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祯辉的美篇

何祯辉

《岁月的印章》一一桐城县制盒厂往事 　　近日，一段题为《桐城县制盒厂》的短视频无意间闯入视野，悠扬旋律裹挟着满屏怀旧气息，瞬间勾起了我深埋心底的记忆。我随即从书橱中取出父亲生前留下的日记本与相册，这两件珍藏二十余年的物件，此刻在掌心重若千钧。逐字逐句品读父亲51年前的手迹，文字里的苦涩与艰辛，在时光沉淀下更显厚重；当目光落在母亲与老同事的合影上，记忆闸门轰然开启，无数尘封往事如潮水般汹涌而来…… 原桐城县制盒厂大门 母亲与老同事在厂大门口的合影。（左起：胡志清、方德华、都国英、陈红霞、程翠珍） 父亲留存的日记本！ 　　一、童年印记里的烟火与温情 　　桐城县制盒厂的渊源可追溯至1964年，它是由当时的城关文具生产合作社转产而来，1969年9月正式定名，既保留了原有印刷车间，又开启了专业化制盒的崭新征程。据老同事程小凤父亲程永康先生回忆，早期厂主任是位名叫胡耀的女同志，她的模样我至今记得真切：身材高挑，留着齐耳卷发，烟瘾颇重，嘴角几颗金牙格外醒目，说话直来直去。 当年的刻字门市部位于现在的南门街136号！ 当年的制盒制笔车间位于现在的南大街138号！ 　　在我童年记忆中，当时的文具生产合作社不仅经营刻字、印刷业务，还兼做毛笔。做笔的师傅姓项，母亲方德华曾以家属工身份跟他学过一阵子。制盒与做笔的工序都在同一个大房间完成，地点就在如今的桐城市南门街138号。 父亲当年参加工作时的样子！ 母亲在制盒厂工作时的留影！ 　父亲何怀生当时在制盒车间西北角的房间里，专注于刻字和制作印刷纸盒的丝网版。刻字门市部与制盒车间仅一墙之隔，坐落于现在的南门街136号，两开间门面的店铺里，进门的玻璃柜陈列着各式印章章胚与文具，办公桌一字排开，几位刻字师傅端坐其后。好友潘立至今还记得，他的外公潘守成当时是门市部里年龄最大、技艺最高的刻字师傅，只是听力略有欠缺。 1985年我在制盒厂书写的“振兴商店”牌匾悬挂在南门街136号（2006年11月摄） 　　那时我约莫两三岁，因家中无人照看，母亲常带我去车间上班。有一次，她把我放在一米多高的瓦楞纸堆上午睡，等我醒来，下身早已湿透，纸堆上印出一道蜿蜒的水痕，引得车间叔叔阿姨们哈哈大笑，我羞得满脸通红，那份窘迫至今想来仍历历在目。 父亲当年购买的美术参考书籍！ 　　父亲原名何凌岩，何怀生是他后来为自己取的名字。他在家中兄妹六人里排行老大，刻字技艺的背后藏着一段辛酸往事。1959年，爷爷何金州因病早逝，家中仅有奶奶在县合作社工作，月薪微薄，全家常常食不果腹。初中毕业后，奶奶四处托人，让父亲拜师傅学艺，操师傅老家在桐城曹岗，为人和蔼可亲，手艺精湛绝伦。父亲自幼聪慧，勤奋好学且擅长书画，深得师傅喜爱，尽得真传，刻字技艺日益精进，至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在县城关仍是赫赫有名。当年10月，年仅19岁的父亲不得不挑起家庭重担，进入文具生产合作社工作。1992年6月，已八十多岁高龄的操师傅在他人搀扶下专程来家中与父亲小聚，当时恰逢我周末从外地回家，父亲对我说操师傅是他人生的贵人！ 父亲当年刻字的样稿！ 父亲收藏的古代书贴！ 父亲收藏的书贴！ 　　童年记忆里最温暖的片段，莫过于厂里每年腊月举办的免费大会餐。那时制盒厂总部已搬迁至如今城关北门新建巷附近。记得1973年前后的腊月，大雪纷飞，天寒地冻，正值寒假的清晨，我们兄妹三人还蜷缩在讲学园七号的被窝里，母亲便冒雪推门而入，催促我们赶紧起床：“厂里今天会餐！”她手中提着钢卷锅和几个饭盒，里面装着热气腾腾的肉包子和一大锅肉圆子汤。我和哥哥、妹妹迫不及待跳下床，狼吞虎咽，不到一刻钟便将食物一扫而空。母亲站在一旁，欣慰地看着我们，眼中满是温柔的慰藉。在那个买肉要肉票、买米要粮票、买布要布票的物质匮乏年代，能吃上肉包子、喝上肉圆子汤，堪称奢望。后来我们才知晓，那些美食都是母亲特意为我们节省下来的，那份深沉母爱，在寒冬里化作一股暖流，温暖了我们的童年。 　　此外，还有一件趣事令我印象深刻。大约在1971年，为纪念伟人畅游长江15周年，桐城县在镜主庙水库举办横渡竞赛活动，各机关单位和企业纷纷组队参与。按照唐厂长的要求，父亲主导设计制作了一只巨大的三角形漂浮筏，外形酷似小船，自上而下悬挂着几条彩旗，正前方醒目地写着“桐城县制盒厂”六个大字，筏子四周还绑上了充气的汽车轮胎。一大早，父亲就骑自行车带我来到水库边，登上大坝，现场人山人海，彩旗招展，锣鼓喧天。发令枪响后，身着泳装的陈梅英阿姨和几位叔叔抬起漂浮筏冲向赛道，我和厂里的叔叔阿姨们拍手呐喊，为他们加油鼓劲。这只漂浮筏体型庞大，队员们只能扒在四周划水，前进速度十分缓慢，与其说是游泳，不如说是推着筏子趟水，引得现场观众捧腹大笑。临近中午，大家渐渐感到饥饿，厂里几位叔叔抬来一大铁桶肉包子，父亲递给我三个，那鲜香的滋味，至今仍萦绕在舌尖。事后听闻，此次活动中，县里有一位武装干部在部署赛事时因公殉职，为这场活动增添了一抹沉重的底色。 父亲当年的刻字样稿！ 　　父亲当年还经常到外地出差。1974 年我上小学二年级，恰逢暑假，他带我到合肥出差采购设备，住在“长淮旅社”。这是我第一次出远门，心中无比兴奋，不仅第一次见到了自来水，还尝到了牛奶冰棒，当时桐城只有 5 分钱一根的普通冰棍。工作之余，父亲带我到逍遥津公园游玩，留下了我与爸爸的第一张合影。