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是首歌(4)(我的自传)

方木

六、新彩路30号

新彩路30号，这个地址如同一枚深深嵌入记忆的印章，承载着我生命中最质朴、最纯粹的时光。

我在这个院子里，从懵懂的童年蹒跚步入青涩的少年，直至怀揣着对未来的憧憬升入初中，才依依不舍地离开。那十多年的朝夕相伴，如同一场悠长的梦，梦里有欢笑、有泪水、有成长，每一个瞬间都闪耀着独特的光芒，即便岁月的长河奔腾不息，也难以将它们冲刷殆尽。

如今岁月变迁，天翻地覆，这里原来的老建筑已不见了踪影，代之成了名曰“映山华庭”的高档住宅小区。而屋后原本那条喧闹的护城河流，则完全被土填埋，成了宽阔的解放东路。而我，也白发染头，步入老年人行列了。

新彩路是一条南北走向、用“三角黄石”铺就的小路，全长约一公里，宽不足三米。自光复桥堍下起，蜿蜒延伸至东门吊桥前的人民路口。

在这条狭长而幽静的街道上，密布着一幢幢风格各异的小楼。其建筑多为二至三层的庭院式结构，楼层不高，却紧紧相依。院落之间以围墙分隔，偶有一条窄窄的弄堂穿过，但至多容得下二人并肩而行。

房屋的建筑年代并不久远，大抵都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产物。墙面有些斑驳，屋顶的瓦片经风雨侵蚀染成了深色，岁月的痕迹让它们更有韵味。走在新彩路上，这里没有大城市的喧嚣，也没有现代化建筑的冰冷。有的，只是一种宁静和怀旧。

新彩路西，种着一排高大的中国梧桐。和解放东路上的法国梧桐不同，树干发青，光溜挺拔。每到开花季节，满树盛开黄白色的小花朵，清香扑鼻。

这些中国梧桐树的花黏性很强。小时候，我们常常用竹竿把花打下来，放进小瓶子里浸泡，能当胶水用。梧桐花谢之后，树上挂满了一串串果夹，像小船一样随风晃荡。果夹里结满了比黄豆粒稍小的果子，等到果子成熟，果夹就像一个个耳朵张开来了。

我们会用带铁钩的竹竿把果夹勾下来，取出里面的果粒，放在铁锅里干炒。炒熟后的果粒香气四溢，吃在嘴里，别有一番滋味。

新彩路西面，有个属于木材公司的货场，恰好正对着我家。那货场占地颇广，四周围着粗朴的木栅栏，里头堆满了了一排排原木和一捆捆粗毛竹。这些木材大多由解放东路旁的护城河，借着水道运来的。

货场里设有加工作坊。工人们按需将原木锯成各式板材。每当电锯轰鸣声起，细碎的木屑如浅金色的尘雾，在阳光下无声飞舞。而我们这些孩子总爱捂着耳朵，站在不远不近的地方，看得入迷。加工好的板材则被整齐垒起，静静等待着不知将驶往何处的车辆来装运。

木材常年的堆积，底层的木料早已覆上厚厚的青苔。木垛间隙里杂草恣意蔓生，成了蛇虫“八脚”(蜈蚣)出没的乐园。野猫野狗在垛阴处安家，偶尔还能瞥见老鼠或黄鼠狼倏忽闪过的影子。

因而大人们常常厉声叮嘱孩子：千万别进去玩耍，若被什么毒物咬到，可不是闹着玩的。

从木材公司货场前后延伸，是大片高矮起伏的荒地。这里原是旧河道(大概是映山河)，因经年累月被瓦砾与垃圾填埋，才形成了这片荒芜的陆地。由于尚未被开发成马路或宅基，平日里行人稀少，显得格外空旷而寂寥。

荒地上野草蔓生，碎砖破瓦与生活垃圾随处可见。一些好事的乡邻，在瓦砾堆中刨出一两块空地，随手种上几行葱蒜、几畦菜苗。偶尔能见到，从垃圾里遗落的瓜籽中，探头冒出数株自生自长的瓜苗。那郁郁葱葱的冬瓜、西瓜或南瓜的藤蔓，凭着倔强的生命力，爬满了碎砖垒起的小丘。成串黄色或白色的花朵在风中轻轻摇曳，像是无声的告白，生命在任何角落都能倔强的崛起。

