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上史诗：王志强与他的红色篆刻山河

汾州文化

石上史诗：王志强与他的红色篆刻山河 文/韩 雅

　　王老师，麻烦您将这几项活动的核心关联点整理成简介，方便我后续写作。具体包括：您的童年与当下经历、对篆刻的理解、展览主题教育与红色篆刻的融合，以及抗战纪念篆刻展的核心。

——题记

　　上图：人物肖像篆刻家王志强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的晨光里，八月的大同带着塞北特有的清爽，将阳光洒在雅阁公寓的展厅玻璃上，折射出细碎而温暖的光斑。2025年8月29日上午九时许，当民建山西省委主委李俊林的手与民建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贺颐林的手紧紧相握，当山西省书法家协会名誉主席石跃峰的目光掠过展厅里一方方镌刻着红色记忆的印章，这场由民建山西省委主办、山西民建画院承办的“红色印记——王志强人物肖像篆刻作品展”，便不再只是一场普通的艺术展。它更像一座架在历史与当下的石桥，一端连着烽火岁月里的英雄脊梁，一端系着当代人对精神根脉的追寻。

民建中央画院常务副院长曹郁在开幕式上驻足良久，指尖轻轻拂过展柜玻璃，仿佛能触到石面上未散的刀痕温度；中共大同市委常委、统战部长赵学斌凝视着一方杨靖宇肖像印，轻声感慨“这哪里是刻在石头上，分明是刻在心上”；山西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张翔洲则反复端详着印章的章法布局，眼中满是对同行突破传统的敬意。山西日报、山西电视台的记者们举着相机，镜头在嘉宾与作品间流转，试图将这份“石头上的红色记忆”定格成永恒的画面——他们知道，这场展览承载的，不仅是一位篆刻家四十年的艺术修行，更是一个古老艺术门类在新时代的精神觉醒。

　　上图(山西大同2025年8月，民建山西省委会"学规定 强作风 树形象"主题教育系列活动 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红色印记"——王志强人物肖像篆刻作品展开幕式)

第一章 黄土禅心：艺术根系的双重滋养

1964年的灵石山村，黄土高原的沟壑里还回荡着赶羊人的吆喝，几孔依山而建的窑洞前，一道石头院墙被岁月磨得发亮。王志强就出生在这里，窑洞的土炕是他的摇篮，院角的山泉是他的玩具，坡上的庄稼是他童年最熟悉的风景。那时的他还不知道“篆刻”二字为何物，只记得跟着祖父在羊肠道上奔跑时，脚下的石头被阳光晒得发烫；蹲在山泉边戏耍时，流水冲刷鹅卵石的纹路像极了祖母衣襟上的针脚；夏夜躺在院中的石板上，看晚霞把云彩染成深浅不一的红，听祖父讲太行山深处的老故事——那些故事里有八路军的枪，有老百姓的锄头，还有石头缝里长出的希望。

这是王志强艺术生命的第一粒种子。黄土高原的粗犷与灵动，在他懵懂的心里埋下了对“形”与“力”的最初感知。他会盯着崖壁上的裂缝发呆，看雨水冲刷出的线条时而刚劲如箭，时而婉转如绸；会捡起河滩上的石头，用小石子在上面划刻太阳、月亮，还有赶羊的鞭子——那些稚嫩的划痕，没有章法，没有技巧，却带着乡野间最本真的生命力，像黄土里冒出的芽，带着不管不顾的生长力。多年后，当他成为享誉业内的篆刻家，回望童年，才恍然明白：那些在窑洞前观察到的晚霞层次，后来化作了他刀法中的浓淡干湿；那些在山巅看到的云卷云舒，成了他章法里的疏密虚实；就连雷电劈过树干的裂痕，都成了他刻刀下表现英雄风骨的顿挫之力。

“未经学院派驯化的启蒙，才是最珍贵的。”王志强后来在访谈中这样说。那时的他，不知道什么是“西泠八家”，也不懂什么是“秦汉玺印”，却在与自然的朝夕相处中，练就了一双能捕捉“天地之美”的眼睛。乡野生活养成了他憨厚坚毅的品性，就像黄土高原上的老槐树，扎根深，耐风寒。这种品性后来化作他刻刀下的“骨”——不管刻什么题材，都带着一股不偏不倚的正气，不骄不躁，不浮不夸。