照片上，我上穿短袖汗衫正面的“北小”二字，是他亲手设计并印上去的，这幅照片尤为珍贵。 《我和爸爸在一起》1974年摄于合肥逍遥津公园 　　在我童年记忆中，父亲对我们兄妹三人的学习极为重视，甚至有些严苛。亲历动乱，父亲更体会到下一代读书的重要性。每次出差再忙，他都要去当地新华书店买几本美术或学习方面的参考书籍带回家，并写上购买时间和地点，再盖上朱红大印留作纪念。从我上小学二年级开始，父亲就从厂里捡回废纸边，教我画上格子，要求我每天必须写一张毛笔大字、画一幅画，雷打不动。有时遇到出差，为防止我偷懒，他还要求写上当天日期。 他不仅严格要求我们，自己还带头示范。父亲后来回忆说，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年实行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政策，兄妹三人身体单薄，即便初中毕业后去农村，从事宣传工作要比下地插田轻松些。1990年我大学毕业后竟然真的分配在宣传部门工作，而且一干就是15年，世事真的好奇妙。虽然父亲只有初中文化，但他喜读古书，经常给我们讲解历史故事。家里有张四方桌，每天晚上我和哥哥、妹妹各坐一方做作业，他就坐在一旁边赶蚊子边看业务书。 父亲爱书如命。他最喜欢看那套古版的《三国演义》和古代字贴，因为那是爷爷生前留给他的祖传宝贝。文革期间，他用塑料袋包裹了好多层，藏在小院的鸡窝屎下面，才躲过造反派多次上门搜查。 父亲生前常看的古书！ 父亲收藏的画谱！ 父亲出差时购买的参考书籍合订本！ 父亲亲笔题写的落款！ 父亲购书的亲笔签名！ 二、蹉跎岁月中的荒诞与坚守 　　上世纪六十年代的桐城，私章却极为盛行，由于社会上不少人目不识丁，无论城乡，办事都需以印章作为凭证。因此，刻字门市部主要业务是刻制公章和私章，偶尔也会为制盒印刷补刻一些稀缺字模。无奈门市部面积狭小，业务有限，僧多粥少，父亲只好带着十几岁的员工焦发胜，辗转枞阳、东至、池州等地闯荡谋生。 从父亲留存的两本《图章印样》中可见到成百上千枚印章，五花八门，从伟人头像到各类文件、简报、刊头、票据章，应有尽有，令人目不暇接。缘分总是如此奇妙，二十年后的 1983 年 6 月，我高中毕业后进入制盒厂工作，当年父亲的徒弟焦发胜师傅，就是我所在的图案设计室负责人。 父亲出差时携带的空白介绍信！ 父亲当年的刻字样稿！ 　　文具生产合作社制作的毛笔，尾端需要贴上商标。父亲自幼热爱书画，设计标签的任务自然落到了他的肩上。他挑灯夜战，将商标设计成圆形葵花图案，中间是红色“忠”字，四周环绕着多片黄色花瓣。第二天，他将样稿送到单位，未曾想这竟成了别人攻击他的第一条“罪状”，有人诬陷这个图案酷似某党的党徽。还有一次，父亲与一位同事出差武汉，游览长江大桥时，同事询问桥头两边伟人与林彪的语录手迹谁写得最好，父亲随口答道：“当然是伟人的字写得好！”可出差回来的第二天一早，革委会主任便将他叫到办公室，质问他是否在外散布反动言论。父亲一头雾水，后来才得知，那位同事回来后立即向革委会告状，揭发他“有意攻击林副主席”，这句平常对话，成了打击他的第二条“罪状”。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第三条“罪状”：有人揭发父亲将伟人宝像捧回家时未用双手，是对伟人的不忠。从此，父亲白天被迫挂着牌子站在南大街示众，晚上还要遭受革委会的批斗，身心遭受无情摧残。 据他后来回忆，有一次竟有人故意将挂牌子的绳子换成细细的铁丝……如今看来，这些事情荒诞可悲，但在那个政治压倒一切的特殊年代，一句话、一件事，都可能改变一个人乃至一个家庭的命运。万幸的是，苍天眷顾，父亲并未被击垮，反而信念愈发坚定：一定要将孩子们教育成人。 父亲当年刻字的样稿！ 　　蹉跎岁月多磨难，历经风雨见彩虹。十年后的 1979 年 3 月 14 日，父亲在日记中这样写道：“下午三点，全厂召开冤案、错案平反大会，所有材料当场烧毁。今日平反的有三人：梁绍华、方 xx 和我。材料随火化为灰烬，但十年前那些摧残我的情景，依旧历历在目……”字里行间，满是劫后余生的感慨与释然。 父亲关于错案被平反的日记！ 父亲（右）与同事项文生（左）在武汉出差时的留影！ 　　1976年伟人与世长辞，举国悲痛。厂里专门设立灵堂用于吊唁，作为厂里的女民兵，母亲和同事们手持钢枪在门口轮流站岗。我当时上小学四年级，晚饭是我用瓷缸装好送过去。有天晚上，我看见许多叔叔阿姨围坐在大桌旁，用薄薄的拷贝纸折制小白花，折好后用大纸箱装好，至少上千朵。按照厂领导要求，由父亲主导设计并制作了一个大花圈，筋骨用钢筋焊制而成。我不知花圈具体多大，只听父亲后来说，当时县里在电影院举行吊唁仪式，各单位花圈需全部送到大厅，由于制盒厂的花圈太高，进不了影院大门，只好将后面的衬架卸下，搬进去后再重新安装。花圈上的两条挽带用白色的确良布制作，当时市面上的确良布十分稀缺，为避免浪费，父亲将挽带下端裁剪下的三角形布料带回家，拼接成一个偌大的手帕，此后用了好多年。 　　三、百废待兴时的开拓与奋进 　　历史车轮滚滚向前。1971年，制盒厂迎来扩建，正式开启专业化制盒生产的规模化历程。新厂区占地约 20多亩，坐落于五显巷以东、新建巷以南，南与县搬运公司相邻，也就是如今的文成东路以西。厂部大楼建于1983年左右，共三层，大门位于现在“力与美健身”门面房附近。全厂员工已达100多人，隶属于当时的桐城县二轻局管理。 厂区进一步扩大，人员素质也需同步提升。