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山情结

1968

一位战勤处长的回顾 离开战场四十年多了，战场旧事忘的差不多了，战时的老照片也丢的差不多了。翻出些旧照片出来，看到照片，想起许多事情，顺便记录下来。 在老山防御部队的团前进指挥所附近 中国人民解放军对越自卫反击战整整打了十年，即从公元1979年至1989年。我们陆军第一军参战正好是在这十年的中间阶段，即1984年7月（出发）至1985年7月（撤回）。作战时，我是陆军第一军后勤部战勤处的处长，参加和见证了我们一军老山作战的全过程。我曾开玩笑说，我是我们一军在前线时间最长的人。其实这不是玩笑，是真事儿。 战勤处长 我于1984月7月18日上午11时从湖州军部乘汽车到长兴空军机场乘军用飞机出发，于1985年7月20日中午12时乘我军最后一列火车专列回到湖州三天门火车站，历时366天，足足的一年。 乘坐不同型号的飞机，紧急赶到了前线。 我们一军参战，叫做轮战。全军的“轮战”，是从我们第一军开始的。我们参战时，还是“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红旗挂两边”的年代。我们部队是整个中国人民解放军中最后一批戴着“五星”军徽和“红旗”领章打仗的部队。我们在战场上，穿的是六五式军服。那时侯，没有“常服、礼服、作战服”这一说，平时和战时，都是那身衣服。后来解放军军服改革，八五式军服于1985年5月1日起统一装备部队。当时我们还在战场上坚守，不具备换装条件。我们是从阵地上撤下来以后，才更换新军服。比全军换装晚。穿老式军装打仗，换新式军装归营，可以说，我们是跨时代的。也是全军唯一的。 给我配发了当时还没正式列装的小手枪 1984年7月12日的傍晚，我们接到了南京军区（绝密电话）传达的参战预先号令，部队迅速进行参战动员和实施出发准备。我是7月18日上午被指定为军机关参战先遣组成员。当即随傅全有军长从湖州军部出发，在长兴空军机场乘军区值班飞机到南京，换乘三叉戟飞机到昆明，换乘军用货运飞机到沾益，换乘军用直升飞机到曲靖。沾益距离曲靖不远。先遣组成员在沾益下了货运飞机以后，则兵分两路同时开进。一部分乘汽车、一部分乘直升机前往曲靖。我们乘直升机的还没有乘汽车的先到达目的地。在曲靖，先遣组的工作是：协调和部署即将到来的参战部队军列的卸载和向战区集结相关事宜，迎接大部队的到来。在曲靖接到大部队后，则组织部队乘汽车摩托化开进，于7月31日前到达文山地域集结、待命和临战训练。 到了文山集结地域，我把自己剃成了光光头，为了受伤的时候便于包扎。 部队在文山集结时，8月中旬（？），昆明军区前指安排我们军机关部分处长在第11军侦察参谋的来领下，赴老山和八里河东山第11军坚守的前沿阵地考察地形和敌情。而后组织部队根据准备接防的战区敌情、地形，进行更有针对性的临战训练。11月中旬，上级明确了我部接防前沿阵地的具体时间。大部队在文山地区集结，我带领军机关精干的后勤先遣组提前进入到麻栗坡磨山牛滚塘，组织搭建“35151部队后方指挥所”，安排布置庞大的后方保障系统在实施作战中的展开地域和藏身之地。“35151”是我们部队参战时的代号，参战时我们的番号是“陆军第14军（甲）” 上图：傅全有军长，右1笔者下图：史玉孝政委，右1笔者 大部队从11月30日开始开赴前沿接防，至12月9日12时，我军正式接替陆军第11军所有阵地，全面担负老山地区和八里河东山地区（统称“船头地区”）的防御作战任务。 