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高中历史教材对比分析系列》 其五 隋唐时期：繁荣与开放的时代

海棠依旧

初高中课标对比

初中课标

1.了解隋朝的统一及其历史贡献，知道隋朝速亡的原因。

2.了解“贞观之治”与“开元盛世”，认识唐朝兴盛的原因。

3.知道隋唐时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史事，认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

4.了解科举制创建、大运河开通、鉴真东渡、玄奘西行等史事，认识隋唐王朝在世界历史上的重要地位，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

5.知道隋唐时期科技与文化成就，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

高中课标

了解隋唐王朝的鼎盛局面，认识这一时期制度演进、民族交融、区域开发和思想文化发展等新的成就。

初高中课标对比

初高中隋唐史课标核心差异在于：初中侧重“事实识记与基础理解”，高中侧重“整体关联与深度分析”，呈现由点到面、由浅入深的认知进阶。

1. 知识目标：从“具体史事”到“整体格局”

初中：聚焦独立、明确的史事，如“隋朝统一”“贞观之治”“鉴真东渡”等，要求“了解/知道”具体内容，像记“一个个历史事件的标签”。

​高中：淡化单个事件，强调“隋唐鼎盛局面”下的整体成就，将“制度演进（如科举）、民族交融、区域开发”等串联，要求看到“历史事件间的关联与时代整体特征”。

2. 能力要求：从“基础认知”到“深度分析”

初中：核心是“理解原因”（如隋朝速亡、唐朝兴盛的原因）和“认识意义”（如大运河、科举制的作用），能力停留在“对单一问题的直接回应”。

高中：要求在“了解鼎盛局面”的基础上，主动“认识”各领域成就的内在逻辑（如制度如何支撑鼎盛、民族交融如何推动国家发展），能力升级为“整合信息、分析历史逻辑”。

3. 情感与价值目标：从“直接引导”到“自主建构”

初中：明确提出“增强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价值”，通过具体史事（如玄奘西行、科技成就）直接传递情感价值。

高中：不直接强调情感目标，而是通过引导学生分析“鼎盛局面”的成因与成就，让学生自主形成对历史的认知和对民族文化的认同，价值认同更具思辨性。

内容对比

1.中国古代记录时间的方法

高中教材

夏商时期的历法

夏商时期，人们对天文、星象有一定认识。《夏小正》载有一年中各个月份的物候、天象、气象和农事等内容。干支纪日法是商朝历法的最大成就，是世界上延续至今的最长的纪日方法。

皇帝的谥号、庙号和年号

中国古代皇帝死后，朝廷根据其生平事迹和地位，为他选择某个评价性的字词作为谥号，如汉光武帝、隋文帝，“光武”和“文”都是谥号。皇帝除谥号外，大部分还有庙号，即死后在太庙接受子孙祭祀时追尊的名号，如唐高祖、宋神宗。年号是皇帝用来纪年的称号，如康熙、乾隆。文献中对于从汉到隋的皇帝，习惯上都用谥号相称。自唐朝开始，庙号成为皇帝在文献中最常用的代称。对于清朝入关后的皇帝，习惯上多用年号相称。

中国古代纪年方法：

中国古代纪年法的发展体现了从简单的王位纪年到复杂的干支纪年的演变过程，形成了以王位纪年、年号纪年、干支纪年为代表的纪年体系。

王位纪年法的起源与特点

王位纪年法是我国现存古代文献中最早的纪年方法，即以各国王公在位的年次纪年，继位之年为元年，以下按序数递记，直到出位为止，新王即位又重新计算 。

王位纪年法的使用可以追溯到西周时期。《左传·桓公十一年》记载："师克在和，不在众。商周之不敌，君之所闻也。"这种纪年方法虽然简单，但在历史记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为后世的纪年制度奠定了基础 。

年号纪年法的创立与影响

年号纪年法是汉武帝创立的纪年制度，具有重要的政治和文化意义。汉武帝首创"建元"年号后，每个新君即位必改元，"某某元年"成为王朝合法性的宣示。《汉书·武帝纪》开篇"建元元年冬十月"，不仅记录时间，更暗含"受命于天"的政治寓意 。

年号纪年法的确立标志着中国古代纪年制度的重大进步。年号的选择往往体现了统治者的政治理念和治国方针，如"建元"表示建立新的纪元，"元光"表示出现祥瑞之光等。这种纪年方法不仅纪年明确，可以直接表明具体的年份，方便历史记录和社会管理，后世王朝多沿用这一方法 。

