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理论内核与中国实践的碰撞——基于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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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理论内核与中国实践的碰撞——基于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启示

摘要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乔尔·莫基尔、菲利普·阿吉翁与彼得·豪伊特，以表彰其在“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领域的开创性研究。本文以三位学者提出的“创造性破坏”“文化-制度-知识协同”等核心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经济转型期面临的债务压力、科技封锁、内卷化及生态约束等深层矛盾，引入中国哲学中“阴阳平衡”“和而不同”“知行合一”“道法自然”等元典思想，系统探讨以可持续发展为基石的创新驱动战略优化路径。研究发现，可持续经济增长的本质是“创造性破坏”驱动下的资源绿色重构，中国需以哲学智慧破解“破立之困”，在制度刚性与市场弹性、传统底蕴与现代创新、经济增长与生态承载间构建动态平衡，最终实现从“要素驱动”到“创新引领”再到“智慧共生”的质的飞跃。

关键词：创新驱动；创造性破坏；可持续发展；中国经济；中国哲学；高质量发展

一、引言

诺贝尔经济学奖的评选方向历来是全球经济治理核心关切的“风向标”。在资源枯竭与气候变化的全球挑战下，如何突破增长瓶颈、实现人类文明永续发展，成为亟待解答的时代命题。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研究给出关键回应：创新驱动的本质是“创造性破坏”的动态过程，其可持续性依赖“有用知识-制度-文化”的协同演化，并需与生态环境形成良性互动。

当前，中国正处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交织的关键阶段：一方面，传统要素红利消退、人口结构转变，资源环境约束已达临界点；另一方面，“卡脖子”技术封锁与全球产业链重构倒逼创新升级，而内部存在的“内卷化”倾向持续消耗创新活力。在此背景下，若不能以系统性思维与哲学智慧推进创新生态重构，不仅可能面临经济增长停滞，更将阻碍高质量发展进程。基于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理论，结合中国哲学智慧破解创新困局，既是回应时代需求的必然选择，也是探索可持续发展“中国路径”、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中国方案的重要实践。

本文的研究意义体现在理论与实践两方面：理论上，将西方经济学创新增长理论与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融合，拓展创新驱动可持续发展的理论维度；实践上，针对中国创新驱动面临的现实挑战，提出兼具可操作性与文化适配性的路径建议，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研究方法采用文献研究法与理论联系实际法，通过梳理诺奖得主核心理论及国内外相关研究，结合中国经济转型实践展开分析。

二、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核心理论的内涵解析与可持续延伸

2.1 “创造性破坏”理论的内涵与可持续发展拓展

菲利普·阿吉翁与彼得·豪伊特提出的“创造性破坏”模型，突破传统增长理论对“稳态增长”的认知，指出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新旧生产方式、技术体系与产业形态的动态替代——新技术的诞生与应用会淘汰低效旧技术，推动生产效率提升与经济结构升级。但在全球可持续发展需求下，这一理论需被赋予新内涵：“破坏”的对象应从单纯低效经济组织，拓展至高污染、高消耗的传统发展模式；“创造”的目标应从单一提升生产率，转向构建绿色、循环、低碳的新发展范式。

以新能源汽车替代燃油车为例，其价值不仅在于汽车产业链的重构与效率提升，更在于通过减少碳排放、降低化石能源依赖，缓解全球气候问题这一“全球性负外部性”。需注意的是，“创造性破坏”并非盲目“破旧立新”：若政府补贴流向技术落后的“伪新能源”项目，或资本市场过度追捧“绿色概念”而忽视技术实质，将扭曲“创造性破坏”的内在机制，导致资源错配与创新泡沫。正如《周易》中“与天地合其德”的理念，可持续视角下的“创造性破坏”，需将生态效益内化为创新的核心评价标尺，实现经济增长与生态保护的协同。

2.2 莫基尔“知识-制度-文化”协同理论与绿色工业革命的适配性

乔尔·莫基尔在研究工业革命起源时指出，欧洲工业革命的爆发并非单一技术突破的结果，而是“知识积累-制度保障-文化认同”系统协同的产物：知识层面，实用技术知识与科学理论的融合为创新提供基础；制度层面，专利保护、市场化机制为创新主体提供激励；文化层面，对“进步”的信仰与企业家精神的培育为创新注入动力。

