辨析肇华宗长《为何谢氏家谱都定炎帝系申伯为始祖而不涉黄帝系》一文

谢家宝树文化

　　【道扬按】肇华宗长2010年3月《为何谢氏家谱都定炎帝系申伯为始祖而不涉黄帝系》一文在谢氏影响之深是不言而喻的。粤东两陆谢氏文化研究会会长谢燕、福建省谢氏委员会顾问谢金陵、湖北谢氏组织创始人谢松华（祖籍南阳东谢营）、益阳师专写作教师 / 益阳日报社高级编辑谢国芳、《谢氏吉陵房族谱》第六次编谱委员会主席谢远明（长啸）、灵运公六十三世孙 / 海南谢欣坡海南谢欣坡、华夏谢氏广东分会长谢汉清、广西谢氏首任会长谢继铭等谢家老一辈学者都有著文探讨。2016年道扬亦深入学习《三说》，并撰写《谢氏源流辨析——读〈三说谢氏为炎帝裔而非黄帝后〉有感》。以上这些文稿均已在三峡电子音像出版社出版的《谢氏渊源略考》刊载。今得谢青粤先生深入剖析《为何谢氏家谱都定炎帝系申伯为始祖而不涉黄帝系》一文，揭示该文赖以立论的“国灭氏亡”与“赐姓命氏”两大支柱，连同诸多细节论证，均存在对历史复杂性的人为简化、对不利证据的选择性忽视和难以自圆其说的逻辑矛盾。历史的真相远比一个非此即彼的线性模型要复杂、模糊且充满混融性。因此，最终得出的结论或许是：申伯，并非西周制度意义上经由“赐姓命氏”而诞生的谢姓始祖，而是后世在门阀政治、谱牒之学、文学想象与宗族文化实践的合力下，精心选择、层累塑造并最终被普遍接纳的“文化共祖”。现分享给谢氏宗亲，正本可期，清源有望。

《为何谢氏家谱都定炎帝系申伯为始祖而不涉黄帝系》之深度赏析与历史辨析

谢青粤 谢清源

谢肇华先生的《为何谢氏家谱都定炎帝系申伯为始祖而不涉黄帝系》一文（以下简称《谢文》），是谢氏宗亲内部试图以学术考据回应源流争议的自觉努力与系统性尝试。面对《世本》明确记载的“谢，任姓，黄帝之后”与后世家谱普遍尊奉炎帝系申伯为始祖之间的巨大矛盾，《谢文》构建了一套以先秦姓氏制度为核心的解释体系。其论证主要依托两大支柱：一是 “国灭氏亡”理论，用以切断黄帝系“旧谢”的传承；二是 “赐姓命氏”制度，用以确立申伯作为“新谢”始祖的合法性。本文旨在深度赏析该文的论证逻辑与贡献，并通过对其核心论点及内在逻辑的全面辨析，揭示历史叙事在学术考据与宗族认同之间的复杂交织，进而探索谢氏始祖传说背后的文化建构本质。

一、 《谢文》之贡献：系统化尝试与“新旧谢”模型的建立

在进入具体辨析之前，必须肯定谢肇华先生文章的显著价值。它并非简单的族源辩护，而是一次系统的学术化尝试。

1、引入制度史视野

《谢文》成功地将先秦史研究中关于姓氏制度的学界共识引入宗亲内部的讨论。它摆脱了单纯的血脉追溯，转而从社会制度、政治等级的角度审视姓氏的获得与丧失，为问题提供了更具历史纵深感的解释框架。

2、提出“新旧谢”二元模型

这是《谢文》最具创造性的理论贡献。面对无法调和的文献矛盾，他提出了“黄帝系旧谢”与“炎帝系新谢”的断裂-重建模型。该模型承认古代谢国的存在，但通过“失姓”论将其处理为与后世无关的“前史”；同时，通过“得氏”论将申伯塑造为当今所有谢氏成员可追溯的制度性起点。这一模型逻辑清晰，有效地在理论上“解决”了谱系溯源上的困境。

3、调和文献与传统的张力

《谢文》没有回避《世本》的记载，而是试图通过历史阶段的划分来包容并解释这一矛盾。这种处理方式，既体现了对早期文献的尊重，又维护了家族千年传承的权威性，展现了在学术与宗族情感之间寻求平衡的努力。

二、 核心论点辨析之一：“国灭氏亡”——被绝对化的理论与被遮蔽的历史韧性

《谢文》立论的首要前提，是断言黄帝系的任姓谢国在西周被征服后，其民“失国失姓”，宗法传承彻底断绝。这一“断裂论”是整个“新旧谢”模型的基石，但其历史真实性值得深究。

