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有味是清欢—　忆海拾贝（副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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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1952年7月2９日出生在沈阳市铁西区艳粉街工人住宅区。时值盛夏，暑气熏蒸。父母都是沈阳毛巾厂职工。父亲曹福才具有曹姓人典型的浓眉大眼特证，高大魁梧，孔武有力，是毛巾厂的六级机修钳工。母亲刘振兰是纺织挡车工，小巧精致，眉清目秀，朱唇皓齿，性格温顺，待人真诚。直到年老时仍不失俊姿，一双大大的亮眼睛和总是红润的嘴唇，曾多次引起亲戚、我的朋友们的称赞👍

年轻时的父母

　工厂是８小时三班倒，为抗美援朝的志愿军赶制军用品，忙的不可开交，争分夺秒。父母起早贪黑，匆匆碌碌。除白班外，还经常上夜班，没有节假日休息。我三岁以前，是妈妈抱着我上班，到工厂把我送到托幼室，她急急忙忙换上工作服就奔向车间。

环境和条件使然，自小便造就了我特立独行，不惧担责和与邻融洽，友善和睦的性格。父母上班后，我就一个人在家。收拾被褥，打扫房间。自己热饭自己吃。傍晚还把炕烧热了等父母回家。每次居委会检查卫生，我家都是优秀。有一次，我光顾着玩，没有清理厨房，偏赶上居委会来查卫生。我远远地看到，急忙跑回家，拿把锁把门从外边锁上了。

一九五五年三岁

　

我的表哥刘福纯在抗美援朝战争中受伤后转业回家。在朝鲜战场上，他卧冰爬雪，九死一生，满脸都是炮弹炸的瘢痕，三个月没睁开眼睛。被授予二等功臣。路过沈阳看望我父母时，在沈阳铁西照相馆抱着我合影。他说“你差一点就看不到你哥哥啦！”

一九五六年四岁

１９58年，我父亲得了骨结核，毛巾厂职工医院的许大夫说，这种病最好去千山结核疗养院治疗，只是费用比较贵。毛巾厂领导说：“花多少钱也得治“。我爸拄着双枴，厂里用车送到千山。我当时年纪小，总问妈妈：”爸爸怎么没回来“？妈妈支支吾吾地搪塞我，我不停地问，妈妈只好领我去千山结核疗养院看爸爸。爸爸对我说：“没什么大病，过几天就回去啦！”我抱着爸爸的脖子哭了好半天。在妈妈的劝说和拉扯下，才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病房。

我妈妈白天上班，工厂幼儿园说我超龄了不要我。于是，就没人管束我了。我整天在外边无拘无束，自由自在地玩。跳皮筋，踢毽，打口袋，捉迷藏，跳房子，推铁圈、打扑克……。

　　我那时有个好朋友叫王丫，她比我大三岁。是先天聋哑人，但她很聪明，长的细皮嫩肉，手指长而灵活，能编出好多种花样。她还会画画，花鸟鱼虫，活灵活现的。她家里条件也比较好，上边有两个哥哥，全家都宠着她一人。而她一旦犯病时就控制不住情绪，见谁打谁。却唯独不打我，还和我玩，她打人时还听我劝，我能使她平静下来。每遇她犯病时，她妈妈就对她哥哥喊：“赶快去找文英！”这可能是我和她的缘分吧！也可能是我懂得她的内心吧！我当时确实是情真意切地心疼她，可怜她，抚慰她。听不见又不会说话，若放在我身上，非把我憋死不可！附近的孩子们都躲着她，谁都不和她玩。我却主动亲近她，一起踢毽，跳房子。用手比比划划，彼此也都明白是什么意思。有一天，我俩正在踢毽子，过来两个男孩扬手抢去了毽子。还嘻嘻哈哈地说笑：“哑巴，哑巴！你喊‘我要毽子’，我就还给你！“　一时我的怒火顿生，顺手在鸡架旁捡起一根两尺多长木棒，直奔这两个小子冲去，还大声呼喊：”你还我毽子！她不是哑巴“！比我高半头的王丫看我上去了，知道他们说的不是好话，也忿忿然地捡起一块半截砖头，“呜呜啊啊”地喊着冲了过去。顿时把这两个小子惊呆了，扔下毽子掉头便狂跑。

