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生只有一次》

李永生

人生只有一次，有些事错过了，便是永恒的缺口。我常想，若能回到某个瞬间，我定会搬张小板凳，坐在父亲病床前，听他把那些藏在弹痕里的故事，再讲一遍。

我是父亲老来得子的娃儿，父亲是河南洛阳偃师人，家离少林寺有几十里地，那地方的石头缝里都渗着习武的基因。他出生在辛亥革命刚过的年月，长到二十岁左右，揣着半块馍就去当了兵——在那个饿殍遍地的年代，“当兵吃粮”是最实在的活路。谁也没想到，这条活路后来成了铺满炮火的征途。

1937年，他跟着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开赴上海，在淞沪会战的血肉磨坊里滚过一回。日军的炮弹炸穿了他的左肩，弹片嵌在骨缝里，他被抬下阵地时，左臂已经肿得像根紫黑色的柱子。住院治愈后回到老家。后来听说皮定均将军带着八路军豫西抗日先遣支队来了，他怀揣对日冦的家仇国恨，成了“皮旅”的一名战士。

往后的多年，他跟着部队南征北战，孟良崮战役里端过敌人的碉堡，荣立大功；中原突围时在崇山峻岭里打游击，靠野果和草根撑了半个月；临汾战役的城墙下，他背着受伤的连长爬过铁丝网，后背被弹片划开一道尺长的口子；太原战役、解放西南……每一场仗打下来，身边的战友换了一茬又一茬，他身上的伤也添了一道又一道。最险的一次，连长刚喊出“冲啊”就被流弹击中，子弹像蝗虫似的在耳边飞，战友们一个个倒下，他从死人堆里爬起来，扯着嗓子吼出一句“全连听我的”，硬是带着剩下的人撕开了阵地。后来他当上中原军区一纵队一旅的警卫营长，满身的伤痕成了最耀眼的军功章。

解放四川后，他从野战部队转到军分区工作，在四川安了家，四十多岁才有了哥哥姐姐和我。他是老来得子，对儿女们格外疼惜。可我那时贪玩，总爱跟院子里的孩子疯跑，要么爬树掏鸟窝，要么下河摸鱼虾，很少安安静静待在家里，听他讲自己的往事。他偶尔提起“皮旅”的事，话还没说完，我又跑了。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河南闹饥荒，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老家的爷爷想着儿子在四川“当官”，或许能有口饭吃，便揣着个布包，沿着宝成铁路一路颠簸来了四川。谁知一看四川仍然饥荒。老人望着廋弱的孙子孙女，满眼都是不忍与无奈。为了不给儿孙添麻烦，爷爷拒绝了再三挽留，断然返乡。但老家那边的分粮份额已断，不出月余，爷爷因无米下炊，饿死。父亲接到信时，坐在椅子上半天没动，双手攥得发白，后来我才知道，他那晚在院子里站了一夜，烟蒂扔了一地。

父亲的身体终究没能扛过岁月和旧伤的侵蚀。他身上的伤太多了，贯通伤、爆炸伤，连医院的会诊医生都倒吸一口凉气，说“能活下来到现在，简直是奇迹”。最后的一两年，他几乎都躺在病床上，国家给了他最好的照顾，母亲更是寸步不离，喂饭、擦身、按摩，把所有的心思都放在他身上。我那时已经成家，偶尔去医院探望，还是坐不住，聊几句就借口有事离开，从没想过，那些时光正在一分一秒地溜走。

父亲的离去不是毫无征兆的，最后时刻就那样来临。令人诧异的是他在弥留中，却对儿孙的呼唤有些许反应，阳光透过病房的窗户照在他脸上，像是睡着了一样。我站在床边，第一次长时间看着父亲——他的头发全白了，脸上的皱纹里藏着岁月的刻痕，手上的老茧硬得像石头，身上那些深浅不一的伤疤，在阳光下格外刺眼。我突然明白，我再也没有父亲了，再也听不到他讲那些激情燃烧的岁月了，那些我从没问出口的问题，从此成了永远的遗憾。

我去水房打了满满一盆热水，端到病床前。这是我第一次给父亲擦洗身体，指尖碰到他干枯的皮肤时，眼泪突然就掉了下来。我仔仔细细地擦着他的每一寸皮肤，擦过他肩上那道淞沪会战留下的弹痕，擦过他后背那道临汾战役的伤疤，擦过他布满老茧的双手——这双手曾经握过枪、扛过炸药包，也曾经把我高高举过头顶。我想把所有的愧疚和迟来的爱，都通过这双手传递给他，可他再也感觉不到了。

那年我32岁，如今已年近七十。岁月模糊了很多记忆，可我依然能清晰记得那盆热水的温度，记得父亲皮肤上每一道伤疤的触感，记得那种心如刀绞的愧疚。人生里的惊天动地，终究会被时光冲淡，反倒是这些“只有一次”的小事，像针一样扎在心里，刻骨铭心。如果人生能重来，我多想在父亲还能说话的时候，多陪他坐一会儿，听他把那些故事讲完——哪怕只有一次也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