在繁茂的花叶间，也能见到拖着小小瓜蕾的雌花。但若真要俯身细找，却很难发现比拳头更大的果实。想来也是，这无主之地结出的瓜果，人皆可取。往往等不到长大，就已落入路人或是玩耍的孩子手中了。

沿着坑洼的荒地再往北走，绕过几处积水洼，就来到了沙门丼菜场。人们将这片杂草丛生的空地稍作平整，铺上碎石子，搭起毛竹和油毡布的简易大棚，一个充满烟火气的市集便就此成形。

菜场是国营的，除了供应日常蔬菜，这里还供应凭各种票证购买的生活必需品。在那个年代，无论是肉鱼禽蛋豆制品，还是米面粮油肥皂草纸，都需按户按月定量购买。每一张票证，都牵动着寻常百姓家的日常。

“肉墩头”摊位前的队伍总是最长，案板上有限的猪肉要支撑起多少人家一个月的油水。至于紧俏的排骨蹄膀脚圈，除了赶早别无他法。那时，谁要是“开后门”，可要遭人“呸嘴”的。

当然，在菜场的边缘角落，也始终晃动着个体商贩的身影。一些郊区的农民，天不亮就出门，将自家地头墙角种出的时鲜货：带着露水的黄瓜番茄、“碧绿生青”的青菜豆角，或是亲手腌制的萝卜干、雪里蕻等，悄悄“提篮小卖”来交易。这些刚从“地塄头”上采下来蔬菜特别新鲜，虽然价格比公家菜场的要贵，但农民会做“生意”，他们的秤杆总是翘得高高的，临走时还要往主顾的菜篮里塞上一把小葱。

但在当时，这类属于“资本主义尾巴”的行为并不被允许。因此，他们只得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打一枪换一个地方”。一见到戴着红袖章的市管人员的身影，便迅速收拢摊子转入巷陌。有时跑得急了，甚至连撒落地上的菜也顾不得捡。待到脚步声远去，他们又会从不同的巷口探出身来，像“打不死的小强”又遛回到菜场边缘。

新彩路30号的后门，是一条与护城河并行的柏油马路。这条路是在无锡解放后修筑的，那时城墙刚被拆除，护城河旁第一次出现了一条像样的马路，所以被命名为“解放路”。马路是环城的，我家这段则称为“解放东路”。

马路很宽，能并排跑两辆汽车。不过那时的柏油质量差得很，夏天太阳一晒，路面就变得“软塌来稀”。一脚踩下去，鞋底都能粘上一层黑油。坑坑洼洼的路面，常有骑自行车的人一不留神就摔倒了。

于是，养路工就会推着装有砂石和油桶的板车赶来。他们先用铁铲往坑洼处一铲一铲地填砂石，然后就地生火，将油桶放着火上烤。桶里的柏油块受热化成浆，腾起了滚滚黑烟，像一条黑龙窜向天空。空气中弥漫着呛人的柏油味，熏得人眼泪直流。养路工用三角巾捂住口鼻，操起长铁勺将柏油浆浇到填好的砂石上。待柏油浆冷却凝固后，这处路面就算修复了。

解放东路旁的人行道铺着水泥砖，每隔几步就种着一棵法国梧桐。树干粗粝，斑驳脱落得像老军人的伤疤。树冠却浓密得很，像一把把撑开的巨伞，把天空遮得严严实实。夏天走在下面，凉飕飕的，连蝉鸣都变得遥远。偶尔一阵风吹过，树叶哗啦啦响，像是有人在头顶低语。

上世纪二十年代，无锡民族工商业蓬勃发展，被誉为“小上海”。城市范围开始突破古老的城墙，向城外扩张。而新彩路所在的区域（连接红星桥与东门），正是当时城外新兴的工商业和居民区之一。权贵们纷纷在这里建房安宅，或是自家居住，或是给外室“小蜜”金屋藏娇。因为这里“出脚便当”（方便），而且又较隐蔽。

然而，就因为这些房子大都是有钱人家或官宦人家建造的，所以解放后，许多房子被政府“充公”了。有的成了政府官员的住宅，像我家隔壁第二家就住了一位老革命的局长，独门独院很是神秘。

而那些未曾被“充公”的房子，也因时局流转，不复旧日排场。主人家为补贴日渐拮据的用度，便将多余的房间向外租赁。我父亲因此租下了新彩路30号，这座独门庭院一楼的三间厢房。