后来每每想起小时候的事，总浮现出王丫可爱的样子。我一直很同情聋哑人和残疾人，爱惜小动物。同时我也悟出了：再强横的，也怕不要命的。　　　　　　　　　　　　　　　　　　　　我父母有一对好朋友夫妇。男的是毛巾厂的干部，女的是商店的营业员。他俩都很喜欢我，认我作他们的干女儿，让我叫他俩刘爹、刘妈。他家老少三辈住一起，热热闹闹，星期天我也常去她家玩扑克。他俩有一个三岁男孩，叫小红。有一年春节期间，突患感冒，鼻涕流涟不止，哭声哀哀不停，给他喂药他却不肯吃。怎么办呢？，全家急得团团转。相持约十分钟，他爸决定全家齐上手，按胳膊、按大腿，乘孩子张嘴哭时，强行往嘴里灌药。药是灌进去了，可不大一会儿，孩子不哭也不喘气了，全家人这时才傻眼了，捶胸顿足，嚎啕大哭地追悔不及。

我站在一旁目睹了整个过程，奈何我当时年仅五岁，既无知识又不知如何操作，惟有伤心落泪而已。后来我仔细琢磨，肯定是把药呛到气管里了。这个血的教训，我铭记终身。在我六十多岁时，有一次去浑南某餐馆吃饭，刚到门前见两位老人正抱着一个四～五岁的男孩，又是捶背又是用手伸进孩子嘴里扣。我急忙叫我丈夫上前，抓住孩子的两条腿，倒提起来，我过去用手捶背。不到一分钟，从孩子的嘴里吐出一块软糖，憋的又青又紫的脸也缓缓地恢复了正常。老伴对我说“你还挺有经验呀”！对方千恩万谢，我说，举手之劳，应该做的，不用谢！

儿时，特喜欢白化石，用它可以在地上画出跳房子的方格，跳皮筋的位置，踢毽的数字，在课桌上与同座的界限等。得到一块小化石都如获至宝，尽量省着用。听年龄稍大的邻居说，把白石头籽埋在地下深处一个月，就能变成白色的化石。我和小伙伴们商量，去哪里捡到白石头籽呢？有人提议，我家后面就是火车道，铁轨下面就铺着白碎石头籽。于是，大家就去火车铁轨下捡碎白石籽。回家后，我先用水浸泡，再用抹布擦干净。在靠窗台的地面下挖个一尺多深的坑，仔仔细细地放进去并埋好。隔三差五我还挖出来看看变没变，后几次我觉得好像有点变了。那位邻居又说，不到时间不能拿出来看，还要浇水养护它。之后我又捡了更多的白石籽，正在埋时，被我妈发现了。她问我从哪弄来的？我原原本本地告诉她了。从不发火的妈妈第一次怒不可遏，她让我跪下，并用条帚嘎哒使劲打我。

“你胆子可真大，敢去铁道捡石子！火车开的那么快，能把你帼到铁轨下，压死了，你就看不见妈了！”我流着泪把妈妈的话牢牢记在心里。（长大后学了物理课，更知道妈妈说的对：速度与压力成反比。课堂上，老师拿两页白纸对着中间的缝隙使劲吹，两页纸就互相靠拢了。）这是我平生唯一的一次挨打，而且确实把我打疼了，从此，再没去过铁道捡白石籽。那些已埋在地下的白石籽，过了一个月，两个月，······，甚至更长的时间，挖出来还是老样子，一点也没变。我逐渐明白了道听途说，片面之词不可信。正如赵本山说的那句小品台词”别信广告，信疗效“。

