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高中历史教材对比分析系列》 其四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政权分立与民族交融

海棠依旧

初高中课标对比：

初中课标

1.知道三国鼎立、西晋统一，以及南北朝时期的政权更迭，理解政权分立下孕育着统一的趋势。

2.了解人口迁徙、江南地区的开发，以及北魏孝文帝改革，认识这一时期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特点及对中华民族发展的意义。

3.了解这一时期农学、数学、天文历法，以及书法、绘画、石窟艺术、文学等成就，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与创新。

高中课标

了解三国两晋南北朝政权更迭的历史脉络和隋唐王朝的鼎盛局面，认识这一时期制度演进、民族交融、区域开发和思想文化发展等新的成就。

对比初高中课标可知：

1.初高中课标都要求对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政权更迭有一定了解、都要求对这一时期的民族交融和区域开发有一定的认识、都要求对这一时期的思想文化发展成就及影响有一定认识。

2.高中历史在初中历史的基础上增加了制度的演进，意在说明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制度为隋唐制度的确立奠定基础。

初高中内容对比：

1.三国鼎立

初中教材

魏蜀吴的建立及发展

赤壁之战后，曹操转而经营关中，扫平关中的割据势力，完成了北方的统一。刘备占领荆州南部以后，又向西南发展，占取益州。孙权把他的统治范围从扬州延伸到交州”，不久又把刘备势力排挤出荆州地区。

220年，曹操之子曹丕逼汉献帝退位后称帝，定都洛阳，国号魏。221年，刘备在成都称帝，国号汉，史称蜀汉。222年，孙权称吴王。229年，孙权称帝，吴国建立，定都建业。三国鼎立形成，改变了天下分崩离析的局面，实现了局部统一。

高中教材

三国与西晋

东汉末年，曹操、刘备、孙权三大军事集团渐成鼎足之势。220年，曹操之子曹丕称帝，定都洛阳，国号魏，东汉灭亡。刘备、孙权也相继称帝。刘备仍用汉的国号，定都成都，史称蜀汉，简称蜀。孙权定都建业，国号吴。魏国国力较强，在三国鼎立局面中略占上风。

对比初高中教材可以看出：

关于三国鼎立局面形成的时间，高中教材没有明确说明，初中教材则明确指出是229年，孙权称帝，而之前的教材说的是222年，孙权建立吴国。那么这二者有何区别呢？

在中国古代政治文化中，"帝"与"王"代表着截然不同的政治地位和合法性层级。这种等级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合法性来源的不同。"王"是政治范畴，靠道德和优秀的统治方式获得天下人拥戴，因此天下人都希望被"王"来统治。西周时期，王是天子，是人间的最高统治者。但秦始皇称"皇帝"后，王降为下一级统治者，就不再是天子了。中国人认为天子只有一个，因此，同一时候，只有一个是真的天子，就是皇帝 。

从政治权力的角度来看，"帝"是要比"王"更具有权力的称号。"王权"的提升到了秦始皇时代终于完成，秦始皇把自己的称号提升为"皇帝"，从此以后皇帝可以掌控"天下"，由郡县制替换分封制，让皇帝的权利比王的权利提升了很大一块。帝与王的差别在很大程度上是属于权利的差别。由此之后，王的地位就确定在了皇帝之下，帝就变成了古代天下之主的确定称号 。

222-229年间孙权政权经历了从称臣到独立再到称帝的复杂政治变化过程。黄初三年（222年）与曹魏交恶后，孙权改年号为黄武，否定曹魏正统性。黄武五年（226年）曹丕死，孙吴承受的外部压力减轻，同时孙权与江东大族的关系也进入到顺畅期。在内外形势好转的情形下，孙权于黄龙元年（229年）称帝，并随即迁都建业。

这一时期孙权政权的政治变化体现了从"事实割据"到"法理并立"的重要转变。到229年孙权称帝，三国从"事实割据"变为"法理并立"——曹魏称"承汉禅让"，蜀汉称"汉室正统"，孙吴称"天命在吴"，各自构建合法性体系。

2.从士到士族

初中教材

八王之乱与西晋灭亡

西晋建立过程中得到了世家大族的支持。作为回报，朝廷格外照顾他们的利益，允许他们占有大量土地，还给予很高的官位。但是，他们中的许多人没有治理国家的才干，只知道维护自己家族的权势，在生活上以豪华奢侈为荣，追求享乐。

