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堡岁月

彭堡岁月

那七万块钱，是用黄茆山的寂静换来的。

十年，三千六百多个日夜。岳父杨占江守在那座山上，陪伴他的只有松涛和偶尔掠过的山鹰。护林点的铁皮屋夏天像蒸笼，冬天像冰窖。没有电，煤油灯的光晕只能照亮巴掌大的地方；没有自来水，要走二里山路去山涧挑。深夜狼嚎传来，他紧了紧身上的旧大衣，手里的电筒光柱是他唯一的武器。

可就是在这样的地方，他硬是一分一分地攒下了七万块。

这些钱，是他在春天踩着露水打蕨菜换来的。固原的蕨菜长得旺，他一背篓一背篓地采，晒干了背到山下集市。那些鲜嫩的蕨菜，他舍不得尝一口，都变成了存折上缓慢增长的数字。

这些钱，是他在无数个防火紧要期守出来的。清明前后，风干物燥，他整夜整夜不敢合眼，巡山的脚步声惊起宿鸟。十年里，他负责的林区没有起过一次火。

当他从贴身的衣兜里掏出那个存折，递到我们手上时，存折的边角已经磨得发白，像秋天最早落下的那片梧桐叶。

“拿着，买房。”他就说了四个字。

我的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我想说谢谢，想说这钱我们不能要，可看着他那双布满老茧、沟壑纵横的手，所有的话都哽住了。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啊——指甲缝里嵌着洗不掉的泥土色，虎口处是常年握柴刀磨出的厚茧，手背上还有巡山时被树枝划出的细密伤痕。这双手在黄茆山的寒风里开裂，又在第二年的春天愈合，周而复始，整整十年。

十年。一个男人最硬朗的十年，他交给了这座沉默的山。而这座山给他的回报，他转手就全部给了我们。

那天晚上，我拿着那张存折，在阳台上站了很久。想起妻子说过，她小时候最怕春天。因为一到防火期，父亲就要上山，有时一整月都见不到人。有一次她发烧，母亲托人捎信上山，三天后父亲才匆匆赶回，身上还带着林间的松针。

“爸回来了？”女孩从被窝里探出头，眼巴巴地问。

他摸摸女儿滚烫的额头，从口袋里掏出几个野山楂：“爸还得上山。”

这就是他的十年。没有见证女儿成长的每一个细节，却为她攒下了一个安身立命的家。

如今，颐海苑的房子早已不是当初的毛坯模样。阳光洒满客厅，元昊在铺了瓷砖的地面上蹒跚学步，后来在那里读书写字。每一扇窗都能望见银川日渐繁华的街景，厨房里飘出饭菜香，洗衣机轻声嗡鸣。

可我知道，这所有的安稳，都始于黄茆山上那个孤独的身影，始于那盏在无数个深夜里亮着的煤油灯，始于一个父亲用十年寂静换来的七万块钱。

岳父和岳母后我们接到了银川，他们说习惯了山里的清净。闲不住，但我知道，每天忙忙碌碌“捡破烂”填补我们的光阴，照亮属于他女儿和外孙的一盏。

那盏灯，是他用十年青春点燃的，永不熄灭。勤俭节约的习惯至今不改变。一直为我们提供优质的无偿服务！这里就是《父爱如山，母爱伟大》

那一年，银川的风沙似乎都带着温度。2009年，在银川颐海苑那套六楼的毛坯房里，我们开始了长达三年的装修长征。

第一年，我们用攒了半年的钱铺了地砖。灰白色的砖块一块块铺开，像在绘制生活的底稿。卫生间和厨房是最先收拾出来的——生活总要有个温暖的入口和干净的出口。没有吊顶，电线像藤蔓裸露在外，但我们有了第一个完整的夜晚，躺在卧室的垫子上，能看见窗外的星星。（窗帘没有钱买）。

第二年春天，我们终于装上了门。白色的木门，开关时会有轻轻的咔嗒声。那声音如此悦耳，因为它划分出了家的疆域——里面是我们的世界，外面是整个世界。儿子在门里门外爬进爬出，把每扇门都变成了他的游乐场。

第三年，我们在信用卡的透支额度里，迎来了洗衣机和电视机。洗衣机转动的声音像首催眠曲，而那台32寸的电视，让空荡的客厅终于有了光。

这些记忆之所以如此清晰，大概因为那是我父亲去世的第二年。整个家族还笼罩在失去顶梁柱的阴影里，直到元昊的到来。

父亲樊永福走的时候，带走了太多东西。他带走了母亲眼中常有的笑意，带走了逢年过节时全家团聚的那份圆满。可就在这片荒芜中，元昊出生了。

做父亲三年纸的时，我们带元昊回老家。固原彭堡的风吹过坟头的草，元昊在坟前空地上爬着，小手小脚沾满泥土，却笑得格外响亮。他爬到供桌前，好奇地摸着那些祭品，然后转过身，对着墓碑咿咿呀呀地叫。那一刻，所有人都愣住了——这个还不会说话的孩子，正在用他自己的方式和从未谋面的爷爷打招呼。

