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长篇小说《爱恨蛤蟆坪》之评论(5)教育和环境之殇

南岳

文本/AI创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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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是教育和环境的产物

环境之网与教育之殇：从玉锁悲剧看《爱恨蛤蟆坪》对“人是环境与教育产物”的深刻诠释

长篇小说《爱恨蛤蟆坪》以西北乡村青年玉锁的堕落轨迹为核心线索，将“环境塑造人，人是环境与教育的产物”这一主题，嵌入特定时代的乡村肌理与社会褶皱中。小说没有将玉锁的悲剧简单归咎于“个人品性恶劣”，而是通过家庭、乡村、社会三层环境的立体描摹，以及家庭教育、乡村隐性教育、社会规则教育的全面缺失，揭示出一个残酷的现实：玉锁从懵懂青年到杀人罪犯的蜕变，不是偶然的“失足”，而是被畸形环境与空白教育共同编织的“命运之网”牢牢困住的必然结果。这种书写不仅印证了“环境与教育决定人”的深刻命题，更饱含对底层青年生存困境的人文悲悯。

一、家庭环境：“人生第一课堂”的坍塌——家庭教育缺失埋下悲剧伏笔

家庭是个体接触最早的环境，也是“第一教育场”，而玉锁的家庭环境，从根源上切断了他走向“善”的可能。作为“环境与教育产物”的起点，玉锁的家庭既未提供正向的“生存环境”，也未履行“价值观教育”的责任，成为他悲剧的“初始病灶”。

从家庭环境来看，玉锁所处的家庭是“生存优先、精神荒芜”的典型。包产到户后，全家的重心都放在“种地谋生”上，没有人关注玉锁“怕吃苦、想轻松挣钱”的心理偏差——当他因无法承受农活辛苦而整日消沉时，父母哥嫂没有引导他学习木工、铁匠等能安身立命的手艺，也没有告诉他“劳动是尊严的来源”，反而任其在“空想轻松钱”的泥潭里沉沦。这种“生存挤压下的精神漠视”，让玉锁从少年时就形成了“逃避劳动”的环境认知：家庭环境没有为他提供“踏实谋生”的路径示范，也没有传递“坚持”“责任”等基本品格，反而让他觉得“辛苦的善”是“不值得的”。

从家庭教育来看，玉锁的家庭是“教育真空”的代表。当他首次偷栓锁家九只鸡、骑车到邻县卖掉换钱时，家人没有一句“偷窃是错的”的批评；当他沉迷“码金牌”赌博、输光钱财时，家人也没有任何“赌博毁人”的警示——甚至，家族中还存在栓锁家“偷邻里、害旁人”的不良范本，让玉锁潜意识里认为“恶行是被容忍的”。这种“不教、不纠、不导”的家庭教育，使玉锁从未建立起“善恶边界”：他不知道“偷”是违法，不知道“赌”是深渊，家庭本应有的“道德防火墙”彻底失效，为他后续滑向邪道埋下了最早的伏笔。

二、乡村环境：“隐性教育”的异化——乡村风气扭曲价值观认知

如果说家庭是“显性教育场”，那么乡村环境就是“隐性教育场”——乡村的风气、舆论、人际互动，会以“潜移默化”的方式塑造个体的价值观。而玉锁所处的金石湾村，其“隐性教育”完全是“异化”的：它不仅没有纠正玉锁的偏差，反而通过“集体纵容”“负面示范”，将他进一步推向“恶”的方向。

乡村的“舆论环境”传递的是“善恶颠倒”的隐性教育。当栓锁家鸡被偷时，村民的反应不是谴责“偷窃”本身，而是集体狂欢于“栓锁家活该”——任彩香等人像“侦破案件”般分析偷鸡细节，男人们调侃“栓锁也有今天”，整个村庄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偷鸡是错的”。这种舆论环境对玉锁而言，是一种极具误导性的“教育”：它让玉锁觉得，“恶”只要针对“坏人”（村民眼中的栓锁），就可以被接受甚至被赞赏。这种认知彻底模糊了他的“行为底线”，让他后续的偷窃、赌博不再有心理负担——他会自我暗示“我没偷好人，我只是在‘报复’或‘谋生’”。