真正让这粒种子破土而出的，是塞北大同的云冈石窟。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二十出头的王志强第一次来到云冈，站在露天大佛前，他整个人都僵住了。那尊高达17米的释迦牟尼坐像，历经千年风雨，依旧带着慈悲而庄严的笑意，飞天的飘带似要挣脱石壁的束缚，菩萨的眼神里藏着看透世事的温润。他绕着石窟走了一圈又一圈，手指抚摸着石壁上被岁月磨平的纹路，忽然听见心底有个声音在说：“有些话，说不出来，就刻下来。”

在此之前，王志强只是个喜欢写写画画的年轻人，业余时间临摹字帖，却总觉得心里空落落的，像有什么东西没找到出口。云冈石窟的震撼，让他忽然领悟：人世间的许多沉默，不是无话可说，而是需要找到最恰当的表达方式。石窟里的造像，不就是古人用石头说话吗？那些无法用语言传递的信仰、情感、哲思，都被刻进了坚硬的岩石，历经千年，依旧能与后人对话。

那天傍晚，王志强在云冈石窟外的石阶上坐了很久，直到夕阳把大佛的影子拉得很长。他摸出口袋里的钢笔，在烟盒纸上画下大佛的轮廓，又在旁边画了一把小小的刻刀。从那一刻起，他知道自己要找的东西找到了——就是这把刀，这块石，这方寸之间的天地。

回到灵石后，王志强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找来了几块废弃的青田石，又从五金店买了一把最普通的刻刀。没有老师教，他就对着字帖上的印章临摹，一刀下去，石头崩裂，手指被划出血口子，他就用布条缠上，接着刻。白天在工厂上班，晚上回到窑洞，就着煤油灯的光，一刻就是大半夜。窑洞的土墙上，很快就挂满了他刻坏的印章，像一片片青涩的年轮，记录着他最初的笨拙与执着。

如果说云冈石窟点燃了王志强的艺术热情，那么五台山的禅意修行，则为这份热情注入了灵魂。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第一次上五台山，恰逢一场大雪，整个五台山银装素裹，寺庙的红墙在白雪的映衬下，像一幅沉静的水墨画。他住在台怀镇的一家小客栈里，每天清晨跟着僧人一起上早课，听晨钟暮鼓在山谷间回荡，看香火缭绕中佛龛上的佛像。有一次，他在显通寺看到一位老和尚在抄写佛经，笔尖在宣纸上移动的速度很慢，却每一笔都稳如泰山，那一刻，他忽然明白了“专注”二字的真正含义。

此后十年，王志强十上五台山。他不再只是单纯地拜佛，而是带着刻刀和石头，在寺庙的禅房里创作。清晨，他跟着僧人一起打坐，让浮躁的心沉淀下来；白天，他在山路上行走，观察松树的姿态、岩石的肌理；傍晚，他在禅房里铺开石头，拿起刻刀，让刀石碰撞的声音与寺庙的钟声融为一体。有一次，他为一位高僧刻了一方“心经”印，印章上刻着经文，旁边辅以小小的佛像。高僧接过印章，对着阳光端详片刻，又用手指抚摸着刀痕，轻声说：“这印子里有禅意，力透石背，也透人心。”

这句话，成了王志强艺术生涯的转折点。他忽然意识到，篆刻不只是技艺的展现，更是心性的修炼。禅意不是故作玄虚的符号，而是融入刀痕的生命态度——落刀前要心无杂念，运刀时要顺其自然，收刀后要坦然接受。就像佛教里说的“应无所住而生其心”，创作时不执着于刀法的完美，不纠结于章法的对称，而是让情感顺着刻刀自然流淌，让石头的纹理与自己的心意相互呼应。