母亲眼泪突然就下来了。她说，这是父亲回来看孙子了。

元昊爬行的样子，像在丈量这片土地，这片父亲走过、爱过、最后长眠的土地。他爬到爷爷的旧沙发前，扶着椅腿想要站起来——那是父亲生前最爱坐的椅子。阳光透过院里的枣树，在他身上投下斑驳的光影。他就那样站着，摇摇晃晃，却坚定无比。

十六年过去了。

今天，元昊十六岁了。那个在毛坯房里爬行的孩子，已经长成挺拔的少年。洗衣机换了好几次，电视也越来越薄，但那扇白色的门还在，开关时依然有熟悉的咔嗒声。

我常常在想，生命真是个奇妙的轮回。父亲离开时带走的，元昊都用他的方式还了回来，甚至更多。他带来了凌晨的哭声，也带来了黎明的希望；他让我们在失去后重新懂得拥有的珍贵。

十六年前，我们一无所有，却又富可敌国。我们有还不完的信用卡，有装了一半的房子，有一个刚刚学会爬行的孩子，和一个永远活在我们记忆里的老人。但最重要的是，我们有明天——那个被一个孩子的笑声照亮的明天。

儿子，生日快乐。谢谢你选择在我们最艰难的时候到来，用你爬行的轨迹，教会这个家族如何重新站立。给了希望了和航行的力量。《儿子生日有感》

那段被穷光阴筛过的岁月，像瓦窑里煅烧的土坯，在生活的烈焰中褪去脆弱，淬炼出异常的坚韧。这力量无形，却沉重地雕刻着我的生命轨迹。

在我的世界里，自卑如影随形。它不是突如其来的阴影，而是自幼便渗透在骨血里的底色。懂事以后，我便学会了卑微地生活，仿佛天生就该低着头，在人世的缝隙里穿行。这大约是“穷人家孩子早当家”的基因在作祟，它让我过早地告别了童年的轻盈，将一副生活的重担不由分说地压上肩头。

家里的猪圈，是我用尚显幼嫩的双手垒起的；院中的水井，是我看着大人，一点一点参与挖掘的。这些本不属于一个孩子的工程，成了我人生最初的“作品”。而真正将“耐力和韧性”这两个词凿进我灵魂的，还是彭堡那座瓦窑。

当同龄人的世界里只有滚动的铁环与飞扬的纸飞机时，我的天地，是那座吞吐着烟火与热浪的窑。我带着妹妹樊银燕，像两个小小的工兵，穿梭在窑场里。我们的游戏，是抱瓦；我们的课堂，是装窑、出窑。那灼人的热气炙烤着皮肤，沉重的瓦坯磨砺着筋骨。我们品尝的，是人生最早、也最真实的“味道”——那不是甘甜，而是一种混合着泥土的腥、汗水的咸与窑火的灼热的复杂滋味。

“抱瓦，装窑，烧窑，出窑”——这八个字，是一个严酷而神圣的仪式，它被深深地刻在我幼小的心上，难以磨灭。它教会我的，不只是劳作的艰辛，更是一种信念：世间万物，皆需经过这一番沉默的承受与烈火的考验，方能从一团普通的泥土，蜕变为能遮风挡雨的坚实之物。

所以，我每一次回去，都不仅仅是一次怀旧的“打卡”。那是我精神上的“寻根”。我在断壁残垣间，寻找爷爷汗水的咸味，寻找父亲脚印的深度。我是在用这种方式，确认我的来路，并从中辨认我的未来。

那座熄火的瓦窑，于我而言，早已超越了实体。它是我内心的“瓦窑堡”，我在那里回忆过去，更在那里烧制我的明天。爷爷和父亲留给我的，不是砖瓦，而是一套无形的“青砖蓝瓦”的精神财富——那是泥土般的质朴，是煅烧后的坚韧，是历经千锤百炼而成就的、沉默的尊严。

这财富，将伴随我左右，成为我穿越所有未知风雨时，最坚硬的骨骼。

那块土地，是被几代人的汗水浸透了的。

我总爱回去，回到那座早已停歇的瓦窑旁，像是完成一种无言的仪式。脚下是碎瓦与尘土，风过处，仿佛还能听见六十多年前的呼吸。1960年以前，我的爷爷樊登科，就在这里，用他的一生与泥土对话。