乡村的“人际环境”提供的是“负面榜样”的隐性教育。金石湾村充斥着雷大炮这样的“恶的范本”：雷大炮是前土匪、惯赌，还暗中倒卖鸦片，却能在村里公开组织赌博，甚至被何震推荐给玉锁当“师傅”。玉锁与雷大炮的频繁来往，本质上是接受“恶的言传身教”：雷大炮教他如何通过赌博赢钱，如何用“摆地摊”掩盖倒卖鸦片的勾当，更用自己“土匪生涯”的经历，向玉锁传递“弱肉强食、暴力谋生”的价值观。这种“负面榜样”的隐性教育，比家庭的“教育真空”更具破坏性——它不仅没有填补玉锁的价值观空白，反而用“恶的逻辑”填满了他的认知，让他认定“只有靠恶才能生存”。

三、社会环境：“规则教育”的缺位——公共治理漏洞助推悲剧升级

如果说家庭与乡村是“小环境”，那么社会就是“大环境”。社会环境通过“规则供给”“出路保障”，为个体提供“如何在社会中生存”的“规则教育”——而玉锁所处的社会环境，恰恰是“规则教育”严重缺位的：公共治安的失效让“恶不受罚”，正当出路的匮乏让“善无活路”，这种大环境最终将玉锁推向“杀人犯罪”的终极悲剧。

社会的“治安环境”传递的是“规则无效”的错误教育。在长途班车上，玉锁亲眼看到小偷偷窃乘客钱包，而司机熟视无睹；在省城火车站，春运高峰期小偷横行，没有任何管理人员干预——这种“恶行不受惩罚”的治安环境，对玉锁是一次致命的“规则教育”：它让玉锁觉得，“法律”“秩序”都是虚设的，只要足够小心，偷窃、诈骗等恶行就不会被追究。这种认知彻底瓦解了他对“社会规则”的敬畏——他从“偷偷摸摸偷鸡”，变成“在火车站公开扒窃”，再到“融入犯罪团伙坑蒙拐骗”，每一次升级都源于“规则无效”的环境认知。

社会的“出路环境”剥夺的是“选择善”的教育可能。玉锁并非天生愿意走邪道——他最初只是怕务农辛苦，想找“轻松点的正当工作”。但当时的社会环境，没有为他提供这样的出路：乡村没有针对青年的手艺培训，城市里没有面向底层的就业机会，他要么回到农村“在地狱般的农活里挣扎”，要么留在城市“靠偷抢谋生”。这种“善无活路”的环境，本质上是剥夺了他“选择善”的教育可能——社会没有教他“如何靠正当劳动过上好生活”，反而用“生存压力”逼迫他选择“恶”。当他发现“偷一次钱包够两个月生活费”，而“种一年地也攒不下几个钱”时，环境已经替他做出了选择：走向邪道，是他在“生存困境”下的“必然选项”。

结语：在“环境与教育”的命题中看见人的救赎可能

《爱恨蛤蟆坪》对玉锁悲剧的书写，其深刻之处在于：它没有将“环境与教育塑造人”简化为“环境决定论”，而是通过玉锁的堕落轨迹，追问“如何让环境与教育成为‘塑造善’的力量”。小说中的玉锁，不是“天生的恶人”，而是被家庭放弃、被乡村误导、被社会挤压的“受害者”——他的悲剧，是“坏环境”与“坏教育”共同制造的悲剧。

《爱恨蛤蟆坪》，并没有只塑造玉锁这样的一个人物，还有盛昌妈和任彩香以及赵艳红等众多人物。盛昌妈是家庭教育缺失的产物，而任彩香及其家庭的堕落是社会环境加工的产品。

这种书写饱含人文关怀：它通过玉锁的命运，呼吁社会关注底层青年的“环境与教育”困境——家庭需要重拾“价值观教育”的责任，乡村需要重建“道德舆论”的正向引导，社会需要完善“规则供给”与“出路保障”。只有当“环境”能提供正向示范，“教育”能传递善恶边界，底层青年才能摆脱“要么吃苦挣扎、要么走向邪道”的两难选择，才能真正拥有“选择善”的权利与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爱恨蛤蟆坪》对“环境与教育塑造人”的诠释，不仅是对一个时代的反思，更是对“人的救赎”的深切呼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