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静霆：《黑土地》+我与黑土地的丝丝缕缕

教坛老妖1952

一直很喜欢这篇文章，不仅仅是因为韩静霆酣畅淋漓的文笔，走心的情绪，更加因为自己生命中最好的年华，长达17年付给了黑土地，非常容易产生共鸣。文章藏在电脑里好多年了，挖出来与大家共赏。

作者简介：韩静霆（1944年生人），祖籍山东高唐，出生于吉林省。毕业于中国音乐学院民族器乐系，中国作家、编剧、军人。 ‌代表作包括长篇小说《凯旋在子夜》（获飞天奖、金鹰奖），中篇小说《战争让女人走开》（获全国优秀中篇小说奖），电影电视剧《孙武》等。其作品三次获全国图书金钥匙奖，两次获全国“五个一”工程奖。 除文学创作外，韩静霆擅长绘画与音乐，师从齐白石弟子许麟庐，2013年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丹青四梦》”画展。其歌曲《今天是你的生日，中国》广为传唱。 ‌

韩静霆有个儿子艺名叫“雪村”，本名韩健，毕业于北京大学德语系。中国内地音乐人、演员、导演。那些年雪村火过一阵，有个特别“东北味”的土得掉渣，火得燃烧的歌曲叫《东北人都是活雷锋》……

　　我是北方的黑土捏成的，土性浇铸在我的灵魂之中了。

我生于黑土，长于黑土。童年，我用黑土捏出我的天使：人、马、牛、羊、鸡、狗。我和黑土造就的这些众生厮守、说话、说梦。我用黑土制成能吹奏抑抑扬扬、呜呜咽咽曲调的埙。我的埙就是我的唇舌，我生命的延长，我灵魂的独白。我是黑土的上帝，黑土也是我的上帝。26年前我孑然一身进关，闯荡京华。我住在前门箭楼下的小客栈里，柔和湿滑的京腔在议论我：这个北方的小牛犊子。哦，是的。牛犊子，北方，我。我走出北方黑色的漠野，什么也没带——不，不，我带走了一样东西，永生永世不可抛弃的也无法抛弃，就是我的土性。

　　带着黑土地给我的足够的营养，我离开了故土。西北高原的风吹不倒我这北方的榛莽，海南天涯的烈日晒不干我黑褐色肌肤蕴藏的油性。有时候，我枕着塬，枕着海，闭上眼睛想到的却是北方黑土地柔软的怀抱，想到儿时睡过的桦树皮摇床。我为此心旌摇荡，依稀看到黑土地上跋涉而去的祖先。

哦，努尔哈赤的雕弓拉成满月，“玉骢嘶罢飞尘起，皂雕没处冷云平”；哦，挖参人如崖上的壁虎，没入密林，“雪中食草冰上宿”；哦，刚刚冷却的火山口杉林葱茏，岩洞里举起了伐木人的炊烟；哦，田畴把黑色的垅划到天尽头，那里，一人、一犁、一牛，共同较量着耐力和韧性。犁着、耕着、走着，没有一点声音。我的黑土地就是这样一部攸远的、孔武的、神秘的、充满着内聚力的不朽经典。当然，在黑土的深层，也埋藏着古战场鲜血锈蚀的剑，也抛落了亡国之民的遗骸，也有过拼搏、绞杀、屈辱和失败。即使是失败，我的先人也是屡败屡战，不屈不挠。北方的黑土地是何等博大啊，兼容着火山与冰岸、天池与地泉、针叶林与毛毛草、红高梁与罂粟花、野性与柔情、爱情与仇恨、严峻与温馨、粗犷与粗疏、自强与自私、寥廓与孤寂。既有长久的四季轮回，又有短暂的无霜期；既有虎群的雄浑，又有狗皮帽子的寒碜；既有宽广又有偏狭，既有宁静又有躁动，坦诚而又神秘，富丽而又贫瘠。我的黑土地，我的黑土地，我对你的爱也是又宽阔又偏狭，又坦诚又神秘的。我读着你，想念你，梦过你。我也渴望走“宇宙黑洞”，穿破固垒，渴望超越。当我远离故乡去生存，拼搏和拓荒数年之后，终于明白有一种东西是不可超越的，那就是黑土地所给予我的生命的原汁。