先遣组搭建后方指挥所时 作战期间，我的工作岗位是军后方指挥所，工作性质是属于“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那种。具体工作是组织战勤处进行作战的整个后勤保障的方案制定、组织协调、督促实施；作战后勤保障的主要指令和情况反馈收集；对整个作战的物资消耗补充和人员的伤残救治情况，进行综合归纳、上传下达；对军后方庞大的保障系统，通信联络分队、运输分队、维修分队、医疗分队和安全防卫分队，进行布局管理；对总部机关、南京军区、昆明军区和昆明军区前指前来指导考察，以及友军参观见学，给予接待、综合汇报和情况介绍；以及后勤部本身的生活保障、生活管理和来往客人招待迎送等。简单说就是整个后方指挥所的综合、决策和管理部门，也是后勤部里的军事部门，土话就叫后勤部的“司令部”。由于工作性质所决定，部队接替陆军第十一军老山地区和八里河东山地区的防务任务以后，凡是部队大的攻、防作战行动之前和之后，工作性质决定我要深入到前沿阵地甚至是“第一道堑壕”检查核实。所以，许多阵地，我熟悉。许多危险，我遇上了。好在命大。 给机关介绍部队部署情况 几十年过去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侯所经历的事情，假如没有当时的经历，是平时很难想象得到的。 军后劲机关演练开进（后方指挥所距离烈士陵园不远） 想到了我第一次去落水洞野战医疗所时，看到年轻的女护士们大大方方的用担架抬着赤裸裸的插着尿管子的年轻小伙子时，我自己的羞涩、脸红和不好意思。因为那时候我也可以算是小伙子。想到了我第一次上老山顶峰去，整整爬了六个小时；返回时下到半山腰，在一堆人累瘫躺倒睡觉时，我还有能力给大家烧了一大锅具有我们河南特色的“胡辣汤”；在夜里下山返回时，带队的迷了路，我们走向了敌方阵地，被敌我双方的炮弹狠狠的揍了一顿。 第一次上老山主峰勘察地形、敌情 想到了去八里河东山前线检查工作，总共四个人，又是被带错路，暴露在了敌方可以直线射击的山坡上，在山坡草地里艰难的匍匐前进。 在八里河东山36师第118团的前沿堑壕里，在这里，敌人能够听到我们说话，我们也能够听到敌人说话，可惜我听不清也听不懂他们。 想到了我同我的直接领导张翠举部长一起坐指挥车的事情。那时候我们的指挥车，是帆布顶蓬的北京吉普212，我的直接领导喜欢坐副驾驶位置。通常我俩一起出去时，副驾驶位置就是他的“专座”。但是，凡是要到前线去，即使他已经坐上他“专座”了，我都会说“你下来，你坐后面吧”，我自己坐在他的“位子”上；从前线办好事情返回时，我会主动让他继续坐他“专座”。也许他会理解我：我负有保护他的责任。 行进中的现地对照 想到了但凡我是车上最高领导时，我也是常坐副驾驶位置。因为前线的道路、方位我更熟悉些。在我们后勤系统里，我军事地形学方面算好的。想起来我乘吉普车去曼辊师部指挥所，路径三转弯，本来车上几个人有说有笑的，敌人一发炮弹过来，就在小车右前方爆炸，整车人马上鸦雀无声，个个脸色凝重的，说不紧张不担心，是不可能的。 去前沿部队途中（右边白色山头为一团坚守的116号阵地） 想起来在去三团战斗英雄何吉勇他们坚守的那个阵地上，其堑壕工事的一小段，就是用整箱的红烧肉罐头堆积起来的，不能够说他们浪费，因为前送的罐头比例不当，肉食类太多，水果蔬菜类太少。