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振宁长子致谢：翁帆是我们家的恩人

银河

回忆年代

2025-10-25 20:01:17

本文来源：留美学子

杨光诺动情致谢翁帆：

21年守护父亲

温暖了整个家

杨振宁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103岁，长子杨光诺第一时间表态：感谢继母翁帆，这些年她是我们全家最温暖的依靠！

这句话很重，也很真，背后是一个大家族在告别与守护中的彼此托付。

有人问过，跨越54岁的婚姻到底值不值，家人给出的答案，比外界更有分量。

告别时刻，情绪都是裸露的，一句“依靠”，是对21年相伴最朴素的回望。

2003年母亲杜致礼去世那年，父亲像突然空了半截，子女都劝他跟自己住，老人却坚持要独立。

直到2004年，父亲说要与28岁的翁帆结婚，我们第一个反应是担心，这不是对谁抱有偏见，而是一种常人的谨慎：这么大的年差，能不能彼此照看，能不能相互成全。

我记得飞到北京见他们的那天，清华园的梧桐落叶轻轻，院子里安静；

见到翁帆的时候，她看父亲的眼睛里有一种稳稳的光。

我们坐下聊了很久，她说崇拜杨先生的智慧与热情，嫁的是他的智慧和善良，不是他的年龄。

说实话，这句话把我的心放下了。

我随后做通了弟弟妹妹的工作，我们一致支持父亲再婚。

2004年12月24日，杨振宁与翁帆在汕头领证，开始了两个人的生活。

清华的别墅不豪奢，却很安稳。

清晨的露水还挂在草尖上，翁帆带着父亲打太极，一招一式不急不躁。

一趟拳下来，老人血脉通畅，胃口好得能认真吃一碗热粥。

别把这些细枝末节当作寻常，它们是一个高龄家庭能稳住日常的关键

除了生活，她也走进了他的学术世界。

学英文出身的她帮忙翻译、整理论文，推进文集出版。

《杨振宁文集》《杨振宁传》陆续面世，灯下那些一页页校订，是两个人共同的时间。

父亲私下说过很多次：

“翁帆女士是上帝给我的最后一份礼物。”

我信这话，因为它不是甜言蜜语，而是一个年过八旬的人在晚年生活里找到的真实依靠。

2018年，我们全家一起去看三峡。

春风里，大坝像一面巨大的屏障，江水在脚下轰鸣。

父亲在展览馆题下那句“三峡工程是人类历史上一大亮点”，字还稳，行还齐。

站在旁边的我心里很踏实。

左起：次子杨光宇、女儿杨又礼、长子杨光诺、杨振宁、翁帆。

我由衷觉得，父亲是第二段婚姻的受益者。

2022年，父亲迎来百岁寿辰，也开始认真考虑身后事。

他把自己的遗产分作三份：

一份给清华大学，一份给翁帆，一份留给我们三兄妹。

我在电话里说，我完全同意。

我还提醒他，翁帆这些年付出很多，她应该有一处稳定住所。

后来，父亲向清华申请了一套住房，

翁帆享有终身使用权。

这份安排不只是财产，更是体面与安心。

同一年，父亲不慎摔伤，脊椎骨裂。

高龄意味着恢复漫长，我们轮番回国守着，但说实话，照护的重担更多在她和保姆身上。

她没有抱怨，情绪稳得很，在琐碎与辛劳里把老人一天一天接住。

那段时间我终于明白，“伴侣”这个词在老年婚姻里，真的不是浪漫的形容，而是沉甸甸的工作。

2025年10月18日，父亲在北京离开。

消息公布那一刻，许多人涌入记忆和评论。

翁帆在《光明日报》写下：

“杨先生离开的时候一定很欣慰，他的一生，为民族的复兴，国家的强盛，人类的进步交出了一份满意的答卷。”