1972年5月，唐义祥厂长亲自带领胡竹华、许张胜、张轩厚、程永康、添和平和母亲方德华共 6人，远赴南京进行脱产学习培训。工作之余，唐厂长还带领大家参观了灵谷寺和雨花台。 1983年6月19日，我刚进入厂里工作时，厂门口一楼北侧设有一间值班室，南侧是一排四开间的门面房，即后来的知青厂门市部（又名振兴商店）。门市部经理李锋，身材偏瘦，面色稍黑，个性较强，在城关小有名气。凤翔师傅虽然腿部患有残疾，但他身残志坚，有时上下货物都亲自上阵，作为门市部日常负责人，他把知青店打理得井井有条，至今我仍记得他挥汗如雨、忙前忙后的身影。胡成霞当时是从印刷车间后调到门市部工作的同批待业知青，秀发飘飘，举止高雅，是知青门市部一道最亮丽的风景。 二楼分布着供应科、销售科、财务科和生产技术股，金南山叔叔负责供销科，冯定远师傅任供销股长。1988 年，我所在的图案设计室位于二楼南端，是后来从厂食堂隔壁搬迁过来的，南边接有一个平台，与县搬运公司隔墙相望；三楼则是政工科、会议室和办公室。进入厂大门，一条水泥路贯穿其中，左侧是印刷车间和两块宣传栏，右侧是二盒车间。顺着水泥路往里走，右边是厂食堂，食堂师傅刘珍南是一名退伍战士，性格耿直，擅长气功，个子不高却身体壮实，为人十分豪爽。食堂对面是早期的制版车间，也是我参加工作的第一站。 我至今还记得西边墙外水塔旁有一棵高大的泡桐树，每到春末，满树紫花绽放，微风拂过，花瓣纷纷扬扬落在过往工人的蓝布褂上，宛如撒下一把碎紫绸，成为厂里一道独特的风景。 1972年5月在南京学习培训时合影！（后排左起：张轩厚、胡竹华、唐义祥、许张胜。前排左起：程永康、添和平、方德华） 1972年5月在南京灵谷寺合影（后排左起：程永康、胡竹华、许张胜。前排左起：添和平、方德华） 同事在原制盒厂大门口留影！（左起：左晓芸丶胡成霞） 　　顺着水泥路往左拐，有一条小巷通向木工房，木工师傅宋万武身高约一米六几，文质彬彬，待人十分和蔼。沿路再往里走，便是一个长方形广场，平时主要用于翻晒纸盒，东南拐角处矗立着一个篮球架，工人下班后可以在此打球。广场东头有一栋二层小楼，楼上是员工宿舍和简陋的会议室，唐义祥厂长的办公室设在一楼。透过窗户，他可以洞察厂里一切。平日里，他的窗帘总是紧闭着，偶尔拉开。由于厕所是设在广场东南角的小弄里，大家上厕所路过窗前都会蹑手蹑脚，生怕惊动他。 父亲所在的机修车间与厂长办公室仅一室之隔，1987年元月20 日担任生技股股长之前，他已在这里默默耕耘了 16 个春秋。机修车间是制盒厂的核心部门，人员变动较为频繁。父亲在日记中详细记录了新员工的到来：“1979 年12月23日，今天机修车间调来一名钳工叫朱俊民，现年 29 岁，原在安庆地区机具厂工作。”“1980 年 3 月 19 日，今天上午机修车间调来一名车工叫赵立新，现年 20 岁，原在县农机厂工作。”“1980 年 5 月 4 日，今天上午机修车间调来一名钳工叫李福生，原在县轴承厂工作。”“1980 年 8 月，本月又由县轴承厂调来徐林生、吴寿生、王……” 在我的记忆中，李锋、曹幼玲也曾在机修车间跟随父亲学习维修。 父亲关于人事变动的日记！ 1982年父亲在上海出差时的留影！ 1984年7月20日，父亲（中）与同事汪晓安（左）到北京参加全国包装食品机械展销会合影（右为县食品厂？）！ 　　顺着水泥路往右拐是配电房和大盒车间，对面台阶上方是厂里的仓库，早期保管员是朱永贵阿姨，后来由叶立刚主任接手。叶主任个头不高，身材偏瘦，性格温和。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随着桐城乡镇企业的蓬勃发展，制盒厂已形成“印刷+ 制盒”的一体化生产格局，产品涵盖文具包装、食品包装盒等多个品类，不仅满足了桐城本地需求，还辐射到合肥、蚌埠、安庆、池州等周边地区，一度出现产品供不应求的火爆场景。1985年，桐城县包装产业方兴未艾，厂领导审时度势，专门成立“安徽省桐城县包装装潢工业公司”并正式挂牌。制盒厂顺应市场趋势，增设新生产线转产彩印精致包装盒，成为桐城最早涉足精品包装领域的企业之一，为后续桐城包装产业链的形成储备了大量人才并奠定了坚实基础。 生产纸盒离不开瓦楞纸，为开拓新产品，早在 1977 年 9 月 23日，厂领导就安排父亲到江西省九江、乐平、景德镇和湖北武汉出差，筹备购买造纸设备。1982年前后，在厂部大楼斜对面兴建造纸车间，利用回收的废旧纸盒打浆制造卫生纸，母亲方德华就在这个车间回收废纸盒。造纸车间副主任姚育才，1986年前后因骑摩托车不幸遇难；1989 年，制盒厂又在桐城县南三角岛附近、龙眠河大堤北岸，与当时的县矿山机械厂相邻创建了造纸分厂生产瓦楞纸，占地约 40 多亩。 1982年父亲在苏州出差时的留影！ 　无论是北门制盒厂的扩建，还是造纸厂的兴建，父亲经常与厂领导、同事一起出差考察学习、采购设备，有时还在家挑灯夜战，绘制图纸。除此之外，他还自学电工和木工。父亲负责全厂机械设备采购和维修，每次出差前，都提前用心做好笔记；对于待加工的精密设备零件，经常废寝忘食、精益求精地设计绘图，再送到加工厂制作，被同事们戏称为厂里的“土木工程师”。 如今，父亲生前使用的绘图仪器和笔墨仍被我珍藏在书柜里，那是他自学绘图的有力见证，我始终不忍丢弃。父亲虽只有初中文化，但他勤奋好学的精神，为我们兄妹三人树立了最好的榜样。此外，他还自学了藏文，在全县尚无电脑绘图的年代，全凭手绘为桐城县多家印刷厂绘制藏文文件头、便签头以及各类藏汉文书籍画稿，其精湛技艺令我敬佩不已。 