童年玩伴今何在

书仪

童年玩伴今何在

文/书仪

我是一个知青的孩子，童年在城市和乡村之间转换，虽然心里以自己有一半城里人的身份为豪，但更多的是自卑。

小的时候，每到暑假、寒假，我就会到广州市区爷爷嫲嫲家度过。爷爷是一个机械厂烧锅炉的老职工，嫲嫲赋闲在家，没有工作，他们的生活虽然也并不宽裕，但是相对于乡村物质匮乏的生活来讲，在他们家的生活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天堂。饭桌上有鱼有肉有腊鸭有咸鱼咸菜和各式蔬菜，还可以吃到我很喜欢但妈妈不舍得买的西洋菜，只要我提出来想吃什么，嫲嫲大多都会满足我。除了做寒暑假作业，闲时可以帮嫲嫲做点家务:择择菜晾晾衣服之类。期间也会用收音机听听香港商业电台的节目，其中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广播剧《18楼c座》，那时候想:18楼会有多高呢？还有一个至今难忘的节目前奏有鬼魅的音乐，然后有一个阴沉的声音用粤语说:一只神秘的樟木栊……午后，阳光斜照进爷爷嫲嫲位于一楼的小房子的小客厅里，奶奶斜靠在木沙发上，就着一杯烟霭袅袅的香茶吃饼干，久不久递给我一两块，是香脆可口的奶盐梳打饼。

80年代初期，我印象较为深刻的就是人们对于物质生活的追求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虽然嫲嫲家没有电话，但她住的是楼房，虽然狭小，但有冲凉房和厕所、厨房，这些房子也不很宽大。只有一个单间，而在单间的上半部分，他们搭建了一个阁楼。这个阁楼平常是叔叔们睡，楼下是一个小房间，是爷爷嫲嫲的卧室。房子的前半部分呢，还有一个小客厅，大概10㎡左右，当时年纪小，也不清楚确切的平方数，就觉得很小，只放了一张折叠木长沙发（圹床），两张短木沙发，一张饭桌，四张餐椅子和一个组合柜。我们寒暑假到了广州市区，叔叔们就不在家里住了，也不知道是不是去了工厂的宿舍。反正阁楼就成了我和弟弟妹妹们的一个小卧室。

我那时还是小学生，弟弟也是，妹妹可能还没上小学，印象中寒暑假很少和我们一起到爷爷嫲嫲家，我们都还是小孩子。孩子嘛，总是想要找玩伴的，而我那时候还不到十岁，也很想和工厂生活区大院里的一些孩子一起玩。

有一个小姑娘，头上扎着两个小辫子，还打着小蝴蝶结，穿着一条漂亮的裙子，脚上穿着一双小皮鞋。最为耀眼的是，他经常在职工生活区大院的空地上骑一辆小巧的自行车。那辆小女装自行车很漂亮:烤漆闪闪发光，小把手很轻盈灵活，轮胎簇新，车轮上的小钢条也是银光闪闪地。它被骑起来时发出好听的清脆的滴滴答答的轮子转动的声音。当它的车轮子转动起来，她那条漂亮的小裙子也迎风招展。那时候我就在想，要是我也有这样漂亮的裙子和鞋子。也有这样一个很漂亮的小女装自行车骑骑那该多好。有的时候我还会看到她那当厂长的爸爸穿着白衬衫，夹着公文包下班回来，拉着她的小手，推着她的小自行车，往我爷爷家旁边那条通往二至六楼的大楼梯走去——通过观察，我知道她家住二楼。

没事的时候，我经常在阁楼上观看机械厂职工生活区大院外面的世界。通过阁楼的小窗户，可以看到对面楼的1楼和2楼的两户人家的客厅里各有一个年龄和我相仿的小女孩在走动，尽管她们在家可能只是穿着居家服，甚至有的时候穿着睡衣，但是出门的时候就会穿上漂亮的裙子，马尾辫子的上面扎着蝴蝶结。可能是年龄相仿吧，她们对我也感到好奇。爷爷家是在一楼的，窗口就对着职工生活区大院。我们第一次接触是某天她们经过爷爷家，看到房间里靠着窗口正在看着外面的世界的我，便问我是从哪里来的，因为她们可能也知道还没到放假的时候这家并没有小孩。她们还知道这是“油伯”（我爷爷一直被人称呼为“油仔”）家。她们忽闪忽闪着好奇而又友好的大眼睛问我，让我毫无戒备地把自己来自花县以及姓名，所读学校的名字和年级都告诉了她们，还说我是来爷爷家度过假期，快到开学就回去了。她们也把姓名和读几年级告诉了我。从她们的自我介绍中我得知我们是同年的，读书的年级也相同。她们住楼上楼下：身材高一点，鹅蛋脸，脸色白白清净的那个女孩叫胡凯婷；身材略微矮一点，皮肤稍微黑一点的，脸圆圆，眼睛大大的，叫张焕婷。张焕婷住1楼，胡凯婷住2楼。