干支纪年法的形成与传承

干支纪年法是中国古代最基本的纪年方式之一，以十天干（甲乙丙丁戊己庚辛壬癸）和十二地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相配，60年一轮回，形成"六十甲子"。《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从共和元年（前841年）开始，用干支标注每年大事，成为中国最早的连续编年体时间轴 。干支纪年法的形成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殷商铜器铭文多于文首纪日，以天干地支标示具体日期。以"月"为纪月单位、"祀"为纪年单位，均使用数字标示具体月份和年份，置于文末。纪时方式承袭甲骨卜辞，按照"从小到大"的顺序排列纪时单位 。

自东汉光武帝建武三十年开始干支正式用于纪年，它以六十甲子为周期，循环往复，具有很强的规律性和持续性，在中医古籍等领域有广泛应用 。

2.中国古代选官制度的演进

高中教材

秦汉至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官员选拔

西周至春秋的世官制是官位世袭的制度，贵族世代垄断高官。春秋战国时期，尚贤思想兴起，各国为争霸图强，朝 纷纷鼓励举荐有才能的人为官，或依据军功大小授予官职。

秦统一后，官员选拔主要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制度，即向官吏学习律令而为官。汉武帝推行察举制。察举指先考察而后推举，重点考察被举者在乡里的舆论评价和为官能力，然后推荐为官或提拔任用。察举分常科和特科。常科为岁举，有人数规定，有具体标准，如孝廉、茂才等；特科有具体标准但无固定时间，如贤良方正、贤良文学、明经等。察举制为两汉政权选拔了大批人才。此外，积功劳为官和征辟等也是两汉官员选拔制度的重要补充。东汉末年政治与社会秩序大乱，豪强大族控制了地方选人权。220年，魏王曹丕推行九品中正制。在各州、郡设置大中正、中正，由本籍在中央任高官的人担任。中正根据家世、道德和才能评定州、郡士人的资品，分为九等，写出评语，称为“状”。获得资品的士人，由吏部授官。九品中正制将选官权收归中央，加强了中央集权。后来随着门阀士族势力的发展，中正选人只看家世，不看道德才能，逐渐形成“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势族”的局面。

隋唐至两宋时期的官员选拔

南北朝以来，寒门庶族地主势力上升，他们希望打破门阀士族垄断政治的局面，积极要求参政。为适应这一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隋唐统治者将科举制作为官员选拔的新制度。科举以分科考试选拔人才为特点，分为制举和常举。制举是皇帝自设科目考试选人；常举每年举行，科目有秀才、明经、进士等几十种，其中明经和进士两科最受社会重视。考试合格只是取得为官的资格，还需吏部选拔后方可正式任官。两宋科举制度进一步发展完善，“取士不问家世”，科举成为选拔官员的主要途径。

关于选官制度的变化，初中没有过多提及，《中外历史纲要》也没有详细介绍，而是把它放在高二年级《选择性必修一：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中来讲，说明对初中和非历史专业的学生要求并不是很高。

关于秦朝的选官制度，教材的说法是“秦统一后，官员选拔主要是“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制度，即向官员学习律令而为官”。

“以法为教，以律为师”：是秦朝的思想文化统治政策，其核心是强制民众以国家法律为唯一学习内容，以官吏为唯一老师，目的是统一思想、强化法治，消除其他学派思想对统治的影响。而秦朝的选官制度核心是军功爵制，即以军功大小授予爵位和官职，是选拔官吏的具体规则。

军功爵制

秦朝选官制度是中国古代政治制度史上的重要里程碑，它标志着中国从世袭贵族政治向官僚政治的历史性转变。这一制度体系以军功爵制为核心，辅以推荐保举、专业技术选拔、客卿制度等多元选拔方式，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官吏选拔和管理体系。

秦朝选官制度的形成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演变过程。在春秋以前，中国实行的是世卿世禄制，这是一种基于宗法血缘关系的世袭制度。在这种制度下，"贵者恒贵，贱者恒贱"，官职和爵位通过家族血缘关系世代相传，平民几乎没有进入统治阶层的机会。

春秋战国时期，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政治格局的变化，世卿世禄制开始受到冲击。各诸侯国为了在激烈的争霸战争中取胜，纷纷寻求政治改革，其中选官制度的改革成为重要内容。军功爵制应运而生，它以军功大小作为授予爵位和官职的标准，打破了血缘世袭的垄断。

秦国的军功爵制起源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左传》襄公十一年记载："秦庶长鲍、庶长武，帅师伐晋以救郑。" 这表明秦国在春秋时期就已经建立了军功爵制的雏形。进入战国时期，秦国的军功爵制在商鞅变法的推动下得到全面发展和完善。