父亲当年绘图时的情景！ 父亲当年绘图使用的文具！ 父亲刻字用的刀具！ 1984年10月父亲在杭州出差时的留影！ 1985年父亲在北京出差时的留影！ 　　四、历史长河中不朽的身影 　　每一家企业的兴盛，都离不开一大批勇于拼搏、爱岗敬业的干将与普通员工。当年，他们用辛勤汗水浇灌出制盒厂这棵参天大树，在养家糊口的同时，也为国家发展默默奉献着青春与智慧。如今，他们大多已步入晚年，有的前辈早已离我们远去，健在的长辈在家颐养天年，当年稍年轻的员工也已儿孙满堂，尽享天伦之乐。三十八年来，纵使我们天各一方，但老前辈们的音容笑貌和老同事们年轻时的青春印记，始终在我脑海中挥之不去。 1997 年制盒厂改制后，有一次我放假回桐城，特意走进老厂区拜访昔日的画友——桐城雨润公司老总吴晓国先生。当看到自己当年书写的“图案设计室”牌子依旧挂在原处时，我思绪万千，心中五味杂陈。徘徊在那棵泡桐树下，微风拂过，紫花飘落，恍惚间，仿佛又听到了制盒厂的机器轰鸣声，闻到了黄纸盒特有的气息，那里承载着我的青春与记忆。 1984年父亲到北京出差时的留影！ 父亲在造纸厂工作时的留影！ 　　在制盒厂的创业发展历程中，一个个闪亮的名字值得永远铭记：胡耀、唐义祥、杨桂珍、项飞、杨锦云、何怀生、梁绍华、胡竹华、季生国、程永康、添和平、金南山、冯定远、许张胜、焦发胜、倪渐生、陈梅英、方爱胜、欧庆生、凤翔、叶立刚、宋万武、倪爱松、项顺民、周高如、方德华……还有许多记不清名字的老前辈，是他们披荆斩棘、攻坚克难、勇于开拓，用汗水将制盒厂的名字深深镌刻在桐城包装制造的创业史上。 父亲在造纸厂工作时的留影！ 父亲留存的奖品一一《先进生产者》日记本！ 　　唐义祥，时任制盒厂厂长、革委会主任，员工都称他唐主任。他身高一米八，头发稀疏，性格内向，面色铁青，时常背着双手在厂里四处巡视，员工见他都毕恭毕敬，有的避而远之。记得有一次全厂职工大会上，他批评有些员工“八点钟上班九点到，九点半回家通煤灶”，讽刺迟到早退的现象，搞得几位在场员工满脸通红。上世纪八十年代，家家户户都烧蜂窝煤，厂区院墙外有一排员工宿舍，为方便工人上下班，厂里专门在围墙拐弯处开了一道小门，有些员工担心家里煤灶熄火，便会中途溜回家添加煤球。虽然他已过世多年，但老职工对他当年主政，厂里经济效益高峰时，却没有为职工购买保险一事仍有看法。 胡竹华与梁绍华两位师傅，都是外销工作的得力干将。他们常年奔波在外，既要为厂里招揽订单，又要及时追回货款，被员工们戏称为厂里的“外交家”。胡叔叔身材魁梧，皮肤黝黑，为人仗义，敢作敢为；梁师傅个头不高，性格温和，做事沉稳，待人谦和。 季生国，时任厂办公室主任兼厂长秘书，他是一名退伍军人，政治素质过硬，文字功底深厚，忠心耿耿，为人处事严谨低调，组织能力较强，深受厂领导与全体员工的好评。 程永康，担任印刷车间主任，身材偏瘦，工作兢兢业业，处事谨慎细致，业务精湛，待人友善。 添和平，时任厂财务室会计，年轻有活力，做事风风火火，是厂里的“三朝元老”，更是名副其实的老黄牛。 焦发胜，时任制版车间主任，为人低调谦和，性格沉稳细腻，说话轻声细语，无论遇到多大的难事急事，都能保持从容不迫的心态，始终乐观向上。 倪渐生，时任电工，勤奋好学，聪明低调，精通电机维修技术，对待工作废寝忘食，精益求精。 方爱胜，时任大盒车间主任，身材敦厚，性格开朗，做事果断，忍辱负重，敢于为职工仗义执言。 父亲何怀生，由于勤奋工作，后来被提拔为副厂长，并在厂里连续多年被评为“先进生产者”。虽然当时的奖品只是一本笔记本、一张奖状或一个瓷杯，但那是组织的信任，是对父亲辛勤工作的肯定与褒奖，父亲为此常常感到非常欣慰。 母亲方德华，为人谦卑、随和，在制盒厂工作近 30 年，默默无闻，勤奋工作，备受同事好评。尤其是在父亲遭受十年不白之冤期间，她忍辱负重，呕心沥血，备尝艰辛，始终与人为善。在家里，母亲任劳任怨，勤俭持家，是标准的贤妻良母，深受老员工和亲朋好友的称赞。 由于我离开工厂已有 38 年之久，许多老领导、老师傅、老前辈以及同龄人的性格与相貌特征，在记忆中已渐渐模糊，无法一一详尽描述，恳请多多谅解！ 父亲出差在峨眉山的留影！ 父亲和同事出差在九华山合影（前排左起：周高如、宋万武、史本正、倪渐生。后排左起：何怀生、史良永、张世同） 　　五、不忘初心后的逐梦与启航 　　我于1983 年 6 月 19 日进入制盒厂制版车间工作，1988 年 9 月 10 日离开，在此度过了六年时光。由于从初一开始便跟随父亲学习刻字，工作上的任务对我而言相对轻松，因此闲暇时总爱写写画画。有一天上午，我正独自一人坐在办公桌前画画，唐厂长突然推门而入，我想收起画夹已然来不及，大脑一片空白，只好静等挨批。未曾想，唐厂长端详了片刻我的画，一言不发，转身离去。听同事说，他后来跑到父亲工作的机修车间，大声说道：“老何啊，你儿子小马（我的小名）上班时间画画，你可得好好管一管！”父亲只好满脸陪笑：“好的好的，回家我一定狠狠批评他！”中午回家后，父亲语重心长地对我说：“以后上班没事可以看看书，画画一定要注意场合，别让唐主任再抓现行了！” 经历过这件事后，我变得愈发谨慎，对厂里的是非纷争向来不闻不问，每天两点一线，从家门到厂门，按部就班地生活。日子虽然平淡，可心中总觉得似乎缺少了些什么。后来发生的几件事，深深触动了我，让我萌生了重新参加高考的念头。 1983年11月我在制盒厂图案设计室刻字时的留影！ 　　