屋漏

兵哥

那间屋子，是不能再叫屋子了。

泥坯的墙，被岁月和风雨啃噬得坑坑洼洼，像一张长满了烂疮的脸。屋顶的茅草早已朽烂，豁开一个不规则的大口，抬头便能望见一方被干枯枝桠分割的、灰白压抑的天。光从那口子直剌剌地捅进来，像一道冰冷的探照灯，照见满地的凌乱：歪倒的破瓦罐，散乱的柴禾，还有几件辨不出原本颜色的衣裳，胡乱堆在角落。真真是没个下脚的地方。

这便是老栓爷和他的家了一一如果这还能被称为“家”的话。

老栓爷七十了，背驼得像一张被生活拉满了的弓，筋骨嶙峋，仿佛随时都会“嘎吱”一声折断。他的老伴儿，芳草奶奶，六十五岁，一双眼睛总是浑浊的，像是蒙着一层永远擦不掉的灰。他们俩，像两棵快要燃尽的枯柴，守着这一亩三分靠天收的薄田，也守着儿子撇下的四个骨血。

最大的孩子，叫山杏，十三四岁的年纪，身子却单薄得像秋天在风里打晃的芦苇。她本该在学校里念书的，清脆的读书声该是她的主旋律，如今却成了这个破败之家沉默的“顶梁柱”。她爹去年害了场急病，一口痰死死堵在喉咙里，人就像一盏被吹灭的灯，倏忽就没了。她娘哭干了眼泪，在一个灰蒙蒙的、让人窒息的早晨，说是出去寻条活路，这一走，便像一滴水汇入了沙漠，再没回头。山杏的学，自然也上不成了。那天夜里，她把自己那本边角都卷了起来、带着无数铅笔印记的语文课本，紧紧地、紧紧地抱在怀里，抱了一整夜。第二天，太阳照常升起，她便默默地拿起了比她还高的扫帚，开始清扫这个摇摇欲坠、不再像家的家。

二妹叫水芹，十二岁，三妹叫林丫，十岁。她们还能去几里地外那所唯一的村小，这是山杏和爷爷奶奶拼尽全力，从生活的牙缝里抠出来的一点体面，一点微弱的希望火种。每天天不亮，山杏就起来，在冰冷的灶台前踮着脚，搅动一锅能清晰照见人影的稀粥。看着妹妹们呼噜呼噜地喝完，背上那个用各色碎布拼凑成的、颜色黯淡的书包，手牵手走出那扇吱呀作响、仿佛随时会散架的破木门时，山杏的眼神，会像牵着一根看不见的线，牢牢地跟着她们的身影，一直到那崎岖的山路拐了弯，被杂乱的树木吞没，看不见了为止。

最小的那个，是男孩，叫石头，六岁，正是猫狗都嫌的年纪。他还不大懂得“没了”是什么意思，只晓得疼他的爹不见了，娘也不见了，便整日黏着山杏，像条怯生生又甩不掉的小尾巴。山杏洗衣，他蹲在旁边玩破碎的肥皂泡；山杏烧火，他帮着递一根两根细细的柴禾。夜里，姐弟四个挤在一张铺着干草和破棉絮的炕上，石头总是把冰凉的小脚丫，下意识地塞到山杏的怀里，山杏便把他搂得更紧些，用自己少女单薄的体温，去煨着这幼小的、仅存的一点依赖。

日子，便在这一日日的漏雨声里，在腹中时常响起的咕噜声里，艰难地往前捱。好在，屋后还有几棵老辈人种下的果树，一棵柿，一棵枣。到了秋日，果子熟了，星星点点地挂在枝头，是这个家为数不多的亮色。山杏便带着弟妹，小心地摘下来，品相好的，由老栓爷颤巍巍地挑到十几里外的集市上，换回十块八块钱，那便是家里一笔了不得的大钱，能买上几斤粗盐，或者，偶尔扯上几尺布给孩子们补补磨破的衣裳。品相不好的，或是被鸟啄了的，便留给弟妹们解馋，那一点点甜，能让他们高兴上好半天。