东晋的兴亡

317年，镇守长江下游的皇族司马睿(ruì),在以王导为首的世家大族的拥戴下重建晋王朝，以建康为都城，史称东晋。司马睿政治上依靠王导，军事上依靠王导的堂兄王敦。王氏其他子弟也都得到不同程度的重用。司马睿举行即位大典时，居然邀请王导共坐御床，时人称之为“王与马，共天下”。

高中教材

东晋与南朝

317年，西晋宗室司马睿在建康重建晋朝，，史称东晋。

自三国、西晋以来，一些声名显赫的士大夫家族世代把持官位，享受政治、经济等方面特权，形成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称为土族。逃到南方的儿家北方高门士族先后执掌朝政，成为东晋政权的主要支柱。他们争权夺利，势力逐渐衰弱。

对比初高中教材可以看出：

1.初高中教材都提到了，在西晋和东晋的建立和统治过程中，士族都具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2.那么士族是如何发展演变而来的呢？

"士"作为中国古代社会的重要概念，其内涵经历了从贵族等级到知识阶层的历史演变。在上古中国，"士"首先是一种官名，等级较低，次于大夫，有文士、武士之分，皆服务于君王政治和国家需要 。从文字学角度分析，"士"字最早出现于商朝晚期，根据文字演变特征及发展规律判断，"士"字即由"吉"字上部之"士"蜕化而致，最早取象于戈、戟上置句兵之器，推知其原始文化身份当为上古武士之类。

西周时期，"士"成为贵族等级制度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天子、诸侯、卿、大夫、士的等级序列中，士居于卿大夫与庶民之间，处于贵族等级的最低层 。《国语》记载"大夫食邑，士食田"，说明士拥有一定的经济基础，主要负责具体执行王公谋划的治国之道。

春秋时期，随着礼乐宗法制度的解体和贵族阶层的分化，"士"的身份发生了根本性转变。士阶层从依附贵族的武士逐渐转型为以才能为核心的文士，成为政治变革与文化创造的主体 。这种转变标志着"士"从身份概念向职业概念的过渡，其思想多元性（如百家争鸣）、独立性（以道抗势）及流动性（游士现象）奠定了中国文化的基因 。

战国时期，"士"的含义再度发生转变，成为知识分子的代称。此时的"士"已与出身无关，可能来自贵族，也可能起于微贱，其共同的身份标志仅仅是知识、智慧和才能。

"士阶层"与"士大夫"虽然都包含"士"的概念，但在历史演变中形成了不同的内涵。"士阶层"侧重指个体知识者，是早期贵族演变来的知识群体，强调的是一个社会阶层的整体属性。而"士大夫"则是官僚与知识阶层融合的产物，指居官的读书人，是有文化修养、官僚身份的群体，注重政治与文化的结合。

从历史发展来看，"士大夫"称谓的出现标志着"士"与"大夫"两个概念的合流。在春秋以前或战国时期，大夫都指有一定官职和爵位的人，社会地位比士高。而从战国开始，士常常冠在大夫之前，这是随着官僚制度的兴起，士大显身手的结果 。一些出身士的人，靠着自己的才能平步青云，出现了一批布衣卿相，而战国时期的大夫正演变为官僚体系中的一个职位和爵位，大夫中多数不再是靠宗亲分封，一般也不再世袭，它们中的多数是由士升上来的 。

秦汉时期，"士大夫"概念逐渐明确化。西汉初期的士大夫概念比较模糊，可以指称贤士、官僚、将士。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士人由诸侯座上宾转而为朝廷官吏者日益增加。元光元年（公元前134年），武帝诏令郡国举孝、廉各一人，此后郡国每年举荐孝廉的察举制度便确立下来，昭、宣以后，士大夫的含义逐渐单一化，成为一个特定阶层的称谓，士大夫阶层逐渐形成。

"士族"与"士族门阀"是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重要概念，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士族，又称世族、势族等，特指东汉、魏晋以来的门阀阶层，或称世族、势族等士大夫阶层，又称门第、衣冠、世族、势族、世家、巨室、门阀等。士族的渊源可以追溯到先秦时期的"士"阶层，但在东汉时期开始形成具有世袭特征的官僚家族。

士族的形成与察举制度密切相关。东汉时期的察举制度催生了一系列门阀世族，这是因为东汉时期的选拔士人依据的是"论族姓阀阅"，实际上权力掌握在那些有名望的大家族手中 。例如，东汉弘农杨氏世传《尚书》，四世三公；汝南袁氏世传《易》，四代五人居三公之位，形成"经学世家—政治特权"的垄断链条 。