第一件事：1984 年有一天，当时在邮电局当邮递员的毕国栋同学骑车来到我的办公室，带来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我们的小学同学董国春（当时在县供电局工作）被北京电影学院摄影系录取，录取通知书是他亲手送达的。在那个年代，能考上大学已然不易，更何况是鼎鼎有名的北京电影学院，这在桐城县城堪称爆炸性新闻。我立即骑车到县百货公司买了一本影集，并写下祝福语后，送到董国春家中表示祝贺。当时他正在收拾行囊准备赴京报到，我趁机向他详细咨询了高考的相关事宜。回家后，父亲听闻此事，鼓励我也可以尝试报考。从那以后，我便心无旁骛，白天认真上班，下班后除了帮助父亲为乡下的塑料印刷厂刻制印板补贴家用外，其余时间全部投入到绘画中。 第二件事：1984 年全国掀起《上海滩》的追剧热潮，家里当时只有一台 14 英寸的飞跃牌黑白电视机，我每晚必看，被剧中的港台明星深深吸引。凭借着父亲从小教给我的绘画基础，我连续画了赵雅芝、周润发、吕良伟三幅明星画像，挂在自己的房间里。1985年暑假，正在安徽师范大学读书的哥哥回家，看到其中赵雅芝的画像后十分喜欢，开学时便带到了学校，挂在自己的蚊帐里。恰好一位来寝室串门的学生会好友、美术系的同学看到了这幅画，连忙询问是谁所画。哥哥告知是弟弟在家随手画的，那位同学当即说道：“你弟弟画得很好，何不叫他来报考我们美术系？”后来有一天，哥哥在学校食堂门口偶然看到一张《美术培训班招生启事》，当即撕下来随信寄给了我。1986年新年刚过，正月十五那天，我便背起行囊，踏上了前往芜湖的长途大巴，参加为期一个月的美术培训班。 第三件事：每逢寒暑假，哥哥回家都会向我讲述丰富多彩的大学校园生活，令我心生向往。1985 年 11 月底，父亲让我乘车经安庆坐大轮前往芜湖，给读大三的哥哥送棉衣。哥哥和他的好友汪卫东不仅专门带我参观了安师大美术系、赭山公园，还陪我逛了芜湖市新华书店和年广久的傻子瓜子专营店，汪卫东还为我和哥哥拍照留念。更令我高兴的是，在安师大还见到了高中同学江宏斌，他当时在政教系就读，对我十分关心，嘘寒问暖，这次经历让我大开眼界。当时我家住在讲学院巷，与桐城中学仅一墙之隔。每天清晨六点多钟，桐中校园里的高音喇叭便传来优扬的广播操乐曲，联想到哥哥描述的大学校园生活，我心中不免生出几分失落。尤其是每年 7 月 7、8、9 日高考的那几天，只要听到桐中校园里考场的铃声响起，心中总会涌起一种莫名的酸涩。 1985年到芜湖后与哥哥的合影！ 1985年在安师大艺术楼台阶前留影！ 　　1987年春季，我瞒着唐厂长，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县教育局的大门，报名参加高考。然而，5 月份在安师大参加专业加试时，我突然鼻孔流血，考卷上沾满了血迹，当年未能如愿。1988 年春季，我再次鼓起勇气冲刺高考，高考结束后在北街小学进行体检，没想到在现场，还偶遇到多年未见的小学体育课左克俭老师，当时他己被调到县教育局工作，8月底最终被六安师专美术系录取。 当时还没有快递，录取通知书是通过挂号信邮寄，因此收到相对较晚。9 月 10 日，当高考录取通知书送到厂门口值班室时汪晓定师傅手中时，厂里的许多同事都深感惊讶。第二天，我就办好粮油户口转移关系，第三天便背起行囊，父亲亲自送我到学校报到。后来听妈妈说，开学后，还有不少同事专门来家里表示祝贺，为此，父亲特意在县城广场的胜利餐厅摆了几桌宴席，以表谢意！ 1988年9月10收到的高考录取通知书！ 　　其实，从制盒厂考走的并非我一人。早在 1978 年，有一位刚招工进厂不久的下放知青董明辉，安庆人，30岁左右，已经结婚生女，爱人在桐城县水泥构件厂工作，当时在机修车间跟随父亲当学徒。记得我当时在读小学五年级，一天晚上，董叔叔带着爱人、抱着孩子来到家里送喜糖，父亲为祝贺他高考金榜题名，连夜专门刻了一枚铜质印章作为礼物送给他。2004 年，父母迁居安庆后，有一天爸爸在德宽路散步时，远远看到前方有一位中年人，随口喊出了“董明辉”。那人回头一看，惊喜地喊道：“何师傅！”分别26年之久的师徒二人，紧紧握住双手，久久不愿松开。交谈后得知，董明辉当年考取的是池州师专数学系，毕业后被分配到杨桥中学任教，后来又调到安庆四中工作。此后有一天，董老师还专门带着礼物来到我家看望父亲，师徒相见，格外亲切，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六、青春岁月里的珍藏与铭记 　　从 1966 年出生到上幼儿园、小学、中学，再到参加工作，无论是我个人还是整个家庭，都与制盒厂结下了不解之缘。家里除了哥哥没有进厂工作，父亲和母亲都在厂里上班，我和妹妹何丽云高中毕业后，也分别于 1983 年、1989 年进入制盒厂待业。可以说，是制盒厂养育了我们全家。无论世事如何变迁，我对厂里的那份深厚情谊始终无法割舍，“桐城县制盒厂”这几个字，永远珍藏在我的记忆深处，也写在我的个人档案里。 1982 年哥哥考取安徽师范大学后，厂里的叔叔阿姨专门买了一大脸盆鸡蛋和一个笔记本送到我家，当时我正读高二。笔记本的扉页上写着：恭贺何强（哥哥小名）同学荣升大学！方爱胜、杨芝兰、方文祥、项顺明、欧庆生、许张胜、陈梅英、吴宽旺、吴寿生敬赠。落款时间是 1982 年 8 月 5 日，从笔迹看，一定是项师傅亲笔书写的。这本笔记本在我家至今已珍藏了43 年，前辈们的恩情我们一直铭记在心。它不仅是厂里老前辈对哥哥关心厚爱的见证，也是对晚辈的希望和鼓励，更是对我们的鞭策。