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火人间寻找生命重量——人民艺术家老舍散文《述志》读后感

审视自我

美篇昵称：审视自我美篇号码：75326027部分图片源于网络致谢原创者 在抗战的烽火硝烟中，老舍先生用笔杆代替枪杆，以文字作为武器，在《述志》一文中淋漓尽致地展现了一位文人在民族存亡关头的担当与气节。这篇发表于1942年的散文，不仅是老舍个人创作志向的宣言，而且是抗战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精神风貌的缩影。国难当头的文人抉择《述志》开篇交代了老舍回国后的职业写作愿望，但是抗战的爆发彻底改变了他的创作轨迹。他坦言：“敌人的炮弹虽然到今天还没打伤了我的身体，可是久已击中我的心灵！” 这种心灵的创伤远比肉体的伤害更为深刻，它源自于民族尊严被践踏、文化传承被威胁的切肤之痛。老舍在文中提到，他的两部已经写了四五万字的长篇小说稿子，随着卢沟桥的炮声“被敌人盗去”，连同他全部的书籍字画一同损失。这种文化财富的毁灭不仅仅是个人损失，而且是整个民族文化遭受蹂躏的象征。可是老舍并未因此消沉，反而更加坚定了以笔为枪的抗战决心。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老舍做出了明确的选择：“我要报仇！我既不会打枪，也不会带领人马。想报仇，只有拿紧了我的笔。” 这种将文学创作与民族救亡紧密结合的抉择，代表了一代文人的精神觉醒和责任担当。 文艺与抗战的辩证思考《述志》中最引人深思的是老舍对于文艺与抗战关系的辩证思考。面对有人质疑“文艺要过于切近实用，偏重于某一点，则必损失了文艺的从容不迫”的观点，老舍给出了有力的回应。他列举了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陆放翁的激昂诗句，指出这些作品“并没毁坏了文艺，反倒有些千古不灭的正气，使有心人都受感动”。老舍的这一观点打破了“为艺术而艺术”的纯粹审美观，强调了文艺的社会功能和时代使命。在老舍看来，当山河被血染红、被火烧焦，当邻儿的血肉飞溅到窗前，文人不能再悠然自得地描写风花雪月。他直言：“我不能再照着王石谷的山水去赞美林壑之美，因为我看到听到我们的山河是被血染红，被火烧焦！” 这种创作转向体现了老舍对文艺本质的深刻理解——真正的文艺不能脱离现实，尤其是在民族危难之际。 职业写家的精神升华老舍在《述志》中回顾了自己从“职业写家”到纯粹“写家”的精神升华过程。他原本希望以写作为职业，换取稳定的收入，但抗战的爆发使他的写作超越了谋生手段，升华为一种精神使命。他写道：“经过抗战，我想连‘职业的’三个字也取消，而干脆的说我要永远作个‘写家’。” 这一字之差，体现的是老舍对文学创作态度的根本转变。他意识到，在民族存亡的关头，写作不再是个人职业选择，而是关乎民族气节的文化抗争。即使在生活极度困顿的情况下——“身无长物，连妻小已都快饿死”，老舍仍然坚持：“多咱我自己也饿死，我就不能不放下笔；但是在饿死之前，我总要不停的写作。” 这种为理想献身的精神，展现了一位文人的铮铮铁骨。 平民视角的抗战叙事老舍的《述志》还体现了他一贯的平民视角和北京地域特色。尽管是一篇表明心志的文章，老舍依然使用平实自然的语言，避免空洞的口号和高调的表白。这种文风与其文学创作理念一脉相承。老舍在文中表达了对普通民众的深切关怀。他提到自己“文章下乡，文章入伍”的创作理念，强调文艺要服务于抗战大局，要贴近普通士兵和百姓。这种平民意识使他的抗战文学避免了概念化的弊端，充满了生活的真实感与人情味。作为“京味文学”的代表，老舍在《述志》中依然保持了他独特的语言风格，将严肃的主题与亲切的表达相结合，使文章既有思想的深度，又有艺术的感染力。 文化自信与民族气节《述志》通篇贯穿着老舍对中华文化的坚定自信和对民族气节的坚守。面对侵略者的文化摧残，老舍没有悲观失望，而是以更加坚定的态度投身于文化抗战的洪流中。他认为，抗战文学不是对艺术的降格，而是文艺与时代结合的必然选择。即使这样的作品在艺术上可能不够完美，但它是时代的产物和民族的呼声，具有不可替代的历史价值。老舍在文中表现出来的文化自信，建立在对中华民族深厚文化底蕴的理解之上。他相信，中华文化有着强大的生命力，能够在战火的洗礼中获得新生。这种信念支撑着他在艰难的环境中坚持创作，为民族文化的延续和发展贡献力量。 《述志》的现实启示重读《述志》，不禁思考这篇诞生于抗战时期的作品对今天的启示。在和平年代，我们虽不必经历老舍那样的艰难抉择，但他那种文化担当和社会责任感依然值得我们学习。老舍在《述志》中展现的知识分子风骨，提醒我们在物欲横流的时代不要迷失方向。文人应当保持独立思考的能力，关注社会现实，用作品传递正能量，引导人们追求真善美。同时，《述志》也启发我们思考文艺与时代的关系。优秀的文艺作品应当反映时代精神，关注人民命运，而不是沉溺于自我表达或无病呻吟。老舍的创作态度告诉我们，文艺只有与时代同频共振，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才能具有永恒的生命力。 编后语 老舍先生在《述志》中展现了一位文人在民族存亡关头的深刻自省与坚定抉择。这篇写于抗战时期的散文，通过平实而饱含深情的笔触，揭示了老舍从“职业写家”到纯粹“写家”的精神升华过程。《述志》最动人之处在于其真实的情感流露和坚定的文化担当。老舍坦言创作动机既有维持生计的需要，更是民族危亡时刻的必然选择。他提出“我要报仇！我既不会打枪，也不会带领人马。想报仇，只有拿紧了我的笔”，彰显了文人以笔为枪的抗战方式。老舍在文中对文艺与抗战关系的思考尤为深刻。面对有人质疑文艺过于切近实用会损失艺术性的观点，他有力地回应道：岳飞的《满江红》、文天祥的《正气歌》等作品“并没毁坏了文艺，而反倒有些千古不灭的正气，使有心人都受感动”。这种将个人创作与民族命运紧密结合的文学观，使《述志》超越了单纯的个人抒怀，成为一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宣言。通过《述志》，我们看到的是一位作家的职业选择，也是一个文人在历史洪流中的责任担当与文化坚守，这正是这篇短文历经岁月洗礼依然闪光的精神内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