1、对西周政治策略的简化叙述

《谢文》的论述基于一个刚性原则：政治实体的灭亡必然导致其氏族标识的彻底湮灭。它着重强调了西周“庶民无姓”的制度特征，却选择性忽略了周初政治实践中更为普遍和重要的“存灭继绝”策略。

周王朝为构建其“天命所归”的合法性，并安抚庞大的被征服族群，素有“兴灭国，继绝世”的传统。《礼记·乐记》载：“武王克殷，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史记·周本纪》亦有类似记载。对于夏、商等前代王族，周人亦分封杞、宋以承其祀。这种策略的核心，在于通过保留被征服者的宗庙祭祀，将其整合进新的统治秩序，而非进行文化上的彻底清除。因此，对于一个并非罪大恶极的任姓谢国，周室更可能采取的策略是“因是谢人”——即承认并利用其原有的社会组织与地域标识，将其整体纳入周的封建体系，而非将其彻底打为“无姓无氏”、历史记忆完全空白的社会底层。

2、金文与文献中的反证：氏族标识的延续

大量证据表明，“国灭”与“氏亡”绝非必然的因果关系，氏族的名称作为血缘与地缘的标识，往往展现出强大的历史韧性。

（1）微子启封宋：作为敌对的殷商王族核心成员，微子启降周后受封于宋，殷商“子”姓王族及其祭祀体系得以完整保留。

（2）蔡仲复封：参与叛乱的蔡叔被诛，管蔡之国被废，但其子蔡仲因“率德驯善”被周公重新举用，复封于蔡，再续蔡氏。

（3）金文证据：柞伯鼎铭文记载了灭邘国之事，但后来的“邘王壶”等春秋铜器证明，邘氏的贵族后裔依然存在，并继续以“邘”作为其身份标识。

这些案例强有力地表明，黄帝系的“谢人”在被周人征服后，其作为一个人群共同体的血脉与集体记忆，完全可能以被统治族群的身份在谢地延续。他们的“谢”之标识，或许在政治上暂时沉寂，但在文化上并未消失，并极有可能在春秋战国姓氏制度大变革时期，重新成为这部分人群的姓氏选择。《谢文》为了给“新谢”的诞生清空历史舞台，对这段“存灭继绝”的广阔背景与大量反证采取了系统性忽视，其“国灭氏亡”的前提因而显得片面和武断。

三、 核心论点辨析之二：“赐姓命氏”——被误读的制度与被悬置的程序

《谢文》的第二大支柱，是援引西周“赐姓命氏”制度，断言申伯受封谢地后即自然获命“谢氏”，从而成为新谢氏的得姓始祖。此说在对制度的理解与史实的认定上，存在双重误判。

1、“赐姓”制度的对象误植

《谢文》模糊地使用“赐姓命氏”这一整体概念，造成了根本性的误解。西周的“赐姓”（如其确曾作为一种制度化实践），其对象严格限定于有政治联盟价值的异姓部族。如《国语·周语下》所载，虞、夏、商之后被“赐姓曰姒”、“赐姓曰姜”。其本质是周天子授予这些异姓部族一种法律地位，确认其祭祀权，并赋予其与周室通婚的政治资格。这是一种政治联盟的仪式。

申伯本人即为“四岳之后，姜姓”，是周宣王的舅父。周宣王绝无可能、也无需对自己同姓（姜姓）的舅舅“再赐姜姓”。将本应用于异姓联盟的“赐姓”制度，套用在同姓诸侯申伯身上，是对先秦姓氏制度一个显著的常识性误判。

2、“命氏”程序的过度简化与物证缺失

《谢文》将复杂的“命氏”程序极大地简化为“胙土”的自然结果，其逻辑是：既然申伯受封于“谢”地，则必然以“谢”为氏。然而，精细化的学术研究表明，“命氏”并非一个自动的过程，而是一个严肃、完整且需要物化证据的法律程序，至少需满足三重核心要件：

（1）致邑：获得封地。（《崧高》中“于邑于谢”可对应此条）

（2）立宗：建立独立于原宗族的祭祀体系，即“别立宗庙”。这是“命氏”在宗法上的核心标志，意味着与旧宗的分离。

（3）赐氏：获得周天子正式赐予的氏号，并在礼器、文书等场合使用。

《崧高》诗中“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与“寝庙既成”被《谢文》引为“立宗”的证据。然而，经学家与古文字学家多认为，此“寝庙”更可能是指诸侯治所的常规建置（合《周礼·考工记》“左祖右社”之制），其功能与标志“立宗”所必需的 “迁庙主”、“别立宗庙” 有本质区别。最关键的是，诗中全然未见“赐氏曰谢”或任何等同意义的记载。