或许有人早已遗忘，但我每一次翻开它，都能感到一股暖流在心中荡漾，前辈们的音容笑貌至今仍在我的脑海里萦绕。后来哥哥也没有辜负父辈们的希望，又相继考上南京林业大学研究生毕业，后出国留学到美国攻读博士后，2003年回国后到南京大学任教直至退休！ 当年厂里的叔叔阿姨给哥哥送来的笔记本菲页留言！ 2024年7月我与哥哥何祯祥（右）在南京大学留影！ 　　无论时光流逝，我都无法忘记 1983 年 6 月 19 日那个阳光灿烂的日子。父亲亲自送我到制版车间报到，接待我的是焦发胜师傅。他身着白色的确良短袖衬衫，下穿米灰色短裤，脚踩一双拖鞋，微笑着对我说道：“制版车间目前只有李（西汉）师傅和我两个人，你来了正好，我们有时外出办事，你可以替我照应一下。工作上的事情不用急，慢慢来，有任务我会安排你的！”他的一番话，让我原本紧张不安的心瞬间放松下来，远比我预想的要亲切温和。 制版车间的主要工作是设计包装纸箱上的图案与文字，并为印刷车间刻制印版。我和焦师傅主要负责油印刻版，李师傅则负责制作丝网印版。后来车间搬迁到厂部二楼，新增了一位从部队退伍的姚师傅，他比我年长几岁，我们朝夕相处，互帮互助，乐在其中。 1984年我在县电影院门前观看安庆地区电影海报宣传画展览！ 　　厂里的趣事多到能装满一箩筐，最令人难忘的是每逢“五四”青年节，厂团委都会组织各式各样的活动，深受年轻人喜爱。记得 1985年初春，厂团委书记季生国带领支部的 16 名团员青年前往天柱山春游。这是我工作后第一次参加外出集体活动，二盒车间的项顺民师傅身背一台相机负责全程跟拍。由于是第一次外出旅游，我格外兴奋，当时山上还没有安装索道，大家沿着崎岖蜿蜒的山路一路狂奔，从神秘谷到一线天，再到三祖寺、觉寂塔，一路欢歌，笑语不断。当我们靠在路边小憇时，只见一群少男少女手提一台三洋录音机扬长而过，喇叭里传来当时最有名的流行歌手张行演唱的歌曲《迟到》。项师傅边走边拍，只要看到新的景点，就选好角度举起相机为大家拍照留念。由于我和他平时都喜欢写字画画，因此走得较近，他给我拍的照片也最多。当时的桐城县城几乎没有彩色照片拍摄服务，那天他还专门带了彩色胶卷，其中给我拍了两张特写：一幅是站在天柱峰下捧着画夹画速写，另一幅是站在三祖寺藏经楼台阶上。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拍摄彩照，至今珍藏，其余的则都是黑白照片。即便在 40 年后的今天来看，项老师拍的图片无论是选景构图还是用光和角度，每一幅图片都无可剔。后来听说项师傅被借调到桐城县文化馆专门从事群众文化工作，如今早已成为我国一位著名的摄影家。2018年在参加安庆市摄影家协会年会的现场，我偶然与项师傅相遇，30年未见倍感亲切。2023 年10月，项师傅专门托人送给我一本由中国艺术摄影出版社出版的《项顺民摄影选集》，一幅幅绝美的作品让我目不暇接，我也应约画了一幅肖像送给他，以表谢意！ 摄影家项顺民老师送给我的画册！ 2023年我给项顺民老师画的肖像！ 天柱峰下合影！（第一排左起：周志梅、程君、梁继红、张晓华、张建英、胡成霞、王桂梅：第二排左起：江正祥、方爱胜、赵立新、季生国、程学顺、何祯辉、刘珍南、余六一） 旅游途中！ 天柱山合影留念（第一排左起：周志梅、王桂梅、胡成霞！第二排左起：余六一、张建英、程君、张晓华、刘珍南、梁继红、程学顺；第三排左起：方爱胜、何祯辉、赵立新、季生国、江正祥） 三祖寺觉寂塔合影留念！（第一排左起：梁继红、程君、胡成霞、周志梅、王桂梅：第二排左起：张晓华、余六一、赵立新、方爱胜、张建英；第三排左起：江正祥、程学顺、刘珍南、何祯辉、季生国） 天柱山留影！ 三祖寺大殿前留影！ 天柱山留影！ 三祖寺留影！ 天柱山留影！ 天柱山合影！（第二排左起：方爱胜、刘珍南、何祯辉、赵立新。前排：周志梅、程君） 旅游途中！ 　　除此之外，我还记得1986年四月底，当时县二轻局组织所属企业员工到九华山春游，我有幸参加并拍照留念。据程小凤回忆，1984 年5月4日，厂团委还组织19名团员到龙眠山黄岭春游，从留存的照片上，我依稀能分辨出部分老同事的模样。由于当时制盒厂印刷车间分布在北门和南门两个地点，两地约有 15 分钟车程，因此我对南门的员工相对陌生，只有同期入职的胡成霞后来调到北门，在一楼知青商店上班，我们才渐渐熟悉起来。 当时厂里有一群少男少女，但相互恋爱成家的很少。不知是厂里的小伙子太本分，还是缘分未到，许多小姑娘的芳心都被厂外的小伙子俘获。我当时只晓得整天埋头刻字学画，对其他人和事漠不关心，更谈不上谈情说爱。但父母总觉得我已经 18 岁，快到谈婚论嫁的年龄，于是在 1985 年 8 月，特意在家中的院子里加盖了一间平房。当时桐城钢材奇缺，父亲还专程到安庆找到三叔，在安庆石化厂特批了钢筋运回桐城，9 月 27日，平房圆满落成。建房期间，父母披星戴月，日夜操劳。由于我已暗下决心要通过高考离开桐城县城，因此对建房的事情并不上心，在这个房间里前后共居住了四年。直到多年后，我才真正理解父母的良苦用心。 每次翻看相册，总会勾起我对在厂里度过的六年美好时光的回忆。虽然当时我刚走出校门，懵懂无知，但厂领导对我包容呵护，师傅们对我关爱备至，年轻的同事们对我关心照顾，这些温暖的瞬间，令我终生难忘。在制盒厂的六年里，我从老前辈们身上学到了许多做人做事的道理，从他们拼搏的身影中汲取了勤劳与坚韧的力量，这为我后来的工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这六年的经历，不仅增长了我的才干，还丰富了我的人生阅历。