这种禅意的浸润，让王志强的篆刻渐渐褪去了匠气，多了几分通透与豁达。他开始在作品中融入佛禅元素，有的印章刻着佛像，线条简练却神态安详；有的印章刻着佛经警句，刀法沉稳却充满力量。他给自己取字“逍君”，取号“懒鬼”，“逍”是逍遥自在，不被世俗束缚；“懒”是不刻意追求，顺应自然。这两个看似矛盾的字号，恰恰道出了他的艺术追求：在传统的框架里逍遥，在执着的修行中慵懒。

黄土高原的乡土滋养，给了王志强艺术的“肉身”，让他的作品有了接地气的生命力；五台山的禅意修行，给了他艺术的“灵魂”，让他的作品有了直抵人心的精神性。这双重滋养，像两条有力的根，深深扎进他艺术生命的土壤里，支撑着他后来在篆刻的世界里，既不偏离传统的轨道，又能开出属于自己的花。

　　上图(山西大同2025年8月王志强人物肖像篆刻作品展开幕现场)

第二章 刀石春秋：南北合璧的技法革新

在山西民建画院的工作室里，王志强的案头永远摆着两样东西：一方磨得发亮的青田石，一把用了二十年的刻刀。案头的墙上，挂着一幅放大的秦汉玺印拓片，旁边是西泠印派大师吴昌硕的作品照片，还有难老印社创始人的篆刻集。这三样东西，构成了王志强技法修炼的“三座灯塔”——秦汉玺印的根基，西泠印派的精细，难老印社的豪气。

“篆刻这行，没有捷径，就是笨功夫。”王志强常对学生说。他的笨功夫，从临摹秦汉玺印开始。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他省吃俭用，从太原的古籍书店里买了一本《秦汉印统》，这本书成了他的“圣经”。每天下班回家，他就把书摊在窑洞的土炕上，对着上面的印章，一笔一划地描摹，然后在石头上反复刻制。秦汉玺印的章法讲究“疏可走马，密不透风”，布局均衡却不死板，刀法刚劲却不生硬，这些特点，他用了整整五年时间才摸透。

为了体会秦汉玺印的“金石气”，他曾专门跑到西安，在碑林博物馆里待了整整一个星期。他不是走马观花地看，而是蹲在石碑前，近距离观察碑文中的线条，感受岁月在石头上留下的痕迹。有一次，他看到一方汉代的官印拓片，印文“关中侯印”四个字，线条粗细均匀，却带着一股凛然的正气，仿佛能看到当年持印者的威严。他对着拓片看了三个小时，直到闭馆的铃声响起，才恋恋不舍地离开。回到客栈，他立刻找来石头，凭着记忆刻了一方“关中侯印”，刻完后对比拓片，发现自己的线条少了几分“古意”——不是技法不到位，而是少了岁月的沉淀，少了历史的厚重。

“那一刻我才明白，临摹不是复制，而是要读懂石头背后的故事。”王志强说。从那以后，他不再只注重刀法的精准，而是开始研究每一方古印的历史背景：这方印是哪个朝代的？使用者是谁？当时的社会环境是什么样的？他把这些思考融入到临摹中，让刻刀跟着历史的节奏走，渐渐的，他的作品里有了秦汉玺印的“魂”。

光有根基还不够，王志强知道，要想走出自己的路，必须博采众长。于是，他开启了“百城行”的修行之旅。1992年，他第一次去杭州，专程拜访西泠印社。站在孤山之巅的西泠印社门前，看着“湖山最胜”的匾额，他心里充满了敬畏。在西泠印社的展厅里，他看到了吴昌硕、赵之谦、黄牧甫等大师的原作，那些作品线条细腻婉转，章法灵动多变，像江南的烟雨，温柔却有力量。尤其是吴昌硕的“石鼓文”印章，将书法的笔意融入篆刻，刀法看似粗放，实则精细入微，每一笔都带着书法的韵味。

王志强在西泠印社待了半个月，每天都泡在展厅里，临摹大师的作品，向当地的篆刻家请教。他发现，西泠印派的精髓在于“以书入印”，将书法的笔墨情趣转化为刀石的线条美感。回到山西后，他开始苦练书法，尤其是篆书，从石鼓文到小篆，再到金文，他一笔一划地练，把书法的笔意融入到篆刻的刀法中。渐渐地，他的线条不再是简单的直线或曲线，而是有了浓淡干湿的变化，有了提按顿挫的节奏，像书法中的行草，灵动而富有生命力。