这句话让我鼻子一酸。

对于一个做了一辈子科学的人，满意的答卷，是最好的评价，也是最坚实的告别。

我们在泪光里送别父亲。

我再次说，翁帆是我们家的恩人，是父亲晚年的温暖依靠，是我们全家最稳的靠山！

这句话不是临时的客气，是20多年共同生活的结论。

每年她的生日，我们都会记得那通电话、那份礼物，这不是仪式，是彼此尊重。

很多人对年龄差的婚姻心存疑惑，我也理解。

可在现实的生活里，能不能让彼此松一口气，能不能把饭煮好、把药按时吃、把情绪安稳着陆，往往比数字更重要。

父亲也曾说过，相信他们的故事会被视为“美好的罗曼史”。

我更愿意把它看作一段“共同体”，有情感，也有责任，有陪伴，也有托底。

我一直记得儿时那张照片，

爱因斯坦抱着我笑，那是科学世界的温度。

多年后，父亲用另外一种方式把温度传递给家庭：不再是实验室的灵光，而是厨房里的一碗粥、清晨院子里的太极、夜里灯下的校稿。

当一个人的天赋已被世界看见，他的晚年能被家人安稳接住，就圆满了。

杨振宁的逝世，是物理学界的重大损失，但他的学术精神会被长期记住。

更现实的一面是，

他把身后事安排得体，把爱与信任留给了伴侣、子女和清华。

这种体面，正是一个百岁先生最后的选择与担当。

这段婚姻从曾经的质疑，走到如今的致谢与认同，最终成为一个带着温度的故事。

将来我们会在更多的纪念里谈他的科学伟业，也许也会在某个清晨，想到清华园里那一套慢拳，想到他写下“亮点”的字迹，想到一个家如何在晚年彼此照亮。

人这一生，能在世界留下光，也能在家里留住暖，才算不负来路！

与杨振宁先生

一起走过的日子

翁 帆

《晨曦集》于2018年出版，至今已有三年。今年商务印书馆特约编辑李昕先生与我们商量出版《晨曦集》新版。之前，李先生在三联书店任总编辑时，和我们合作出版了《曙光集》。这次，我们决定增加《晨曦集》的内容，贺杨先生百岁诞辰。

新版《晨曦集》增加了不少内容，其中有两篇非常有分量的文章：

一是杨先生1971年访问新中国后回到美国的演讲。杨先生是首位自美国访问新中国的华人科学家，他讲述了在新中国的所见所闻，眼里是新中国的各种好，在当时的西方世界引起轰动。

二是1971年邓稼先先生给杨先生的一封信，信中邓先生告诉杨先生，中国原子弹除了开始时有苏联专家的一点帮助外，都是由中国人自己研制成功的。杨先生见信一时难掩心中激动之情。

1971年邓稼先写给杨振宁的信

新版《晨曦集》中另有两篇很有意思的文章，都是从几幅旧照片谈起。一篇是杨先生的发小与挚友熊秉明先生撰写的《杨振宁和他的母亲》。我记得初次阅读后，对熊先生的佩服之心油然而生。读者可以从熊先生对几幅照片的描述中，看到熊先生作为艺术家与哲学家细腻而敏锐的洞察力。

另一篇是李昕先生的《从杨振宁的几幅照片谈起》。李先生从历史的角度讲述杨先生的家国情怀。李先生的分析客观而中肯，足见其作为一名资深文化人与出版人的修养。

写此后记时，正值七一。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电视上百年庆典节目中香港维多利亚港的风景，让杨先生和我想起过去十多年在香港的日子。我们最后一次在香港是2019年2月。杨先生现在身体还好，只是不宜再长途旅行，这对先生来说是件憾事。对先生来说，开车四处“探索”是闲暇时的一大乐趣。我们最快乐的回忆之一便是自己开车穿梭于香港的青山绿水之间。香港给人的印象通常是高楼林立，其实香港的绿化率很高，达到70%以上。

杨先生喜欢开车，在85岁时才把开车的任务移交于我，在此之前，是他负责开车。那时亲戚朋友常劝他不要开车，可他自己乐在其中。他在香港开车的确有过危险。香港车辆是靠左行驶，曾经两次他在左转弯时把车开到错误的一边，迎面的大巴司机急得指着我们大骂。幸好那时大巴那边是红灯，所有的车辆停止不动，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那时我们开着一辆十多年的老车。杨先生第一次带我翻越山林到沙头角时，上山走了一段路后汽车的空调便失灵了。香港的夏天非常闷热，开着车窗还是很难受，但是后来每每回想起来却觉得十分有趣。杨先生的秘书跟我们提过好几次：“换一辆吧。香港已经没有人开这么旧的车了！”后来，我们的确换了一辆新车，在前一辆车第十七个年头时。

杨先生没有因为自己不开车了而停下步伐。我刚拿到驾驶执照，杨先生就要我开车“上山下乡”。那时初生牛犊不怕虎，我拿驾照没有多久就开车上了太平山顶。通常汽车开到山顶广场就会停下来，那次杨先生建议开到山顶。继续往上走，路只有一个车道那么宽，路的一边是没有遮拦的陡峭山坡。遇到下山的车时，只能其中一方退到稍微宽敞的地方让行。这段路程对新手来说会感觉如履薄冰，可是已经走到一半，无法回头，只能硬着头皮往山上走。后来我问杨先生当时担不担心，他说一点都不担心。