记忆中，那是一幢三层的民国小楼，风貌中西合璧。最外是两重木制大门：头一道是扇便门，上方嵌着铁栅小窗，可以打量来访的生客；第二道则是厚重的铁页大门，一旦合拢，再插上粗实的横木门栓，便自成一方天地，给人以十足的安全感。

迈入门内，前天井一色青砖铺就，砖石以“人”字纹样竖着镶嵌，致密而典雅。天井一隅，立着一棵茂盛的冬青树，足有成人般高，四季常青的叶子郁郁葱葱，为这方小院平添了几分静谧。

走过天井，踏上两级以“金山石”垒就的台阶，再推开那一排共八扇的花格玻璃折页门，便进入足有五六十平米的大客厅。

我家租的三间卧室一字排开，都位于一楼北面，南面紧靠着前天井与大小客厅。

与前天井平行的是前厢房。房间里除了书橱、衣柜、樟木箱和皮箱，还安放着一张铁架小床，那是妹妹的小天地。

与大客厅平行的中厢房是我父母的卧室，房间十分宽敞。即便将父母结婚时置办的全套榉木家具：双人床、大衣橱、五斗橱、梳妆台和沙发，以及时髦的玻璃圆台都放入，依然显得绰绰有余。

与小客厅平行的后厢房，则布置得相对简单，只摆了一张黑色方桌和两张木床，这里是我和保姆（奶妈）的房间。

三间卧房都铺设了地板，却也各有缺憾。除了前厢房有几扇朝南窗户能透进阳光，中厢房南面被大客厅挡住了，只在超出前厢房的西墙留了一扇窗户。而后厢房南面也被小客厅挡住，朝北的窗外是幽暗的弄堂，朝东的窗外是楼梯过道。所以室内常年昏暗，难得见到日光。加之岁月侵蚀，地板的漆面早已斑驳脱落失去了光泽。人走在上面，总会响起“叽叽嘎嘎”的声音，就像重病老人的呻吟。

大客厅内一式深沉的红木家具，古意盎然。一张长长的供桌置于其中，两头各摆放着一只半人高的琉璃珐琅大花瓶。

客厅中央是一张牙板（桌沿）雕着八仙图形的束腰大方桌，重的需要四个人才能抬起。八张雕花靠背太师椅贴墙摆放着，椅背当中的大理石贴面，云蒸霞蔚、气派排场。

两边墙上挂着的玻璃长镜框里，装裱着不知哪朝哪代的书画名作。金钩银划、浓墨传神，相当有品位。当然，这些都是房东家的祖传宝贝。

跨过大客厅门槛来到后面的小客厅，这里就是我家的吃饭间，一日三餐，都在这里。里面有一张红木八仙台，几张底面写着“慎余堂”的长条板凳，还有一张老式三层杉木镂花碗橱，这些是我母亲娘家的东西，都是从中山路老屋拆迁后分到的遗产。

从小客厅出来，便步入后院天井。天井左侧紧挨厨房处，安装了自来水龙头，这在当时的无锡居民家里，尚属不多见的便利。水龙头下方，是一只漏了底的大水缸，权作水槽；旁边支着一方长条石板，供各家洗衣、择菜，倒也合用。

厨房很是宽敞，两边各砌了一个带烟囱的老式灶膛，正好一家一个。那时还烧着木柴与稻草，生火做饭颇为麻烦；后来，它们终被更为便捷的煤球炉取代。厨房里的桌子和碗橱都归二房东家使用，他们一家的一日三餐，便也在此解决。

厨房与后厢房之间，是一间不大的浴室。里面支着一口洗澡用的大铁锅。沐浴前，需先在通往屋外的灶膛里生火添柴，待铁锅里的水烧热，方能入内洗涤。过程虽繁琐，可一旦锅水沸腾，浴室内便蒸汽氤氲，即便寒冬也暖意融融。

这时，常能听见浴室外的人一边添柴一边高声问道：“水烫不烫啊……？”浴室内的人忙不迭地应声：“烫屁股了，快停下来！”如今回想，那忽闪忽闪的灶火与一问一答的情景，仍觉历历在目，饶有趣味。