而决定性的反证来自考古发现。南阳地区出土的“中爯父簋” 铭文记载：“南申伯大宰中爯父作皇祖考夷王、监伯尊簋。” 这段铭文至关重要，它表明，即便是申伯在谢地的最高家臣（大宰），其铸造礼器祭祀的对象，仍是申国的先王（周夷王、监伯），而非一个另立的谢氏祖宗。这强有力地证明，申伯在谢地并未完成“立宗” 这一“命氏”的核心程序。他的宗法身份，自始至终都从属于“申氏”大宗，他本人是“南申伯”，而非“谢伯”或“谢侯”。

四、 其他逻辑裂隙：谢文难以自圆其说之处

除了两大核心论点的硬伤，《谢文》在若干细节论证上也存在难以自圆其说的逻辑裂隙，进一步削弱了其整体的可信度。

1、对“谢人”身份的摇摆与模糊化处理

《谢文》在界定“谢人”身份时存在矛盾。它一方面引述郭沫若的观点，认为“庸”即“佣”，是奴隶；另一方面又提及“另有学者认为”，谢人是被征服的庶民。奴隶与庶民在西周社会地位迥异，奴隶几无任何权利，而庶民是自由民。《谢文》未加辨析地将这两种可能均导向“失姓”的同一结论，实则是采取了 “就高不就低” 的策略，即为了论证力度，默许了对己最有利的“奴隶说”，但这造成了论述的内在模糊与矛盾，反映出其立论并非基于史实本身，而是服务于预定结论。

2、对《诗经》“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的片面解读

《谢文》将“以作尔庸”直接等同于“成为你的奴隶”。然而，在《诗经·大雅·崧高》特定诗境中，描述的是营建城邑的具体历史事件，根据上下文、历史背景和历代权威注解，“庸”字通假为“墉”，解释为“城墙/城邑”。因此，此句更合理的解释是“依靠这些谢人，来为你修筑城池”。这描述的是一种徭役征发，符合西周“服国”制度。一个能被系统性征发来修筑重要军事城池的群体，必然是一个有组织的社会实体，而非完全原子化、失忆化的奴隶流民。这种解读与“存灭继绝”的背景更为契合，却与《谢文》所需的“文化断绝论”直接冲突。

3. 地理与命名延续性的解释困境

论述无法合理解释：如果黄帝系的谢国及其文化被彻底抹去，为何其核心标识——“谢”这个地名——却能如此稳固地保留下来，并被新来的统治家族（申伯后裔）采纳为其氏？地名的稳定性通常是当地原住民文化强大延续性的指示器。最合理的解释是，“谢人”及其文化影响力强大到使新统治者必须接纳这个古老标识。这间接证明了“旧谢”文化的韧性，而非其“断裂”。

4. 考古证据的完全缺失与孤证推论

这是一个方法论上的根本缺陷。《谢文》构建的整个“申伯获命谢氏”的宏大叙事，在考古学上没有任何直接证据支持。没有一件西周青铜器铭文出现以“谢”为氏的贵族。其整个命氏过程，完全建立在对《崧高》这一单一文献的推论性解读之上，且这个解读与金文所揭示的制度实践（如“中爯父簋”）相悖。在史学方法上，当一个基于文献的推论与考古发现相冲突时，通常应以考古证据为准。

五、 从制度考证到文化建构：共祖叙事的层累形成

通过对《谢文》核心论点与内在逻辑的全面辨析，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其试图用西周制度一劳永逸地解决始祖争议的努力，因存在多重选择性解读、误判和逻辑裂隙而难以成立。那么，我们应如何理解“申伯说”在后世家谱中定于一尊的历史现象呢？答案需要从文化史与社会史的视角中寻找，即顾颉刚先生提出的“层累地造成的古史”观。

历史的真相很可能是多源合流的：黄帝系的“谢人”作为土著，其血脉与集体标识潜流暗涌；而申伯作为谢地的统治者，其部分支庶后裔也可能在姓氏普及后以封地为称。到了春秋战国时期，这两股与“谢”地紧密相关的人群，在漫长的通婚与文化融合中，共同采用了“谢”作为他们共同的姓氏符号。