"士族门阀"则是士族发展的巅峰形态，强调的是士族在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垄断地位。门阀是门第和阀阅的合称，指世代为官的名门望族。门阀家族通常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影响力，通过家族联姻、门生故吏等关系网络，形成了一个相对封闭的社会阶层 。门阀的最大特点是政治垄断，通过与特定制度（如九品中正制）结合，几乎完全掌控了官员选拔的通道，形成了"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局面 。

魏晋时期，门阀制度正式形成。曹魏政权实行的九品中正制，是士族制度形成的重要标志 。西晋建立后，司马氏为取得世家大地主的支持，对他们继续实行放纵和笼络的政策，从而形成了典型的门阀政治。东晋时士族制度得到充分发展，进入鼎盛阶段，门阀士族的势力足以与皇权并立，甚至超越皇权，皇帝都要依赖士族的支持，门阀政治达到鼎盛 。

3.为什么是北方统一南方？

初中教材

南朝的政治

420-589年，南方政权更迭频繁，相继出现宋、齐、梁、陈四个朝代。这些朝代都在建康定都，历史上统称为“南朝”。宋是南朝疆域最广的朝代。宋武帝，宋文帝在位的30余年里，轻徭薄赋，江南民殷国富，社会比较安定。

南朝时，镇守地方的贵族和将领势力很大。南齐未年，萧衍从地方起兵夺取帝位，是为梁武帝。他在治国理政、发展经济和文化方面有所作为，但在其统治后期，由于放纵皇室成员和官僚大地主盘剥平民百姓，政治日益败坏，导致大规模饭乱长时间无法平息，建康失守。江东最富庶的地区遭到烧杀抢掉，千里绝烟，人迹罕见。从此，在南北实力对比中，南朝处于明显的劣势。

北方地区的民族交融

魏晋以来，内迁各族人民与当地汉人错居杂处，过着定居的生活。他们向汉族人民学习农业技艺，生产方式逐渐由原来的畜牧业转变为农业。汉族人民向北方各族人民学习畜牧经验，还接受他们的食物、服装、用具等。十六国北朝政权的统治者，大多采取与汉族士人合作的政策，沿袭中原地区原有的统治方式。这一时期的民族关系，有时矛盾激化，甚至发生战争，但在总体上，民族隔阂趋于消解，民族关系趋于和级。北朝后期，我国北方出现了各族的大交融。

各族不仅在经济上密切交往，在文化上的交流也日益顿繁。西晋时期，内迁各族大多使用汉语；北魏孝文帝改革后，汉语成为北方主要的通用语言。北方民族的乐器、歌舞等受到汉族人民的喜爱。尤其是在心理上，随着经济、文化的交流与融汇，各族相互认同感日益加强，以往的“胡”“汉”观念逐渐淡薄。北方地区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中华民族发展注入新的活力，进一步丰富了中华民族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并为隋唐时期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高中教材

东晋与南朝

东晋北边的疆域，大致到淮水为止。东晋南朝之交，一度将势力范围扩展到黄河南岸附近，但随后在军事上渐处下风，又退回到淮水一线。到陈朝，只能保有长江以南，上游又丢掉了四川和荆襄，在南北对峙中处于明显劣势，覆亡大局已定。

十六国与北朝

（北魏孝文帝改革）这些改革措施顺应了北方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历史趋 势，大大缓解了民族矛盾，促进了北魏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为以后北方统一南方以及隋唐盛世的出现打下了基础。

6世纪前期，北魏发生动乱，分裂为东魏和西魏，稍后又分别被北齐、北周取代。上述五个王朝合称北朝。北齐、北周东西对峙，北周内政修明，逐渐占据优势，灭掉北齐。不久，隋朝取代北周，统一全国，终于结束了长达数百年的分裂割据局面。

初高中教材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北方最终统一南方的原因都有一定的讲述，但是都不够全面。那么为什么是北方统一南方而不是南方统一北方呢？

传统观点多将北方统一归因于军事优势或南方政治腐败，但深入考察可见，这一结果是北方在制度重构、经济整合、民族融合三大维度长期积累的必然，而南方则因门阀政治的路径依赖、经济结构的先天缺陷与战略格局的被动保守，逐渐丧失竞争力，最终走向衰落。

1.制度对比：北方“中央集权” vs 南方“门阀分权”

北方通过制度改革，实现了“皇帝-中央政府-地方”的垂直管理，税收、兵源、行政权高度集中；而南方则是“皇帝-门阀-地方豪强”的分权格局，国家资源被门阀分割，政府无法有效调动人力物力。这种制度差异直接体现在军事动员能力上：北周灭北齐时，可动员50万大军；而陈朝全国兵力仅10万，且分散在各地门阀手中，难以形成合力。