大小客厅的南侧，是一个宽敞开阔的大天井，足有五六十平米见方。地面用老青砖铺得平展展的，几个晾晒衣物的三角竹支架静静地竖立着。天井一角有口深井静卧，井水清冽冰凉，仿佛盛着一汪凝固的时光。

盛夏时节，烈日当空，用吊桶打上几桶井水，哗啦一声泼在青砖地上。井水触地的瞬间发出“嘶嘶”的轻响，随即被炙热的青砖吞没。这时，空气中便会泛起一阵沁人心脾的凉意，燥热的暑气顿时消散大半。

沿墙边，一棵粗壮的石榴树正长得葳蕤。每逢花开时节，满树火红灼灼，在明净的阳光下格外耀眼。待到石榴挂果，沉甸甸的果实压弯枝头，像无数个小灯笼在微风里轻轻摇曳，总引得路过的孩子们驻足仰望，眼里闪着渴望的光。

紧邻大天井，与后天井平行处，藏着一座精心打理的小花园。园虽不大，却遍植四时花草，尤以玫瑰和“十姐妹”(月季花的一种)最为繁盛。这两种花依着节令次第绽放，从春末到深秋，总有一片绚烂在枝头摇曳。

每到花期，整个庭院便笼罩在浓郁的花香里。那香气不是丝丝缕缕的，而是成片地弥漫在空气中，随着微风在庭院内流转。分隔邻里的那道围墙早已被繁花覆盖，密密匝匝的花朵织成一道流动的花瀑，粉的、红的、黄的花瓣在阳光下泛着细绒般的光泽。

花开最盛时，母亲便会拿起花剪，选定几支含苞欲放的玫瑰，或是团簇锦绣的“十姐妹”，在每个房间里摆上一瓶。于是花色与花香在每个角落静静流淌，让寻常的日子也变得诗意盎然。

有时午后，天色不知不觉暗了下来。云层低垂，空气变得又湿又重，仿佛能拧出水来。这时，成群的蜻蜓不知从何处钻出，在庭院上空盘旋飞舞。

有几只蜻蜓飞累了，悄然停歇在花枝上，纤长的身体随着细枝轻轻起伏。两对薄翼在晦暗的光线下，泛着若有若无的虹彩。我蹑手蹑脚地靠近，屏住呼吸伸出小手。可刚伸到半途，那精灵却似有感应，“嗖”地一下弹离枝头，重新汇入空中的舞群，让我好生失望。

不久，滂沱大雨倾泻而下，庭院顿时笼罩在哗哗的雨声和白茫茫的水汽里。等到雨势渐收，天空重新透出亮光，就见草丛里、矮枝上、花盆间，那些方才还在翱翔的“飞行员”，此刻翅膀被雨水打湿，再也无法起飞，只能一动不动的任人拿捏。

这下小伙伴开心死了，趁机“大显身手”：猫着腰，伸出手，一抓一个准，小手很快捏满了碧蓝的、赤红的、暗黄的各种颜色蜻蜓。

找来母亲缝补衣裳的棉线，我小心翼翼地系在蜻蜓的尾腹上，打上一个活结。然后松手，将那重获有限自由的“小飞机”抛向空中。

被束缚的蜻蜓拖着长长的白色棉线，惊慌又奋力地向上飞窜。可任它再怎么努力也飞不高，只能在离地一两米的空中嗡嗡地振翅，划着不规则的圈子，如同被遥控的微型飞机。

于是我们乐得蹦跳开怀，清脆的笑声回荡在雨后天晴的院落里，溅起比刚才雨水更晶莹的快乐。那细细的棉线，牵着的仿佛不只是蜻蜓，而是整个无忧无虑的童年。这雨后的游戏，成了我记忆中最鲜亮、最快乐的定格。

七、少小无猜

我的童年生活充满了欢乐。尽管父母工作忙，因为当时一个运动接着一个运动没完没了。什么抗美援朝、公私合营、三反五反、大炼钢铁等等，父母都是积极分子，很少在家陪我们。但院子大了，小玩伴聚了不少，总有玩不尽的“名堂”。

新彩路30号的房东是上海人，似乎经商，平日不常来无锡，将房屋事务托付给一位亲戚照管。我父母称这位代管人为“邹师母”，而让我们孩子唤她“大伯”(无锡方言中对女性长者的称呼)。