那时的窑火，是彭堡黄昏里最滚烫的心跳。爷爷的脊背，在烈日与窑火的双重炙烤下，弯成一张坚韧的弓。他赤脚踩进泥里，那泥是清水河畔最胶着的土，有骨气，有韧性。一捧土，一瓢水，反复揉、踩、搅，直到那泥没了脾气，温顺得像一团面。然后是转盘，手为轴，心为规，一圈一圈，一个瓦胚便在掌心下悄然立起，带着手纹的温度，圆润而质朴。那不仅仅是劳作，那是一场沉默的献祭，将气力、年华与对生活的全部指望，都一寸寸地揉进这沉默的土坯里。

窑火点燃，便是最庄严的时刻。爷爷守着他的窑，像将军守着他的城。火候的深浅，关系着一窑瓦的生死。青烟袅袅，日夜不绝，那是向上天呈递的讯号。几天几夜，当窑火熄凉，开窑的那一刻，便是见证土地的馈赠。那一块块青蓝色的瓦，色泽沉静如雨后之天，叩之清越作金石之声。那是火与土锻造的骨殖，是汗水结晶成的鳞片，它们将被覆上故乡的屋顶，为一代代人遮风挡雨。

时光流转至1990年，我的父亲樊永福，从爷爷手中接过的，不只是这座瓦窑，更是一份沉甸甸的宿命。窑火依旧，但世界的节奏已经变了。机瓦的胚子，以工业的效率轰鸣着登场，整齐划一，廉价而迅捷。父亲和他的青砖蓝瓦，像最后一个骑士，固守着即将陷落的城池。他依旧沉默地劳作，只是脊背，在时代的映照下，显得愈发沉重。那微薄的利润，是算计到每一块煤、每一捧土的，那是全家老小在门口的这个营生，是油盐酱醋，是孩子们的学费，是苦日子里，全凭一身力气去挣来的一份踏实。

青瓦最终还是淡出了人们的视线，像一曲终了人散的旧戏。窑火熄了，只剩下一座土窑的残躯，在风雨中沉默。

可我为何每次回来，仍要来此打卡？

我站在这片土地上，脚下浸润的，是爷爷的青春，是父亲的中年。我触摸那残破的窑壁，指尖传来的，不是冰冷，而是一种尚未散尽的温存。这里没有宏大的叙事，只有为了生活的最朴素的挣扎与坚守。它见证的不是辉煌，而是尊严——那种用尽全身力气，在土地上挣一口饭吃的、属于劳动者的尊严。

清水河依旧在旁静静地流，它带走了岁月，却将几代人的情感与汗水，沉淀在这河畔的瓦窑废墟里。它见证的，是彭堡的岁月，是我们这个家，乃至千千万万个普通中国家庭的来路。

那苦日子，确实是全靠劳动力去争取的。而那份争取的印记，早已超越了砖瓦本身，烧制成我们血脉里永不褪色的底色：坚韧、沉默，以及一种认准了路就一头走到黑的执拗。这，或许就是我能从这片废墟中，汲取到的、最深沉的激励。

那段固原的岁月，像是被时光精心装帧的老照片，虽已泛黄，却总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鲜活如昨。

那是2001年，我刚在固原回中上高中。固原的秋天，风里已带着凛冽的寒意，街道两旁的槐树叶子落了一地。就是在那样一个普通的午后，我认识了高一级王强，是蒋西仓的同班同学，只记得我们很能聊得来，从课堂上的难题，到对遥远未来的幻想，无话不谈。

一个周末，他神秘地说要带我去吃顿“好的”。我们骑着叮当作响的自行车，穿过回中泥泞不堪的巷子，最终在固原二医院门口往错上一点的地方停下——就是如今帝豪门口的位置。那里有一家“老白家菜馆”，门脸不大，灰扑扑的招牌，蓝色的门帘被油烟熏得有些发暗。

掀开厚重的门帘，一股混合着炒菜油烟、面食蒸腾热气和醋香的热浪扑面而来，瞬间糊住了我的眼镜。店里只有四五张桌子，地面是水泥的，墙壁被岁月熏成暖黄色。老板娘嗓门洪亮，和熟客打着招呼。对我们这两个半大小子，她也同样热情。那是我二十年来，第一次不是为了饱腹，而是作为“客人”走进一家餐馆。

