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目:小相村的计划生育

张坦军

陈述人:李光梅、卞生义、任道元、潘如有

整理:张坦军

《新人口论》是中国经济学家、人口学家、教育家马寅初创作的人口著作，于1957年7月5日首次在《人民日报》上全文发表。

《新人口论》系统地论述了中国人口问题，提出了“中国人口增长过快”的命题。马寅初用具体数字说明了中国人口增加的速度，指出:如果按1953年国家人口普查得出，中国人口的增加率是平均每年22%的增长速度，50年后就是26亿人。因此他主张在实行计划经济的同时，必须实行计划生育。

1957年，毛泽东同志卓有远见地指出:“关于这个问题（指计划生育)，政府可能要设立一个郑门，或者设立一个节育委员会作为政府机关，人民团体也可以组织一个。因为要解决技术问题，设一个部门，要有经费，要想办法，要宣传。”初步形成了政府、群众组织、技术服务“三位一体”的组织构想。

1962年底，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发出《关于认真提倡计划生育的指示》。

1971年，国务院批转了卫生部、商业部、燃化部《关于做好计划生育工作的报告》，提出:除人口稀少的少数民族地区和其他地区外，都要加强对这项工作的领导。

1973年。国务院成立了计划生育领导小组，在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上，提出了“晚、稀、少”的口号，晚指男姓25周岁，女性23周岁结婚。

1978年，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把计划生育提到国策的高度。

1980年5月29日，中国计划生育协会成立。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布《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号召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子女。1982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普遍提倡一对夫妇只生育一个孩子，同年9月，计划生育被确定为基夲国策。12月该政策被写入《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001年《人口与计划生育法》通过，将计划生育的政策、方针等以法律形式固定下来。2013年，启动实施一方是独生子女的夫妇可生育西个孩子的“单独二孩”政策。

2015年，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全面二孩”政策。

2021年，开始实行“一对夫妻可生育三个孩子”的“全面三孩”政策。

咱小相村啊，自古以来就是以农耕为主。在那时候，生产力低下，农耕可全靠男丁啊。再加上“多子多福”“传宗接代”“养儿防老”这些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大家都可劲儿地想要人丁兴旺。

解放以后，社会慢慢稳定下来了，农村合作医疗也逐渐普及，医疗条件越来越好，这人口的生育率就一直往上走。1962年成立生产大队，实现集体化后，村里分发口粮都是按一家几口来分，这可好了，六十年代后，村里人口那是呈井喷式增长啊。每家普遍都有5、6个小孩，有的甚至有7、8个，最多的一家竟然有11个小孩。这人口不断增多，村民们的生活可就难过了，温饱都成问题，大部分村民都在贫困线以下挣扎。

到了1972年，村里的计划生育工作正式拉开帷幕。当时的村支部书记任国干，从杏花公社开完计划生育工作会回来，就赶紧召集村委干部和妇联主任在大队传达会议精神。村里的广播也开始响起来了，天天宣传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什么“晚婚晚育，少生优生”“科学孕育，母婴安康”“老有所养、亲情共享”这些口号，那是喊得震天响。还号召男的25周岁、女的23周岁结婚，要结婚得先由村委开证明，然后再到杏花公社办理结婚证，不够年龄的，那可办不了，大队也不会出具介绍信。时任村妇联主任的张有英可忙了，她得挨家挨户地排查摸底，做思想动员工作。那时候育龄妇女主要就是上环，等做通了思想工作，就由杏花公社卫生院的医务工作人员上门给育龄妇女上节育环。因为措施得力，宣传也到位，村里的育龄妇女基本都上了节育环。

