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感悟】血色北平中的民族魂:读老舍先生《四世同堂》

相儒逸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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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名作家、编辑阳翰笙说，老舍在抗战中“流的汗最多，出的力最大，”是文协团结的核心。冰心誉其为“激荡于天地间的一股正气，”彰显其精神高度。那时，为配合宣传文协工作，老舍发表了大量抗战题材作品，而《四世同堂》笔力沉雄，振聋发聩，展现了抗战时期的众生相，是20世纪40年代最主要的长篇小说，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不朽的经典作品，彰显着中华民族不屈的脊梁，读之令人动容且深思。

当老舍先生在重庆“多鼠斋”的昏黄的台灯下铺开稿纸时，北平城正被日军的铁蹄蹍成血色废墟。这部历时四年完成的百万巨著，以小羊圏胡同为棱镜，折射出中华民族在至暗时刻的精神图腾。在2025年的今天重读这部经典，不仅是对抗战历史的回望，更是对民族精神基因的深度解码。

老舍先生以手术刀般的精准，剖开了沦陷区市中心的生存困境。冠晓荷家每日飘散的日本清酒香气，与祁家窝头上的裂痕形成刺眼的对比。当冠家太太大赤包将“东洋货”奉为时尚时，祁老人却固执地守护着八仙桌上的祖辈牌位。这种物质与精神的撕裂，在钱默吟被捕事件中达到高潮——这位旧式文人被日军灌煤油、坐老虎凳后，反而从吟诗作画的隐士蜕变为传递情报的斗士。

　　作品中的“共和面”细节极具震撼力。这种掺着砂石、谷壳的混合物，使北平市民普通患上“共和面病”。妞子因急性阑尾炎无药可医在母亲韵梅怀抱中抽搐至死的场景，将侵略者的暴行具象化为刺入读者心脏的利刃。老舍通过130余位人物的生死浮沉，构建起一座战争罪行的立体博物馆。

祁家四代人的命运轨迹，构成了民族觉醒的微观史诗。祁天佑作为传统商人，在被迫穿戴“良民证”游街时投河自尽，用生命捍卫了商人的气节;祁瑞宣在英国使馆做翻译期间，始终以“精神抗战”的方式保存文化火种;而祁瑞全则直接投身游击队，在北海公园刺杀特务招弟时，完成了从学生到战士的蜕变。

钱默吟的转变更具象征意义。这位前清举人最初坚信“诗书传家”，但在目睹儿子钱仲召驾车撞死日军后，他烧毁诗稿，在胡同墙上写下“还我河山”。当他将炸药包塞进日军戏园时，炸飞的不仅是建筑物，更是旧式文人的精神枷锁。这种觉醒不是偶然的个件爆发，而是整个民族在血与火中淬炼的必然结果。

　　

作品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具有先锋意义。祁老人“四世同堂”的执念，实则是宗法社会“家国同构”思维的体现。当冠晓荷为谋取伪职，不惜将女儿招弟送入特务机关时，暴露出传统文化中“光宗耀祖”观念的异化。老舍通过蓝东阳这个留日归来的“文化汉奸”形象，揭示了某些知识分子在民族危亡时的精神溃败。

但批判中始终蕴含着温情。韵梅这个传统家庭主妇。在领粮站为全家争取“多一勺共和面”时的机智，在照顾难民的善良，展现了普通民众在极端困境中的道德坚守。这种对传统文化“扬弃”的态度，为当代人处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提供了历史参照。

《四世同堂》开创了抗战文学的新范式。与同时期作品多聚焦正面战场不同，老舍将镜头对准后方的市井人生。通过130余位人物的群像塑造，构建起战争的全息图景。“以小见大”的是这部作品的叙事策略，而祁瑞全在延安的成长历程，使作品从市民史诗升华为民族史诗。

　　作品的语言艺达到新的高度。“共和面”的苦涩、“消毒”（活埋）的恐怖、“门环税”（强征铜铁）的荒诞，这些具象化表达战争创伤可触可感。而钱默吟出狱后“像片被暴雨打落的树叶”的比喻，则将肉体与精神的双重摧残刻画得入木三分。

在2025年的今天重读这部作品，更能体会其超越时空的价值。当冠晓荷们为“东亚共荣”摇旗呐喊时，与当下某些文化领域的历史虚无主义形成隐秘呼唤;祁瑞宣的“精神抗战”，则为知识分子在非战争状态下的文化坚守提供了历史镜鉴。

站在北平沦陷84周年的时容坐标上回望，《四世同堂》早已超越文学范畴，成为解码民族精神的基因图谱。那些在饥寒中依然挺直的脊梁，在屠刀下依然高昂的头颅，在绝望中依然燃烧的希望，共同铸就中华民族永不屈服的精神丰碑。当合上这部皇皇巨著时，耳畔似乎又响起钱默吟出狱时的那声怒吼:“别以为我们死绝了！”这声穿越时空的呐喊，正是对所有试图解构民族精神者的最有力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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