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风而逝

巡游中国🇨🇳

1980年的秋老虎还在博山的山坳里喘着粗气，那封印着"山东师范大学"的牛皮纸信封，像片从天上掉下来的梧桐叶，"啪"地砸在我家那只掉了漆的木箱上。我娘正在灶前烙饼，面案上的玉米面扑了我一脸，我捏着那信封，手指抖得像秋风里的玉米叶——村里老少爷们都说，这纸片子比金条还金贵，能把咱这刨土坷垃的手，拽到城里去握笔杆子。

走的那天，天还没亮透，爹把我那床打了补丁的棉被卷成个筒，用麻绳捆了三圈，绳结勒得他手背上青筋暴起。我哥推着独轮车，车上放着我那只装着两件褂子、一本翻烂的《数理化通解》的木箱，独轮车"吱呀"叫唤着，在露水打湿的田埂上歪歪扭扭地挪。火车站的灯跟鬼火似的，亲戚们的影子在昏黄里晃，三姑塞给我个红布包，里头是六个煮鸡蛋，蛋壳上还沾着她手上的面灰。绿皮火车喘着粗气停在铁轨上，像头累坏了的老黄牛，我爬上去时，看见我娘用围裙擦脸，围裙角湿了老大一块。

车轮子一滚起来，我就知道回不去了。车厢里挤满了人，汗味、烟味、劣质肥皂味混在一块儿，比俺村猪圈里的味儿还复杂。有个戴眼镜的后生捧着本《红与黑》，我凑过去瞅，字儿小得像蚂蚁，他白了我一眼，我赶紧缩回头，望着窗外。庄稼地往后跑，坟包往后跑，连天边那朵像棉絮的云也往后跑，跑得我心里发慌，又发飘——就像当年在窑厂推瓷坯子，顺着三十度的坡往下溜，想刹都刹不住。

济南的太阳比博山毒，校门口的法国梧桐叶子绿得能滴出油。接新生的学长穿件的确良白衬衫，袖口卷着，露出胳膊上的肌肉疙瘩，他扛起我的木箱，说："数学系的？跟我走，你们那楼，热闹着呢！"

宿舍在三楼，楼梯是木头的，踩上去"咚咚"响，跟敲鼓似的。推开门，一股子汗馊味裹着肥皂香扑过来，六张双层床像六头老黄牛，挤在那间比我家堂屋还小的屋里。靠门那张上铺，一个光膀子的后生正拿毛巾擦背，脊梁骨像串起来的算盘珠，见我进来，"嗷"一嗓子："新伙计？俺是胶东的，叫俺二柱子就行！"他说话带着海蛎子味，唾沫星子溅到我脸上，我还没来得及擦，靠窗的就喊："俺淄博周村的！"靠里的又喊："俺菏泽的！"七个汉子，七种嗓门，把屋顶的灰都震得往下掉。

最奇的是这楼的排布：一层住的体艺系男生，走道里总飘着汗臭味，大早上就能听见他们"嘿哟嘿哟"地喊号子；二层是俺们数学系，晚上熄灯后，总有人打着手电筒在被窝里啃《数学分析》，光柱在天花板上晃，像探照灯；三层是体艺系女生，她们的晾衣绳从窗户垂下来，风一吹，花衬衫、蓝裤子在俺们窗前飘，跟挂了串小旗子似的。有回我去水房打水，撞见个穿运动服的女生，辫子甩到我胳膊上，麻酥酥的，我差点把暖水瓶摔了。

助学金是每月21块，17块换饭票，4块揣兜里。食堂的馒头暄得能弹起来，菜是白菜萝卜炖粉条，油星子飘在上面，像撒了把碎金子。我们七个男生，顿顿得吃五个馒头才够，到月底饭票就见了底，二柱子就把他省下的票塞给我，说："你个子高，消耗大。"那4块现金，我捏得比元宝还紧，买块橡皮，买瓶墨水，再买根冰棍——绿豆的，三分钱一根，含在嘴里，凉丝丝的甜能钻到骨头缝里。

