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基层当干部

王福强

王强二十二岁那年考上县城公务员时，母亲在村口放了整整两挂鞭炮。硝烟弥漫中，她抹着眼泪对围观的乡亲们说：“咱家终于出干部了。”那天他穿上人生第一件衬衫——浅蓝色的，领口有些紧，是母亲特意坐了两个小时班车去县城百货大楼买的。衬衫的标签还没剪，硬邦邦地硌着后颈，就像这份突如其来的“干部”身份，让他既骄傲又无所适从。

他记得第一次站在镇政府门口的情景。那是八月底的一个早晨，晨光斜照在斑驳的墙皮上，铁门上的锈迹像地图上的等高线，旗杆顶端的滑轮已经卡死，国旗只能永远停在半中央。可他心里燃着一团火——三年副科，五年正科，三十岁前当上镇长。这些数字像刻在脑海里的里程碑，每晚睡前都要默念一遍。光宗耀祖，不是梦。那时的他还不明白，梦想和现实之间，隔着一道看不见的鸿沟。

现实像一场缓慢的雨，细细密密地淋湿了所有豪情。每天清晨六点，闹钟会准时把他从梦中拽起。赶早会、写材料、填表格、接待群众、应付检查，这些琐碎的事务像永不停歇的流水线。他的办公桌永远堆着三座山：待处理的文件，已归档的材料，和正在修改的汇报稿。手机不敢关，酒局不敢推，领导一句话，周末也得回单位改PPT。那些五彩斑斓的幻灯片，有时候要改到凌晨三点，只是为了把“扎实推进”换成“全力推进”，把“取得阶段性成果”改成“实现突破性进展”。

五年过去了，他还是个一级科员。每年的提拔名单都像春天的柳絮，飘飘扬扬，却总落不到他身上。办公室窗台上的绿萝换了一茬又一茬，从当初的小盆栽长成了垂地的瀑布，而他的工位始终在原地。

同期进单位的老王，爹是教育局的科长，去年调去了县委办；小陈，女朋友爸是政协的副主席，上个月借调到市里。他们升得不快，但从不原地踏步。只有他，像一颗钉子，牢牢钉在最基层的办公室里。有时候他盯着墙上那张全镇行政区划图出神，那些蜿蜒的线条像极了他的人生轨迹——永远在同一个圈子里打转。

他也想过走。三十二岁那年，他偷偷投过简历。互联网大厂的HR看完他的履历，委婉地说：“您的经历太体制化了。”想考研，可孩子刚上幼儿园，房贷还有二十年没还清。妻子叹着气说：“你要是辞职，咱家这个月奶粉钱都成问题。”那天晚上，他沉默地抽完半包烟，阳台上的烟头像散落的棋子。第二天照常去开会，听领导在台上讲“扎根基层、服务人民”，他低头看着自己的笔记本，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忍”字。

三十岁生日那天，他独自坐在办公室改年度总结。窗外下着冷雨，雨水顺着玻璃窗流下，把窗外的路灯晕染成模糊的光斑。电脑屏幕上写着“我镇将持续推进乡村振兴战略……”他忽然笑了一下：自己都快被“振兴”成化石了。桌上的工作证已经褪色，照片里的年轻人笑得意气风发，与此刻镜中那个眼角爬满细纹的男人判若两人。

他想起大学同学群。有人在晒月薪五万的offer，有人在阿尔卑斯山脚下晒雪山蓝天。他没说话，默默退出了群聊。那些月亮曾经也照过他——大四那年，他同时拿到了公务员录取通知书和一家外企的offer。他选择了前者，从此走进了体制的阴影里。他知道，不是月亮抛弃了他，而是他主动关上了那扇能看见月亮的窗。

如今他已不再提“乡镇一把手”的梦。偶尔醉酒后，他会拉着妻子的手低声说：“我不是不想拼，是拼不到地方。”这句话像一根刺，扎在夫妻俩的心上。第二天酒醒，他又变回那个按部就班的王科长——虽然只是个虚衔，但至少听起来像个干部。

可谁又真的认命了呢？每年省考报名季，他还是会帮亲戚的孩子挑岗位、改简历。他会指着职位表说：“这个岗位有前途”，“那个单位待遇好”。最后总要语重心长地加上一句：“现在外面不稳，体制里踏实。”话出口那一刻，他自己都分不清，这是忠告，还是自我安慰。

这世上最无奈的事，不是梦想破灭，而是你明明知道那条路走不通，却还得笑着把它指给别人走。就像那个下雨的傍晚，他送走最后一个咨询报考的侄子，转身回到书房，打开锁着的抽屉。里面整整齐齐放着这些年他写的调研报告、工作建议，还有一本翻烂了的《公务员晋升指南》。这些都是他曾经相信的东西，现在却像出土文物，记录着一个消失的文明。

体制是一张温床，温暖得让人舍不得离开；也是一道围墙，高得让人望不见外面的世界。进去的人，未必飞黄腾达，但出来的人，往往再难回头。这些年来，他见过太多像他一样的人——寒门子弟曾以为这是跃迁的梯子，后来才发现，它更像一座安稳的围城，安放理想，也埋葬野心。

你说当官？很多人一辈子，连个副科都没混上。可即便如此，下一辆通往“稳定”的车来了，他们还是会，挤破头往上爬。就像此刻，王强正在帮新来的大学生修改材料，窗外的阳光照在他花白的鬓角上。年轻人小声问：“王科长，您说我在体制里能有出息吗？”他抬起头，看见那双明亮的眼睛里，燃烧着似曾相识的火焰。

“好好干。”他说，声音平静得像一潭深水。这三个字，既是对年轻人的期许，也是对自己这二十年的全部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