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医护好难忘

于学进

随着年龄的增长，总是难免要去医院就医取药。去得次数多了，接触了很多医护人员，总会时不时地勾起我的一些零星回想，让几十年前的医护往事，在脑海里重新翻滚一次。 其实，因家中有病人，我很早就与医护人员打交道，而且，对当年医护人员的印象，至今还刻在我的脑海中。 记得1966年，那年我整十岁，文化大革命开始，我们上完小学二年级，学校停课了。 我爷爷恰在这时期患上了半身不遂。家里出现这种变故，我便从那时起，自然担负起一些生活的事情，开始学着买菜、挑水、做饭，扫院子。同时，还经常到医院去取药。 我记得我爷爷吃了药叫苏合丸，一种长期服用中成丸药，有时，还有取其它一些药。 我经常去南口铁路医院中医科挂号取药。中医科的大夫姓纪，是我同学的母亲。纪大夫身材很高，人很精神，大眼睛，头发总是很利落，说话直爽且和蔼。每次我去取药，对我都很热情。 纪大夫看我是个小孩儿，每次都是独自来取药，便问我：为什么总是你来取药啊？我便向她一五一十地说明了家里的情况。我记得纪大夫听后，摸了我的后脑勺说：“这小家伙儿不简单！这么大可以干事儿了。” 　　一年以后学校复课了，我开始上学。再去医院挂号取药，只能放学后再去。可是，等我到了医院，已经没有中医号了。因为纪大夫一天只看20个病人。我无法挂号，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只好找纪大夫想办法。 由于和纪大夫非常熟悉，每次我放学后去取药，她总是对我嫣然一笑，然后冲着对面的同事说：“你看，小家伙儿又来了！”顺手拿过一个病人用过的挂号条，在背面扣上一个菱形章，就让我拿着去挂号。挂完号以后，我再来到纪大夫面前时，她早已把药单开好。 从此，我找到了窍门，取药时不直接去挂号室，而是先到中医科找纪大夫，纪大夫则是每次给我一张盖了章的旧挂号条。我拿到纪大夫给的“准许证”，再去挂号。 有一次我又去取药，纪大夫正在给一位老人看病。见我进了门她便让我稍微等一会儿。 我等了一会儿后，由于尿急，便跑出去上厕所，也没跟纪大夫打招呼。等我从厕所出来后，远远看见纪大夫手里拿的那张挂号条，正站在门口找我。他看见我跑了过来，便对我说：“这孩子！我都不知你什么时候出去的，我有事要走，又怕你找不着我。”边说边把挂号条递到我手里说：“快去挂号吧！”我说了一句：真对不起！就赶紧跑去挂号了。然后我迅速的跑了回来，纪大夫便把药单交给我，便急匆匆的走了。 在先后六年多的时间里，由于纪大夫的真诚帮助，我从未因取药而向学校请过假，挂号取药从未感到过为难。 多少年我都不知道纪大夫她老人家叫什么名字，后来还是询问她的女儿，也是我的同学才知道她叫纪淑琴。她的爱人曾是南口铁路医院的院长。 纪大夫她老人家虽已故去，但她给我留下的印象极为深刻。虽然历经六十载，仍然挥之不去。 　　还有一位也在铁路医院工作的莫大夫，也让我很难忘。 莫大夫是中医，擅长针灸治病，而且他与我家住在同一个家属区。 记得有一天夜里两、三点钟，我奶奶的哮喘病犯了，憋得喘上不来气儿，当时很危险。我父亲赶紧就去敲莫大夫的家门，半夜三更把莫大夫请到家中。 莫大夫进门后，一看这种情况，立刻取出了银针，给我奶奶扎上了。我也起来穿上衣服，看着莫大夫治疗。我现在还记得，莫大夫给我奶奶扎了好几针，其中有一根针扎在了檀中穴上。醒针的时间很长，大约有四十分钟。莫大夫在我家一口水未喝，就坐在方凳上等候。 拨出银针后，我奶奶的气色立刻好转了，症状明显减轻，说话顺畅了，看到病人症状已大为缓解，莫大夫又嘱咐了几句，便离开了。 莫大夫走出我家消失在夜幕中的背影，虽已过去六十年，但依然印在我的脑海中。后来我奶奶犯病时，莫大夫又来我家有两三次，采取了相应的急救措施，而且都是半夜三更来的，真诚救护，分文不取！ 莫大夫在我们那个家属区名声很好，无论谁家有病人，他都伸手施救，大家对他都是感谢与称赞！ 后来莫大夫调到当年我所在的南口机车车辆机械工厂中学（原南口铁路中学）任校医，并在家属区的房屋调整中，搬到了我家隔壁，天天能见面，所以，我常见他无私地帮助邻居治病，对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奶奶由于哮喘病时常发作，经常要住院治疗。那个年代去医院很困难，虽然路程不远，但是缺少现代化的交通工具，只能用手推车或自行车。 用手推车送病人时，先将车上铺点旧凉席或塑料布，上面再铺上被褥，病人在车上只能半仰半坐。 用自行车带着我奶奶去医院，那可是个技术活儿。他不能自己蹿上去，我只能先靠在马路边，或靠在一块石头边，等他做好了以后，用力蹬起来才行。到了医院，我必须停住停稳，我奶奶才能下车。为了送我奶奶去医院，我就练就了这一手技术活儿。 到了医院，大夫和护士一见到我奶奶这种情况，二话不说，总是先安排在病床上吸氧气，赶紧吃药输液，住院的手续随后再去办理。 