邹师母个子很高，嗓门洪亮，性格爽朗，行事麻利。虽是家庭妇女，却热心得很，后来还去了居委会帮助工作。

邹先生则是个矮个子的老先生，据说在商业单位工作，大概担任会计一类职务。他是个温和沉默的人，家中事务多由邹师母拿主意。

因多年未育，他们早年领养了一个儿子。待儿子长到十多岁时，他们竟意外老来得女，生了个闺女。这晚来的女儿被视若珍宝，每日打扮得精致可爱，真如“供着颗夜明珠”般呵护备至。

二房东一家住在二楼，正好在我们房间上方。由于楼板隔音不佳，稍重些的脚步声便会清晰地传到楼下。

而二楼最大、也是唯一那间朝南的正房，留给了大房东的外甥。他姓孙，二十出头年纪，总梳着个油亮整齐的大包头，穿着打扮十分讲究，在我们这群孩子眼里显得过分“洋气”。不知为何，我们都不太喜欢他，见了面也不愿主动招呼。孙先生大约也察觉到了这份疏远，平日很少回来，那间朝南的房门也总是紧闭着。

三楼其实是个低矮的阁楼，堆满了房东家各式各样的箱柜杂物，里面还藏着不少“老古董”。

有一次，我们玩“躲猫猫”游戏，在杂物堆里翻找藏身之处时，不小心撞开了一个旧木箱，竟从里面抖落出一幅穿着古代官服和凤冠霞帔的大画像。那画像上男的威严，女的雍容，把我们几个孩子都吓了一跳。大家面面相觑，暗暗猜想：这莫非是房东家显赫的老祖宗？

二房东家领养的儿子比我们大了很多，我们都叫他建明哥。他不善言谈，但脸上经常挂着笑容，人非常好，经常帮我们忙。

他的手脚特别巧，会用竹篾和旧报纸糊风筝，风筝尾巴上系着长长的布条，飞在天上像一条游动的长龙。我们一群小屁孩跟在他后面跑，笑声能传出去老远。

他还会用废铜丝和电池做“电报机”，其实就是两个铁皮罐头盒连根线，我们一人站一头，对着罐头盒说话，声音真的能传过去。我们当时都以为那是魔法，建明哥就是我们心中的“科学家”。

他就像我童年里的一盏灯，不亮，但足够温暖。

二房东的闺女与我同年，有个很美的名字，叫云霞。她长得有些像外国人，“冲额角头”，圆脸盘，笑起来有两个酒窝。她皮肤白皙细腻，头发天然浅黄色，两条小辫子巧妙地折叠在耳后，用彩色头绳系着，衬得那张脸格外明媚。

因为是独养女儿，家景又好，她总是穿得时髦又漂亮。衣服“出套换套”，几乎没有重样的。最惹眼的是她脖子上总挂着两、三串彩珠项链，红的、蓝的、黄的，随着她走动轻轻碰撞，发出细碎的声响，更显得活泼可爱。

那时她个子比我高些，生日也比我大几个月，便常以姐姐自居，喜欢对我们“发号施令”。奇怪的是，我和妹妹从不觉得讨厌，反而很乐意听从她的指挥。

云霞从小绝顶聪明，脑子里总有层出不穷的新点子。她会教妹妹用迎春花编花环，用凤仙花染指甲；会教我捡梧桐叶做书签，晚上数天上的星星辨认牛郎织女；看了连环画《红楼梦》后，她就领着我们捡花园里落下的玫瑰花瓣学“黛玉葬花”，还想在冬天里攒雪水煮茶，虽然最后被大人笑着制止了。

云霞是个好胜心极强的女孩，凡事都得听她的才高兴。她心眼灵巧，无论学什么总是一看就会，常像个小老师似的教我们。她为人也大方，有什么好吃的、好玩的都乐意跟我们分享，因此我和妹妹都心甘情愿地跟着她“团团转”。

她还特别会编故事，尤其爱讲些鬼怪传说来“弄怂”我们，常吓得我们一愣一愣的。

她说，我们住的这个大院子里，其实住着两个鬼。

一个是后院井里的“落水鬼”，是个男鬼。她说，从前日本鬼子在这个园子里养过马，喂马的中国马伕不听话，就被鬼子扔进井里淹死了。

另一个是三层阁楼上的“吊死鬼”，是个女鬼。据说是从前这户人家的丫环或是童养媳，受不了老爷太太的虐待，偷偷跑上阁楼吊死了。

然后她压低了声音，神秘兮兮地说：“由于他们俩生前都没成亲，心有不甘，所以夜里总会出来相会。天井里、花丛间，都是他们散步游荡的地方；走累了，还会溜进厨房找东西吃……”