钱不够了，就靠假期挣。博山的瓷窑在山坳里，我推着独轮车去装窑货，二百斤的瓷碗瓷碟码在车上，压得车把快着地。下坡时最要命，刹车片"吱吱"叫，我脊梁顶着车座，膝盖弯得像只虾，冷汗顺着脊梁沟往下淌，浸湿了裤腰。有回轮子撞到石头上，一摞碗摔在地上，碎瓷片像白花花的牙，我蹲在地上捡，手被划了个口子，血滴在碎瓷上，红得刺眼。窑厂老板骂骂咧咧扣了我半天工钱，我揣着那几块沾着血的毛票，心里却美——这钱来得硬气，花着不心慌。

数学系的教授们，一个个都跟从旧书里走出来的。管梅谷先生头发白得像雪，穿件洗得发灰的中山装，讲课不用课本，板书在黑板上爬，像群听话的羊。张效先老师讲《数学分析》，一口胶东话，把"极限"说成"急县"，我们在底下偷偷笑，他听见了，就拿起粉笔头扔过来，粉笔头在半空划个弧，准准落在笑出声的人跟前，却不伤人，倒像是给我们挠痒。马顺业老师讲课时总闭着眼，嘴角叼着根没点燃的烟，烟卷跟着嘴唇动，我们都盯着那烟，生怕它掉下来，他忽然睁开眼："看懂了？"我们吓得一哆嗦，他就咧开嘴笑，烟卷在嘴角抖。

最难忘是李元明老师讲《代数拓扑》，他拎着个黑皮包，包里装着个橡皮圈——后来才知道那叫莫比乌斯环。他把橡皮圈在手里转着，说："这圈儿没里没外，就像咱数学系的人，看着闷，心里头绕着呢。"阳光从窗户照进来，他的白头发上像落了层金粉，我们盯着那橡皮圈，忽然觉得那些弯弯曲曲的公式，都活了过来，在眼前跳起舞。

课余时，二柱子拉板胡，周村那伙计弹扬琴，我从家里带来那把老二胡，琴筒上裂了道缝，拉起来"吱呀"跑调，可我们凑在一块儿，《金蛇狂舞》照样能拉得惊天动地。迎新晚会那天，我穿着借的蓝卡其布褂子，手心里全是汗，二胡弦差点滑掉，台下的女生们拍巴掌，巴掌声像雨点似的，砸得我耳朵嗡嗡响。

千佛山的石头是青黑色的，像俺村老槐树的皮。我总在没课的下午往山上跑，不要钱的路在灌木丛里藏着，我跟野兔子似的往上蹿，爬到山顶就躺在石头上，看济南城像块摊开的煎饼，趵突泉那片水洼亮得像面镜子。有回下雨，我躲在山神庙里，听见庙里的老鼠"窸窸窣窣"跑，就着雨声背《高等代数》，那些矩阵、行列式，竟比在教室里记得还牢。

入学时我高考考了380分，在班里排倒数第三，像粒被风吹到墙角的豆子。头回考《数学分析》，卷子难得像天书，我啃着笔头，想起在窑厂推瓷坯的日子——那么陡的坡都能下来，这点题算啥？我熬了三个通宵，把马顺业老师讲过的例题抄了满满两大本，手指头磨出了茧子。再考试时，红钢笔字在卷子上写了个"95"，张效先老师在讲台上举着我的卷子，说："这娃，是块推公式的料！"

后来我留在省城教书，讲台上的粉笔灰落了三十年，落得我头发也白了。前阵子整理旧物，翻出那把裂了缝的二胡，琴弓上的马尾掉了一半，拉一下，"吱"的一声，像极了当年独轮车在坡上的叫唤。我忽然想起博山的窑厂，想起绿皮火车的汗味，想起宿舍里七张嘴的呼噜声——那些日子，苦得像黄连，甜得像蜜，稠得像玉米糊糊，糊在记忆里，揭都揭不开。

其实谁不是这样呢？我们这代人，就像地里的麦子，风里雨里长起来，被命运的磨盘碾过，磨出点粉，做成馒头，填了别人的肚子，也填了自己的人生。那点苦，那点甜，混在一块儿，才叫日子，才叫青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