左邻右舍也都是苦哈哈的庄户人，土里刨食，没有余力帮衬太多，但总归是看着这几个没爹没娘的孩子可怜。东家新磨了玉米面，会端来一碗；西家园子里的青菜下来了，会掐一把放在门口的石墩上。桂芳奶奶每每接过，浑浊的老眼里便要汪着泪，嘴唇哆嗦着，不住地念叨：“亏了大家了，亏了大家了……”这点滴的、来自土地和同类的温情，像冬日里偶尔从厚重云缝里漏下的一缕微弱阳光，虽暖不了身子，却也能让那颗被苦难浸泡得冰冷的心，不至于完全冻结、死去。

那是一个秋末的逢集日，风里带着刺骨的寒意。我在熙攘的、充满了叫卖声和讨价还价声的集市尽头，一眼瞥见了他们。山杏和石头姐弟俩，蜷缩在一个不起眼的角落里，像两隻被遗弃在寒风里的雏鸟，瑟瑟发抖。山杏面前摆着两个小篮子，一篮是红得还算鲜亮的枣子，另一篮是几个黄澄澄的柿子。她低着头，小手紧张地攥着早已洗得发白的衣角，几乎要嵌进肉里。石头则睁着乌溜溜的大眼睛，怯生生地看着来往的、模糊的人群。他们身上的衣服破旧不堪，单薄的布鞋前头，竟然都露出了黑乎乎的脚趾，在冷风里微微蜷缩着，那画面像一根针，猛地扎进了我的眼里。

我的心像是被什么东西狠狠地揪了一下，闷闷地疼。我蹲下身，尽量让声音显得柔和，生怕惊扰了他们：“小姑娘，枣子怎么卖？”

山杏抬起头，眼睛里闪过一丝被关注的希望，又迅速被浓重的羞怯取代。“枣……三元一斤。柿子，一块钱两个。”声音轻得很，几乎要被市场的吵卖声淹没。

“我都要了。”我没有犹豫。

她愣了一下，仰着小脸，似乎不敢相信这天降的好运气。连忙拿出一个洗得发白的旧布袋，小手颤抖着，极其认真地将枣子和柿子一个个、小心翼翼地装进去，仿佛那不是水果，而是易碎的珍宝，生怕有一个磕碰。称重的时候，她还把那条老旧的秤杆翘得高高的，唯恐亏了我这个买主。我递过去一张百元的钞票，告诉她不用找了。她执拗地非要翻找出那些皱巴巴的毛票，我轻轻按住她的手，那冰凉的、粗糙得像小锉刀一样的触感，让我心头又是一酸。

“石头，快，谢谢叔叔！”山杏拉着弟弟，迭声地道谢，小脸因为激动泛起一丝红晕。看着他们露在破鞋外面的脚趾，我实在无法就这样转身离开。“走，叔叔带你们去买点东西。”我轻声说，生怕声音大一点会吓跑他们。

领着他俩走到集上的服装摊，给他们一人买了一身厚实的新衣，一双鞋底结实的鞋子。给石头试鞋时，他穿着我新买的袜子，小脚丫在新鞋里小心翼翼地动了动，然后脸上露出一个几乎不敢置信的、羞涩又灿烂的笑容，像阴霾天里忽然漏出的一线阳光。给山杏试鞋时，她一直死死地低着头，我看见大颗大颗的眼泪毫无征兆地、无声地掉落在簇新的鞋面上，迅速洇开一小片深色的、温暖的湿痕。