这下可把我和妹妹吓得不轻。我们住的院子本就宽敞，房间虽多，向阳的却少，一到阴天落雨，更显得格外阴森。尤其到了晚上，房东一家早早就上楼睡觉去了，而我父母则每天都要忙到很晚才回来。那保姆做完晚饭也回家了（后来连保姆也没了，我和妹妹只好去食堂吃饭），整个楼下空空荡荡，只剩下我和妹妹两个人。

但是，我俩还有任务要完成。每天晚饭后，妹妹负责洗碗，我则负责厨房“收摊”工作。先烧好洗脸洗脚的热水我俩自用，再冲满几只热水瓶，让父母回来可以洗漱。然后封好炉灶，才算最后忙完。

可从厨房回到房间，距离虽不算远，却得穿过一段楼梯过道和小客厅。每当厨房的灯一关，过道立刻陷入一片漆黑。打从听了云霞的鬼故事后，那段路便成了我每晚最心惊肉跳的煎熬。每一次伸手关灯，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总觉得黑暗里有双凶狠的眼睛正盯着我。

起初，妹妹总是早早吃完晚饭，就匆匆洗脸洗脚，然后逃也似的钻进被窝睡觉去了，昏暗的厨房里只留下我一个人。于是，那种莫名的恐慌便从四面八方涌来，让我感到窒息。后来实在没法子了，我就和妹妹约法三章，不许提前睡觉，让她在小客厅门口接应我。

我用一根长长的细麻绳，系在厨房那盏灯的拉线开关上。手牵着绳子的一头，心里默数着步子，小心穿过阴暗的楼梯过道。到了拐角处，我猛力一拉绳子，随即转身狂奔。就在灯光熄灭的刹那，我已像小鹿一般跳过小客厅的门槛。于是，早已等候的妹妹，与我一起手忙脚乱地合上那扇吱呀作响的活页门，并插好门銷。这才相视长舒一口气，回到房间睡觉。

可即便躺在床上，我的心依然“吓势势”地悬着。我睡的东厢房，房间的窗户正对着那个令人不安的楼梯过道。老房子的门窗早已陈旧变形，夜风一吹，窗框就发出嘎吱嘎吱的呻吟，仿佛有只看不见的手正在窗外拨弄插销。

特别是到了后半夜，我常被各种声响惊醒：楼梯上传来“咚、咚、咚”的脚步声，不紧不慢，像是有人在拾级而上；接着是“骨碌碌碌”的滚动声，好像有什么东西正从楼梯顶端滚落下来；最瘆人的是那“亢亢亢”的咳嗽声，像患痨病的老爷子，声音干涩而空洞，在寂静的深夜里格外吓人。

每到这时，我就整个人缩进被窝，把被子捂得严严实实，连大气都不敢出，只觉得后背一阵阵发凉。

有时蒙着头太久，闷得受不住了，我才敢悄悄探出半个脑袋。眼瞅着月光透过窗棂，在斑驳的墙面上投下摇曳的树影，恍若那鬼魅的手爪。我吓得紧紧闭上眼睛，心里默念着“观音菩萨保佑……”可耳朵却不由自主地捕捉着外面的每一点细小动静。就这样提心吊胆，直到迷迷糊糊中睡去。

其实，老房子旧院子的，犄角旮旯里总藏着些不请自来的“不速之客”。老鼠是常有的，野猫也时常在墙头踱步，更有许多叫不上名的小生灵，偏爱在夜色里窸窣出没。

我就亲眼见过一桩“命案”：月光下，一道细长的黄影闪电般窜过，房东家那只最会下蛋的芦花鸡，连一声哀鸣都未及发出，便被咬断了脖颈，软软地被那黄鼠狼拖进了墙根那半人高的冬青树丛里，只留下一地零落的羽毛。

