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九年前的今天

宁静致远（胡锡润）

　　三十九年前的今天我和所有的母亲一样当了母亲，几十年来，幸福大于辛劳，快乐多于困难，喜悦大于操劳。

时间，被一个生命的降临，永远地定格在了一个坐标上：1986年10月25日，下午5点15分。

当绝大多数人正蹬着自行车汇入下班洪流时，我，一个三十二岁的高龄产妇，在产房里，听见了儿子来到这世界的第一声啼哭。那声音健壮、清亮，开启了另一段更为厚重、也更为具体的长卷。

产房里消毒水的气味，混合着汗水与希冀，构成了那个秋天最深刻的嗅觉记忆。我没有像后来的年轻母亲们那样，拥有漫长的孕期休假。直至生产前一天，我仍站在三尺讲台上，用粉笔书写着给学生的未来。我的“坚强”，似乎从那时起，就成了不言自明的注脚。

九十天的产假，在国家政策的保障下，是一段完整属于我们母子的亲密时光。而命运，又慷慨地额外馈赠了十五天——因为我是教师，产假结束时，正赶上学生的寒假期。这得来的十五天，如同战役开始前最后的宁静，珍贵得让人不敢挥霍。

宁静的终结，是以一辆“母子车”的登场为标志的。

那是一种如今早已消失在城市街景中的交通工具：自行车的侧面一个类似婴儿车的蓝色跨斗，底下安装了车轱辘，两轮自行车变成了三轮母子车，它是我那个年代的“房车”，承载着孩子的摇篮，也承载着一个家庭的全部日常。

清晨，我便将儿子裹好，放入车斗。他清澈的眼睛望着天空流转的云，而我，则要目视前方，奋力蹬行赶到单位，把他放到托儿所，放下他，如同放下最珍贵的行李，转身奔赴另一个战场——我的讲台。

下班铃声一响，我的“第二班岗”便正式开始。接上儿子，母子车又变身为流动的菜篮子。回家的路，是采购的路径。我的手必须紧紧扶着车把，无法像寻常主妇那样精心挑拣。只能凭着印象和信任，对售货员说：“来点西红柿，来把青菜。”随后，那些维系一家生计的瓜果蔬菜，便被塞进布袋，沉甸甸地挂在车把上，让每一次转弯都显得格外凝重。

家，是旅程的终点，也是另一个劳作的起点。

下班后推开家门的第一件事，是将儿子从“移动堡垒”转移到“固定堡垒”——那张双人床。床边用枕头和高起的被子严严实实地围起来，构筑成一个绝对安全的领地。确保他无法翻滚下来后，然后我便要冲向厨房，点燃那只蜂窝煤炉子。当蓝色的火苗蹿起，舔着黝黑的锅底时是我快速做饭的动作，我要算计好时间，既要做出当晚的晚餐，也要备好明天中午要带的饭菜。效率，是生活教给我的第一课，而在这个家的时空里，我并非唯一的奋斗者。孩子的父亲，我的丈夫，他的人生轨道也同样急促。他下班后要去夜大进修，并且，从儿子出生那天起，他每晚还要雷打不动地前往乐队，吹奏他那心爱的萨克斯风，开始他的第二职业。这意味着，在他下课与我做好晚饭的间隙，必须完成一场紧张的交接。他推门而入，饭菜上桌，他快速吃完，然后拎起乐器盒，身影又匆匆消失在夜幕里，赶赴他的“艺术现场”。直到晚上十点多，城市的霓虹渐熄，他才会带着身上音乐余韵归来。

于是，夜晚真正属于我的时间，才刚刚开始。

当万籁俱寂，丈夫和儿子都沉入梦乡，一盏台灯为我亮起。我拿出毛线针和钩针，开始编织。一针，一线，毛衣的领口渐渐成型，毛裤的裤腿慢慢变长。在寂静里，只有毛线摩擦的细微声响，和时钟滴答的节拍相伴。这些温暖的织物，将是儿子抵御下一个寒冬的全部装备。后来，我甚至学会了用缝纫机做衣服，嗒嗒嗒的声响里，一块花布就能变成一件独一无二的童衫。

夜深了。躺下前，我会将儿子夜里换下的尿布清洗干净，再用开水仔细烫过——这是那个年代所能做到的、最彻底的消毒。将它们晾在屋里的铁丝上，看着它们滴下的水珠，我才敢对自己说：今天，终于结束了。

三十九载，回望与抵达

如今，回望那三百多个日夜，那一场被称为“一岁前”的战役，所有的辛劳仿佛都已被时光发酵，酿出了醇厚的甜。

那个在枕头堡垒里酣睡的男孩，如今已年届三十九，在上海这座他选择的国际大都市里，拥有了自己的事业、家庭，和一个可爱的女儿。我和他爸爸，当年那个奔波于课堂与乐队之间的年轻人，也如候鸟般迁徙至此，角色从当年的中流砥柱，转换成了“后勤部长”，替他守护起他的小家，一如当年用枕头为他守护那张大床。

时代的车轮滚滚向前，“母子车”早已进了博物馆，尿布被纸尿裤取代，萨克斯风也可能被孙女的琴声所覆盖。但有些东西，从未改变。

那是一位母亲，用铁的意志和绵长的爱，在有限的物理空间和无限的时间挤压中，为自己和孩子开辟出一个温暖宇宙的勇气。那是一个家庭，在物质匮乏的年代，用相互扶持和理解，共同托举起的未来。

三十九年前，我生下他，是生命的诞生。

三十九年来，我与他一同成长，是爱与责任的轮回。

如 今，看着他和他的孩子，我知道，这首写在车轮上的摇篮曲，已经有了最动听的续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