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9年2月的上海，黄浦江边寒风透骨，码头哨兵来回踱步。军官范纪曼站在灰色仓库门口，心里盘算着今晚能否活着。

张军

1949年2月的上海，黄浦江边寒风透骨，码头哨兵来回踱步。军官范纪曼站在灰色仓库门口，心里盘算着今晚能否活着离开。短短几十秒，他把肩章拉得更紧，表面镇定，实际已嗅到危险的味道。

四小时前，他还坐在市警备司令部二楼会议室。参谋长推来一摞密电，要他当场翻译日文电码。那一摞纸其实再熟悉不过——几天前，正是他本人亲手改写后交给地下党的。对面文职军官冷不防地递来一句，“范处长，这几页译稿好像和档案里的原件不符？”一句轻飘飘的质疑，却像冰刀划破表面保护膜。范纪曼眼角余光扫到窗外特务的暗号手势，心里明白：身份八成泄露了。

要追溯这场危机，还得把时钟拨回到1925年。那年夏天，汉阳兵工厂专门学校新生名单里出现一个瘦高青年——范纪曼。家境贫寒却好胜，他靠奖学金咬牙熬过三年，又一路考进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第六期。黄埔的严格训练让他在射击、测绘和外语成绩领跑，同学里有薛讯、陈恭澍等后来各派重臣。就在毕业典礼前夜，薛讯悄声说：“老范，党组织需要会日文的人，你愿不愿意干点不露脸的事？”范纪曼只回了一句话：“既然认准了，就别回头。”

随后十九年，他把这句承诺吞进胃里。抗战爆发后，他借同学引荐混进国民党中央情报机构，外号“活字典”。日文、俄文、德文乃至英文情报都能随手翻译，毛人凤也不得不依赖他那一摞摞译稿。职位扶摇直上，手握特支处处长实权，甚至能越级直报蒋介石。有人揶揄说：“范处长开口，毛人凤都得听半句。”这话听着夸张，却折射出他在情报系统的分量。

表面风光，暗地险象环生。范纪曼每周要从保险柜里调阅数十份机密文件，再将真正有价值的信息拆解、重组，藏进毫不起眼的附件，通过双重暗号递往地下党。最危险的一次，他把日军最新作战路线放进“物资报销表”附注里，仅三百字，却让华中游击区提前转移几千名伤员。难以置信的是，上司在批示里还红笔圈出“条理清楚、值此嘉奖”八个字。

1948年年底，国民党内部疑云四起。重庆军统总部被查出一名共党卧底，毛人凤震怒，亲令各地重新核查工作人员背景。上海情报处也开始大规模对账、比对笔迹、审查口供。范纪曼自认未露痕迹，却忽略了一件小事——他常用的德文缩写风格太过独特。一名细心的新进情报员在交叉筛查时发现，几份翻译件和去年被截获的地下文件笔迹吻合，由此触发连锁调查。

到了1949年2月那天，纸终究包不住火。特务已经在司令部门口布下暗桩，准备把范纪曼连人带物一并拿下。会议暂告休息之际，他借口去二楼更衣室，实则快速勘察环境。墙角那块松动木板吸引了他的注意：后面连着通往外院的维修改道。如果能拆开木板，或许有生机。可看守随时可能闯入，他必须行动干脆。

一分钟后，他带着翻译稿返回会议室，故意把文件递给站在门口的少校，并压低声线说：“将军催译稿，我先去电台核对密钥。”少校信以为真，竟亲自带他去地下电台。走到阴暗楼梯口，范纪曼猛地扭身，用肘击中少校腹部，再顺势抽掉对方佩枪。少校痛呼一声倒地。整个过程不满五秒。

他夺路下到一层，推门钻进那间堆满木料的工具房。几乎没犹豫，抬脚踢开那块松板，把木板侧立顶住窄洞口当支撑，双肩一缩钻出墙外。外面是施工围栏，脚下杂草没过脚踝。他顺势躺平，用木板再次遮住缺口，整个身影立即与夜色融为一体。十多秒后，屋里传来乱哄哄的脚步，“人呢？”“快封锁！”一直混到码头岗哨发现仓库失火，搜捕队才意识到目标已溜出包围圈。

深夜十一点，范纪曼穿过弄堂，找到联络员“老钟”。对方递来一顶破草帽和一张船票，“凌晨两点，7号码头，小火轮直奔舟山。兄弟，保命要紧！”范纪曼点点头，只回一句：“欠你的，下次再还。”对话仅此数语，却是他与组织最后一次面对面接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