有一天午后，我和弟弟正在打乒乓球。球桌就在张焕婷和胡凯婷她们住的那座楼的旁边，离张焕婷家厨房和客厅的窗口五米左右的样子。只听到楼道里一阵欢腾。她们结伴出来了：喧腾的声音里有她们脚上的鞋子踏在楼道里发出的回响，也有他们在聊天时的说笑声。他们拿着乒乓球拍，见我正在打球，就说可不可以也“侵”我们玩呐？（“侵”在粤语中是“加入”一起玩的意思。）我们当然没有意见了。她们的球技和我可谓旗鼓相当，也会打“下沉”“扯西”（打旋球）和“冚波”（扣杀）。当“下沉”“扯西”（打旋球）和“冚波”（扣杀）得分的时候，她们会欢呼雀跃并大大声说：“食西”（被旋球打败）“好球！”后来，在她俩的带同之下，大院里的其他孩子有时候也会和我们一起玩了。最记得有对蔡姓的兄妹，哥哥不知道从那里拔了一棵小植物，拿在手上让我们看。只见他对着那棵植物说：“怕丑草，怕丑草”，那棵植物的叶子就闭合起来，真的神了！我是后来才知道他手里拿的是含羞草，但是这件事情成了一个神奇的存在，一直记在我心里，那个蔡姓哥哥看到我们惊奇的样子时一派洋洋自得的神情还异常清晰，就像这个事情是昨天才刚发生的那样。

于是，我们就经常在一起玩了。除了打乒乓球，就是看他们骑自行车，我是没有自行车的，只有看的份儿，有时候她们让我试骑一下，我也不敢骑。职工生活区大院靠北面围墙边上有一间小房子，是职工家属活动中心，老人小孩都可以在里面玩。我们有的时候会到里面玩积木或者看公仔书，胡凯婷的嫲嫲是管理员，她进出就更方便了。过年的时候我们还一起放烟花。烟花的品种很多，我们可以轮流着放。除了“地老鼠”，“滴滴金”，还有一些“冲天炮”，“火箭炮”之类的。女孩子通常手里拿着“滴滴金”，点燃了就爆燃出一串金色的小火点，像一串金色的小瀑布——“滴滴金”燃烧的范围不超过十厘米，中间那条裹着火药的小铁丝也很短很小，女孩子玩比较安全。“地老鼠”一点燃就会像老鼠一样乱窜，还发出“啾——”的尖啸声，我们一见到它就会到处躲，它就好像长了眼睛一样专门往人堆里钻，有的时候真会把过年的新衣服都烧出一个洞来。“冲天炮”和“火箭炮”一般是男孩子玩的。好在职工生活区大院的面积够大，所以烟花到处飞窜，甚至是打向夜空中也不会担心会烧到某些阳台上晾的衣服或者墙边角落堆放的杂物，不会担心会引起火灾。

玩熟了之后，他们还曾经带我到过她们的学校参观。我看到她们学校宽敞的操场，三层的楼房，课室窗明几净，讲台旁边还有钢琴，舞蹈室是光滑的木地板，墙壁周围镶嵌着镜子，一切看上去都是那么的美好，甚至于走廊上的不锈钢栏杆都让我感到那么的新鲜，那么的高大上。城里的学校真的比我就读的只有逢雨必漏的破烂房子，缺胳膊少腿的破烂桌椅和除了两张水泥砌成的乒乓球桌外没有任何其他康乐设施的农村小学相比，简直是云泥之别。就这样，我们一起骑车，一起打球，冬夜里看着烟花绚丽绽放，笑着跳着喊着过了不少假日里的时光。

时间来到了1985年夏，过了暑假我们就要升上六年级了。有一天，她们不知道从哪里弄来了录音机和卡带，把我拉进了家属活动中心并关上门。好些个十二三岁的青少年在里面，有我熟悉的脸孔，也有我陌生的脸孔，连衣裙、喇叭裤，打扮得奇装异服，说是要开“party”。音乐声响起，他们就跺脚、扭腰、甩头、摆手的，说是跳什么“disco”，还拉着我一起跳。我一来不会跳，二来嫌吵闹，三来接受不了那么多人在密闭的空间，阴暗的环境里“烟尘抖乱”，我就说我不跳，我要走，谁知道他们之中不知道哪个人说了一句：“死卜佬”（土包子），我一下子感到了被蔑视和被侮辱，积蓄已久的自卑而又要强，自尊而又倍受歧视的愤怒一下子爆发——因为不仅仅是小伙伴们，即使是二叔和那时候已经娶了的二婶也曾说过我们一家是“死卜佬”（土包子）这样的话，是城市人对农村人的高度轻视、鄙视和蔑视、藐视。我夺门而出，发誓不再和她们交往。

后来，我回到了花县，上了六年级，也曾收到过胡凯婷的来信，她告诉我她参加了小海燕艺术团，还说正在为迎接“六运会”排练呢！但是我被耻笑“死卜佬”的气一直没消，到小学六年级毕业，我也没回过她的信，我也因为要小升初以及后来的学业繁重，寒暑假也没到过爷爷嫲嫲家度过了。自此，童年的这两个玩伴就失联至今。我知道她们如果考上初中，读的应该就是广州市第97中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