又有一次，我们开车上大帽山。大帽山是香港最高的山，海拔900多米。开车上大帽山并不困难，只是当我把车停到山上停车的位置时，我把油门当成了刹车踩，汽车突然向前加速。车位前面两三米就是山崖，附近站着的几个人都惊叫起来。幸好我反应快，立即换踩刹车，逃过一场灾难。只是过后每每想起都心有余悸。杨先生却不当一回事，过一段时间他又提议上大帽山，被我坚定地拒绝了。杨先生笑话我道：“当初你和同学到内蒙古大森林背包徒步，我还以为你很有冒险精神，没想到你原来胆小如鼠！”不管他怎么软硬兼施，我再也没有上大帽山。

相比之下，开车下乡的记忆轻松明快很多。杨先生第一次请我吃饭是在西贡郊区海湾边上的一个港式餐厅。餐厅有一排圆桌沿着沙滩一字排开，沙滩窄而绵长，人与海是如此地近，可以闻到海水咸咸的味道。海湾里常有人练习风帆，再远一些有白色的游艇点点，再远一些有大大小小的岛屿。后来，这里成为我们最爱去的地方。十多年来，我们一有空便到这里，面朝大海，看尽了这个海湾的春夏秋冬和日月星辰。

香港西贡郊区海湾

我最喜欢的户外运动是划橡皮艇。我喜欢在这个海湾里划着橡皮艇到远处的小岛，沿途看脸盘大的水母，听深深的海水撞击岩石发出的深沉的咚咚之声，犹如钟鸣，让人紧张而兴奋。小岛上没有人烟，唯有白色的贝壳铺满地面。

杨先生只到过最近的一个小岛，去远处的岛屿我则不敢带他同行。那边的海水不如海湾里那般平静，手机也没有信号。有一次，他在岸上喝茶看报，我出海很久没有返回，手机又联系不上，急得他差点报警。

西贡海湾在香港新界的东部。我们也喜欢开车一直南下，到香港岛南面的石澳村看海。石澳的海边有座小山，上山沿途可见巨大的岩石，海面广袤无边，景致相当壮阔。回程我们通常会经过赤柱和浅水湾。有时在赤柱的大排档喝一杯冷饮，有时在浅水湾大酒店喝个英式下午茶。

另一个我们常去的地方是新界北边的鹿颈路。鹿颈路隔着海湾与深圳盐田区相望。鹿颈路沿岸有红树林，海湾的小岛上有成群的白鹭。运气好的时候，会看到白鹭翩翩起舞。看完白鹭，我们在村里的大排档吃走地鸡饭，老板总会拿出自己收藏的好茶请我们品尝。

杨先生总说，在香港不开车的话会错过太多的美好。的确，香港的自然环境得天独厚，就连沿途的自然风光也百看不厌。郊外的路径和设施通常非常便利，又丝毫没有破坏大自然的美感，一切人工干预恰到好处，不多不少。一路走来，总觉得十分舒畅。那些年，我们走遍了香港的山山水水。

现在，茶余饭后谈起那些时光，我们还总能体会到走在香港乡村路上的明朗与舒畅。事实上，不仅在香港，在世界很多地方，我们都曾开车走过。我们曾在黄石国家公园（Yellowstone National Park）和大提顿国家公园（Grand Teton National Park）开车走了四天，那时还是杨先生开车，我拿着一份地图当导航。我们合作完美，四天下来把两大公园走了个遍，一路顺畅。我们也试过自伯克利（Berkeley）开六个小时的车到太浩湖（LakeTahoe），那一次经历也是非常难忘。

那时太浩湖区已经连续下了一周的大雪，我说去太浩湖太危险了，可杨先生坚持要去。那天，杨先生开完会已是下午4点，我们租了一辆车，从伯克利出发前往太浩湖。一两个小时后，我们开始进入山区，雪又下了起来，越下越大。天也开始黑了，山里的路已经积了一周的厚厚的冰雪，而我，从没在大雪中开过车！杨先生提醒我：不要急转弯，不要紧刹车。我谨记这两点，在大雪中匀速前进，紧握着方向盘的手都握出汗来。更要命的是，我们租的车不是四轮驱动，而是一辆最最普通的小型轿车。我们怕湖区可能因下雪封路，就打开收音机收听路况，可是汽车无线电功能太差，或者是天气恶劣的缘故，声音极不清晰，只断断续续听到重复着的“Highway×××...dangerous”。

文字:杨光诺

编辑:银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