我与黑土地的丝丝缕缕……

这是1994年5月31日刊登在《延边日报》上我的拙作。那时深圳民俗文化村刚刚开张，我们两口子迫不及待去了朝鲜族民居，在那里照相（文章右下角），用还记得的一点点朝鲜语与民居的朝鲜族工作人员聊天。这离我1986年被深圳蛇口招聘后心花怒放再也不用回来的黑土地才过去不过八年。

当时那种亢奋压抑了心中也有的丝丝不舍——我那些跟着火车奔跑告别的学生与同事，现在想起来羞愧难当！

2004年，离开黑土地18年后，我拿着1986年暑假离开长春，学生送我的贺卡、小礼物、每年生日的庆贺电报（我的生日比较特殊好记）和照片等找到《长春文化时报》，以《我的学生，你们在哪里》为题，希望他们帮助我寻找一直想念的学生。文章交给报社后，我并不知道有没有刊登，因为我已经前往延边。几天后报社打电话来问我什么时候回长春，我才知道我的文章已经刊登了，而且还有报社追踪报道。我教过的好几届学生都打电话到报社，回忆师生情的点点滴滴。报社与我当年学生又张罗了延边回来那天早上在长春火车站的师生相见（这件事我事先不知道，他们要给我惊喜）……

九十年代中，我们在蛇口四海的家要装修，我特意把历年来，深圳或东北学生赠送的贺卡都挂在墙上，拍照留念。（电视显示的是当时红极了的电视剧《渴望》）

这是2004年夏天长春《文化时报》上刊登我寻找我的学生的文章。

2025年11月中旬回国，找到了当年报纸复印件，现在附在此地（报社追踪报道了三次）。再读，往事历历在目，感动感慨依然……

这些小礼物是我当时拿给报社看的，其中一张刘宏川同学十多年前香港产的音乐卡还会出声（左上）。报社的编辑都感动了，他们看到了我的黑土地孩子们的情真意切。

20多年前刘宏川同学也成为了语文老师，她把学生赠送的卡又赠送了我，多么有意义的礼物！

1986年在深圳给我发调令已经整整一年后，我完成了答应学校带完最后这一届初中毕业生后批准我南下的要求，临行前刘宏川同学塞给我她的日记本，我一直珍藏了33年，直到2019年。

2019年年初，当年对我们全家多有照顾的先生的表嫂病危，我们正好从加拿大回国了，我用十天的时间飞了一次长春，没有惊动更多的同学。只告诉了刘宏川。

在深圳飞长春的四个小时里，我再一次打开日记本，把初三那一年里，这个傻丫头写到我的地方都折起来，心潮澎湃。这样的师生情恐怕现在难寻，我是有多么幸运碰到这样“奇葩”的学生；她的学生又是多么有幸，有这样一个与众不同的充满职业尊敬与对学生有爱的老师！

这是1986年6月30日收到日记本后，我写给刘宏川的。

在赵大雷、刘宏川等同学的张罗下，我与我的学生们聚餐、卡拉OK、游南湖。我们欢聚一堂，林林总总的往事、同学之间的糗事都被开挖出来，我享受着不是教师很难体会的那种纯真不掺杂其他的快乐！

