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丢人现眼”

沈建太：火山宝地守护者

佛罗伦萨美术学院博物馆的展厅里，人群在静默中仰望。米开朗基罗的《大卫》矗立于此，承受了五个多世纪的惊叹与礼赞。然而，一声尖锐的中文惊呼划破了这份肃穆——一位中国大妈冲着这尊完美的男性人体雕塑高喊：“这叫什么艺术？丢人现眼！”

这声惊呼，触发了一场关于文化、历史与审美的深层思考。要真正理解这其中的错位与碰撞，我们得先弄明白，被大妈指责的，究竟是怎样一件作品。

这一切，要从一场名为“文艺复兴”的伟大思想解放运动说起。它发生在14到16世纪的欧洲，核心使命是把“人”的价值，从中世纪教会神权的严密笼罩下重新发现和解放出来。

（佛罗伦萨大教堂远眺）

意大利是这场运动的发源地和中心，其中部城市佛罗伦萨更是核心中的核心，堪称文艺复兴的“心脏”。

在这片沃土上，诞生了三位被后世并称为“文艺复兴三杰”的艺术巨匠——达·芬奇、米开朗基罗和拉斐尔。其中，米开朗基罗被公认为是雕塑领域的巅峰代表。1501年，年仅26岁的他，接手了一块被其他艺术家判定为废料的大理石，历经三年鬼斧神工，从中雕刻出了《大卫》。这尊高达5.17米的巨人，其不朽价值远超越精湛的雕刻技艺。它赞颂人体的健美，讴歌挑战强权的勇气，彰显理性与意志的尊严——这正是文艺复兴人文主义精神最雄壮的象征。

（本人属狗，1997年在佛罗伦萨市政广场前拍下这两张照片，还做了备注：属狗的人&寻找主人的狗）

这尊雕塑起初竖立在佛罗伦萨旧宫广场（也称领主宫广场、市政广场）中央。

旧宫，亦称领主宫，是指美第奇家族的宫殿。从14-17世纪，美第奇家族是佛罗伦萨的实际统治者，以银行业和羊毛贸易发家，通过巨额的财富和对艺术的慷慨赞助，成为意大利文艺复兴运动最重要的推动者，留下了深刻的历史印记。

为了保护《大卫》免受风雨侵蚀，原作于1873年移入佛罗伦萨美术学院博物馆内，即视频里中国大妈呐喊的地方。广场上的雕塑以一尊复制品取而代之。

佛罗伦萨美术学院成立于1562年，是世界上第一所美术学院，被誉为“美术学院之母”，在当今依然是与法国巴黎国立高等美术学院、俄罗斯列宾美术学院等齐名的世界顶级的美术学院，是无数艺术学子心中的圣殿。

（重庆，四川美术学院虎溪校区罗中立罗中立美术馆内的《大卫》是全球第四座、中国唯一一座原作原模翻制的雕塑。图片取自网络）

《大卫》是世界的。从伦敦维多利亚与阿尔伯特博物馆内的精密石膏翻模，到坐落于美国特拉华公园的壮丽青铜铸件；从挪威奥斯陆公共广场上的艺术点缀，到澳大利亚悉尼新南威尔士州艺术画廊的珍贵馆藏；乃至作为友谊象征赠予中国宁波、启迪学子的珍品落户重庆四川美术学院——这些遍布全球的权威复制品，共同构筑了一座无形的世界性“大卫博物馆”。

然而，就是这尊承载着如此厚重文明价值的杰作，却激发了中国大妈那声刺耳的惊呼。这声惊呼，绝不能仅仅视为一个孤立个体的失态。我们真正需要聆听的，是这声惊呼背后，那一代人所承载的集体记忆与文化创伤的瞬间爆发。

这一幕仿佛是历史精心安排的实验，精准印证了鲁迅先生近一个世纪前的犀利诊断。1927年，他在《小杂感》中写下的那段话，此刻在佛罗伦萨的展厅里获得了惊人的回响："一见到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鲁迅当年批判的，是封建礼教千年压抑下形成的扭曲联想机制。而今，当这套机制遇上一尊文艺复兴的杰作时，其运行轨迹竟与一个世纪前的描述如此吻合。