当前，全球正迈向“绿色工业革命”，莫基尔的“三要素协同”理论为这场革命提供关键启示——绿色工业革命的“核心密码”同样在于构建“知识-制度-文化”的可持续协同系统：

- 知识层面：从孤立的技术研发，转向融合生态学、系统科学、伦理学的“大知识”体系，推动绿色技术与基础科学、人文社科的交叉创新；

- 制度层面：建立碳定价、绿色金融、生态补偿等市场化制度，让“绿水青山”的生态价值转化为“金山银山”的经济价值，为绿色创新提供长效激励；

- 文化层面：培育“取之有度，用之有节”的生态文化，将可持续发展从政策约束内化为全民价值认同，形成“人人参与绿色创新”的社会氛围。

三、中国创新驱动发展的现实挑战与潜在风险

3.1 债务高压下的创新资源挤占与增长停滞风险

中国地方政府与部分企业的高债务问题，已成为制约创新资源配置的重要瓶颈。一方面，高债务企业需优先偿还本息，导致研发投入不足；另一方面，地方政府为化解债务压力，可能将本应用于科技创新补贴、基础研究支持的财政资源，转向债务偿还或短期见效的传统投资项目，形成“债务挤占创新资源”的恶性循环。

更严峻的是，债务驱动的增长模式往往与资源密集型、投资拉动型产业深度绑定，若不能及时推动“创造性破坏”以出清低效产能与高债务主体，将引发双重风险：一是系统性金融风险，债务链条断裂可能导致区域性金融动荡，损害市场信心与社会财富；二是创新活力枯竭风险，长期资源错配将导致“僵尸企业”占用大量要素，新兴科技企业因融资难、融资贵夭折，最终使中国错失产业升级机遇，陷入“中等收入陷阱”，重蹈日本“失落的三十年”中因未能彻底清理资产负债表、导致创新活力衰退的覆辙。

3.2 科技封锁下的知识链断裂与“创新孤岛”危机

近年来，部分发达国家以“国家安全”为由，对中国实施高端技术封锁、科研合作限制与产业链“脱钩”政策，试图将中国排除在全球创新网络之外。若应对不当，可能引发“创新孤岛”危机：

一是技术标准分裂与研发成本激增。若盲目追求“全产业链自主”，脱离全球创新协作体系，可能形成与国际主流不兼容的技术标准，导致中国企业在国际市场拓展中面临“标准壁垒”，同时重复研发将大幅增加创新成本；二是技术代差扩大风险。全球创新已进入“大科学时代”，前沿技术（如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生物制造）的突破依赖跨国界、跨领域协作，若闭门造车，将难以跟上全球技术迭代速度，最终在关键领域与发达国家形成代差，丧失技术话语权。

3.3 内卷化陷阱与产业“价值空心化”危机

部分行业存在的“内卷化”现象——即“增量不增质”的无效竞争，是“创造性破坏”机制失灵的典型表现。例如，部分互联网企业沉溺于“流量争夺”“模式复制”，而非技术研发；传统制造业企业陷入“价格战”，无力投入高端化、智能化升级。这种内卷化将引发两大危机：

一是社会活力窒息。青年人才被困于无效竞争，创新热情与创造力被挫伤，可能导致人才流失或“躺平”心态蔓延，加剧社会阶层固化；二是产业“价值空心化”。企业长期忽视技术创新与品牌建设，将逐渐沦为全球价值链底端的“加工组装环节”，丧失核心竞争力。若这一现象蔓延至战略新兴产业，将使中国产业体系陷入“大而不强”的困境，难以应对全球竞争。

3.4 生态约束趋紧与可持续发展根基动摇

资源环境约束是中国创新驱动面临的根本性挑战。长期以来，中国经济增长依赖高能耗、高排放的发展模式，导致空气质量下降、水资源短缺、土壤污染等问题凸显，生态环境承载力已达极限。若创新驱动不以“绿色”为导向，将引发不可逆转的后果：