当时的一线前沿部队水果罐头的供应标准是每人每天半斤，而水果罐头每盒都是一斤装或者两斤装，前线又缺水，战士们打开水果罐头无论一斤无论两斤，很快就能吃完几天的标准，而肉罐头反而吃不下。吃不下后方依然按照供应标准前送，就只有堆积起来做工事了。 上图：军后勤机关开进途中就餐下图：同张部长一起检查部队野炊技能 想到了我随着一个连队的几个炊事员，背着饭囊去给前线阵地送午饭的途中，遇上刚刚送好早饭才返回的同班炊事员；到阵地上我闻了闻一起背来的饭菜，全是汗臭味和酸馊味道，因为满身的汗水都透过饭囊滲透到饭菜里了，再加上天热、时间长。想到了我一次在去阵地的途中，遇上一个当军工的战士把送往一线的压缩饼干又背了回来。我问为什么？战士说，送去的压缩饼干，吃不下也吃不完。送到前面待一线人员签名接收以后，他老乡又转送给他的，因为担任军工的部队还没有资格享受前线坚守人员的特殊待遇。想到了前线交通线上的局部漫天大雾。那大雾，没有经历过的，都不敢相信。白茫茫一片，就像被包裹在了浩瀚的棉花团里。能见度极差极差，说“伸手不见五指”，一点不过份。我看着前送弹药的大卡车，驾驶员右脚踩在驾驶室内、左脚踏驾驶室外叶子板上；左手扶车门，右手握车内方向盘；眼睛不是看着前方路面，而是盯着左脚下面汽车轮子旁边的悬崖陡壁，判断着安全间距，全凭着感觉和英勇气概，缓缓的往前移动。这个例子，我在北京总后勤部洪学智部长家里都讲过。 在1师3团的1072号阵地上 想到了有一次，我去一个配属给我们一军的军区侦察大队设在境外的前沿观察哨，是攀着十几米的绳子垂直上去的，我佩服我那个时候的臂力；那个观察哨，在一个很陡的山上的小树林里。是军区的侦察大队派出的，只观察敌人动向，不开枪打击。山上没有水，雾气很大，他们三个人，用个塑料布（那时候塑料布都很珍贵），将四个角吊在小树上，中间戳个洞，晚上雾气形成的水珠可以从中间的洞里流到下面接着的盆子里。山很陡峭，用一根攀绳连接到山背面上下，一般人发现不了，也没有人去。即使去了，臂力不强或者不懂技巧根本上不去。同我一起去的同事就没有上得去。我能够上得去，是我在上中学的时候，学校没啥体育运动器械，就是在教室外面的大桐树上吊了一根麻绳，让学生们爬上爬下，我就是靠着学生时代练就的那点本领，才去到了那个哨所，才了解到了真是情况。 战时实况影像资料 想到了我去前线阵地的路上，遇到了负责修路的一个工兵战士的小腿被地雷炸断了，另外两个战士用担架抬着他下山。受伤战士的小腿骨头完全断掉，仅仅是一点外表皮肤还连接着。受伤战士想让抬担架的战士把他还连接着的皮肤剪断，两个抬担架的战士谁也不忍心下手。结果是我亲眼看到这位受伤的战士自己抢过剪刀，自己把皮肤剪断，自己把断腿扔到了一边。这件事情我当晚就写了篇日记。后来，我父亲看到了这篇日记，还把老人家给看哭了。 第一次去八里河东山勘察地形、敌情 想到了还有一次，是第二天早上就要冲锋拔点了，我去到了已经进入进攻出发阵地的第一道堑壕里，战士们说：要多带子弹、手榴弹，干粮和水都没有带，带的是一个白萝卜，既能顶饥又能挡渴。这个，我都不敢说什么，哪一级的文件里也不敢这么下指示，也只有战士们自作主张。 上图左为军李乾元副参谋长在文山集结地域下图左为60军李元喜军长在牛滚塘指挥所 想到了我在最前沿的1072的阵地里，遇上了后来成为全国战斗英雄的钱富生，认识了、领教了也特佩服了这个著名的“钱大胆”。 