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珠残碑记

慧一文

我总以为，一座山寺的魂灵，一半系于钟磬梵呗之间，另一半，便镌刻在那些沉默的石头与凋零的草木里了。我于秀峰寺的缘分，不过是因了定亮师父的缘故，数度上山，煮茶听经，沾染些山林间的清寂罢了。然而，真正牵引着我，让我对这方土地生出一种近乎乡愁般缱绻之情的，却是另一位早已隐入历史烟云的先贤——余公越园。他留给秀峰寺的，不是金身塑像，亦非宏篇巨论，只是一首诗，一篇日记，一方断碑。而这，恰恰构成了我心中那座永恒的、文字垒砌的豸屏峰。

定亮是实在的。他自竹林禅寺戒成法师座下，秉受衣钵，于丁亥年丁未月间，卓锡于此荒颓已久的古刹。十数载光阴，他躬行慈善，弘扬佛法，我便是在他的茶寮里，初闻《大悲咒》的唱诵，那声音苍凉而润泽，仿佛能洗去人心头的尘埃。定亮话不多，但眉宇间自有山岳的沉稳。他正一点点重建着山寺的殿宇，大雄宝殿与山门在他的筹划下渐次成形，他想重现某种盛景。可我晓得，有些东西，是再也重建不起来了。

譬如，那株名为“宝珠”的千年茶花。

我最初是从《寒柯堂诗》里识得“宝珠”的。那时，我正费力地辨认着一个生僻字——“豸”。豸屏山，这名字带着古兽般的威严与沉默，今人已多不知，只道是真武山。越园先生的长诗，便是我通往这座沉默之山的津梁。民国二十七年春，他携友同游，笔下便泼洒出一幅淋漓酣畅的山水大轴：“东下冈峦走苍龙，西来大岭驰青骢。南临平畴郁葱茏，北向群峰涌芙蓉。”

起势何等雄浑！东西南北，龙骧马骤，将豸屏山拱卫于中央。继而，山形毕现：“拔地孤立摩苍穹，巉岩累叠疑神功。百丈峭壁峙其东，豸兮屏兮穷形容。”读至此，闭目凝神，那巉岩累叠的峭壁，果真如上古神兽獬豸，公正而孤独地矗立于天地之间，守护着一方水土的安宁。

诗笔一转，领我们步入山巅：“月台十亩积翠丛，四围修竹拥长松。踯躅绚烂满山红，秀峰捧出梵王宫。”三月春深，杜鹃（踯躅）如火如荼，在这绚烂的底色上，秀峰寺如天宫帝阙，被群山恭敬地“捧”出。这“捧”字，用得极妙，赋予了山寺一种受命于天的庄严。再细写东西两岭，一危崖曲折，奇松怪石；一绵延如虹，急转直下。而最终，万山来朝，群峰俯首：“龙丘一去失所崇，余者碌碌皆皆附庸。独有兹峰灵秀钟，翘然堪作群山宗。”一个“崇”，一个“宗”，如定音之槌，确立了豸屏山无可争议的领袖地位。

然而，这长诗的后半，却渐渐渗入了家国之忧与身世之感。“我今不乐苦兵戎，不能奋飞伤樊笼。”那是抗战的烽火，灼痛了每一个有识之士的心。越园先生避居沐尘，心境如困樊笼，唯有这山水，能暂拓其心胸。“振衣一啸来天风”，是欲挣脱束缚的呐喊；而“空濛一片白云封，回头已失豸屏峰”，则是在历史与命运的迷雾前，那一声无可奈何的、悠长的叹息。诗成之后，意犹未尽，他又与画友吴南章合作《豸屏纪游》大幛，以笔墨再度凝固那片刻的山水相逢。那题画的章草，据说“极飘逸秀美”，想来与这山势的奇崛，正构成一种张力十足的美。

