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 一九八二年的陕北高原，改革的春风终于翻越了最后一座山峁。我仍记得，那年我蹲在窑洞的门槛上，看邻家二婶子第一次敞开口粮缸，舀出满满半升小米。金黄的颗粒在粗瓷碗里沙沙地打着旋儿，漾起的光泽，像极了父亲那枚从陇海铁路工地带回来的勋章。</p><p class="ql-block"> 村里老人们聚在崄畔上，喃喃道：“总算饿不死人了。”一句轻叹里，裹着多少代人的血泪？而我的父亲，早在四十年前，就已跟着八路军队伍，在这片黄土地里，为今天埋下了第一颗希望的种子。</p><p class="ql-block"> 父亲出生在民国二十年代，人生第一部书，是八路军的识字课本。在延安窑洞里，他跟着文艺宣传队学唱“花篮的花儿香”，却把最嘹亮的嗓子，留给了夯土时石破天惊的号子。一九四九年，西行列车上，二十出头的他攥紧铁锹，向着黄土沟壑发誓：“一定要让宝鸡到兰州的铁路，通到天边去！”后来我们都知道，那就是陇海铁路最艰难的西段。如今，高铁以跨时代的速度在山河间呼啸而过，可还有人记得，那些在冻土上炸开顽石、用脊梁顶起路基的身影？</p><p class="ql-block"> 五十年代的风云，如同西北刮来的沙尘暴，将许多理想卷入了漩涡。但父亲这个老支书，却偏要在风沙眼里“种树”。在米脂县东沟的赵石畔，他带着乡亲们，硬是靠一双手砌出九孔窑洞当作室。“戴帽子中学”这个名号，带着时代的苦涩，却让四个村三百多个娃娃，第一次在斑驳的地球仪上，看见了世界的模样。今年夏天，我在县长办公室，玻璃展柜里一张泛黄老照片，攫住了我——那个被指认的“第一任联校校长”，眉眼间跳动的，分明是我父亲的影子。</p><p class="ql-block"> 昨夜整理他的遗物，那本边角磨烂的笔记本里，还夹着半截铅笔。乌黑的笔芯上，沾着一九五七年米脂县银河二桥工地的泥土。我翻到最后一页，那是他留给我最后的话：“儿啊，爹没给你们留下瓦房良田，但留下了这条路。愿铁路经过的每一个隧道、每一座桥梁，都能回荡着娃娃们的读书声。”</p><p class="ql-block"> 窗外的月光漫过窗棂，恍惚间，我又看见那个穿着洗旧中山装的身影，立在村口老槐树下，手指着远方说：“等铁路修通了，娃们就能坐着火车去看西安，看大海了……”</p><p class="ql-block"> 父亲，您当年带领乡亲们夯实的路基上，如今正奔驰着时速三百公里的高铁；您牵挂的“戴帽子中学”，也早已变成了窗明几净的现代化校园。可每当清明，我仍会在那座铁路桥下的老槐树旁驻足——那里埋着您那顶磨破了边的草帽。帽檐投下的阴影里，仿佛永远回荡着一个未完成的问答：“父亲，您在哪儿？”答案，就藏在米脂县教育局档案室里那页编号001的办学申请书上，藏在每一节经过陇海线列车的轰鸣里，更藏在我们这些后辈，永不停歇的脚印里。</p><p class="ql-block"> “草木会枯萎，飞蛾会坠落，但有些精神如同陇海铁路钢轨，越是岁月打磨，越是闪亮如初。”</p><p class="ql-block"> ——后记于癸卯年霜降</p><p class="ql-block"> 素材提供 赵勤宏</p><p class="ql-block"> 整理 何海平</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