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寻王稼祥足迹

阿俊

　　2025年3月，我到安徽芜湖作了一次短暂的旅游。在客栈搜索手机地图，我发现芜湖有一处“王稼祥纪念园”景区，我便决定前往参观游览，以追寻王稼祥的革命足迹。

　　对于王稼祥，在我的记忆里只留有课本里的印象，知道他是遵义会议时的关键人物之一，他与毛泽东和周恩来组成了红军新的军事领导小组，形成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中央领导集体。“遵义会议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仅此而已。

　　王稼祥纪念园位于当年王稼祥曾就读过的圣雅阁中学旧址（今芜湖十一中）的狮子山。这里设有王稼祥纪念广场和王稼祥生平陈列馆等。在这里，我系统地聆听了关于王稼祥的故事。

王稼祥（1906年8月15日—1974年1月25日），安徽省泾县桃花潭镇厚岸村人。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卓越领导人，新中国优秀的外交家。

　　少年时，王稼祥在家乡泾县厚岸村成长，先入柳溪小学读书。小学毕业后，跟随王惠久和王谈人两位先生补习一年。1920年离开家乡，赴南陵县乐育中学读初中，后转入芜湖圣雅阁中学读高中。

　　18岁考入芜湖圣雅阁中学，西式课堂里的几何、英语没让他着迷，倒是偷偷读的《新青年》、《向导》，让他眼里有了光。那时候的他，白天背圣经，晚上在油灯下写文章，还拉着同学组织“协社”，办起《狮声》月刊——油印机是借的，稿子是自己写的，连封面上的狮子图案，都是他用圆规一点点画的。他在月刊里写：“青年要做醒狮，不能做睡猫！”这份少年意气，后来成了他在革命路上敢说真话的底气。

　　王稼祥在芜湖圣雅阁中学（今芜湖市第十一中学）就读期间，正值少年时期。这段求学经历为他打开了接触新思想的大门。在这里，他不仅接受了系统的现代教育，还广泛阅读了进步书刊，开始初步接触马克思主义思想。

　　这一时期，王稼祥在圣雅阁中学参与创办进步刊物《狮声》。《狮声》通过介绍马克思主义等进步思想和理论外，还组织通过社会调查实践撰写时事评论文章以推动更多青年参与社会变革。当时，王稼祥在《狮声》上发表了多篇文章，其中有《三民主义与中国》一文。文中王稼祥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对国家的现状和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做出分析和解释。并号召青年伙伴 投身社会实践“去干社会和政治革命”。

　　1920年代，基督教成为帝国主义对中国进行文化侵略的重要工具。类似于圣雅阁中学这样由外国人在中国创办的学校，不受当地政府的管理。圣经课是学校的主要教学内容，学生不论信教与否，每天早晚、饭前都要做祈祷，星期日上午必须去教堂做礼拜，学生不允许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控制学生的行为和思想，其目的就是把中国青年培养成进行宗教文化侵略的驯服工具。

　　王稼祥在芜湖圣雅各中学就读期间，带头发起了“反对奴化教育，还我教育主权”的爱国学潮。 1925 年，他组织同学罢考，冲进校长办公室，要求取消强制祷告及礼拜仪式，恢复学生应有的受教育权利。在校方联合军阀势力的施压下，这场反奴化教育运动被镇压。王稼祥因组织反奴化教育运动被学校开除，但这场运动却成为王稼祥革命生涯的起点。

　　1925年8月，王稼祥离开故土，毅然奔赴上海寻求革命真理。9月，进入共产党影响下的上海大学附中部学习。随后，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并担任附中学生会主席。从此，便怀抱“改革中国政治”的远大抱负，走上了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道路，把自己的毕生精力都献给了党和人民的事业。

王稼祥在上海大学附中时写的家书

　　1925年10月，受中共党组织的安排，王稼祥考入了旨在为中国革命（含国共两党）培养政治人才的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王稼祥到了俄国，摒弃一切娱乐活动，终日埋头于书堆中，将革命理论知识学得非常扎实，革命理论家的基本素质都有了，他以全新的姿态，准备投身于革命事业中。

莫斯科中山大学旧址

　　王稼祥在1928年进入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深造，学习系统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在这里，王稼祥加入了中共党组织。莫斯科红色教授学院成立于1921年，是苏共培养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意识形态干部的最高学府，院长由著名历史学家波克罗夫斯基担任。学院直属苏维埃教育人民委员部，培养了大量苏共高级干部和理论人才。王稼祥在这里的理论学习，为他后来在中共党内担任重要领导职务奠定了坚实基础。

　　1930年春，24岁的王稼祥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先被安排在中共中央宣传部做干事，随后又出任中央党报委员会秘书长，负责《红旗报》、《实话报》的编辑工作。同年11月，他被派往江西中央苏区，开始在红军总政治部任职，从此真正走上武装斗争的前线。

　　1931年4月，王稼祥抵达江西瑞金，出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11月，又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兼任外交人民委员和中革军委副主席，成为中央苏区核心领导成员之一。在瑞金期间，他主持起草了红军第一部《政治工作暂行条例（草案）》，把政治工作延伸到连队。也曾担任中共苏区中央机关报《战斗》的主编。1933年4月，他在乐安前线被国民党飞机炸成重伤，弹片留在腹中，从此长期带伤坚持工作。1934年1月，他在瑞金参加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被补选为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同年10月，王稼祥随红军从瑞金出发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路上的王稼祥与毛泽东、张闻天同住一屋、同吃一锅饭，边走边谈，讨论红军的出路。他时刻与毛泽东站在同一战线。