一九五九年七岁

　１９59年我七岁时，妈妈送我到铁西区艳粉小学上学。班主任刘颖老师，她梳着两条大辨，穿着蓝灰带条的背带裤子。脸上有浅浅的几个麻子，开口就笑。我特别喜欢她。她经常邀请我们同学去她家玩。有一次家长会她对我妈说，＂孩子头发这么好，怎么不给她留辫呢？＂后来妈妈就给我疏小辫了。那时上学放学都没有亲人接送，我和同学们一起走，一起玩，蹦蹦跳跳，嘻嘻哈哈，无拘无束。

　　我是班里的生活委员，又是课后学习小组长。班里有两个调皮的男孩，一个是王俊，学习挺好，另一个是王斌，不认真学习。刘老师有意把他俩分到和我一组，我既管束又关心他俩。王俊耍小聪明，他写完作业，就拿一条细铁丝捅捅这个，碰碰那个。我劝他他不听，只好陪他到院子里玩，别影响其他同学。他跑的快，一头撞上了蜘蛛网，一只大蜘蛛掉在他脸上，他”妈呀“一声跌倒在地，又哭又叫。我把他的细铁丝弯过来一，挑着蜘蛛扔在地上。他还抱着头坐地上哭，我说“起来吧，没事啦！”他还不起来，我对他说“你就这点能耐啊？”顺势把他拉起来。从此他就服我了。王斌不爱写作业，气急了我还推搡过他。有一天下午，电闪雷鸣，风狂雨骤，王斌没来学习组。我拿起家里的一把破旧雨伞，冲了出去。到他门口时，他和他妈都感动了。看我全身都被雨水淋透了，他妈给他一件破雨衣，我俩顶雨回到了学习组。一来二去我们三人倒成了好朋友，他俩按时写作业，还受到了老师表扬。我是二年级上学期第一批加入少先队的，在铁西区工人俱乐部举行了全区的新队员入队仪式，系上红领巾还宣了誓，会后还看了电影《红孩子》。

左起：后排：曹文英、杜平；前排：张慧、马秀元入队合影

沈阳艳粉小学二年级

　　

　　１９62年我十岁时。由于大跃进使大批农民进城，致使城乡人口比例失调。党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城市大幅度精简人口。父母想，与其在城里挨饿，还不如回乡种地，况且农村老家还有房子有亲戚。

　　回到农村——北镇县青堆子公社陆家大队。家里的老房子早在１９５８年就归集体办大食堂了。此时大食堂已黄了两年多，正好物归原主。我进屋一看，黑黢黢的，破烂不堪，蛛网密布。好像被火燎过似的，墙上歪歪扭扭写着“社会主义好”！下面是一群男女伸胳膊踢腿狂欢的画面，像人像鬼又像兽，冷丁一看，吓了我一跳。

　　晚上，屋里没有电灯。小北风从残破的墙缝和窗户吹进来，发出凄厉的尖叫，伴着偶尔传来的狗叫声，吓得我扑在了妈妈的怀里啜泣。妈妈找个小碗，从亲戚家要了点煤油，放进手拈的线绳，用火柴点着。漫长的岁月，无数个夜晚，都是这盏黄豆粒般的煤油灯陪伴我看书学习，两个鼻孔都熏黑了。我的心情苦闷至极，曾多次偷偷流眼泪。但是，我从来没对任何人说过。面对城乡的巨大差距，我幼小的心灵种下了必须回城的的种子！

一九六二年十岁

我插班到陆家小学二年级，班主任是齐贵珠老师。初到陌生的环境，我茫然而拘谨。下课后，第一个跑到我面前是陆秀君同学，她自我介绍几句就拉起我的手，欢快地跑出了教室。从此后，我们俩就成了亲密无间，形影不离的好伙伴。是她教会了许多农村的常识。她告诉我：哪个老师厉害，哪个老师和善，哪个小子淘气，哪个女生爱传闲话。我有浓重的沈阳口音，这常常成了同学们讥笑我的噱头。每当有调皮的男生学我的声调取笑我，总是陆秀君挺身而出护着我。