在之后三十多年的工作中，每当遇到困难与挫折，我总会想起父辈们在制盒厂的艰难岁月与顽强拼搏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给我增添了克服困难的勇气与勇往直前的信心。 父母亲当年亲手建造的房屋至今仍矗立在讲学园巷43号！ 老同事在图案设计室门前合影！（左起：吴立新、倪爱松、王英、何丽云） 制盒厂同事合影（左起：胡成霞、程小凤、吴佩玉） 团支部活动留影！（三排左起：胡杰，方建生，方小春，江正祥，陈美园、方爱胜、（小名小七子）、姚宏志：二排左起：姚育才、龙平贵，张晓华，张建英，王柏海，项顺前;一排左起：？、方丽，项顺友，程小凤，吴佩玉） 龙眠山黄岭合影！[第一排左起：姚育才、方建生、陈美元、？、张晓华、张建英；第二排左起：项顺友、程小凤、方丽、吴佩玉；第三排左起：龙平贵、姚宏志、项顺前、王柏海、方爱胜、江正祥、（小名小七子）；第四排左起：胡杰、方小春。] 龙眠山合影！（第一排左起：吴佩玉、程小凤、方丽、项顺友、张建英；第二排左起：张晓华、？） 龙眠山合影！（左起：吴佩玉、程小凤） 1986年九华山春游时留影！ 1986年参加县二轻局组织春游时的留影！ 　　七、友谊长存下的变迁与守望 　　1997年前后，一股企业改制浪潮袭卷而来，成千上万家国有、集体企业关停并转，作为一个已诞生 27 年的集体所有制企业，桐城县制盒厂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遗憾地退出了历史舞台。 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改制后，厂门被牢牢锁住，那棵泡桐树依旧开花，只是飘落的花瓣散落在空荡荡的水泥路上，再也无人捡拾。但制盒厂多年积累的技术与培养的人才，为后来民营包装企业的蓬勃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在桐城工业发展的长河中，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又过了几年，老厂房被拆除，取而代之的是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曾经的工友散落各处，有的提前调离，有的背井离乡去打工，有的则抓住机遇，开起了小店，在市场的缝隙里寻找新的生机和出路。 企业改制后，我几次回桐城走亲访友，偶尔在街头巷尾遇见老同事，只要一聊起当年在制盒厂的日子，那些被精心珍藏的回忆便会涌上心头，虽然朴素，却满是温暖。而那些与制盒厂相关的岁月与情谊，终将在时光中沉淀，成为我们心中永恒的珍藏。 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1995年，妹妹离开制盒厂远赴深圳定居。2025年国庆长假，我陪她一道回桐城探亲，路过文城东路，越过整齐的绿化带，放慢脚步想寻找当年桐城县制盒厂的影子。原来厂门口的位置，如今已变成“老街坊私房菜”和“力与美健身”的门面房，只有马路对面的龙眠河水日夜流淌，绵绵不息，它见证了桐城县制盒厂的沧桑巨变。漫步新建巷，只见“桐城县城关镇人民委员会”的老门头仍矗立在小巷东头。小巷与文城东路交叉口拐弯处，有一个老宅大院铁门紧闭，门口墙上似乎比以前多挂了一块铜牌，透过院墙，里面的木制格子门窗清晰可见，依旧保持着原来的模样。在新建巷中段偶遇一位老街坊，谈起父母以前在制盒厂工作的日子，她记忆犹新，对爸爸妈妈生前的为人赞不绝口。 父亲当年手绘的样稿！ 2025年10月3日，妹妹何丽云沿着路牌寻找当年的制盒厂大门口位置！ 2025年10月3日妹妹在六尺巷留影！ 　　前不久，当年厂二盒车间主任叶立刚师傅远在大洋彼岸芬兰的小女儿叶琳，通过抖音与我联系上了，使我在多后从抖音上看到了叶师傅生前的影像与照片。供销股股长冯定远的儿子与我未曾谋面，前不久也通过抖音取得联系，并发来冯师傅生前与其老伴的珍贵合影。供销股梁绍华师傅女儿梁平也发来了她父亲和母亲1986年的合影。 冯定远师傅生前留影！ 叶立刚师傅生前留影！ 梁绍华（右）师傅1986年和老伴张自英（左）的合影！ 梁绍华师傅生前留影！ 父亲当年亲手刻制的套色印稿样品！ 父亲1974年春亲手雕制的花瓶！ 　　岁月如歌！在五显巷岔道口制盒厂的旧址，那里早已建起了新的小区，可我总觉得，在某个阳光正好的下午，还能看见一群孩子围着电线杆，手里拿着铁环在五显巷里奔跑，笑声像当年一样清亮。那些和制盒厂子弟一起疯跑的日子，像被收在旧纸盒里的回忆，不管过了多少年，只要一想起，心里总是软软的。 或许，一座城市的变迁，总会带着一些旧时光的退场，但那些藏在旧车间里的笑声、汗水与温情，会一直留在心里，像泡桐树的根，深深扎在我们的记忆里。 时光飞逝，往事如烟。前不久，老同事程小凤、胡成霞发来一组珍藏的老照片，我与她们一一核实照片上的人名，只要一谈起制盒厂的往事，大家如数家珍。于是，我便想写一篇文章把这些记忆记录下来，这既是对制盒厂老前辈们的追忆，也是告慰父母的在天之灵。在此，我祈愿己故的老前辈们在天堂里安息！期盼健在的老前辈们福如东海、寿比南山！祝愿当年的老同事们身体健康，阖家幸福！ 由于时隔久远，文中如有不妥之处，敬请批评指正！ 何祯辉于2025 年 10 月 25 日夜 联系电话：18909660967 2024年10月作者画于桐城新建巷！ 2024年10月作者画于桐城五显巷！ 