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人·坏人·能人

华汉

上世纪70年代前，来自家庭、学校、社会的人格教育主要是“做好人，不做坏人。”“做好人”，就是做有益于集体、社会和国家的人，具体说，就是做家庭中的“好孩子”，学校中的“好学生”，社会各行各业中的“好职工”“好职员”“好教师”“好军人”“好农民”等。核心理念是听从安排，“干一行，爱一行”，至高境界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不做坏人”，就是不做有损有害于集体、社会和国家的人，所有与时代政治要求、国家法律法规和社会价值取向相违背的思想与行为，都归为此列。“好人”与“坏人”是道德行为标准，也是阶级划分界限，一些有着不同意见和主张的知识分子、专家学者、当权派，都被推向敌对面，成为接受劳动改造或革命的对象。

改革开放以后，伴随思想解放运动和科教文化事业振兴，悄然出现了“能人”教育理念，其内涵就是：充分调动和发挥个人潜质，顺应时代要求，做社会发展的中坚力量、排头兵。“树雄心，立大志，做大事”为其共同特点，或成为科技领域的专家、文化体育领域的明星，或成为工商业界的老板、机关事业单位的高级别管理者，为其主要人生目标。它和“做好人”并不对立，但在人格建设方面，强调自觉、自立、自强和放飞自我，主张以创新、创造之举和纳税、慈善、公益等方式，给予集体、社会和国家更多更大的贡献。它对“做坏人”有了新的理解，那些在思想上的不同声音和创新、创造、创业中出现过错和过失，可以被宽容包容，因积极工作犯了错且受到处分的人，可以给更多的改错机会和途径。

从“做好人，不做坏人”到“做能人”，体现了社会道德观和人生价值观的巨大进步，它使人性得到了充分的释放和升华，使每一个体人生有了更多更大更高的选择，为社会和国家发展注入了强大的动力。但同时也出现了严重脱离实际，人人都想或被要求做“能人”的偏差，突出表现是：在家庭和学校中，父母和老师对孩子们的规划几乎一致，那就是考入985大学，做“人之龙凤”。为此，孩子们几乎每天都被捆绑在书桌前，一遍又一遍翻看着课本，做着无穷无尽的参考题。结果是，部分人虽圆了上好大学的梦，但毕业后却成了只会考试“书呆子”；另一部分人则为模拟考试成绩榜屡屡排后所刺激，早早放弃了努力，最终成为“大事做不来，小时不想做”的社会闲人。

社会进步与国家发展需要科学家、艺术家、企业家和卓越管理者，也需要一批富有执行力和向心力的专业技术人员和普通民众，正如一支英勇善战的军队需要有指挥官也需要有能攻能守的广大士兵一样，只有大家团结一心、各司其职、各尽所能，方能确保不断取得胜利。社会分工取决于后天的知识和经验，也取决于先天的潜质和能量，所以，根据个人所长所好选择制定自己的人生规划，做一个对集体、社会和国家有益有用的人，才是最重要最需要的。个人理想如此，家庭、学校、社会教育亦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