诗是感性的泼墨，日记则是理性的白描。《春晖堂日记》卷六十一，将那次春游的始末，勾勒得清晰如昨。同游者十余人，先集于泽随村，夜登珠山一览。次日，因大乘山“大树已被伐”，遂专游真武山。日记里的山径，比诗里更具体可感：“中途有亭，过亭后路始曲折，盘旋至近山巅，怪石奇峰，势颇奇伟，树木皆自石罅涌出，甚觉奇特。”这“自石罅涌出”五字，写尽了生命的顽强与造物的神奇。而最令我神往的，是那惊鸿一瞥的瞬间：“峰回路转，始达秀峰寺山门，陡见奇峰千尺，侧立涌现，极奇伟突兀之观，即所谓豸屏者是也。” “陡见”、“涌现”，画面感扑面而来，可以想见当时越园先生与同游诸公，是怎样的目眩神摇，惊叹不已。

日记也厘清了一桩公案。山名“豸屏”，乃因其形似神兽獬豸。而民间呼为“真武山”，则因山上旧有真武庙，供奉玄天上帝。这便引出了一段佛道消长的往事。明末李渔为庐山简寂观题联道：“天下名山僧占多，也该留一二奇峰栖吾道友；世间好话佛说尽，谁识得五千妙论出我仙师。” 豸屏山，正是那“一二奇峰”之一。据民国《龙游县志》等载，此间原为豸屏道院，始建于元至正年间，或可上溯至宋末，规模宏大，寺宇数十间。直至越园先生游历时，大殿内仍供奉着玄天上帝，可知道统遗泽犹存。这佛寺道院的嬗变，恰如山间的云岚，聚散无常，唯有山石本身，默然见证。

而越园先生笔下“吾县第一胜处”的巅峰，是“方广四亩有奇，极宜远眺”的。东北诸山“岩壑深秀而奇肆”，西有大乘山，南可望县治平畴。秀峰寺便建于这峰巅之西的平原上，“四围皆松竹，其面积亦不小，不图山巅乃有此平原。”今日定亮师父重建殿宇的，正是这片令人称奇的平原。先生若泉下有知，见其盛景渐复，或当欣慰。

日记中最牵动我心绪的，是关于石刻与“宝珠”的记载。山门岩壁存有明清摩崖石刻十余方，可惜“皆建寺捐赀题名，不足珍者”。真正珍贵的，是那株“殿后大茶花一株，殆千年物，惜为人攀折过甚”。越园先生心生怜悯，“入城后当与官府言之，使其示禁”。这份文人的珍爱，最终化为了行动。民国二十八年春，他应县长周俊甫之请，为这株古茶花手书“宝珠”二字，刻石立于树下，并作题记，言明明清古诗中已称此树为“宝珠”，“虽俗，不可改也”。

这株“宝珠”，是山寺的精灵。传说它源自元初，由一代“石王”徐坤自京城带回，赐种于此。至明中叶，已成名树。树高丈八，冠盖蔽日，花开七彩，自八月绵延至次年三月，花期长达八个月，这是何等的奇观！可以想见，越园先生与友人同游时，若值花期，那满树的绚烂，映照着古寺苍颜，该是怎样一种惊心动魄的美。

然而，世间好物不坚牢，彩云易散琉璃脆。越园先生当年的担忧，竟一语成谶。这株历经元、明、清、民国的“宝珠”，终究未能逃过时代的劫波与管理的疏失，如今已香消玉殒，不存于世。唯有那方“宝珠”石碑，历尽沧桑，在“文革”中曾被村民搬去作洗衣板，幸由居士吴彩英追回，虽已断为两截，总算为后人留下了一丝念想。我立于寺后，望着那两棵五百年的香樟，依旧华盖亭亭，枝繁叶茂。它们在袅袅的香火中，淡然俯视着前来祈求的众生，怜悯着人们对短暂生命的畏惧。风过处，枝叶婆娑，我仿佛听见了一声悠长的、来自历史深处的叹息。

我也不禁叹息。越园先生曾在诗注中提及：“同游诸君欲余题诗刻石者，故袭放翁语。”我总在痴想，那首气象万千的长诗，究竟被诸君刻在了山间的哪一块石壁上？或许，在某个苔痕斑驳的角落，还能触摸到那飘逸秀美的章草，与那段被白云封存的往事，悄然相遇。

山寺的魂，一半在定亮师父重建的殿宇里，钟声清越；另一半，就在这无迹可寻的诗刻与残断的“宝珠”碑文里，沉默如谜。

2025年10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