2.经济整合：北方农业恢复与南方经济的结构性缺陷。

北方经济的核心优势在于“制度创新驱动的农业恢复”，通过均田制、水利建设与技术融合，解决了“流民安置”与“粮食安全”问题。

南方经济在东晋、南朝时期有显著发展（如江南地区从“火耕水耨”转向“精耕细作”），但存在三大致命缺陷，导致其无法与北方长期抗衡。

区域单一：经济核心的过度集中与抗风险能力弱

南方经济核心仅集中在“长江中下游”（建康、荆州、扬州），占全国经济总量的80%，而岭南、闽越、益州等地开发程度低，经济贡献有限。这种“单点集中”的结构，一旦长江沿线被攻占，经济立即崩。

​资源依赖：战略物资的短缺与北方掣肘

南方的两大战略物资——马匹与铁器，长期依赖与北方的贸易。南方气候潮湿，不适宜养马，骑兵所需的战马（如蒙古马、河西马）需从北方进口，一旦北方关闭边境（如北周时期禁止马匹出口），南方军队就面临“无马可用”的困境；铁器方面，南方铁矿资源有限，冶铁技术落后于北方，武器质量差（如陈朝士兵的铠甲多为皮甲，难以抵御北方的铁制兵器）。这种资源依赖使南方在军事对抗中始终处于被动。

​门阀垄断：经济资源的分割与国家财政匮乏

南方门阀占有大量土地与佃客，且享有“免税免役”特权，导致国家税收锐减。3.民族融合：北方“胡汉共同体”的形成与南方“正统自居”的封闭性

民族关系是南北朝时期的核心矛盾之一。北方通过“汉化”与“胡汉互补”，形成统一的“政治共同体”；而南方以“汉族正统”自居，排斥少数民族，难以扩大统治基础，最终在实力对比中落于下风。

4.东晋时期的“皇权垂拱”

“皇权垂拱”这一概念的源头可以追溯到《尚书·武成》，其中记载“惇信明义，崇德报功，垂拱而天下治”。皇权垂拱”指君主无需亲自处理繁杂政务，只需依托制度或信任的臣子，即可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核心是君主“无为而治”但皇权仍牢牢掌控大局。

“皇权垂拱”的表现：

1."皇权垂拱"政治格局的有效运行依赖于完善的官僚体系，而官僚体系的质量则取决于科学的选任与考核制度。中国古代的选官制度经历了从世袭制到科举制的演变，这一演变过程深刻影响了"皇权垂拱"格局的形成和发展。

2."皇权垂拱"政治格局的核心在于通过合理的权力分工和制衡机制，实现君主的"无为而治"。

3.有效的监察制度是"皇权垂拱"政治格局稳定运行的重要保障。中国古代建立了完善的监察制度体系，通过对官员的监督和制约，保证了官僚体系的廉洁高效，为君主的"垂拱而治"创造了良好的政治环境。

4.完善的法律制度是"皇权垂拱"政治格局得以有效运行的重要基础。中国古代成文法体系的建立和发展，为"皇权垂拱"提供了规范化的治理工具，使得君主可以通过法律来实现对国家的有效治理，而不必事事亲力亲为。

东晋时期能不能称“皇权垂拱”？

"皇权垂拱"是史学界对东晋政治格局的经典概括，意为皇帝仅居名义上的最高统治者之位，实际权力由门阀士族掌控，如同"垂衣拱手，无为而治"。这一认知源于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特殊开国格局，以及此后庾、桓、谢等门阀相继掌权的历史事实。然而，深入考察东晋103年（317-420年）的政治演变可见，"皇权垂拱"并非贯穿始终的静态特征，而是皇权与门阀在不同阶段动态博弈的结果——既有皇权完全受制于门阀的"极端垂拱"时期，也有皇权短暂复苏、试图突破门阀束缚的阶段。

东晋时期不能简单称为“皇权垂拱”，因为其核心是皇权衰弱、士族门阀掌控实权，而非君主主动通过制度实现“无为而治”。“皇权垂拱”的关键是君主仍牢牢掌握最终决策权，仅下放具体政务；但东晋“王与马，共天下”的格局下，琅琊王氏、颍川庾氏等门阀轮流执政，皇帝常被架空，甚至需依赖门阀支持才能稳固帝位，本质是皇权旁落，与“垂拱”的核心逻辑完全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