秦朝军功爵制中，爵位与官职存在着密切的对应关系，但这种关系并非简单的一一对应。根据《商君书・境内》的记载，在秦国的军功爵制中，七大夫以上为高爵，可以为官长、将率，七大夫以下者可以担任小吏。

具体而言，不同爵位对应着不同的官职区间和待遇标准。根据《二年律令・赐律》的规定，爵位与俸禄的对应关系如下：关内侯以上比二千石，卿比千石，五大夫比八百石，公乘比六百石，公大夫、官大夫比五百石，大夫比三百石，不更比有秩，簪袅比斗食，上造、公士比佐史。

值得注意的是，秦朝的爵位与官职经历了一个 "官爵合一到官爵分离" 的演变过程。在商鞅变法初期，爵位本身就具有官职的性质，"爵亦为官" 作为秦军指挥体系。但到了秦始皇时期，开始分离爵位和官职，恢复了专门的军官指挥体系。

这种变化反映了秦朝政治制度的成熟和完善。早期的 "官爵合一" 制度虽然有利于激励军功，但也带来了军事指挥体系的混乱。秦始皇通过分离爵位和官职，既保留了军功爵制的激励作用，又建立了更加专业化的官僚体系。

秦朝选官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多元选拔方式的协调配合。军功爵制虽然是核心，但并非唯一的选官途径。推荐保举制、专业技术官选拔、客卿制度等多种方式相互补充，形成了一个完整的选官体系。

在实际运作中，不同选拔方式有着明确的适用范围和条件。军功爵制主要适用于军事人才的选拔，特别是在战争时期发挥着重要作用。推荐保举制则适用于日常行政官员的选拔，通过现任官吏的推荐来补充官僚队伍。专业技术官选拔针对特定技能要求的职位，保证了政府机构的专业运转。客卿制度则为引进外来人才提供了渠道，特别是在秦国统一六国的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这些不同的选拔方式之间存在着一定的层次关系。军功爵制处于主导地位，它不仅为军事人才提供了晋升通道，也为其他领域的人才选拔提供了参照标准。其他选拔方式则作为补充，满足了政府对不同类型人才的需求。

3.中国古代赋税制度的演变

核心演变逻辑是：从以人丁为主要征税标准，逐步转向以土地/财产为核心；征收形式从实物、劳役为主，逐步转向货币为主；税制不断简化，对民众的人身控制持续松弛。

1. 夏商周：贡赋制

以“井田制”为基础，贵族将井田中的部分土地产出（如粮食）作为“贡”上缴天子，同时平民需为贵族服劳役，本质是“劳役+实物”结合的原始赋税形式。

2. 春秋战国：初税亩（鲁国）与相地而衰征（齐国）

​打破井田制限制，首次按土地实际面积和肥沃程度征税，无论公田、私田均需缴税，标志着赋税开始与土地挂钩，承认了土地私有。

3. 秦汉：编户齐民制度

​政府将百姓编入户籍，按“人丁”和“土地”双重标准征税：既要缴纳粮食（田租），也要缴纳人头税（如汉代的“算赋”“口赋”），同时需服徭役（劳役）和兵役，人身控制严格。

4. 魏晋南北朝：租调制

​与“均田制”配套推行，按“户”征税：每户缴纳定额的粮食（租）和布匹（调），徭役可通过缴纳实物替代（“输庸代役”雏形），仍以人丁和土地为核心，但开始简化征收项目。

5. 唐代：租庸调制→两税法

​租庸调制：在均田制基础上，“租”（粮食）、“庸”（劳役，可缴绢代役）、“调”（布匹）分离，保障了农民生产时间。

两税法（780年）：均田制瓦解后推行，标志税制从“以人丁为本”转向“以财产为本”。核心是按“土地和财产多少”征税，不分户籍、人丁，每年分夏、秋两次征收，可缴实物或货币。

6. 宋代：方田均税法与募役法

方田均税法：丈量土地、划分等级，按土地实际情况征税，解决土地隐匿、赋税不均问题。

​募役法：百姓可缴纳“免役钱”，由政府招募他人服役，彻底将“劳役”货币化，人身控制进一步松弛。

7. 明代：一条鞭法（张居正改革）

​把田赋、徭役、杂税合并为一项，统一按土地面积征收银两（货币化为主），不再区分实物与劳役，税制大幅简化，是“实物税转向货币税”的关键一步。

8. 清代：摊丁入亩（康熙-雍正）

彻底取消人头税（丁税），将丁税总额分摊到田亩中，只按土地多少征税。至此，中国古代赋税完全以土地为核心，对民众的人身控制达到历史最低，极大促进了人口增长。

“银饼”

