但是转而一想既然一百多万人能生活，总不至于难倒我一人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