上图是我要返回深圳，同学们在长春火车站为我送行。

上图的右一，下图紧挨着我的是薛培军同学，他曾经是我们班的副班长，是个敦厚的学生。

2011年夏天，因儿子从加拿大回来探亲，他们父子在离开25年后第一次回到长春。我们全家在伪皇宫附近打车，怎么也打不到。等了起码有十分钟，才有一辆车停了下来。他们父子上了后排，我坐在副驾驶位上——因为2004与2009年我两次回来过，路比他们熟。出租车司机在乘客没有坐稳之前，一般不看乘客的，这位也是。我看着这个熟悉的轮廓，马上叫道：“薛培军！”他猛一回头，愣住了，“吴老师，吴老师，真的是你啊！”这时距离我们上一次团聚已经过去了七年。我们相谈甚欢，一路聊到了红旗街。我们要下车了，我悄悄把车资放在他的车垫下。他赶紧下车要绕过来送行，我摇手不肯。他说那也没有那么多啊，我说给你孩子买点吃的，咱们后会有期。红旗街相当于我们上海的南京路，刹那间交通阻塞，鸣笛四起，薛培军只好返回开车告别……

晚上他给我发来一则短信息，大意是，老师非常愧对你当年的教育，同学们都很优秀，他们当医生、律师、大学或中学老师，就是差一点也能在国企，而我……

我回复他，你知道我从来都是把同学们身心健康放在第一位。什么叫成功，什么叫优秀？七年前你告诉我太太没有工作，在家带孩子，家里也没有买房子。这次碰到你，你太太已经在欧亚商城上班，你也买了房子，你也没有离婚，踏踏实实过日子，这就是成功！！！这个社会更多是你这样的人组成的，这是和谐社会的根本！

记得薛培军当时说，老师啊，长春有10000多名司机，我们什么样的缘分啊，能够在滚滚的车流中碰到一起……

是啊，那时候我想起了1992年在深圳到蛇口的中巴上。在华侨城地段，上来一个小伙子坐在我的旁边，突然开口，你是长春38中吴老师吧！原来是我曾经的学生，他当时告诉我他的名字，在大连开发区工作。可惜当时声音嘈杂，我没有听清楚，至今想起来很不好意思。

2004与2009两次回东北的火车票。的

回到2019年年初。刘宏川与表侄一起到长春机场接我。傻丫头买了好大一捧鲜花……

在他们全家请吃饭的时候，我拿出了这本日记本，物归原主。给我时刘宏川还只有十五六岁，现在已经是资深的语文老师，儿子都快考大学了……

2019年年初老同事三月君子一定要我小范围见一见老同事，还扯了一个红彤彤的横幅，真是让我既感动又有几分落寞——我走得越来越远，此一别，再见是何年？！

雨后彩虹。

2009年暑假，我们上海知青荣受延边朝鲜族自治州政府的邀请与号召，希望我们回第二故乡庆祝上山下乡30周年。当时自治州给了1000还是3000个名额我记不得了，管知青们三天吃住行。我们回各自下乡的地方都有警察开道护送大巴到县城，县里再敲锣打鼓负责送到各自的乡与村（好像全国上山下乡知青只有我们延边有这样恩待知青的事情）。

因为我1977年恢复高考后在延边师专读书的大学同学都混得风生水起，他们负责给我们回去的两个同学“打包“，所以我没有去报名占名额——回沪的上海知青大部分过得不容易。

虽然2004年暑假回延边我已哭过一次了，第二次回延边依然泪水止不住地流，从敦化流到延吉。这样的情愫只有知青才能懂……

在自治州首府延吉市的大型庆祝活动结束后，知青们纷纷踏上了回乡的路。我回到延吉县（现在叫龙井市）德新乡（我们那时叫“公社”）。这是我站在当年耕耘的兴隆四队土地上。

图的右上与左下是乡干部请我吃饭，吃完饭后专门派车送我回到村里。曾经的7里土路，现在成了柏油路，草房都变成了砖瓦房。

很惭愧，当年一共有600多名上海知青来到这里，这次竟然只有我一个人回来。右侧下的合影右边是兴隆大队干部，左侧脸上有白癜风的是当年的村会计老李。左侧上是与当年刚下乡时房东的女儿李翠芝与其夫君的合影。