唐代怀集县百姓所纳庸调折纳的银饼是唐代租庸调制下的特殊赋税实物，现藏于陕西历史博物馆 。

铭文内容：银饼正面刻有铭文5行，内容为“怀集县开十/庸调银十两/专当官令王文乐/典陈友匠高童”。“开十”是“开元十年”的省文，表明这是唐开元十年（722年）广东省怀集县上交的税银。

制作背景：唐代前期实行租庸调制，庸调通常交纳布匹，但在开元、天宝年间，根据《旧唐书·食货志》和《唐六典》记载，“凡金银宝货绫罗之属皆折庸调以造焉”。当时有人把庸调所收的布帛专门折变成金银等“轻货”，然后运输到京城国库，称为“变造”。怀集县所在的岭南道是唐代重要的产银、用银地区，所以当地百姓将庸调布帛折换成白银，冶铸成银饼上缴国库。

租庸调制本身的法定缴纳形式是实物与劳役（或实物代役），货币缴纳仅为特定时期、特定地区的临时变通，并非制度常态。

从核心规则看，“租”（粮食）、“调”（绢布）必须缴实物，“庸”（劳役）仅能折绢帛（仍属实物）代役，制度条文里没有货币缴纳的规定。而怀集县庸调银饼，是开元年间岭南产银区因运输布帛不便，将庸调折成白银上缴的“变造”行为，属于地方根据实际情况的灵活处理，并非全国通行的制度安排，不能代表租庸调本身支持货币代替。

4.中国古代中枢机构的演变

高中教材

三省六部制

魏晋南北朝时期，尚书台改称尚书省，与中书省和门下省形成三省，它们共同辅助决策，行使权力。隋文帝时，中央正式确立了三省六部制。隋唐时期，三省的职权分工明确，又彼此制约。中书省负责草拟皇帝的诏令；门下省负责审核诏令，有不妥者驳回；尚书省负责执行、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工处理各项具体政务。三省长官共议国事，执宰相之职。唐太宗时常给品位较低的官员以宰相名号，扩大任用宰相的范围。宰相议事的地方叫政事堂，后改称中书门下。政事堂的设立，提高了工作效率，三省出现了一体化的趋势。三省六部制的确立和完备，是中国政治制度的重大变革，对比后历朝产生了深远影响。

两汉至明清时期政治制度的演变

汉承秦制，中央行政制度仍为三公九卿制。汉武帝为了加强集权，设立中朝，中央行政中枢的权力逐渐由丞相转移到皇帝亲信手中，从而使外朝丞相的权力大大削弱。西汉晚期，中朝尚书的权力逐渐增大。至东汉，刘秀将尚书台确立为新的行政中枢，三公权力受到削弱。隋唐时期，三省六部制确立，标志着中央行政制度发展到一个新阶段。三省指中书省、门下省和尚书省，是由皇帝直接掌控的中枢。中书省是受命于皇帝的决策机构.门下省是审议封驳朝廷政令的机构，尚书省是执行机构。三省长官中书令、门下侍中、尚书令与尚书仆射并称宰相.分掌宰相职权，他们共同议政的地方叫政事堂。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分工处理各项具体政务。三省六部制体系完整，职责分明，相互制约，可以有效履行封建国家的不同职能。宋朝最高行政长官是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之职。但宋太祖唯恐宰相权力过大，设枢密院掌管军政，三司掌握财政大权，分割宰相的权力。元朝实行中书省总理全国政务的中枢制度。1380年，明太祖废除中书省和宰相，亲理政务、秦汉以来绵延1000多年的宰相制度终结。废宰相后，皇帝选拔一些文官到宫廷的殿阁值守，是为“内阁”。内阁大学士备皇帝顾问，协助皇帝处理各种政务，内阁逐渐成为事实上的行政中枢。清朝雍正帝设立军机处，由军机大臣直接秉承皇帝旨意，处理军国大事。军机处逐渐成为掌管处理全国军政事务的中枢。

关于隋唐时期中枢机构的变化，初中教材没有提及，因为对初中学生来说太难了，但是高中讲述了。

中枢机构的演变：

中枢机构是指一个国家或政权中处于核心决策与最高管理地位的机构体系，负责统筹国家重大事务、制定核心政策，并指挥协调全国行政运作，是国家权力运行的“大脑”和“指挥中心”。它的核心功能是连接最高统治者（如皇帝）与地方/部门，集中处理政治、军事、财政等关键领域的决策与执行，其设置和演变直接反映了国家权力结构（如皇权与相权、中央与地方）的变化，例如唐代三省六部制、清代军机处均是不同时期典型的中枢机构。

