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回归第九章 七月流火

徐老师

作者姓名：徐剑强

昵称：徐老师

美篇号：11599345

第九章 七月流火

台风“尤特”过境后的香港，维多利亚港的浪涛仍带着未散的暴戾，将咸腥的风卷进皇后大道中林立的写字楼。1985年7月1日清晨，恒生银行大厦底层的报刊亭前，穿米白色旗袍的林佩卿指尖划过《大公报》头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今日成立”的黑体字，被她指尖的汗洇出细小的晕圈。她身后，穿灰色西装的汇丰银行职员陈兆明正将一份《信报》塞进公文包，头版角落“移民咨询会本周六启德机场举办”的广告，被他用钢笔圈了个潦草的圈。

这一天的香港，阳光穿过云层时带着割裂感，像极了此刻港人心里的褶皱。

林佩卿踩着细高跟往立法局方向走，手提袋里装着刚打印好的《基本法草案建议稿》。作为香港中华总商会推荐的起草委员会委员，她前一晚在铜锣湾的办公室改到凌晨三点——草案里“香港原有法律基本保留”的条款下，她用红笔标注了“需明确保障华人商铺产权”，笔尖划过纸面时，想起1948年父亲从广州来香港开绸缎庄时，在租约上按的红手印。

“林小姐！”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是《明报》记者张启荣，肩上的相机带勒得肩膀发红，“能不能谈谈您对起草委员会的看法？有人说这是‘北京的手伸进香港’，您怎么看？”

林佩卿停下脚步，抬手将被风吹乱的鬓发别到耳后。她看见张启荣笔记本上已经写了半页字，其中“民主派担忧”四个字被画了波浪线。“张先生，”她的声音里带着粤语特有的温和，却字字清晰，“我父亲1948年来香港时，连租个铺面都要找英国律师公证，现在我们能坐下来写自己的法律，这不是‘手伸进来’，是我们终于有了执笔的资格。”她指了指张启荣相机里刚拍的立法局大楼，“你看那栋楼的穹顶，从前只有英国人能在里面开会，现在里面有一半是香港人，这不是退步。”

张启荣没再追问，只是低头在笔记本上补了一行：“林佩卿，绸缎庄之女，支持基本法起草，强调‘华人话语权’。”他收起本子往尖沙咀走，口袋里揣着另一份采访提纲——下午要去见民主派议员李柱铭，对方前几日在记者会上说“基本法起草缺乏民意参与”，他得去核实细节。

同一时间，九龙油麻地的唐楼里，62岁的船王方润生正坐在红木八仙桌前，听儿子方志强念移民中介的资料。“加拿大魁北克省，投资50万加元就能拿绿卡，下个月就能办手续。”方志强的声音带着急切，手里的文件夹上印着“多伦多移民服务中心”的logo，“爸，您看港督昨天的讲话，说‘过渡期可能有波动’，我们的船队要是留在香港，万一政策变了……”

方润生没说话，只是用手指摩挲着桌上的青铜船锚摆件——那是他1953年从英国船东手里接过第一艘货轮时，对方送的礼物。他抬头看向窗外，油麻地避风塘里，几艘挂着香港旗的渔船正缓缓驶过，渔民们站在船头整理渔网，阳光洒在他们黝黑的脸上，像镀了层金。“志强，”他忽然开口，声音有些沙哑，“1967年暴动时，港英政府断了我们的柴油供应，是广州那边偷偷用小船运过来的，才让我们的船队没停摆。现在要回归了，你就觉得天要塌了？”

“那不一样！”方志强急得站起来，文件夹“啪”地拍在桌上，“1967年是乱，现在是变天！你看隔壁王老板，上周已经把老婆孩子送悉尼了，连尖沙咀的酒楼都挂牌卖了！”他指着墙上的世界地图，“香港就这么大，万一以后生意不好做，我们去哪里？”

方润生没再反驳，只是拿起青铜船锚，放在耳边轻轻晃了晃——里面还藏着1953年他写的字条，上面写着“船在，家在”。他望着窗外的避风塘，渔船的影子在水面上晃荡，像他此刻摇摆的心。

下午两点，启德机场旁边的国际会展中心里，移民咨询会正热闹得像菜市场。穿西装的中介举着“澳洲投资移民”的牌子穿梭在人群中，打印机“滋滋”地吐出各种表格，空气中混杂着咖啡香和焦虑的气息。陈兆明挤在加拿大移民局的摊位前，手里拿着填了一半的申请表，耳边是中介的声音：“陈先生，您是汇丰的高级职员，英语好，资产够，三个月就能获批，比您等香港回归稳妥多了。”