我们班有个所谓的“大王”叫刘永生，外号“生瓜头＂，经常欺负女同学。自习时他坐在我的后排，因为我是新来的，他看我的小辫好玩，就用手拽我的小辫子。开始我没吱声，只是回头用眼睛瞪了瞪他。他觉得我老实好欺负，就使劲拽。这可把我惹急了，我猛然站上椅子，拿起我的木制文具盒，转身照他脑袋”咣咣咣“砸了四五下。把他给砸蒙了，文具盒都砸裂了，他半天没有反映，头上砸出好几个包却没敢吱一声。后来，听同学们说，“这个沈阳来的丫头太厉害了，把”生瓜头“砸成”熟瓜头“了“！陆秀君则对我说：“你打的好！“生瓜头”后来碰到你就躲开走，说你敢下狠手”。从此再没人敢欺负我了。

２０２３年我去陆家村老姨家办事，碰到了刘永生，他问：“文英，你还认识我吗？”　已经四十年没有见面了。我说：“想不起来了！他说，“我提一外号‘生瓜头’，你准能想起来！”我开怀大笑😄，拍拍他的肩说：“太亲切了，咱俩还打过仗呢！”。

他不好意思地说：“前些年，你们搞《回忆录》首发式，我也去了。看着你指挥这个，吆喝那个，好威风啊！我挤到你面前想要一本，你也没认出我，我也没好意思开口。”

我说：“你提‘生瓜头’啊，我就想起你了。”

他说：“其实你妈也和我家有亲戚，都是姓刘的。你老姨是我的亲表姑，她经常去沈阳她儿子广顺家，你们来往密切，每次她从沈阳回村就张口闭口地夸你。我觉得你回城后，咱俩的差距越来越大了，不好意思高攀“。

“都老同学了，什么高攀不高攀。你以后有事就直接找我，不用客气。”我谦和地对他说。

我三年级时有一次王老师教音乐课，课后延长了几分钟。我的邻居万素芬放学时总是与我一起走，这天她扒在教室的外窗台，急的向我使眼色。我用两手分别挤着两边的眼角，再指一指前面的老师。意思是说：长着咪咪眼的王老师还没下课！

　　从四海屯调来的肖俊华老师是我班的班主任。他五十多岁， 对学生特别有爱心。他高度近视，戴着厚厚的眼镜片。从学校到我们陆家前街要过一个小河沟，只有在夏天雨水多时才有流水，村民们在上面搭上木板做桥。肖老师不放心，放学后总要把我们送过小桥他才返回学校。有一天他已经把我们送过小桥了，一个调皮的男生高声喊“有人掉水里啦！”肖老师急忙返回，戴着高度近视镜，弯着腰低着头往水沟里四处寻找“谁掉水里了？”颤颤巍巍地重复着“谁掉水里了？”同学们看他的样子都憋不住笑。我气愤不过，对肖老师说：“他们糊弄你呢，谁也没掉水里！”肖老师也没生气，只是笑了笑说“没掉就好，没掉就好。＂

后排：左起：陆秀君、譚英华、曹文英

陆家小学三年级

陆秀君的哥哥娶的媳妇孙秀英是小黑沟村人，那里遍布着盐碱地，家家吃了上顿没下顿。她嫂子的弟妹患癌死了，扔下两个孩子。老大男孩刚满三岁；女孩八个月才会爬，饿的皮包骨，竟爬到猫碗去抓食吃，她父亲下地干活顾不了她。孙秀英回娘家时看她可怜就抱回家里。陆秀君喜欢的不得了，先喂米汤，又用温水给她洗澡。而她妈横竖不让留下。陆秀君找到我，流着泪一五一十地述说女婴的不幸。她的真挚善良深深感染了我。我俩一溜烟跑去把孩子抱到了我家。那时我爸已被调回了沈阳毛巾厂，每个月都能寄钱回来。善良的妈妈见我俩执意要养这个女婴，笑着说，“你们两个姑娘会养活这个孩子吗？还是我来养吧！”。在我和我妈的精心照料下，孩子渐渐恢复了健康。