1. 秦汉：三公九卿制奠基

秦设丞相（行政）、太尉（军事）、御史大夫（监察）“三公”，统领九卿分管具体事务，确立中央集权中枢框架；汉代通过“内朝（中朝）”分割外朝（三公九卿）权力，开启削弱相权的先河。

2. 魏晋南北朝：三省制萌芽

逐步形成中书省（草拟诏令）、门下省（审核）、尚书省（执行）的分工，将原丞相权力拆分，为隋唐制度铺路。

​3. 隋唐：三省六部制成熟

中书省决策、门下省审议、尚书省（下设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执行，相权一分为三且相互制衡，是古代中枢制度的“标杆”。

​4. 宋：二府三司制分权

中书门下管行政、枢密院掌军事、三司掌财政，将相权的“行政、军事、财政”三权彻底拆分，皇权进一步强化，但机构冗余效率下降。

​5. 元：中书省一省制回潮

废除三省，仅存中书省总揽行政，相权短暂集中（如元末丞相专权），为明初废丞相埋下伏笔。

​6. 明：废丞相与内阁制

明太祖废丞相，六部直对皇帝；明成祖设内阁，初期仅为皇帝咨询机构（票拟建议），后期首辅权力虽扩，但始终无实权，皇权突破相权束缚。

​7. 清：军机处与皇权顶峰

雍正设军机处，成员“跪受笔录”仅执行皇帝诏令，议政王大臣会议、内阁相继失权，中枢机构完全沦为皇权工具，标志古代皇权达到顶峰。

5.隋唐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得以发展的表现

隋唐统一多民族封建国家的发展，核心表现为疆域拓展至空前规模、民族交融深度推进、对边疆治理体系化，形成了“胡汉一家”“四海臣服”的格局，具体可从三方面展开：

一、疆域版图的空前拓展与有效管辖

疆域范围：唐朝鼎盛时期（开元年间），疆域东至朝鲜半岛，西达中亚咸海，北抵贝加尔湖，南至越南中部，是当时世界上疆域最辽阔的国家之一，为多民族共存提供了地理基础。

​边疆治理体系：针对不同民族地区实行差异化管理——在北方、西北少数民族聚居区设都护府（如安西都护府、北庭都护府、安北都护府），直接管辖军事与行政；在南方、西南设羁縻州府（如黑水都督府、渤海都督府），任命当地民族首领为长官，保留其原有习俗，实现“以夷治夷”，既巩固了边疆，又尊重了民族差异。

二、民族交融的深度推进与文化认同增强

政治层面的民族包容：隋唐皇室本身有鲜卑族血统（如唐太宗祖母独孤氏为鲜卑人），对少数民族采取开放政策——少数民族贵族可入朝为官（如突厥人阿史那社尔任左骁卫大将军、吐蕃人禄东赞参与朝政），甚至娶皇室公主（如契丹首领李怀秀娶静乐公主），打破“华夷之辨”的壁垒。

​经济与社会生活的交融：西域的胡商、乐师、舞者大量涌入长安、洛阳，胡饼、葡萄酒、胡旋舞成为流行元素；中原的丝绸、茶叶、铁器与技术（如造纸术）传入边疆，少数民族的马、羊、皮毛、乐器（如琵琶、唢呐）传入中原，形成“胡风盛行”的社会风貌，促进了经济互通与生活方式融合。

​文化认同的凝聚：唐朝的诗歌、艺术中大量体现多民族元素（如李白诗中“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科举制也向少数民族子弟开放，推动中原文化与边疆民族文化的交流，逐步形成以“唐文化”为核心的共同文化认同。

三、民族关系的稳定与外部影响力提升

与周边民族的友好互动：通过“和亲”巩固与少数民族的关系（如唐太宗嫁文成公主入吐蕃，唐中宗嫁金城公主入吐蕃），带去中原的历法、医药、农业技术，促进吐蕃经济文化发展，奠定汉藏友好的基础；与回纥、南诏等民族建立“宗藩关系”，回纥曾出兵助唐朝平定安史之乱，南诏则模仿唐朝制度建立政权。

​国际地位的空前提升：隋唐成为东亚乃至世界的文化与政治中心，周边少数民族政权（如日本、新罗、渤海国）纷纷派遣使者学习唐朝制度（如日本大化改新效仿唐制），唐朝的年号、服饰、科举、法律被广泛借鉴，形成以唐朝为核心的“东亚文化圈”，进一步强化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影响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