如果说西泠印派给了王志强“南派”的细腻，那么难老印社则给了他“北派”的豪气。难老印社是山西本土的篆刻流派，以豪放洒脱、大气磅礴著称，深受北方文化的影响。王志强作为山西人，对难老印社的艺术风格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他多次拜访难老印社的老艺人，听他们讲山西篆刻的历史，看他们创作时的豪迈气度。难老印社的老艺人刻章，讲究“一刀下去，绝不回头”，刀法刚劲有力，充满了北方人的爽朗与决绝。

王志强把这种豪气融入到自己的技法中，与西泠印派的细腻形成了互补。他的运刀，开始有了“刚柔相济”的特点：落刀时，如“横扫千军万马”，带着北派的雄健力度，一刀下去，石屑纷飞，线条硬朗如铁；收刀时，似“黛玉葬花”，藏着南派的婉转柔情，轻轻一抹，线条圆润如玉。这种刀法，在他的肖像篆刻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刻画杨靖宇时，他用粗重顿挫的刀痕表现英雄的筋骨。杨靖宇将军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与敌人周旋数日，最后壮烈牺牲，他的身上带着一股不屈不挠的硬气。王志强刻这方印时，落刀极重，每一刀都像将军的刺刀，带着一股凛然的杀气，线条粗硬，刀痕深刻，仿佛能看到将军冻得发紫的脸庞，听到他最后的呐喊。而刻画赵一曼时，他则用细密流畅的线条勾勒烈士的神情。赵一曼既是英勇的战士，也是温柔的母亲，她的身上既有钢铁般的意志，也有似水的柔情。王志强刻这方印时，刀法变得细腻，线条流畅而不柔弱，既表现出赵一曼的坚贞不屈，又展现出她作为女性的温婉与坚定。

山西省书协名誉主席石跃峰看到这些作品时，曾评价道：“王志强以‘铁笔丹心’重现英雄风骨，是对篆刻艺术表现力的重大突破。”这种突破，不仅在于刀法的创新，更在于章法布局的革新。

传统的篆刻章法，多讲究对称、均衡，追求“四平八稳”的美感。王志强却不满足于此，他认为，章法应该为主题服务，为情感服务，而不是一成不变的公式。他开始突破传统的对称窠臼，融入现代构图思维，尤其是在肖像篆刻中，他极少创作侧面肖像印，多采用正面构图，力求实现“作品与人面对面”的情感交流。

“艺术的最高境界就是交流。”王志强说。他希望观众站在他的作品前，能与印章中的人物对视，能感受到人物的精神气质，就像与英雄们进行一场跨越时空的对话。为了达到这个效果，他在章法布局上做了很多尝试。

刻画毛泽东等领袖时，他采用开阔大气的章法，留白疏朗，凸显伟人的胸襟。在一方毛泽东肖像印中，他将肖像刻在印章的上半部分，线条简洁有力，突出毛泽东的眉眼与颧骨，展现出伟人的雄才大略；毛泽东的下半部分留白较多，只刻了"毛泽东"三个字，字体浑厚，与肖像相得益彰，整个印章给人一种开阔、大气、沉稳的感觉，仿佛能看到毛泽东站在黄土高原上，指点江山，激扬文字。

表现赵一曼等烈士时，他则以紧凑的构图强化情感张力。在一方赵一曼肖像印中，他将肖像刻得很大，几乎占据了印章的大部分空间，线条细密，刀痕密集处似凝血泪，表现出赵一曼在狱中遭受酷刑的坚韧；而在肖像的下方，他只了一小块留白，刻了"赵一曼"三个字，字体细小却坚定，像烈士最后的遗言，留白处如存浩气，让观众在感受悲壮的同时，也能体会到烈士的精神力量。