这是一段提起来比较苦涩的回忆。

左一抱孩子的女士李丽梅，还是那样朴实。下乡时我们叫她“小丽梅”，她比我们小几岁，她的老公韩启新是我一个集体户的。我来的那天他去延吉市参加亲属婚礼了，仍然没有见到这个苦涩故事中的主角。

小丽梅是韩启新被乡亲设局打赌硬塞给他的妻子。韩启新因为有一个伯父解放前去了台湾，自家出身也不好，招工读书都没有机会。东北人爱抽烟喝酒，冬天地里不能干活就赌博讲黄段子——汉族大多数都是闯关东过来的，比较油滑（看早期的二人转就清楚）。韩启新看不到出路，慢慢就陷进去了。上海知青虽然落魄到农村，但还是有一定的优势。小丽梅是对眼，长得个子又小又黑，她的父亲就托老乡想办法打赌并灌醉韩启新，输了就要娶小丽梅为妻……

1979年初云南知青数万人跪下来，提出了要求回家的请求。上海知青也在外滩当时的上海市革委大厦门口静坐示威，箭在弦上，一触即发。当时我因1977年恢复高考，还在读大学，乘寒假回沪，每天去外滩……

期间某一天，我突然看到《文汇报》头版刊登采访韩启新夫妇的报道，说他们同意配合政府马上返回延边农村（还提到现在大多数人都不知道的一个名字：白启娴。她是老五届大学生，嫁给了农民）。那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们68届讲是初中毕业生，实际上就是小学生，文化不高。韩启新本是个很木讷简单的人，命运多舛。好容易文革结束了，知青落实政策像他这样留在当地，与当地人结婚的可以解决工作，办理城镇户口。他的其实早就离开台湾去了美国的伯父知道韩启新因他受牵连，特意给他配了“38只脚”（特殊年代特殊的话语），托运到了东北农村。这些家具使他们家成为村里最“上海“，最蓬荜生辉的家。这次回来，与亲人碰头，还没有热乎多久，架不住居委会各种忽悠，连唬带骗等，父母也劝不住，他们就吓得带着孩子回去了。

小丽梅说，他们现在也有好多麻烦。上海对知青子女回沪的政策没有北京好，只能回去一个。他们的女儿大，让她先回沪，女儿已经在上海成家了。儿子留在了当地，心有不甘。姐弟之间矛盾越来越深，手心手背都是肉，父母夹在之间很难过。小丽梅没有工作，韩启新在当地能有什么工作？！早就下岗了，他们的生计都是问题……

我从延边回来后，曾经在我的新浪博客写过这些事情，好几个知青子女给我留言，诉说他们的委屈与喟叹，让我给支招，我打心眼里同情他们。

这是离我上山下乡的地方不远的图们江边，对岸是朝鲜，近在咫尺。本来还有一段描摹的文字的，不能显示，被屏蔽了……

对黑土地的情感是复杂的，多元的：爱与思恋是真的，因为生命中最好的年华与黑土地盘根错节绞在一起，但如果说回到从前，再让我去上山下乡，肯定是抵触的。这与土地与土地上的人无关，而是与时代有关。

顶烦多年前那些常常喊“青春无悔”和前些年还有精神头蹦哒的知青大跳类似于“忠字舞”的广场舞，三天饱饭，忘记讨饭。你们如果真的无悔的话，那把你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再送下去！

我没有韩静霆那样的生花妙笔，酣畅淋漓写尽了他对黑土地的一往情深。我愿分享他的佳作，纪念我对黑土地的丝丝缕缕情愫，往事在我这里并不如烟！

应朋友的建议，我把当年发表的《延边情结》原文附在这里。

延边情结

（1994·5·31刊登于《延边日报》）

“呜”，火车即将启动，我满脸春风地对前来送行的友人说：“十年了，这下好了，我终于可以再也不用回到这儿了……”