从短期看，环境污染直接威胁国民健康，增加医疗支出，降低劳动力质量；从长期看，极端气候事件频发将破坏基础设施（如农业灌溉系统、交通网络），影响经济稳定运行；更严重的是，关键资源（如稀土、水资源）枯竭将直接导致依赖其的产业衰退，动摇可持续发展根基。因此，绿色创新不仅是生态保护的需求，更是保障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前提。

四、基于中国哲学智慧的创新驱动破局路径

面对中国创新驱动的现实挑战，需以中国传统哲学的“整体观”“系统观”为指导，构建“破立相济、知行合一、天人合一”的可持续创新生态。中国哲学思想与创新驱动的适配性，在于其强调“动态平衡”“协同共生”，能够为化解创新中的矛盾（如债务与创新、自主与开放、增长与生态）提供文化支撑。

4.1 以“阴阳平衡”化解债务与创新的资源博弈

《黄帝内经》提出“阴阳者，天地之道也”，强调事物对立统一的动态平衡。债务（代表“存量风险”，属“阴”）与创新（代表“增量活力”，属“阳”）的失衡，需通过“破立结合”的系统性措施调和，在化解债务风险的同时，为创新释放资源空间：

1. “破”旧立新，定向出清高碳高债产能

建立“高碳资产风险准备金”，由中央与地方财政按比例出资，对钢铁、水泥、传统化工等高耗能、高负债行业，实施严格的环保标准与效益评估体系。对未达标的企业，通过市场化并购、破产重组等方式推动出清，避免“僵尸企业”占用资源。同时明确规定，出清低效产能释放的土地、信贷、财政资源，需按不低于50%的比例定向投入绿色技术研发、循环经济项目等可持续创新领域，实现“破旧”与“立新”的衔接。

2. “立”绿色金融体系，引导资源流向创新

大力发展绿色债券、绿色信贷与ESG（环境、社会和治理）投资，对金融机构实施“绿色信贷占比考核”——将绿色信贷规模纳入商业银行绩效考核，对达标机构给予税收优惠或准备金率下调奖励。设立“国家级绿色技术银行”，整合国家开发银行、政策性金融机构资金，为具有重大生态效益的初创技术（如碳捕捉、新能源存储）提供“研发-中试-产业化”全周期低成本资金支持，破解绿色创新“融资难”问题。

4.2 以“和而不同”构建开放创新网络

《礼记·中庸》提出“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和而不同”的理念强调在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同时，通过开放协作实现共生共赢。面对科技封锁，中国需摒弃“封闭自主”的误区，构建“自主可控+开放协作”的创新网络：

1. “自主”深耕优势领域，打造战略长板

在光伏、风电、特高压、电动汽车等已形成全球竞争优势的绿色产业领域，加大基础研究与核心技术投入，推动技术标准国际化（如主导制定新能源发电、电动汽车充电接口的国际标准）。同时强化供应链韧性，通过“核心技术自主+配套环节开放”的模式，吸引全球上下游企业加入中国产业链，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绑定，降低技术封锁冲击。

2. “不同”聚焦全球共性挑战，广结创新盟友

主动发起“全球可持续发展科技创新计划”，在气候变化应对、深海极地探索、公共卫生安全等人类共同面临的挑战领域，设立国际大科学计划与开放实验室（如“全球碳汇研究中心”“国际新能源联合实验室”），向全球科研机构与企业开放资源。通过“以共同目标凝聚共识”的方式，绕过个别国家的技术封锁，吸附全球智慧资源，使中国成为“未来问题解决枢纽”，提升在全球创新治理中的话语权。

4.3 以“知行合一”破解内卷化困境

王阳明“知行合一”理念强调“知是行之始，行是知之成”，即认知需源于实践需求，行动需指向价值创造。破解内卷化，关键在于让创新回归“解决真实问题、创造实际价值”的本质：

1. “知”于痛点，建立需求导向的创新机制

由国家发改委、科技部牵头，联合行业协会与龙头企业，建立“国家可持续发展需求清单”，动态发布能源安全、粮食安全、老龄社会应对、环境污染治理等领域的“卡脖子”技术与系统解决方案需求。采用“张榜挂帅”“揭榜挂帅”模式，面向全球科研机构与企业开放攻关，打破“闭门造车”式创新，确保创新资源流向真正的社会需求。