三个月后，我妈的侄儿，我的表哥刘福纯来家串门。他一见这个孩子，喜欢的不得了。隔几天就来一次，给孩子买很多好东西。他在朝鲜战场被炮弹炸的满脸弹痕，还留下了内伤，结婚后一直不能生育。他苦苦哀求我妈，要把孩子抱走。我妈说，“我说了不算，你去求文英和陆秀君”。表哥急忙找到我俩，好说歹说地哀求。我俩交换一下眼色说“给你一个月时间，到时我俩去赵屯公社你家里检查，如果孩子越来越好，就归你，如果孩子瘦了，我俩就抱回来”。后来我俩去了三次他家，看他们夫妇给孩子买最好吃的东西，穿最好看的衣服，如亲生的一般。现在这个女孩已五十多岁，早已成家了，生活幸福安逸。六年前，刘福纯表哥去世时，我去他家，才知道表哥晚年患病卧床的四年间，都是她和她女儿精心照料的。

我对她说，“你差一点就成我妹妹了，我没有这个命啊“。

她笑着说：“我爸总给我讲小时候的事儿，你和秀君妈都是好人，是你们救了我！爸妈待我特别的好，我这辈子知足了”。

果然是个有良心，知感恩的人。

王学义同学的父亲外号：“王大嘴”，住在村东头，离我家也不远。每年冬天他蹦“爆米花”时，我就拿一个装玉米粒的小袋和一个小面袋，去他家院里站排。站排的人挺多的，还总有大人在前面“夹塞”，我俩越排越远了，真气人，不排了。我和陆秀君转身跑到围着的布帐蓬后面，等“砰”的一声响，趁着烟雾还没散，从布篷下边伸手抓几把，揣在兜里。“爆米花”是我儿时的美妙记忆，现在偶尔想起来，仍意犹未尽。还会开车到郊区买些回来吃。老伴经常告戒我＂不能总吃爆米花，其中含铅是重金属，影响身体健康”。

细细想来，那时真是太苦了。家家都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穷困潦倒，家徒四壁。我家相对还好一些，我爸回城是六级钳工，每月除他喝点酒，还能寄些钱给我娘俩。

秋天，各生产队都赶马车去地里往场院运玉米，高粱，和裹着黄豆的角荚等，许多老人，妇女和小孩去捡掉在地上的粮食。有时就是上去抢，都是亲戚里道的，赶车的看见也不管。特别是黄豆荚，回家剥出黄豆可换大豆腐吃。

一个濛濛细雨的拂晓，对面屋表婶喊我去捡豆。我迷迷糊糊地跟她去了。同去的还有我的一个表姑，三人趁着天还没亮，拿着镰刀。过了南大坝，也没有看到拉豆子的车，我说回去吧？她俩说，都走了这么远，不能白来啊！看到一片高粱割倒了，顺手用镰刀割下三穗高粱头。这时，听见有喊声，护秋队把我们包围了。然后带到“荒地村”三间房。说要罚几百斤高粱，她俩一听都害怕了。我那时才１１岁不知道害怕，屋里桌上有小人书，我顺手拿过一本翻阅起来。中午吃的是大米饭，还挺香的。我妈来了，就听一个管事的人说，“你怎么来了？”，我妈说：“那小孩是我女儿，她们怎么跑你们这里捡豆子？十多里地远啊。”他说：“俺们荒地村被人偷了一大片高粱，气死人了！今早正好碰上她们”。我妈说：“你看她们像偷东西的吗？你们罚多少都行，我把人先领回去。”就这样我们仨人都回家了。回来才知道，此人是大队书记，姓邓，是我妈的表姐夫。

远去的农村教室

１９6３年全国四清运动像点火的炮仗，平地一声雷，把陆家大队也裹挟进去。公社派的四清工作组天天组织开会学习，批斗村干部和四类份子。除了孩子，全体村民都得去。妈妈小时候没有裹脚走路还好，可怜那些小脚老太太，不管刮风下雨，月黑风高，都得扭扭晃晃地去小队部听读报纸。