这种因主题而变的章法处理，让形式与内容达到了高度统一。王志强说："每一方印章，都是一个生命体，它的章法应该跟着主题走，跟着情感走，这样才能活起来。"四十余年的磨砺，在王志强的手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他的手掌结满了厚茧，像老树皮一样粗糙；右手的食指和中指因为长期握刀，指关节已经变形，指甲盖也被刻刀磨得凹凸不平。但正是这双"艺术的手"，创造出了"不多削一点，不少砍一下"的精准刀法，让每一方印章都达到"功自然，如马良神笔"的境界。

有一次，一位年轻的篆刻家问他："老师，您的刀法这么精准，有什么秘诀吗？"王志强笑了笑，伸出自己的手，说："秘诀就是这双手，这双刻了四十年石头的手。"他的手上，每一道老茧，每一处变形，都是对艺术的执着；每一方印章，每一道刀痕，都是对传统的传承与创新。

就这样，王志强在秦汉玺印的根基上，融合了西泠印派的细腻与难老印社的豪气，最终跳出了流派的局限，形成了"集南北两派特质于一身"的独特风格。他的刀法，刚柔相济；他的章法，虚实相生；他的作品，既有传统的金石气，又有现代的生命力。这就是王志强的"刀石哲学"-﹣不困于流派的藩篱，不执于技法的炫技，以传统为骨，以创新为翼，让每一刀都落在历史与艺术的交汇点上，让每一方石都成为承载精神的容器。当同行们还在纠结于"南派秀雅"与"北派雄浑"的分野时，他早已用一双布满老茧的手，将南北技法熔铸成独一无二的艺术语言，在方寸石间，开辟出属于自己的技法山河。

　　上图(山西大同2025年8月王志强人物肖像篆刻作品展开幕现场，王志强发言)

第三章 红色铸魂：方寸石间的精神史诗

2005年的春天，王志强站在延安枣园的一棵老槐树下，春风拂过枝头，新绿初绽。他抬头望着树干上斑驳的纹路，忽然想起祖父当年讲过的故事：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战士就是靠着这样的老槐树掩护，在太行山里与敌人周旋。那一刻，他的心里忽然涌起一股强烈的冲动——要用自己的刻刀，把这些为民族解放而奋斗的英雄，永远刻在石头上。

在此之前，王志强的创作多集中在传统题材与佛禅元素，虽已形成个人风格，却总觉得缺少一点“分量”。他曾说：“篆刻不能只做文人雅玩，它应该有更广阔的天地，更厚重的使命。”延安之行，让他找到了这份使命——为红色革命家刻碑树传，让篆刻艺术成为红色文化的载体，让英雄的精神在刀石间永存。

从上世纪90年代初萌生想法，到2005年正式确立创作方向，王志强用了十几年的时间思考与筹备。他知道，红色主题的肖像篆刻，不是简单的“人物+印章”，而是要“以刀为笔，以石为纸，书写英雄的精神史诗”。为此，他给自己立下了三条规矩：每刻一印，必先访其地、知其人、感其魂。

“访其地”，是为了触摸历史的温度。为了刻好毛泽东肖像印，他先后五次前往韶山冲，住在毛泽东故居附近的农家院里。清晨，他跟着村民一起下田，感受南方水乡的风土人情；白天，他在故居里仔细观察每一件展品，从毛泽东少年时用过的书桌，到他青年时读过的书籍，试图从这些实物中捕捉伟人的成长轨迹；傍晚，他坐在故居前的晒谷场上，听当地老人讲毛泽东少年时的故事，那些故事里没有伟人的光环，只有一个普通少年对真理的追求，对国家的担忧。

在井冈山，他沿着红军当年走过的挑粮小道，一步一步往上爬。山路崎岖，杂草丛生，才走了一半，他的鞋子就被磨破了，脚底也起了水泡。当他终于爬到山顶，俯瞰着连绵起伏的群山，忽然明白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真正含义——不是因为山势险峻，而是因为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浸透着革命先辈的热血与信念。他坐在山顶的石头上，拿出随身携带的速写本，画下了井冈山的轮廓，也在心里勾勒出了朱德元帅肖像印的章法。