“叔叔……这……这太贵了……”她哽咽着，肩膀微微抽动。

“穿着，暖和。”我拍拍她瘦削的肩膀，心里堵得厉害，说不出更多安慰的话。

接着，我又买了厚厚的写字本、一捆铅笔、橡皮，还有三个一模一样的新书包——一个给她，另外两个给水芹和林丫。

提着沉甸甸的大包小包，我驱车顺着山杏指的方向，送他们回家。那十几里山路，崎岖不平，颠簸着仿佛没有尽头。姐弟俩坐在后座，紧紧靠在一起，一路上都很安静，只有石头偶尔会忍不住好奇，伸出小手摸摸光滑的车窗。山杏则一直望着窗外飞驰而过的、熟悉的荒凉景色，沉默不语。

车最终停在了那个我隐约听说过，却从未亲见的破败院落前。当我跟着山杏和石头，深一脚浅一脚地走进那个“屋漏直接天”的所谓屋子时，尽管早有心理准备，眼前的景象还是让我呼吸一窒，心脏像被一只冰冷的手攥住。比听说的，更加家徒四壁，更加触目惊心。

老栓爷和芳草奶奶对于我的突然到来，显得手足无措，像是平静（或者说死寂）的泥潭被投入了一颗石子。芳草奶奶慌乱地想用袖子去擦那条仅有的、用木棍勉强支撑着的三条腿凳子，老栓爷则只是反复搓着那双布满老茧、沾满泥土的大手，一遍遍地喃喃自语，声音沙哑：“这怎么话说的，这怎么话说的……贵客啊……这……”

我把给孩子买的衣物和一些在集上顺便买的米面油放下，只说自己是顺路送孩子回来。芳草奶奶看着山杏和石头脚上那双与这个环境格格不入的新棉鞋，眼泪一下子就涌了出来，她颤巍巍地拉住我的手，那手干枯、粗糙得像老树皮，传递来一种无言的绝望与感激，“好人啊……这……这叫我们怎么报答……拿什么报答啊……”

这时，水芹和林丫也放学回来了。看到姐姐弟弟穿着簇新的衣鞋，眼睛里顿时放出惊喜又羡慕的光来，围着他们看个不停，小手想摸又不敢摸。山杏赶紧把我给她们也买的衣服拿出来，两个女孩脸上瞬间绽放出我从未见过的、属于她们这个年纪应有的、毫无阴霾的惊喜笑容，像两朵在废墟角落里悄然开放的小花。

我离开的时候，已是傍晚。暮色四合，像一块巨大的、深蓝色的幕布，缓缓笼罩下来，将那间破屋更深地、几乎要吞噬般地拥进山的影子里。但窗口那盏昏黄的、瓦数极低的小灯泡，似乎比我来时更坚定地亮着，努力对抗着无边的黑暗。屋顶上，那缕歪歪扭扭的炊烟依然在升起，只是今天，那烟下面烧的，或许是更耐燃的柴禾，又或许是，一颗被微微暖过的、重新燃起一丝盼头的心。

石头穿着新鞋，在院子里不知疲倦地跑跳，快活地喊着：“姐，这鞋不硌脚！真暖和！” 山杏站在门口望着，暮色勾勒出她依旧单薄，却似乎因为这份暖意而挺直了些的身影。

风，依旧毫不留情地从屋顶的破洞灌进来，呜咽着，带走本就稀薄的热气。可有什么东西，似乎正被那缕稍显坚实的炊烟，被那点不肯熄灭的灯光，被山杏眼中重新燃起的微光，小心翼翼地守护着——比如水芹、林丫脸上未曾有过的光彩，比如石头脚上那份踏实的暖意，再比如，那三个装着纸笔的新书包所带来的沉甸甸的分量。它们在这漏风漏雨的屋里，正艰难地、却又顽强地汇聚着，没有再被漏掉，也没有被那凛冽的风吹走。

我看着山杏，她正把那些新买的纸笔，一本本地、无比珍重地分给妹妹们，像是在进行一个庄严的仪式。那一刻我忽然明白了，这屋里最怕漏掉的，不是遮风挡雨的瓦，不是果腹御寒的衣，而是这些印着字的纸页所能通向的、那个她们的父母从未见过、甚至无法想象的远方。

知识，或许是唯一能补上这命运之漏的，那片坚实的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