妈妈回家，我迫不及待地问什么是四清？都讲了什么？妈妈说：”我也听不懂呵，就记住两句：什么”脱裤子割尾巴“！什么”洗澡下楼“！让社员帮干部”搓背，越疼越好“。此后我就有点惊悚，联想到，凡是带尾巴的动物大多都是能咬人的。又一想，割尾巴那得多疼啊，出多少血啊！后来，我就总躲着干部，不知他们割没割尾巴？，晚上咬不咬小孩？

但是不久后又说这是”前十条“，都搞错了。紧接着又公布了”后十条“。半年后，又公布了”二十三条“。工作组说：以前的都错了，二十三条才是毛主席亲自制定的。我当时是个孩子，我家又不是”黑五类“。但是我看到，有些人平时老实腼腆，在四清中却面目狰狞，按前十条“批干部疾言厉色，毫不留情。”后十条“下来后，他们又瘪茄子了，偃旗息鼓，灰溜溜的。等”二十三条“下来后又像打了鸡血似的，一蹦三丈高，又成了四清积极份子。直指有恩于他的大队干部没有认真“割尾巴”，是“四不清”干部，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看在眼里，恨在心里：做人怎么能这样变来变去，忘恩负义呢？记起了我二爷对我妈说的话”养人还不如养条狗，它绝不会咬你”。

这时正是我价值观，人生观开始形成，即将迈上社会，学习到的第一堂课啊！

长大后才知道，前四清是清账目、清仓库、清财务、清工分，还是人民内部矛盾。后四清是清经济、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就是敌我矛盾了。随之而来的就是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

我家前后院子比较大。我妈妈身体廋弱，种地的活便落到了我叔叔曹福长和我的身上。我叔叔比我爸小一轮，比我仅大九岁。本来在沈阳时，我妈逼他念了技工学校，毕业进入了沈阳液压件厂。但他与我父母在一起生活惯了，１９６２年也跟着返乡了。

１９６４年部队招兵，他觉得农村没意思，自愿报名参军了。因为他读过技校，懂技术，又挺聪明。部队领导挺喜欢他，培养他到上海工厂又学习了一年的企业管理。准备提干时，到农村调查档案得知，他五个姑姑有四个嫁给了地主，只有一个（他四姑）嫁给了公社贫下中农协会主席。我妈说“他那个贫协主席是怎么来的？我只告诉你，别对外人说。他四姑父年轻时爱耍钱，嗜赌成性，把家里的土地和房子都输光了，正张罗卖媳妇时，１９４８年１２月解放了。他一贫如洗，连住的地方都没有。土改工作队就让他当了农会主席，还住进了地主家的大瓦房”。

我叔叔参军走后，前后院子的活就全都落在我的肩上了。种蔬菜种粮食在亲属的帮助下，还不算太累。要命的是陆家大队夏天雨多了就涝，春秋两季就旱。每家必备一个大水缸，要去５００米外的一处“洋井”，自己压水并挑水。我在挑水时，只能挑半小桶，有时水桶还拖着地。扁担两端的挂钩还要缠两圈。冬天洋井冻冰了，还需带瓶热水把冰化开。

我叔叔从部队转业，被分配到锦州真空仪器厂。我妈托人介绍了赵屯的姑娘姚红霞。我很喜欢她，长的苗条挺拔，风姿绰约，一双丹凤眼楚楚动人，她是大队干部，又当过学校教师，温文尔雅，知书达理。我怀着愉快的心情写信向我叔尽详细地描述了她，两人见面后互相都很满意。结婚是我妈给操办的，他们夫妻对我父母一直怀有深厚的感情。

叔叔：曹福常（通化二炮部队）

　 我有个表哥刘福阳，刚满周岁时得了腮腺炎，脖子肿得又红又粗，高烧不退。她妈说：”看样子这孩子活不了，也没钱给他治“。我妈说：”这不还喘气呢？这可是咱老刘家人呀，不能眼怔怔看他死啊”！说着就把他抱回了自己家。冬天房檐下挂着许多冰溜子，孩子们把掉到地上的冰溜子砸碎用牙咬着吃。福阳哥从炕里爬过来也想要，他刚会冒话“嘎嘣”！“嘎嘣”！向我妈伸着小手，我妈把冰溜子洗干净砸碎递给他。他“嘎嘣”“嘎嘣”地吃了三，四天。奇迹竟然发生了，脖子消肿了，体温也正常了。