2. “行”见真章，改革创新评价体系

推行“终身追迹价值评估法”，对科技项目、企业创新成果的评价，从“论文数量、专利数量”等短期指标，转向“全生命周期价值贡献”——包括对经济增长的拉动、就业带动、生态效益改善及社会福祉提升。将ESG绩效与企业税收优惠、融资门槛、政府项目准入深度挂钩，对创造真实绿色价值、社会价值的企业给予政策倾斜，让“内卷化”的无效竞争转向“价值导向”的创新竞争。

4.4 以“道法自然”优化创新制度设计

《道德经》提出“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强调事物发展需遵循客观规律，减少过度干预。创新生态的培育，需在政府“有为”与市场“有效”间把握边界，让创新如自然生命般自主生长：

1. “有为”立规：构建刚性制度保障

一方面，建立最严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加大对侵权行为的惩罚力度，完善知识产权质押融资、侵权损害赔偿机制，保护创新主体权益；另一方面，出台“生态侵权终身追责制”，对因技术应用或生产活动造成重大生态损害的企业与个人，实行终身追责，倒逼创新活动坚守生态底线。同时，完善全国统一碳市场，扩大覆盖行业范围，让碳排放权成为市场化配置的“有价要素”，通过价格信号引导企业自发开展绿色创新。

2. “无为”育生机：推行创新友好型监管

在人工智能、基因编辑、量子科技等前沿领域，设立“创新监管沙盒”——划定特定区域与时间范围，允许企业在监管部门的动态监测下，开展突破性技术的试点应用，对试点中出现的非原则性问题，以“容错纠错”替代“一刀切”禁止。政府对新兴产业的管理，从“事前审批”转向“事中事后监管”，秉持“法无禁止即可为”原则，为颠覆性创新留出足够生长空间，避免过度监管扼杀创新活力。

五、结论与展望

5.1 研究结论

2025年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的核心理论表明，创新驱动型经济增长的本质是“创造性破坏”的动态过程，其可持续性依赖“知识-制度-文化”的协同演化。中国创新驱动实践面临债务挤占、科技封锁、内卷化与生态约束四大挑战，而中国传统哲学中的“阴阳平衡”“和而不同”“知行合一”“道法自然”思想，为化解这些挑战提供了独特的文化智慧与方法论指导：

1. 以“阴阳平衡”调和债务与创新的资源矛盾，通过“定向出清”与“绿色金融”，实现存量风险化解与增量创新培育的协同；

2. 以“和而不同”构建开放创新网络，通过“深耕长板”与“共建平台”，在保障自主可控的同时融入全球创新体系；

3. 以“知行合一”引导创新回归价值本质，通过“需求清单”与“价值评估”，破解内卷化并聚焦真实社会需求；

4. 以“道法自然”优化制度设计，通过“刚性保障”与“柔性监管”，平衡政府干预与市场活力，培育可持续创新生态。

中国创新驱动的最终目标，并非单一建成“创新强国”，而是构建与自然和谐共生、充满内在活力、能为人类共同挑战提供解决方案的“智慧文明”。当创新驱动战略深度融合可持续发展理念与中国哲学智慧时，将不仅推动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更能为人类文明永续进步贡献“中国方案”。

5.2 研究不足与展望

本研究虽尝试融合西方经济学理论与中国哲学思想，但在理论融合的深度与实践路径的细化上仍有不足：一是对“知识-制度-文化-哲学”四要素协同的机制分析有待深化；二是部分路径（如“绿色技术银行”运营模式）的可操作性需进一步结合地方实践验证。

未来研究可从两方面推进：一方面，结合具体区域（如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的创新实践，开展案例研究，细化路径设计；另一方面，引入定量分析方法，构建“创新-生态-文化”协同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对中国创新驱动的可持续性进行动态监测与评估，为政策优化提供更精准的依据。

随着中国对创新驱动战略的持续推进，以及全球可持续发展需求的不断提升，融合中国哲学智慧的创新理论与实践，将展现出更强的生命力与国际影响力，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坚实支撑。

参考文献

两个大脑的知识储存，和吵架时候的激情碰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