上图：向昆明军区马秉臣副司令兼后勤部长汇报，右1傅军长、右2张部长、左2马副司令、左1笔者下图：向南京军区各军实习人员介绍情况 我甚至想到了，我那个时候，怎么就也那么大胆呢，当时我也算是一个指挥员级别了，冒冒失失的，假如我被敌方伤害了，那可就是敌方的重大战果呢。同时我也想到了，假如放到现在，继续让我上去，我一定会比那个时候做的更好，因为我更有经验了。 同来我部实习人员留影左上：舟嵊要塞战勤处长左下：上海警备区战勤处长右：60军战勤处董晓伟副处长 想起了在著名的“1.15”大战的前一天（1月14日）上午，我随军史玉孝政委就在主攻团步兵第一团团指挥所的帐篷里，感受到了在残酷的大战就要开始的时候，一线指挥所的那种紧张气氛，没有电影里那种高昂的慷慨之词，只有上下级之间一字一句的低沉的对于具体细节的相互交代。偶尔的平静下来，平静的好似空气都停止了流动，好似空气都要爆炸。 去前沿途中遇上大雾（其大雾特点是山下山腰伸手不见五指，山上视线良好） 后来，我还听到了一位连队指导员讲的当军工的苦。“军工”，其实就是我们战斗部队的干部战士，在没有守阵地的时候，或者属于二梯队或者预备队的时候，不是在那里等着、闲着，而是当军工出苦力。也有去到前线的，至始至终当军工的。我这位指导员战友，他们连队的其中一个排，就始终当军工。当军工，真苦。当然，打仗，没有不苦的岗位，尤其是一线、前沿、猫耳洞，苦不堪言。炮阵地设在山头上，火炮是拆解开来人工扛上去的；炮弹是汽车卸到山角下，军工们一箱箱抗上去的，一箱炮弹七八十斤，战士们是扛着炮弹抓着野草爬着往上送。那炮弹箱还有方方正正的棱角，棱角卡到脖子上疼的头上的青筋都能鼓出来。每天都有扛不完的炮弹，战士们身体达到了疲劳的极限，实在是受不了。在任务特别繁重的时候，这战友指导员就想出一个主意：找民工来扛，当地人比战士们更有耐力更适应负重爬坡。这指导员知道当地人欠缺大米，他就同炊事班商量，看连队能不能有多余的大米。这样就用茶缸子盛大米，民工每扛上山一箱炮弹，就给他一杯大米。后来民工得到的大米多了，不要大米了，要食用油，就用小油壶发油，几箱炮弹一壶油。民工油也不要了，就给军帽，给军服。军帽军服没有多余的了，就直接给钱。民工每扛一箱炮弹给他一块或者八毛钱。战士们哪来钱？没钱也要想办法完成自己的任务（有些搬运指标是包干到人的）！就让家里寄钱。那样情况下，自己孩子在战场上打仗说是需要钱，这事搁到谁家谁家都会想着法子赶紧往前寄。确实是，一人在打仗，全家在奉献。 庆祝胜利上图为牛滚塘指挥所下图为文山州凯旋彩门 次年，即1985年，5月底，我一军〔14军（甲）〕撤出阵地。船头地区的作战任务转由陆军第67军〔参战番号为“陆军第14军（乙）”〕接替。我军部队撤至文山地区休整。 下阵地后，在文山休整时更换了八五式军服。 85年7月中旬，部队开始“归建”返回营房。我作为回撤编队的后卫梯队的组织者，最后撤离。我们从文山乘汽车到曲靖，换乘陆军第一军最后一列专列火车，于20日中午在浙江湖州三天门火车站卸载，返回军部驻地“白雀”。 1985年7月20日中午，很疲惫的到达浙江湖州三天门火车站，而后乘汽车回到白雀军部。 参战打仗这个事，算个大事，很珍贵。可不是凡是当了兵的、或者当再大个干部就能够遇得上的。假如把这段经历白白给忘记了，挺可惜的。终于，整理出了现在这个样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