又是十五年过去了，尽管那山那水那人，还有在延边流过的汗水、泪水，那过往的希望与失望，都已显得隐隐约约，但那悄然逝去的一切却执着地展开在心灵的原野上。

老同学乐俊人夫妇要回东北到当年插队的延边去考察。临行前我再三关照他们要多拍些照片，多聊些天，再捎点桔梗来。

在深圳的课堂上，只要能扯上延边的，我便拐入副题向我的弟子大肆渲染延边的人文景观，唬得那些老广的后代竟入桃花源一般，大有非去长白山一游之念。

在深圳，每次去“中华民俗文化村”停留时间最长的自然是朝鲜族馆。我先生当年插队龙井光新公社光新大队，对延边的思念与我不差上下，尽管我俩在其它方面常常互不捧场，可在这却是绝对的最佳拍档。我们用依稀还记得的那点儿朝鲜语和那位来自和龙的讲解员闲聊，恨不得从他嘴里掏出一个新延边的概况。邀他与我们在朝鲜族民居前合影，先生还硬抱人家的儿子亲了又亲。

大概人在最困难的时，对情感的记忆最为隽永和长久吧！像一片干枯的泥土，哪怕滴下一滴水珠，也会留下清晰的印迹。

我至今不能忘记七十年代初在延边丝绸厂度过的那段艰苦的岁月。忘不了李今子那一盆又一盆的水饺、朴英子那一块块打糕、崔粉女做的香喷喷的酱汤、边今顺那些红红绿绿的咸菜。还有洪铁柱那近于完美的手风琴声曾为我这批异乡孤客那单调的生活增添了多少色彩。为了延续这琴声，我特意让儿子也背起了这深圳人不屑为伍的手风琴。

这么多年过去了，这些曾给予我们物质享受与精神愉悦的人们是否还记得他们曾经帮助过的人。我至今也不能忘记，在那没有书读的岁月里，萍水相逢的延吉市图书馆的几位工作人员曾给了我莫大的帮助，他们冒着随时会被批判的危险，偷偷为我启开紧闭的书库大门，让我无数个周日泡在那里。我认识了《叶尔绍夫兄弟》、《简·爱》和罗曼·罗兰。正是由于他们的帮助，方使我这个只有初一文化的上海知青如今能站在特区一所重点中学的讲台上。

前几天，我翻开旧日的影集，凝视着摄于1973年11月20日的全州图书工作会议的一张团体照，揣摩二十年后的你们大约是什么摸样。

古训：“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何以为抱呢？在特区对延边念念不忘的并不仅仅是我们夫妇俩。当年曾在龙井勇新公社后到延边印刷厂工作过的郑筠华女士到香港定居已经九年了，那次来我家极开心地告诉我，几年前的一日，她在深圳街头巧遇几位去韩国探亲的延边朝鲜族大嫂。他乡遇故人，情上心来，郑筠华急忙拉她们进了有名的香江酒楼，吃了一顿价钱不菲的早茶。

葛隽也是我的学友，去境外也有几年了，那次来我家偶翻“蛇口电话簿”，突见一熟悉的名字，便认定是与他同插队的小学同学，操起电话要叙旧，谁知名同姓同人不同。那天我帮他找了一位当年也插队在延边朝阳川的包明伟老师，总算大家过了一把谈天说地话延边之瘾。曾明珠与我先生同一集体户，读书时又与我同班。今年二月她从巴黎来信，信尾这样说：“等我回国，咱俩回一趟延边好吗？”

坎坷是财富，苦难是黄金。在延边那一段特殊的经历使我们见识了真实的国情和真实的民众，也锤炼了我们的生存能力和生活意志。虽然我们不再年轻，也失去了“天下者，我们之天下”的豪气，但我们务实，不盲从。有了延边这段生活垫底，我们足以砥砺任何逆境和艰辛，也决不会在华丽纷繁的经济大潮中迷失自己。愿我第二故乡延边繁荣昌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