“知其人”，是为了读懂英雄的风骨。为了刻好赵一曼，王志强通读了《赵一曼传》，还专门去了赵一曼的故乡四川宜宾。在赵一曼纪念馆里，他看到了赵一曼写给儿子陈掖贤的遗书，信上的字迹清秀却坚定：“母亲不用千言万语来教育你，就用实行来教育你。在你长大成人之后，希望你不要忘记你的母亲是为国而牺牲的！”读到这里，王志强的眼泪忍不住掉了下来。他忽然明白，赵一曼不仅是英勇的战士，更是一位牵挂儿子的母亲。这种“刚”与“柔”的交织，成了他刻画赵一曼的核心情感。

为了刻好杨靖宇，他查阅了大量的历史资料，甚至专门去了吉林通化的杨靖宇烈士陵园。在陵园里，他看到了杨靖宇将军的遗物——一件破烂的棉衣，一双磨破的棉鞋，还有几颗没来得及吃完的棉籽。讲解员告诉他，杨靖宇将军在零下四十度的严寒中，与敌人周旋了数日，最后壮烈牺牲，敌人剖开他的腹部，发现里面只有棉籽、树皮和草根。那一刻，王志强的心里像被重锤击中，他握紧了拳头，指甲深深嵌进掌心——他知道，这方印，必须刻出将军的“硬气”，刻出中国人的“骨气”。“感其魂”，是为了让英雄的精神融入刀痕。王志强说：“刻红色肖像印，最重要的不是像，而是神。神到了，形自然就活了。”为了找到这种“神”，他常常在夜深人静时，对着英雄的照片发呆，试图与英雄进行跨越时空的对话。

刻毛泽东的肖像印时，他反复琢磨毛泽东的眼神。那是一种怎样的眼神？既有对国家前途的忧虑，又有对革命胜利的信心；既有对人民的深情，又有对敌人的蔑视。为了表现这种眼神，他用了最简练的刀法，只在眼眶处刻了两道弧线，却让眼神里的坚定与从容跃然石上。他说：“毛主席的眼神，不是靠细节堆砌出来的，而是靠气势。所以刀法要简，要刚，要像他的诗词一样，大气磅礴。”

刻周恩来的肖像印时，他则侧重表现总理的“温”。周恩来总理一生温和儒雅，却在国家危难之际挺身而出，这种“外温内刚”的特质，成了他刻画的重点。他用细腻的线条勾勒总理的轮廓，刀法柔和却不柔弱，在肖像的下方，他刻了“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八个字，字体工整却有力，与肖像相得益彰，展现出总理一生的追求与信念。

从2005年到2015年，王志强耗时十年，完成了五百幅左右的红色题材作品，形成了规模宏大的“红色印记”系列。这五百方印章，涵盖了从辛亥革命到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的百余位革命领袖与英烈，每一方都凝聚着他的心血与敬意。

在创作过程中，王志强遇到了无数的困难。红色肖像篆刻，在国内几乎没有先例可循，如何在方寸石间表现人物的精神气质，如何将红色主题与篆刻语言完美融合，都是他需要解决的问题。有一次，他为了刻好李大钊的肖像印，反复修改了十几次，却始终不满意。他觉得自己的刀法太“硬”，没能表现出李大钊作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儒雅与坚定。

那段时间，他每天都泡在工作室里，对着李大钊的照片，对着秦汉玺印的拓片，反复琢磨。有一天深夜，他忽然想起自己在五台山修行时，老和尚说过的“顺其自然”。他放下刻刀，闭上眼睛，想象李大钊在北大红楼里讲学的场景，想象他在刑场上慷慨就义的神情。当他再次拿起刻刀时，心里豁然开朗——刀法不需要刻意求“硬”，也不需要刻意求“柔”，只要顺着情感走，就能刻出李大钊的“魂”。

最后，他用了“刚柔相济”的刀法，线条既有北方的刚劲，又有南方的细腻，既表现出李大钊作为革命者的坚定，又展现出他作为学者的儒雅。刻完这方印时，天已经亮了，他对着印章看了很久，忽然觉得眼眶发热——他知道，自己终于读懂了李大钊，终于让英雄的精神在石头上“活”了过来。