父亲母亲于2004年5月合影！ 2024年我刻了一枚印章：家在龙眠河畔！ 《后记》 《岁月的印章》自2025年10月25日在“美篇”平台发布后，短短的几天时间，阅读量就已达到1.3万人次，很多老朋友、原制盒厂的老同事、老街坊以及广大网友非常关注，纷纷点赞、留言、收藏并转发，使我十分感动，在此我表示衷心地感谢！ 10月26日晚上11：19，手机突然收到一条信息，原来是二十多年未见的好友——桐城金润公司老总吴晓国先生发来的，因当时尚无微信，所以联系较少，他是从其他好友转发后看到这篇文章的，然后随即添加了我的微信，并在自己的朋友圈进行转发，同时附上了下面这段情真意切的文字： 《岁月的回响》—— 新富校长转来画友何祯辉先生的美篇《岁月的印章》，文中叙述桐城制盒厂几代人尘封的往事，阅来犹如一部轻工企业的时代史诗。在旅途中读完这篇饱含深情的文字，心绪难平。1997年，桐城多家传统企业濒临倒闭，正值改革改制的关键时刻。面对无人问津的桐城制盒厂破产残局，市改革改制领导小组找到了我。我毅然决定接手收购。其间，突然冒出一股企图“空手套白狼”的势力横加干预，逼我让步。审时度势之后，我坚持采用真金白银、一次性买断的方式重整该厂。这种不以承债形式收购改制企业的做法，在当时的桐城尚属首例。1998年春节，金润公司迁入该厂原址的第一年，我亲手题写一副春联：百废待兴千事正举，万里长征刚起步；小厂初办大业未成，全体员工须努力。收购之前，我对制盒厂的过往知之甚少，直到接管之后，才逐渐了解这座工厂的创业历程，那是几代人以投身革命的热忱，书写的一段峥嵘岁月。如今，当年的景象已无处可寻。每次途经那片拔地而起的高楼，心中总涌起难以名状的滋味，北大街曾经的历史文化风貌，仿佛被这钢筋水泥压得令人窒息。 吴晓国先生与我对制盒厂都情有独钟，我是从小就在制盒厂里长大的，他是制盒厂改革改制的亲历和见证者。他说他和我对制盒厂都有深厚的感情。他认为那片土地不应该有高层，应该是历史文化街区！当年收购后有人几乎要求强拆，但他抗争到底，拳拳之心可见一斑。 我认为吴晓国先生是一位有梦想、有情怀、有抱负、有作为、敢担当、懂感恩的企业家。年轻时他在县链条厂从事行政工作并擅长书画，才华横溢。后来转战商场，历经险滩和潮头。无论在哪里，干哪一行，他都能如鱼得水，风生水起。功成名就后，仍不忘初心，为人处事低调。听说他近年来在老家又建了一个小型的美术馆，将年轻时的书画特长与美术鉴赏融为一体，爱乡之情溢于言表。 从他的留言中，我认为他为桐城的经济发展，为北大街的历史文化街区，乃至家乡的文化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巨大贡献，应该是无愧于龙眠山水和父老乡亲。 我至今还记得1987年前后与他在一起学画时的情景，虽然他当时租住在南门外一间简陋的平房里，但他的速写、水粉画和油画的色彩绘画水平在桐城美术界是出类拔萃的。 其实自1998年制盒厂改制后，我就想写一篇文字把它记录下来，无奈当时杂事和公务缠身，一直迟迟未能动笔。作为一个很不起眼的集体所有制企业，制盒厂虽然改制关闭了，永远退出了历史的舞台，但它却浓缩了桐城县轻工企业的发展历史，也是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一个缩影。从成立合作社发展成集体所有制企业，从实行改革开放再到厂长负责制，从下放青年招工再到知青待业，从企业改制到关停并购，再到房地产开发，应该说它的每一步发展和变更都与桐城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合拍。 老同事程小凤的父亲程永康先生是我非常敬重的老前辈，程小凤用手机大屏放大给他看，请他对当年的老同事的姓名和事情发生的时间进行辨认。虽然他年岁已高，听力稍弱，但老先生记忆力惊人，对厂里的往事记忆犹新，在此我对程老深表感谢！ 年逾80的北大街老街坊左克勤先生看完后倍受感动。他当年曾在桐城县电线厂工作10年，也曾想把当年的工作生活写出来，但由于年岁已高，记忆力下降，视力衰退，力不从心，因此只好放弃。但他至今还记得，1976年伟人去世后，他几次奉命到制盒厂找当时的女厂长杨桂珍，批条购买拷贝纸，专门用于扎制大型花圈上的小白花。他依然记得杨厂长当年的模样：爱抽大烟，大大咧咧，有男人的气派。令我忍俊不止。 老同事胡成霞得知我写制盒厂的往事后，在家翻箱倒柜，并给我发来珍藏了30多年的原制盒厂大门口的老照片和合影，在此，我也表示衷心的感谢！她说她也曾想写一写她的爸爸妈妈，但由于多方原因中途搁置，是我写的这篇文章圆了她的一个梦，尤其是第一次看到她爸爸妈妈年轻时的照片非常激动！ 老前辈倪渐生先生回信：写得很详细，使我看到了1980年以前的建厂史，他是1980年招工进厂的，往事如云，满满的回忆，历历在心！ 摄影家、老前辈项顺民先生回信：那些当年的老照片，让人看着特别亲切，把珍藏的记忆好好保存下来特别有纪念意义！ 老同事梁继红留言到：文章讲述了制盒厂的前世今生，大开眼界，许多尘封已久的往事，仿佛就在眼前。 人在旅途，夜深人静，写下这篇后记，既是对各位老友的感谢，也是对自己的梳理。明天虽是立冬，但今晚仍暖意融融，在此也顺祝各位好友：冬日安康，万事吉祥！ 何祯辉 2025年11月6日夜于苏州。 摄于2024年！ 作者！ 我的微信二维码，可扫码添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