但问题在于，一个世纪后，这种“想象力”为何仍如此“跃进”？答案在于，旧的幽灵并未完全消散，而一段特殊的历史——文化大革命——又以革命的名义，对它进行了一次极端的、系统性的“强化训练”。

那是一个在文艺作品中系统性地"净化"人间的年代。人性中最自然的情感、欲望乃至最基础的家庭关系，都被视为需要被彻底清理的杂质。以风靡全国的"样板戏"为范本，一整套禁欲主义的符号体系被精心构建：在这套人物谱系中，完整的人伦关系被彻底解构。《红灯记》里是"祖孙三代本不是亲"的革命组合，血缘与家庭被阶级情谊所取代；《沙家浜》里精明干练的阿庆嫂，其丈夫阿庆永远在"跑单帮"，成为一个功能性的缺席符号；《龙江颂》中的党支部书记江水英，则是没有个人家庭生活、全身心奉献给集体事业的"党的女儿"；而《智取威虎山》中与父亲相依为命的小常宝，心中充满了阶级仇恨，即使"到夜晚”也只是“爹想祖母我想娘"——中年丧偶的父亲不会思念亡妻，青春年华的少女对爱情没有丝毫憧憬。

无论是以男性还是女性为主角的戏剧，人物都被塑造成"去性化"甚至"去家庭化"的绝对"纯洁"状态。所有涉及身体与性征的暗示被彻底清除，人物形象高度概念化、去性别化，成为承载政治理念的抽象符号。这套创作规范不仅剥夺了角色的七情六欲，更在深层次上割裂了人与自我的真实联结，构建出一个情感荒漠化的艺术世界。

更重要的是，那个年代不仅“净化”了情感，更塑造了一种特定的行为模式——即红卫兵“敢闯、敢批、敢斗”的精神和行动力。破坏旧物、批判“毒草”不仅被允许，更被鼓励为一种“革命正义”。

理解了这一点，佛罗伦萨的那一幕便有了清晰的答案。那位大妈的惊呼，远不止是个人审美的不适，而是一种历史塑造的本能反应。当她与《大卫》这座象征人性解放的丰碑迎面相遇时，她内在被那个年代所编写的“道德杀毒软件”瞬间报警。于是，她近乎本能地完成了当年“闯将”未竟的事业——将批判脱口而出。值得深思的是，在今天的国际场合，她的“斗争”方式仅限于言语。倘若时光倒流半个世纪，在她身为红卫兵小将的岁月里，以“破四旧”的雷霆手段，这尊“伤风败俗”的《大卫》，恐怕早已在革命铁锤下粉身碎骨。

（清华大学二校门，原为清华正门，始建于1909年，门额上刻有晚清军机大臣那桐1911年题写的“清华园”大字，1966年8月24日被清华大学红卫兵推倒、砸毁。1991年清华校庆80周年之际，在清华校友捐助下，二校门得以原址重建）

这种审美不适或共鸣，于我有着切身的体会。39年前，我入职一家省级社科研究机构不久，一位副院长在赴法国考察归来后的报告会上分享了他的考察成果。他坦言，巴黎街头时髦女郎的着装风格令他颇感不适，但当他走进卢浮宫，面对那些毫无遮掩的古典雕塑与绘画时，他感叹道：“巴黎街上的人们，毕竟还没有一丝不挂！”

四十年光阴流转，从卢浮宫内那位副院长的暗自惊叹，到佛罗伦萨展厅里这位大妈的公开疾呼，其间贯穿的逻辑惊人地一致，均是深植于某种集体意识中的普遍反应。

由此观之，将这一事件简单地归咎于“个人素质”，无疑是避重就轻。真正的挑战在于，这种深层的文化隔阂与历史创伤，在国门大开数十年后，依然如此坚韧地存在。它尖锐地提示我们，文明的融合，远非商品与技术的流通那般简单。它是一条更为艰辛的“内化”之路，要求我们不仅用脚步走向世界，更要让世界走进我们的心灵。

这条路，注定漫长而曲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