王志强的红色篆刻，不仅在技法上实现了突破，更在艺术表达上开创了新的境界。他以秦汉玺印的“金石气韵”为底色，确保作品的传统基因；又创新融入写实肖像技法，让人物形象“栩栩如生”。这种融合，既避免了传统篆刻表现人物的局限——传统篆刻多以文字为主，人物形象多为抽象概括，难以展现人物的精神气质；又摆脱了现代肖像的写实僵化——现代肖像多注重细节的还原，却缺少艺术的韵味与张力。

在《红色印记》系列作品中，他用粗细变化的刀法表现人物的眉宇气度：刻毛泽东时，用粗重的刀痕刻画出“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的豪迈；刻周恩来时，用细腻的线条勾勒出“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的奉献；刻赵一曼时，用密集的刀痕表现出“未惜头颅新故国，甘将热血沃中华”的悲壮；刻杨靖宇时，用顿挫的线条展现出“忠贞报国，宁死不屈”的气节。而石头的天然纹理，则成了历史沧桑感的天然注脚——有的石头上有裂纹，他就将其转化为英雄脸上的皱纹；有的石头上有斑点，他就将其作为英雄衣服上的补丁，让自然与艺术完美融合。

当这些印章在太原党史展览馆展出时，一位经历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站在杨靖宇的肖像印前，久久不愿离去。他用颤抖的手抚摸着展柜玻璃，轻声说：“像，太像了！这就是我们当年的杨将军，硬骨头！”还有一位小学生，在赵一曼的肖像印前，问妈妈：“这个阿姨是谁呀？她的眼睛里为什么有眼泪？”妈妈告诉他：“这是赵一曼阿姨，她是英雄，为了保护我们，牺牲了自己。”小学生似懂非懂地点点头，然后对着印章敬了一个少先队礼。

这些场景，让王志强更加坚定了自己的创作方向。他说：“艺术的价值，不仅在于美，更在于传递精神。如果我的作品能让老人们想起过去，让孩子们记住英雄，那就是我最大的幸福。”

　　上图(山西大同2025年8月王志强人物肖像篆刻作品展现场)

第四章 薪火相传：古老艺术的当代觉醒

2025年8月29日，大同雅阁公寓的展厅里，“红色印记”——王志强人物肖像篆刻作品展正在进行。展厅的墙上，挂满了红色主题的篆刻作品，每一方印章都像一盏灯，照亮了英雄的精神；展厅的中央，摆放着王志强四十年来用过的刻刀、磨过的石头，还有他临摹过的秦汉玺印拓片，这些实物，记录着他对艺术的执着与坚守。

民建山西省委主委李俊林在开幕式上致辞时说：“这些镌刻在石头上的红色记忆，既是历史的见证，更是新时代奋进的号角。王志强用篆刻艺术，让红色文化活了起来，让英雄精神传了下去，这是对传统艺术的创新，更是对时代使命的担当。”

李俊林的话，道出了王志强红色篆刻的时代意义。在当代，传统艺术面临着诸多挑战：如何在全球化的背景下保持民族特色？如何让年轻人喜欢上古老的艺术？如何让传统艺术与时代主题相结合？王志强的实践，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以传统为根基，以时代为导向，以精神为内核，让传统艺术在当代焕发新的生命力。

传统篆刻艺术，有着数千年的历史，从秦汉玺印到明清流派，一直是文人雅玩的重要形式，多表现山水、花鸟、诗词等题材，社会功能相对狭窄。王志强的红色篆刻，打破了这种局限，将篆刻艺术与红色文化深度融合，让篆刻从“文人书斋”走向“大众视野”，从“艺术欣赏”走向“精神传播”，拓展了篆刻艺术的社会功能。

通过在全国多地巡展，“红色印记”系列作品让更多的人了解了篆刻艺术，也了解了红色文化。在西安的巡展中，一位年轻的大学生说：“以前我觉得篆刻就是刻字，没什么意思。但看了王老师的作品，我才知道，篆刻也能刻英雄，也能讲故事。现在我也开始学习篆刻，希望能刻出属于我们这代人的故事。”在上海的巡展中，一位企业家被作品中的英雄精神感动，当场决定资助王志强继续创作红色题材作品，让更多的英雄事迹通过篆刻艺术传递下去。