他抬头看向会场的大屏幕，正在播放香港电台的新闻——“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首次会议今日召开，委员包括工商界、教育界、法律界代表共59人”。屏幕上，林佩卿正坐在会议桌前，认真地听着其他人发言，嘴角带着淡淡的笑意。陈兆明忽然想起，十年前他刚进汇丰时，林佩卿作为中华总商会的代表来银行谈合作，当时她就说过：“香港的华人，总有一天要自己当家作主。”

“陈先生？您还填不填？”中介的声音把他拉回现实。陈兆明低头看着申请表上“是否放弃香港永久居留权”的选项，笔尖悬在纸上，迟迟落不下去。他想起妻子昨天在厨房说的话：“女儿才五岁，要是去了加拿大，连粤语都没人跟她讲了，她还会记得自己是香港人吗？”

这时，口袋里的传呼机响了，是同事发来的：“总行通知，下月起调派部分职员去上海分行，问你要不要报名。”陈兆明眼睛忽然亮了——上海，那个他只在课本里见过的城市，现在居然有了去的机会。他把申请表推回给中介，拿起公文包：“不好意思，我再想想。”

走出会展中心，启德机场的飞机正低空掠过头顶，轰鸣声震得地面微微发颤。陈兆明抬头看着飞机，尾翼上的香港旗在阳光下格外鲜艳。他忽然觉得，或许不用急着离开，或许回归不是结束，而是另一种开始。

傍晚六点，铜锣湾的陆羽茶室里，张启荣坐在李柱铭对面，面前的普洱茶已经凉了。“张先生，我不是反对回归，”李柱铭搅动着茶杯里的茶叶，语气平静却坚定，“我是反对‘没有民意的回归’。基本法起草委员会59人里，真正由香港人选举产生的有几个？普通市民连提意见的渠道都没有，这样的法律，能保障香港人的利益吗？”

张启荣低头记录，笔尖划过纸面时，想起下午在立法局门口看到的场景——几个穿校服的学生举着“我们要参与基本法起草”的牌子，在太阳下站了整整一下午，汗水把校服都浸湿了。“李议员，”他抬头问道，“您觉得普通市民最担心的是什么？”

“是未知。”李柱铭放下茶杯，眼神里带着忧虑，“我们在港英政府统治下活了一百多年，虽然没有完全的民主，但至少知道规则是什么。现在要回归了，规则要变，可没人能说清楚变了之后会怎么样。就像你要坐一艘船去一个陌生的地方，却不知道船长是谁，船要开去哪里，你能不害怕吗？”

张启荣没说话，只是把笔记本翻到前几页，那里记着林佩卿的话，记着方润生的犹豫，记着陈兆明悬而未决的申请表。他忽然觉得，1985年的七月，香港就像一艘在风浪里的船，有人想掌舵，有人想跳船，有人在船头观望，每个人的选择都不一样，却都藏着对这片土地的牵挂。

晚上八点，维多利亚港的灯光亮了起来，像一串镶嵌在海边的珍珠。林佩卿站在立法局的露台上，手里拿着刚收到的传真——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工作安排，下周要去北京开会。她抬头看向对岸的尖沙咀，汇丰银行大厦的灯光依旧明亮，陈兆明应该还在里面加班；油麻地的方向，方润生家的唐楼里，或许还在为移民的事争论；铜锣湾的陆羽茶室，张启荣可能还在整理采访笔记。

风从海面吹过来，带着淡淡的海水味。林佩卿想起父亲临终前说的话：“香港是我们的根，不管它属于谁，我们都要在这里好好活下去。”她握紧手里的传真，指尖因为用力而有些发白。她知道，未来的路不会好走，基本法的起草会有争论，港人的担忧不会轻易消失，但只要有人愿意执笔，有人愿意等待，有人愿意尝试，香港就不会迷失方向。

远处，一艘挂着香港旗的货轮缓缓驶出维多利亚港，朝着南海的方向驶去。船灯在黑暗中闪烁，像一颗坚定的星。林佩卿望着那艘船，忽然笑了——1985年的七月，香港的故事还在继续，而他们，都是故事里的人，带着各自的期待与担忧，走向那个注定要到来的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