我也曾在楼梯底下，那片堆放引火木块与干稻草的角落里，发现过一窝刺猬。那稻草本是用来生炉灶、烧洗澡水的，不知何时，竟被它们巧妙地营造成了一个安乐窝。当我搬动柴火时，发现下面有几只刚出生不久的小刺猬，蜷成几个带刺的灰白绒球躲在草堆里。估计夜晚那“亢亢亢”的咳嗽声，该是那母刺猬觅食回来召唤孩儿的呼声。

最吓人的一回，是在大门和二门之间那道黑黢黢的门缝里，我冷不丁瞅见一道白影。好家伙，是条通体雪白的大蛇！它就盘在那儿，红红的眼珠瞪着我，信子一吐一吐的，看得我汗毛都立起来了。要不是想起白娘子和许仙的故事，我真能当场叫出声来。当时我心里直打鼓，想着可不敢招惹它。赶紧憋着气往后退，眼睁睁地看着它慢悠悠地钻进门框上方的黑暗中，没影儿了。

如今想来，这老院子就是一个生机勃勃的小小生态园。有捕食，有育雏，有静默的穿行者。那些年困扰我们许久的、夜半时分从天花板或地板下传来的抓挠声、脚步声、低语声，如今都有了再合理不过的解释：那就是左邻右舍的暗藏者在搞“地下活动”呢。

可惜那会儿听了云霞的鬼故事，愣是把这些都当成闹鬼，自己吓自己了好多年，直到我考上无锡市一中，搬离这里才如卸重负，完全解脱。如今和妹妹聊起这事，还对那时的情景谈虎色变呢。

隔壁31号的户主与二房东沾点亲，也住着两户陆姓人家，不知是户主的兄弟还是连襟。他们家里同样有四五个孩子，年纪都与我们相仿。为了方便两家往来，院子的围墙上特意开了扇小门。因着他们家院子不如我们宽敞，那些孩子便常常穿过小门，到我们这边玩耍。

如今回想，那几个孩子的名字大多已记不清了，只零星记得有“志刚”、“小曼”，其他几个则印象早已模糊了。

志刚是我们这群孩子里年纪最大的，那时已经上学，是个颇有主见的“孩子王”。小曼后来与我是东林小学的同学，六年同窗，自然印象深刻。

小伙伴一多，玩的游戏自然五花八门。

年纪尚小的时候，我们最爱玩“遮模模”，也就是小孩子间的“过家家”。各人拿出自己心爱的积木和布娃娃，放大客厅里拼搭出房子，布置好家具，还装模作样地做饭、喂娃娃，一玩就是大半天。

后来觉得不过瘾了，志刚便提议让我和云霞、我妹妹和他弟弟（名字忘了）扮成两对新郎新娘“结婚”。

我们从花园里摘来玫瑰和月季，把花朵插在女孩头发上；用凤仙花瓣把脸颊抹红，拿红纸片抿出唇色；还把凤仙花的果壳剥开，它天生带弯，正好扣在耳垂上当作耳环。

两对小新人手牵着手，后面一群小伙伴嘴里“咪哩嘛啦”地模仿奏乐，热热闹闹地在院子里绕了一圈，最后走进大客厅来“拜堂”。

那场面如今想来还令人捧腹：两对小新人都一脸虔诚，脸上涂得“什画八搭”，在志刚的指挥下，一本正经地拜天地、拜父母、再转身拜“亲朋”。

上学后我们渐渐懂了人事，偶尔想起那段胡闹的婚礼，心里都泛起说不清的滋味，双方见了面就格外不自在。或许正因如此，搬家之后，我们彼此就再也没有联系过了。只是云霞留给我的印象是那么深刻，以至后来虽然没了联系，我仍多次打听过她的消息。

记得在文革中和当兵回锡后，我曾几次到新彩路上去转悠，甚至有一次还从30号的后门进了院子。院子里还是老样子，但花草变成了菜蔬，一蓬一蓬长得很茂盛，想是文革中花花草草都被当成资产阶级的玩意给消灭了。

碰见的二房东“大伯”已经认不出我了，开口问我找谁？羞于开口打听云霞的下落，我只是含含糊糊的胡诌了几句，就急急忙忙离开了。

后来，随着房地产事业的兴旺，新彩路上的房子统统拆掉重建了，那儿时的一幕幕情景只能留在我脑海里了。

难忘的童年小伙伴，难忘的新彩路30号，但让我更难忘的是后门那条护城河，那条曾经喧闹忙碌，而今早已沉寂消失的解放河……

(下集请看《消失的解放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