有一次，我奶奶喘的很厉害，那时医院没有电梯，我连扶带拽地把她带上了二楼，只见她嘴唇都已经变紫了，严重缺氧喘不过气来。几位护士大姐见状，赶紧跑上前搀扶，将我奶奶迅速安排在病床上，立即吸上了氧气。 把我奶奶安置好后，几位护士大姐对我好一阵的埋怨，至今我还记得非常清楚。他们是叶大姐，王平大姐，还有马大姐。这三位大姐其实只比我大三、四岁，可对我训斥得极其严厉，就如同训孩子一样，说我干事大楞了。她们你一言我一语，告诉我下次千万不能这样干，一定通知她们用担架抬上来！这是很危险的！ 我直直地站在那里，听他们三人对我轮番地埋怨与批评。其实，从她们的话语我感受到了，句句充满了她们的责任与爱意。 我至今也不知道叶大姐叫什么名字，医院里的人都叫她小叶，我则叫她叶大姐。王平大姐个性很强，善于学习，后来考上了高护，调走了。马大姐长得很好看，白净脸庞，非常和蔼，总是开口就乐，我奶奶非常喜欢地，常当面夸她。我也不知道马大姐的名字叫什么。她后来成了我邻居大哥的媳妇儿，从此我便开始改口叫嫂子了。 我亲眼目睹过这些护士大姐，在护理中亲自为病人接屎接尿。我奶奶一年要住好几次院，看护病人都是护士责任。有一次我奶奶住院了。我母亲准备请假陪着我奶奶。护士却对我妈说：“您工作挺忙的，上班去吧。这儿有我们，放心吧！”那是人们的负责精神就是这么崇高！那是人们相互间的理解就是这样温暖人心！ 那时南口铁路医院的大门内，挂着毛主席的手书题词：“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毛主席的这个题词，当时几乎所有医院都能见到。我对什么是革命的人道主义，就是从这里体验到的。 　　王兰珍大夫是让我非常难忘的一位好医生。 1974年夏天，我父亲被派往坦赞铁路，去培训坦赞两国的火车司机。临走前，领导上问家里有什么困难？我父亲只提了我奶奶有喘病这件事。领导知情后，当即就做了安排，给我家设立了家庭病房，以便让援外人员在外安心工作。从那时起，王兰珍大夫就负责到我家的巡诊工作。 王大夫平时就在医务室上班。这个医务室设在家属区内，居民都可惯地称这里为“小医院”。 那时，还没有实行双休日。每到周六下午，王大夫都要到我家来，问一问我奶奶身体怎么样。尽管病人没事，但她依然要用听诊器听一听，问一问我奶奶睡觉好不好？饮食好不好？嘘寒问暖，关心备至！ 平时如果我奶奶出现症状，我就跑到“小医院”去找王大夫。每次去跟王大夫一说情况，王大夫总是对说：“好的，你先回去，我马上就到。”王大夫每次都是说到做到，尽管他岁数已经不小了，身体还很胖，可每次都是我前脚进门，她后脚就到了。 每次遇到这种情况，王大夫都是及时处理，直到我奶奶病情平稳后才离去。当然，有时她今忙到很晚，尽管早已过了他的下班时间，她依然是看到我奶奶已经好转，才会离开。 　　王兰珍大夫给我奶奶看病，从来都是因地制宜，对症下药。哮喘是比较难以治疗的疾病，况且当年的医疗条件有限，王大夫虽不能彻底根治哮喘，但她懂的如何让病人减少痛苦。她从不一味地开好药、开贵药，而是根据病人的实际情况，调整用药，减轻病状。当年铁路家属享受半价医疗费。在我的印象当中，王大夫开的药。总是又便宜又能解决问题。 更可贵的是，王大夫懂得病人的心理，想办法缓解病人的烦躁情绪。每次来我家，她总是和我奶奶唠几句家常，说一些宽慰的话，让我奶奶对治病有信心，心情更愉快。 在我脑海中形成的印象中，我奶奶与王大夫之间，已经不仅仅是医患关系，要比这种关系更亲近，至于是什么关系，不太好形容。有时像熟识的老朋友，自然而坦诚地聊起家常，有时又像母女，悄然地说些心里话，这种透过语言的情感交流，从精神上支撑着一个肺气肿病人，走过了八年的历程。 我父亲援助坦赞铁路去了两年多，回国没两天，就与我母亲登门感谢王兰珍大夫对我奶奶的热心关照。 虽然我父亲已经回国，但对我家建立家庭病房并未撤销，王兰珍大夫还是一如既往前来看病，直至她退休。现在想起来这些，我对当时工厂领导、医院领导和王大夫的感激之情，还是不由自主的从心底油然而生。 王大夫退休时，专程到我家与我奶奶告别，两人聊了半天。我记得奶奶好长时间拉着王大夫的手不放，很是不舍！ 王兰珍大夫因病已经去世多年，但她的音容笑貌，她的负责精神让我终身难忘。 　　虽然我描绘的这些情景已经过去了五、六十年，却在我们脑海里永不磨灭，真可谓“十冬腊月喝凉水，点点滴滴记在心。” 医者人心，救死抚伤。医生和护士要有大爱之心，因为病人才是最需要体贴和关怀的人。但这种爱并非是口号和标语，也不仅仅是医术和设备，而是融入日常工作中的点滴做法。其实，医护人員的一句抚慰，一句嘱托，一句劝导，有时比病人的家属起得作用还要大。 当年的医生和护士，就是用并不惊天动地细微表现，把这些真挚的思想与情怀，镌刻在病人心里，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溶在了我的血液中，历尽沧桑，永不磨灭！ 这是我个人的记忆， 更是那时代的烙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