王强让我点菜，我捏着那张边缘卷起的塑料菜单，手心有些出汗。上面的价格，在我那时看来，是天文数字。最终，还是王强做主点了。具体是哪几个菜，记忆真的狡猾地抹去了它们的名字和样貌。 只记得有一个油汪汪的、带着肉片的炒菜，还有一个热气腾腾的汤。当那些盘子端上来，香味像有形的实体，撞进鼻腔时，我感觉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我们吃得酣畅淋漓，额头上冒出细汗。那是怎样的一种味道啊？它早已超越了咸淡酸甜的物理范畴。那里面有被热油激发的锅气，有酱油和香料融合的醇厚，有肉片滑过喉咙的满足，更有一种被朋友郑重款待的、受宠若惊的温暖。我们聊着天，笑着，盘子渐渐见了底，连菜汤都被王强用馒头擦得干干净净。那一刻，坐在简陋嘈杂的小馆子里，我却感觉自己仿佛拥有了整个世界，富足而明亮。

如今，二十年弹指而过。我隔三差五便有饭局，出入过窗明几净的餐厅，品尝过据说顶级的食材与技艺。那些味道复杂、精致，在舌尖层层绽放，但它们似乎总隔着一层看不见的玻璃，吃完便散了，很少能在心里留下刻痕。

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唯独那顿饭，在记忆里被封为“最美”？

或许，最美的从来不是那几道菜本身，而是它们所承载的整个沉重的、鲜活的背景——那是我们一无所有，却觉得拥有一切的青春。是物质匮乏年代里，一个朋友愿意掏出他可能攒了很久的零花钱，为你开启一个盛大仪式的慷慨。是人生中，关于“被尊重”、“被看重”的初次体验。那顿饭，是我贫瘠青春里突然绽放的一朵昙花，它的稀有与珍贵，照亮了之后很长一段灰扑扑的路。

前些年我因事回固原，特意去找过。帝豪门口灯火辉煌，车水马龙。那条街已经完全变了模样，“老白家菜馆”早已无处可寻。我站在那里，恍惚间仿佛还能看见两个清瘦的少年，推着自行车，笑着走进那间充满烟火气与人情味的小屋。

我终于明白，我怀念的，不只是一顿饭，一家餐馆。我怀念的是那个坐在我对面，眼睛明亮的少年；是那个轻易就能满足、对未来深信不疑的自己；是那个物质粗糙但情感丰沛，人与人之间一顿饭就能结下深厚情谊的年代。

谢谢你，王强。谢谢你，老白家。那顿饭给予我的，远不止片刻的饱腹与欢愉。它在我心中埋下了一颗关于情义与尊严的种子。它让我懂得，生命中最珍贵的盛宴，往往与价格无关，只与那个坐在你对面的人，以及与那时那刻，你们共同拥有的、澄澈而滚烫的真心有关。

那份“最美”的滋味，早已沉淀为心底的底色，永远温暖，永远激励着我，在往后无论多么富足或困顿的日子里，都要认真生活，真诚待人。

今天寻常的工作日下午，我坐在银川办公室里，窗外是车水马龙的喧嚣。直到翻开那张泛黄的纸——2006年5月，固原县医院，输血单。父亲樊永福的名字赫然在目，旁边是触目惊心的诊断：胃癌大出血。

时光轰然倒流。

那个青黄不接的岁月，连悲伤都要精打细算。接到母亲的电话，说父亲在彭堡卫生院住院大出血，救护车送到县医院抢救了。我正在宁东工地的尘土里奔波。电话那头母亲的声音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断断续续，只说父亲吐血了，很严重。你们要回来呢，你爸爸不让我给你拍说……。

我赶上了最后一趟开往固原的班车。车子在苍茫的夜色里颠簸，每一分钟都被拉得无限漫长。窗外的山峦像伏卧的巨兽，而我，正奔赴一场未知的诀别。

深夜一点的固原，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我几乎是冲下班的，清冷的空气瞬间灌满肺叶。街道空旷，只有几盏昏黄的路灯守着这座沉睡的小城。我跑了起来，脚步声在寂静里显得格外突兀——向着县医院的方向，向着那个可能来不及告别的终点。

抢救室的门像一道生与死的界限。推开的瞬间，消毒水的气味扑面而来。父亲就躺在那里，被各种仪器和管子包围着。他那么小，那么瘦，陷在白色的床单里，像一片即将飘零的落叶。监护仪上闪烁的曲线，是他生命微弱的信号。

母亲聂彩琴坐在角落的椅子上，整个人像是缩了一圈。她抬起头看我，眼睛里是干涸的河床。后来我才知道，那纸病危通知书，是她用颤抖的手按下的手印——一个农村妇女，在命运给出的最残酷的考卷上，留下的最无力的签名。