王志强还非常注重对年轻一代的培养。他在山西民建画院开设了篆刻培训班，免费招收年轻学员，教他们临摹秦汉玺印，教他们刻红色肖像印。他常常对学员们说：“篆刻不是古董，它是活的艺术。你们要继承传统，但不能被传统束缚；要学习技法，但更要懂得为什么而刻。”

在培训班里，有一位叫小李的年轻学员，一开始对红色题材不感兴趣，觉得“太严肃，不好刻”。王志强没有强迫他，而是带他去了太原的解放纪念馆。在纪念馆里，小李看到了革命先辈用过的武器、写过的家书，听到了他们的英雄事迹。回来后，小李主动找到王志强，说：“老师，我想刻一方刘胡兰的肖像印，我想让更多的人知道她的故事。”王志强欣慰地笑了，他知道，红色的种子已经在小李的心里生根发芽。

除了培养学员，王志强还积极推动篆刻艺术进校园、进社区。他多次走进中小学，给孩子们讲篆刻的历史，教他们刻简单的印章；他走进社区，给居民们展示自己的作品，讲解红色故事。他说：“传统艺术的传承，不是靠几个人，而是靠一代人。只有让年轻人喜欢，让大众接受，传统艺术才能真正活下来，传下去。”

在王志强的影响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篆刻艺术，关注红色文化。山西民建画院院长刘志杰说：“王志强的红色篆刻，不仅是艺术的创新，更是文化的担当。他为我们树立了一个榜样，让我们知道，传统艺术可以很‘潮’，可以很有力量。”

如今，已过花甲之年的王志强，依然保持着每天刻章的习惯。他的工作室里，新的红色题材作品正在创作中——这次，他要刻的是“新时代楷模”系列，把那些在平凡岗位上做出不平凡贡献的人，刻在石头上，让他们的精神也成为“红色印记”的一部分。

“只要我的手还能握刀，我就会一直刻下去。”王志强说。他的手上，老茧越来越厚，指关节的变形也越来越明显，但他的眼神却越来越坚定。在他看来，篆刻已经不是一种职业，而是一种使命——用刀石记录历史，用艺术传递精神，让古老的篆刻艺术，在新时代的浪潮中，成为连接过去与未来的精神纽带。

站在“红色印记”展览的展厅里，看着一方方镌刻着英雄肖像的印章，我们忽然明白：王志强刻下的，不仅是英雄的面容，更是民族的精神；他用的不仅是刻刀，更是一颗赤诚的爱国之心；他创造的，不仅是艺术作品，更是一部刻在石头上的红色史诗。

(附一：1945年9月3日《新华日报》刊载毛泽东的题词"庆祝抗日胜利，中华民族解放万岁！)



　　(附二：1945年4月毛泽东和朱德在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

　　(附三：咱们的领袖 毛泽东)

　　(附四：1938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窑洞撰写《论持久战》)

　　(附五：1939年，毛泽东在抗大成立三周年纪念大会上讲话)

　　(附六：星火燎原))

　　附七：(东北人民革命军第3军1师2团政治委员：赵一曼；东北抗日联军第一军三师师长：王仁斋；国民革命军陆军第29军副军长：佟麟阁

　　附八： (总司令兼政治委员八路军总司令兼政治委员：杨靖宇 ；晋绥边区第11行政公署委员：李 林 ；东北抗日联军第1路军3方面军指挥：陈翰章 )

　　附九：(恩克斯、列宁、斯大林)

这史诗，有黄土高原的厚重，有佛禅哲学的通透，有南北技法的融合，更有红色精神的传承。它像一座不朽的丰碑，矗立在历史与当下的交汇处，告诉我们：英雄从未 远去，精神永远流传；传统从未过时，艺术永远年轻。这，就是王志强用四十年刀石春秋，为我们书写的——石上史诗，红色魂灵。

作者简介：韩雅，中专学历，退休后对写作情有独钟，心灵与文字相互交融，以笔墨为伴，用文字书写人生感悟和岁月痕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