而“申伯始祖说”的最终定型与普及，则是一个典型的、在后世被层层建构的过程：

1.先秦基石：《世本·氏姓篇》、《潜夫论·志氏姓》记载确凿表明存在明确的任姓谢国。

2.《诗经·大雅·崧高》西周事件：“因是谢人，以作尔庸”一句至关重要。它明确指出，周宣王命申伯统领原有的“谢人”来筑城立业。这确凿证明在申伯受封之前，该地已有被称为“谢”的原住族群或方国。结合先秦文献，此古谢国当为任姓。《崧高》本义是记录西周王室如何整合旧邦（谢）与强亲（申）以经营南方，其性质为政治颂歌，全然未涉及以邑为氏的姓氏起源问题。

3.文学萌芽（刘宋）：谢灵运在《撰征赋》中，借《崧高》的申伯意象来诗意地颂扬门第：“系烈山之洪绪……申赞事于周王”。此时，这更可能是一种文学性的文化攀附与象征性用典，借用一位著名的王朝勋戚来烘托家族的高贵，而非严谨的谱牒声明。

4.谱牒定调（南齐）：这是关键的质变环节。在南朝门阀政治鼎盛、谱牒之学成为铨选依据的背景下，谱学大家王俭在编纂官修《姓谱》时，面临为当代顶级高门陈郡谢氏确立一个辉煌起源的课题。相较渺远无闻的“任姓”古国，谢灵运笔下与“谢”地关联的显赫人物“申伯”，无疑提供了绝佳的建构素材。王俭等人很可能对此文学典故进行了重新阐释，将之坐实为严谨的历史谱系，从而系统性地构建出“申伯→封谢→以邑为氏”的完整叙事。

5.叙事固化与普及（唐至清）：此说凭借官方谱牒的权威、叙事本身的魅力（人物显赫、故事完整）以及士大夫墓志（如唐代《谢岳墓志》）的传播，逐渐成为谢姓家族普遍接受的历史记忆。至宋代，在与古老的“黄帝任姓说”的博弈中（如欧阳修撰谢绛墓志时的调和笔法），“申伯说”最终在民间宗族实践中取得压倒性胜利，并于元明清时期定于一尊，写入无数家谱序言。

六、 结论

谢肇华先生的文章，代表了一种可贵的努力：即试图在传统谱牒的框架内，运用现代史学研究的成果，为既成的家族叙事寻找一个合乎“历史逻辑”的学理解释。其“新旧谢”模型展现了面对复杂史料时的理论创造力。

然而，深入的辨析揭示，其赖以立论的 “国灭氏亡”与“赐姓命氏”两大支柱，以及诸多细节论证，均存在对历史复杂性的人为简化、对不利证据的选择性忽视和难以自圆其说的逻辑矛盾。历史的真相远比一个非此即彼的线性模型要复杂、模糊且充满混融性。

因此，最终的结论或许是：申伯，并非西周制度意义上经由“赐姓命氏”而诞生的谢姓始祖，而是后世在门阀政治、谱牒之学、文学想象与宗族文化实践的合力下，精心选择、层累塑造并最终被普遍接纳的“文化共祖”。

赏析《为何谢氏家谱都定炎帝系申伯为始祖》一文，我们不仅是在剖析一段具体的家族起源，更是在观摩一个生动的案例，它向我们展示：我们所熟知并笃信的许多历史叙事，其本身就是一个动态的建构过程。它既是“历史”的产物，同时也积极参与了“历史”的创造。理解这一点，我们方能以更开放、更辩证的视野，看待自身的过去与认同。

参考文献

[汉] 宋衷注，[清] 秦嘉谟等辑. 《世本八种》[M]. 商务印书馆, 1957.

[汉] 毛公传，[汉] 郑玄笺，[唐] 孔颖达疏. 《毛诗正义》[M].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0.

[梁] 沈约. 《宋书·谢灵运传》[M]. 中华书局, 1974.

[唐] 林宝撰，岑仲勉校记. 《元和姓纂（附四校记）》[M]. 中华书局, 1994.

杨宽. 《西周史》[M].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9.

陈絜. 《商周姓氏制度研究》[M]. 商务印书馆, 2007.

李峰. 《西周的灭亡：中国早期国家的地理和政治危机》[M].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07.

朱凤瀚. 《商周家族形态研究》（增订本）[M]. 天津古籍出版社, 2004.

顾颉刚. 《古史辨自序》[M]. 商务印书馆, 2011.

陈爽. 《出土墓志所见中古谱牒研究》[M]. 学苑出版社, 2015.

谢肇华. 《为何谢氏家谱都定炎帝系申伯为始祖而不涉黄帝系》[Z].

附：

《为何谢氏家谱都定炎帝系申伯为始祖而不涉黄帝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