门外，叔伯姑婶们都在。他们或蹲或站，在走廊里来回踱步，没有人说话。偶尔有护士推着车经过，金属轮子与水泥地摩擦的声音，格外刺耳。

我的目光最终停在了头顶那盏灯上。那是一盏老式的日光灯，发出柔和的、近乎温柔的光。这光平等地流淌在每个人的脸上——父亲苍白如纸的脸，母亲憔悴的脸，亲戚们写满焦虑的脸。在这光芒下，所有的表情都变得无比清晰：紧抿的嘴角，微红的眼眶，无意识绞动的手指……

那一刻，我突然理解了什么叫“相依为命”。不是平日里柴米油盐的相守，而是在生命最脆弱的时刻，这群被血缘拴在一起的人，只能这样无能为力地守着，等着，把最后的希望寄托在医生疲惫的肩膀上，寄托在一袋袋鲜红的血液里，寄托在这盏不言不语的灯光中。

父亲的胸口微微起伏，像秋风中最后的蝉翼。而那盏灯，就那样温柔地照着，仿佛要把这易碎的时刻，永远地镌刻在时光里。

十八年过去了，我仍时常想起那盏灯。它照见过人世最深的无助，也见证过最朴素的坚守。如今父亲早已化作彭堡申庄塬上的一抔黄土，可每当夜深人静，我总能看见——那束光还亮着，温柔如初，照亮所有来不及说出口的爱，与告别。

那片胡麻地，是我记忆里最沉静，也最喧哗的一幅画。

父亲就睡在这片地的边上。一个不大的土堆，新覆的泥土还带着潮湿的气息，默然伫立在八十亩地里。他没有走远，母亲说，他舍不得这片伺候了一辈子的土地，所以我们就把他还给了土地。于是，生与死，劳作与长眠，就在这片开阔的彭堡山塬上，仅仅相隔了数十步。

胡麻熟了。蓝莹莹的花早已落尽，剩下的是齐腰深的、沉甸甸的穗头，在秋风里泛着灰褐色的光泽，像一片凝固的波浪。母亲聂彩琴的身影，便在这片波浪里一起一伏。她头上包着那块洗得发白的蓝布帕子，背影佝偻得像一株坚韧的胡麻秆。她的动作缓慢而富有节奏，握着镰刀的手，一起，一落，一片胡麻便顺从地伏倒在她脚下。她没有说话，只是偶尔直起腰，用握镰刀的手背擦一下额角的汗，目光会不由自主地、短暂地投向地头那个土堆。那目光里没有汹涌的悲痛，只是一种近乎于疲惫的、悠远的平静，仿佛在看一个同在田间歇息的伙伴。

三岁的元昊，是这幅静默画卷里唯一跃动的音符。他穿着一件小小的、打了好处的粗布褂子，像一只不知疲倦的土拨鼠，在胡麻丛里和地头的空地上窜来窜去。奶奶扬起的土块，在他眼里是金色的烟尘；倒下的胡麻秆，是他冲锋陷阵的丛林。他玩得满头大汗，脸颊红扑扑的。

然后，他会忽然停下，好像想起了什么，扭头望向那个土堆。他蹒跚着，深一脚浅一脚地跑过去。那小小的身影，爬上那道缓坡是那样费力，他几乎是用手攀着，才登上了他爷爷安眠的“山头”。

他站在上面，居高临下地看着奶奶劳作，看着这片属于他的广阔天地。他还不懂得“坟茔”的意义，更不懂得泥土之下，埋着他爷爷樊永福那如山一般沉默、又如酒一般辛辣的爱与愁。那里对他而言，只是一个高一点的、好玩的地方。他或许在上面蹦两下，或许捡起一块土坷垃用力扔向远方，或许只是站在那里，迎着小风，觉得自己无比高大。

母亲远远看着，并不呵斥。她只是停下手中的活计，静静地看一会儿。风掠过胡麻梢头，发出沙沙的声响，也掠过父亲坟头的新草，轻轻拂过元昊柔软的头发。

那一刻，时光仿佛被这景象熔铸了。埋葬的人，在泥土里滋养着庄稼；劳作的人，在庄稼间延续着生命；而那不谙世事的孩子，就在这生与死的边界上，无忧无虑地奔跑。他从奶奶劳作的田埂，跑向爷爷安息的坟头，这短短的一段路，仿佛跑过了一个人，甚至一个家族的一生。东川里的风不大，微风拂过我湿润的脸颊……。

父亲喝下的酒，化作了这片胡麻的养分；父亲吐出的叹息，化作了此刻吹过田野的风。而他的血脉，正以这样一种天真而莽撞的方式，在他的归宿之上，宣告着不屈不挠的、生命的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