1976年，计划生育工作又往前推进了一步，进入了一个新阶段。这时候妇女的节育措施有了新变化，生了1胎的妇女要上环，生下2胎的妇女就得做结扎手术。这可让育龄妇女们思想顾虑大增啊。村支书任国干带着妇联主任张有英、治安主任李宝山，他们联合起来，挨家挨户地做思想动员工作。还在大队组织育龄妇女召开动员大会，宣传国家新的计划生育政策。村里的广播还是不停地宣传，汾阳县盲人宣传队也在春季农闲时来大队，晚上开展计划生育宣传。张有英更是忙得脚不沾地，既要上门做动员工作，等育龄妇女同意后，第二天还得带上她们到杏花公社卫生院做结扎手术。做完手术回村后，她还要与村干部一起带上鸡蛋、桔子粉、奶粉上门慰问。村赤脚医生卞生义大夫则负责结扎后的护理工作，手术七天后负责拆线，同时他还兼任计划生育信息员。那时候家家都困难，育龄妇女去做手术只能由家属推上小干车，负责往返行程，完后大队给一到二元补助。所以在七十年代末，做结扎手术的育龄妇女人数还不是很多。

八十年代一到，从1981年开始，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不断收紧，计划生育的力度也越来越大。要求一胎上环，间隔12年以后才允许生2胎，二胎必须结扎，而且计划生育罚款也跟着来了。当时的宣传口号有“计划生育好，政府帮养老”“贫困山区要致富，少生孩子多种树”，还有“引下来，流下来，就是不能生下来”。时任支部书记姜梦熊，治安主任先后有郝毓民、古登洲，妇联主任先后有田爱珍、李光梅，他们联合起来搞计划生育。这时候强制手段也有了，动员工作的力度也加大了。妇联主任三次上门做工作，如果不同意，治安主任就会配合。村里有了小四轮拖拉机，后来又有了小型面包车，就用这些车把育龄妇女拉到杏花卫生所，做完手术再拉回来。妇联主任和村委领导会带上鸡蛋、猪肉等营养品上门慰问。不过，生育二胎后做了手术的，还是要进行罚款。最多的时候，一天要结扎60个左右的育龄妇女，卞生义大夫后期的护理和拆线工作那叫一个繁忙。因为工作力度大，八十年代结扎上环的人数开始逐步攀升。

九十年代，计划生育工作仍然没有放松。时任支部书记王世伟，妇联主任李光梅，治安主任先后有张增胜、胡荫福、任志有、任天成都在一起配合搞计划生育工作。这时候育龄妇女在杏花镇卫生院、汾阳计划生育指导站、汾阳中医院都可以做结扎手术，村里就派上面包车把这些育龄妇女运到这三个地方做结扎手术。村里还在曹庙街用瓷板设立了“计划生育宣传栏”，上面写着“只生一个好”“严格控制二胎”“计划生育利国利民”等内容。从1986年至1998年，二胎罚款在300元到500元之间。

进入2000年后，由侯青山、邢其耀书记主管村计划生育工作，治安主任先后有邢其耀、赵有根、魏成明、魏永刚、张小平，妇联主任还是李光梅，他们继续实行“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的政策。宣传口号有“珍惜土地，控制人口”“计划生育，丈夫有责”“一对夫妇只生一个孩子”等。从1998年至2015年，多生子女罚款达3000元到5000元。由于措施得力，方法对头，计划生育工作取得了显著成绩，人口增长率渐渐呈下降态势。随着社会的进步发展，经济收入增加了，物价也提高了，开支也增大了，村民们的生育观念大大转变了，都觉得要少生优生，生男生女都一样，多子多女也不一定能多财多福。在各种宣传教育和社会现实影响下，大部分夫妻都愿意只生一个孩子，不愿再生第二胎。

2015年后，国家全面实施一对夫妇可生育两个孩子的政策，咱小相村的计划生育工作也算告一段落了。这三十多年的计划生育工作，历届村支书、村委领导、治安主任，特别是历届妇联主任，都付出了大量的心血。杏花镇分管计生的领导换了一届又一届，像任正平、贾文会、高艳军、侯彩萍他们，都认真执行了国家各个阶段的计划生育政策，为控制人口做出了一定的努力和贡献。当时生一胎的夫妇享受国家的补贴政策，二胎女孩的家庭同样也享受国家的补贴政策，真正实现了“政府帮养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