　　他２６岁时还是单身，在农村已是大龄了。因为他家穷，没人给他介绍对象的。我妈看着心里着急，多方托人介绍了家住小黑沟的年仅十七岁的刘素霞。结婚也是我妈张罗的。我和刘翠云老姐把她从小黑沟接过来的。我妈爱操心，乐于助人，我也有她的遗传。我父亲晚年患脑血栓卧病在床，刘素霞多次来沈阳陪伴我妈，侍候我爸，使我非常感动。

表哥刘福阳、和表嫂刘素霞

　　１９ 65年，我小学毕业。我们班20多名学生，去青堆子五中考试。只有郭庆瀛和我等5人考上了。我妈挺高兴，说她小时候家里穷，不让女孩子读书，上班后吃过没有文化的苦，她非让我读书不可。

　　１９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迅速从城市漫延到农村。学校开始“破四旧、斗老师“，青堆子五中也停课了。

１９６７年，毛主席发出” 复课闹革命“的最高指示，我又回到陆家小学复读一段时间。主要是读报纸、写毛笔字，给老师写大字报。我觉得各位老师都挺好的，没什么可写的，就写了一张批判“三家村邓拓吴晗廖沫沙“的大字报。

１９ 6８年初，前陆、后陆和四海三个大队领导反复协商：不能再让自己村的孩子们去外地念书，决定筹建陆家中学。

一九六五年十三岁

我们从小学直接升入中学。教语文课的陶维中老师表扬我说，作文中介词用的好，推荐我当上了语文课代表。教几何的王凤林老师表扬我作业工整。我之所以能记住这两位老师，可见对青少年的鼓励表扬是何等重要啊！

　　不久学校建立了红卫兵团。团长：温德玉，郭庆瀛。委员霍勇顺、陆生勇和我。我负责组织工作和发展红卫兵。

学校还成立了毛泽东思想文艺宣传队。

学校东山墙抹出一块平整的宽３米、高１米的水泥面，涂上黑漆就成了学校的黑板报。我负责组稿和用粉笔写字，一星期换一期。

虽然中学是从基础学起，但学的不系统，特别是物理、化学没有实验室，上课也不做实验。就凭陆生才老师在讲台上口若悬河地讲，我们学生似懂非懂，但没弄明白其中是怎么回事？如焦耳楞次定律、碱金属的逆变反应等。基础课不牢固，后来上中专、上大学、学投影几何、机械原理和机械设计就越来越吃力了。工作中也屡屡受挫，比如计算往复式气体压缩机的热效应与冷却的平衡；以容积、压力与温度的守恒关系，从已知参数推导出另两个数据等。都曾使我一筹莫展。从头再学吧，一是不甘心，二是没有学习环境；不学吧，遇到困难就得向别人请教，请教也是照猫画虎。这成了我的终生遗憾！我不怨陆生才老师，我恨得是文化大革命，破坏了正常的系统的学习程序！后来，我明白了一个道理——系统性是学习必须遵循的规律！打牢基础才能一步一步地向上攀登。

前排：左起：温德玉、曹文英；后排：譚英华、谭影、石素珍。

好朋友毕业留影

陆家中学首届毕业生合影（前排左二是我）

一九七零年八月

　　这几年，抚顺市颇有声望的二中的下乡知识青年、锦州盘锦营口沟棒子等地的返乡知识青年和携家带口的“五七”战士陆续都来到了陆家大队。他们给农村注入了新鲜血液，给我们带来了各行各业的百科知识。我记的，沈阳中捷厂的崔工程师因说了一句“苏联的机械设备没有美国的好用“。反右时被打成了右派，下放到陆家。陆家可借劲了，凡电机、水泵、电井等出了毛病，众人都束手无策，请他来三下五除二，不一会儿就修好了，留他吃顿饭都不肯。以陆家为中心，半径５０公里的各村各寨 知道后，机械电气有问题都来请他，他从不拒绝。多么好的人啊！为什么天天早晚两次站在大队部的毛主席画像前请罪？那时我已是大队的广播员 ，每天早起到大队部，都带块馒头或大饼子，偷偷塞进他兜里。有时若被闲人看见，我就板起脸训他“认真请罪，别心不在焉！”他不敢看我，只是微微翕动着嘴唇，眼里含着泪花，不住地点头、、、、、、。

