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纸目录，半部山河——读《问学熊耳山》目录感怀

乐行者

展卷见《问学熊耳山》目录，未及细品正文，心已先随那一行行标题，漫过熊耳山的晨雾与暮色。这哪里是书的纲领，分明是一轴铺展的岁月长卷——从“展庄村办学历史”的千年文脉，到“七三零中学创建”的筚路蓝缕，从“勤工俭学记”的青春汗滴，到“五十年后又相聚”的鬓边霜华，字里行间跳动的，是一座村庄与一所学校相互滋养的温度，是教育的火种在山河间传递的微光。

初读“第一编·概况”，最动人心的是“四迁校址”“董事制”“聘师制”这些朴素的字眼。展庄的先辈们，大抵是不懂“教育兴邦”的宏论，却以“重教的伟大追求”，把校舍从一处迁到另一处，用“董事制”聚乡邻之力，以“聘师制”敬先生之才。那些“清末以来教育大事考”“八大乡绅考”的表格里，记的不是冰冷的年月与姓名，是黄土坡上，一代代人把“让娃读书”这件事，当成比种庄稼更要紧的传承。“乡绅墨宝拾遗”四字尤妙，仿佛能看见旧纸笺上的墨迹，晕开的是耕读传家的温厚，是小村庄里藏着的大格局。

再往下翻，“第二编·七三零中学创建概述”骤然带出岁月的厚重。“展庄村教育历史上的一朵奇葩”“乡村办学的楷模”，这些评价背后，是“采访录”里藏着的故事——不是高楼平地起的顺遂，是“当年建校工匠名单”里每一双粗糙的手，是“功臣录”里每一个没留下太多事迹、却曾为校舍添过一砖一瓦的乡人。想那1968年的熊耳山，定是红旗漫卷着山风，乡亲们拉着人力车，把砖瓦、木料从几里外的山下扛上来，窑洞里的灯火，映着戴双林、胡小景们规划校舍的身影，也映着“五村合契”时，老人们眼里的期盼。这哪里是建一所学校，是一群人把对未来的指望，一砖一瓦砌进了熊耳山的褶皱里。

最鲜活的，是“第三编·独具特色的教育环境”。没有华丽的辞藻，只“学校的食”“师生的住”“母校的钟”，便勾画出当年的模样——或许饭食简单，却有同窗分食的暖意；或许窑洞简陋，却有灯下共读的明亮；那口“母校的钟”，定然不是什么名器，却能穿透晨雾，把“寅窗诵典”的书声，送过山坡与田埂。更动人的是“勤工俭学记”：“学大寨垒石堰”“当养鸡组长”“养兔记”，还有那五则“养殖趣事”——力大无穷的秦川红公牛、与狼调情的巴克夏种猪、风流聪明的驴……读着这些标题，仿佛看见少年们挽着裤脚，一边在田埂上劳作，一边把课本揣在怀里，汗水滴在泥土里，知识却在心里生了根。这才是最生动的教育：不是闭门读书，是在劳作里懂坚韧，在相处中知温情，在与山川草木的相处里，长出踏实的筋骨。

而“第五编·学子群芳谱”与“第六编·母校的回忆录”，是整份目录里最柔软的部分。“初中学子群芳谱”“高中学子群芳谱”，不是英雄榜，是一个个普通的名字，是当年在熊耳山读过书、后来散落在四方的人；“我在七三零任教的时光”“忆恩师阎德行老师”“抬煤油”“熊耳山读书琐忆”，这些标题没有波澜壮阔，却全是细碎的暖——或许是老师灯下批改作业的剪影，或许是冬日里一起抬着煤油桶上山的脚步，或许是某个午后，恩师一句轻声的叮咛。就像阎建军先生在《七三零中学赋》后记里写的，“笔锋终究太短，盛不下所有温暖”，这些回忆录，正是要把那些“未被提及的姓名与付出”，一一拾起，妥帖安放。

读到“第七编·五十年后又相聚”，眼眶忽然发潮。“卫彦邦老校长讲话”“时任村支书肖辉女士讲话”，还有“来自美国亚特兰大的视频感言”——当年在窑洞里读书的少年，有的鬓角已白，有的远在异国，却都循着“七三零中学”这个名字，重新回到熊耳山脚下。那些聚会现场的图片、校友泼墨的痕迹，哪里是简单的重逢，是一群人把青春里最珍贵的记忆，拧成了不会断的线；是一所学校，用五十年的时光，证明了什么叫“木铎永振，世播书香”。

最后看“第八编·薪火集”，“博士榜”“硕士谱”“学士录”，短短九个字，却重若千钧。这不是炫耀，是对当年建校者的告慰——你们当年扛着砖瓦建起的窑洞，真的走出了栋梁；是对老师们的回馈——你们当年在绛帐下传的薪，真的成了燎原的火；更是对熊耳山的回应——这片沉默的山河，真的用教育，滋养了一代又一代人。再回头看“凡例”里写的“不溢美，不隐恶，秉笔直书”“挖掘展庄人重视教育的优秀传统”，忽然懂了这份目录的分量：它记的不是一所学校的兴衰，是一群普通人对教育的坚守，是一座村庄对文明的敬畏，是熊耳山深处，最朴素也最动人的“问学”之道。

合上书页，熊耳山的轮廓在心里愈发清晰。它不是什么名山大川，却因这所学校、这份目录，有了不一样的风骨——山风里吹过的，是“七三零中学赋”里的“承仰韶之灵脉，沐千佛之祥光”；山坡上留下的，是乡亲们建校时的脚印；窑洞里回荡的，是少年们的书声与笑声。这份目录，是献给七三零中学的序，是献给展庄的碑，更是献给所有“沉默的耕耘者”的歌——原来最长久的传承，从不是轰轰烈烈的宣言，是把“教育”二字，刻进村庄的骨血里，刻进每一个从这里走出的人的记忆里，代代相传，生生不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