　　长征初期，中央红军的领导及指挥权掌握在博古和李德手中，他们的“左”倾路线在军事指挥上犯下三大致命错误。战略方针上，从“御敌于国门之外”直接滑向“逃跑主义”。 反“围剿”失败后，博古、李德不是迅速轻装突围，而是把战略转移变成“大搬家”，完全丧失机动优势。战术指挥上，死守阵地战、堡垒战教条，放弃红军擅长的运动战、游击战。 广昌战役以4万对11个师，硬拼18天伤亡5500人；长征前三个月减员超过5万，湘江一役8.6万大军锐减至3万，都是同一套僵化打法的延续。领导机制上，博古、李德个人专断，排斥毛泽东、彭德怀等将领的正确意见。毛泽东曾建议放弃西进、向北机动跳出包围圈，被断然拒绝；彭德怀批评李德“崽卖爷田不心痛”，仍无法改变决策。

　　橘林密谈:1934年12月20日，中央红军长征途经贵州黄平，在旧州镇城门外一片橘林里休息时。王稼祥与张闻天进行了一次决定红军命运的谈话。王稼祥先发问：“红军最后的目标，中央定在什么地方？” 张闻天答：“没有确定的目标。”随即表示：“这仗再这么打下去不行，还是要毛泽东同志出来！他打仗有办法，比我们强。” 王稼祥立即响应：“只有请毛泽东出山，才能挽救红军危局。” 谈话结束当晚，王稼祥就把这一主张向彭德怀、毛泽东等人“吹风”，消息迅速在刘伯承、聂荣臻等将领中传开，大家一致赞成召开会议让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

　　长征途中，为了使红军走出困境，充分掌握战略主动权，顺利完成战略转移。党和军队先后召开了 70 余次重要会议，这些会议大致可以分为三类：

1. 战略转兵会议—决定“往哪走” 。 通道会议（1934.12.12）：毛泽东第一次在高层军事会议上发言，多数人赞成放弃北上湘西，改向贵州。

黎平会议（1934.12.18）：政治局正式否定博古、李德的北上计划，通过西进黔北、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决议。

猴场会议（1934.12.31—1935.1.1）：重申“川黔边”战略，为遵义会议做组织准备。

2. 生死转折会议—决定“谁来领导” 。遵义会议（1935.1.15—17）：批判博古、李德的错误路线，确立毛泽东在党中央和红军的领导地位，被视为“生死攸关的转折点”。

鸡鸣三省会议（1935.2.4—5）：落实遵义会议决策，博古向张闻天交出中央领导权。

苟坝会议（1935.3.10）：成立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组成的“三人团”，进一步巩固毛泽东的军事指挥权。

3. 继续北上与团结会议—决定“如何走下去” 。

会理会议（1935.5.12）：毛泽东批评部队中的“右倾情绪”，统一思想继续北上。

两河口会议（1935.6.26）：一、四方面军会师后，决定北上陕甘建立根据地。

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1935.8.4—6、8.20）：通过《夏洮战役计划》，明确左右两路军北上路线。

巴西会议（1935.9.9）：紧急决定红三军团和军委纵队单独北上，避免被张国焘裹挟。 地址: 四川省若尔盖县巴西镇巴西村。

俄界会议（1935.9.12）：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公开批评分裂主义。

　　从史料上我们可以得知，王稼祥几乎参加了长征路上上的所有重要会议，且在每次会议讨论重大决策时，王稼祥始终是站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正确立场上。特别是“遵义会议”，是由王稼祥提议召开的。他在会上的发言是:“第一，完全赞同张闻天、毛泽东的发言；第二，提议应该由毛泽东这样富有实际经验的人来指挥红军部队；第三，取消李德、博古的军事指挥权，解散三人团。”

　　红军长征胜利到达延安后，王稼祥以军委副主席兼八路军总政治部主任身份主持日常军政工作。协助毛泽东处理军委日常事务，起草了大量指导性文件，并主持军委直属机关的整风、精兵简政和大生产运动。

　　1943年7月8日，他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中国共产党与中国民族解放的道路》，首次正式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科学概念，并系统阐述其内涵，为党的七大确立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作了思想准备。

　　延安整风期间，他担任中央学习组副组长，参与领导全党范围的整风学习，并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等重要文件，成为整风运动的核心文件之一。

　　在延安王稼祥还参与推动对外联络与统一战线工作。1941年王稼祥兼任中共中央华中兼华北工作委员会主任，负责研究敌后根据地政策。1947年5月调任东北局城市工作部部长，为党的工作重心由农村转向城市做了前期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王稼祥开始从事外交工作。1949年10月，王稼祥被任命为新中国首任驻苏联特命全权大使，出色完成了许多重要使命，如为毛泽东首次访苏进行准备等，为发展中苏友好合作关系作出了重要贡献。王稼祥还长期担任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部长，积极开展党的对外联络工作，宣传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和主张，增进中国与其他国家共产党和人民之间的友谊与合作。

　　在“文化大革命”中，王稼祥遭受严重迫害，被污蔑为“三和一少”的投降主义路线代表，受到错误批判和斗争。1969年10月被下放到河南信阳，直到1972年才重新获得工作机会。1973年8月，在党的十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1974年1月25日在北京逝世，享年68岁。

我想，在全国各地，尤其是长征路上留有王稼祥足迹的地方一定有更多，有待我们去追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