　　我毕业后就下地干活，育苗、插秧、拔草、铲地等什么活都干过，我不惧吃苦受累。在乍暖还寒的春季，我光脚站在水田里插秧，蚂蝗叮在腿上，吸出了血，我就用手使劲儿打；在骄阳似火的三伏天，我汗流浃背地弯腰铲地。玉米叶子或高粱叶子上的毛刺，把我两个胳膊刮的都是血印子，汗水流过，钻心地疼。

　　我积极要求进步，踊跃参加各类活动。在冬季生产队打农业翻身仗。天蒙蒙亮我就起床，拿着铁锹，和社员一起去挖粪沤肥。还往大队写通讯报道好人好事。 生产队晚上还要组织学习，每天我都抢着去读报纸和《红旗》杂志。累了一天，人困马乏，许多人都坐在队部的热炕上呼呼沉睡了，虽然大队党支部书记李印海不时地捅捅这个，拍拍那个“都精神点，别睡了！”不睡了就用报纸卷烟抽。其中有一种叫“蛤蟆癞”的烟气最呛人。虽然，在烟雾缭绕中，把我辣的直流泪，但依然声音洪亮，抑扬顿挫地读着，受到了领导和社员们的好评和赞赏。当时我正积极申请加入共青团，我知道要入党必须先入团。

一九七一年十九岁

１９71年冬季，遇到第一个转变命运的机会，陆家大队广播站播音员另有安排，大队电工陆春宝二哥得到消息，便急忙告诉了我。我找到大队副书记刘福昌，他想了想说，盯着这个位置的人太多了，你争取一下吧！ 我平时在队部读报纸的发声水平和音律标准，几乎是人所共知，党支部研究后选中了我。

到大队后，晚间我和抚顺下乡知青、通讯报道员佟晶住在大队广播站。那时总是到处借书看，求知的愿望如饥似渴。先后读了《林海雪原》；《平原枪声》；《红岩》；高尔基的《海燕》；马雅科夫斯基的长诗《列宁》；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和法捷耶夫的《青年近卫军》等。我被书中人物杨子荣、马英、江姐、柯舍沃伊、特别是保尔·柯察金的激情澎湃的革命精神感动的热血沸腾。他的那句“当你回首往事时，不会因为碌碌无为，虚度年华而悔恨·········”一直成了我的坐右铭。退休后我与我丈夫到莫斯科旅游，参观了“新圣女公墓”才知道什么高尔基！马雅科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法捷耶夫等等都是假的！骗人的！他们四位的墓碑上写的清清楚楚，都在斯大林逼迫下自杀身亡的。

　这样，当了一段播音员。由于起早贪黑，废寝忘食地专心工作，平时不多言多语，不传领导开会的消息。近水楼台先得月。前妇女主任调走后我成了自然人选。被提拔担任了大队妇女主任，同时兼任大队团委书记和民兵连连长。

　　这时，我懂得了很多，开始要求政治进步，积极要求入党。把入党看作生命中的最重要的大事。积极写申请，定期像党组织汇报思想。 那时有大量工作做，大队只有六个领导干部脱产。是在大队记工分的。前陆大队8个生产队，到年底我和他们一样，生产队长评分，除了书记，我们五名平4300分。我和我妈的口粮没有问题。自己可以自食其力。也有些自信了。

锦州市组织青年干部参观辽沈战役纪念馆

一九七二年二十岁

北镇县妇女三级干部会议

　　一九七二年 三月八日（前二排：左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