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中国从秦汉唐开始形成了大一统的格局,也开始了朝代更替,这两千年的封建统治,并不是一成不变的,经过后来不断地改变,创造出了不同的制度。但每个制度运行了几百年后,都会因为漏洞而崩溃,而新的制度也在应运而生来替代旧的制度。所以每个制度都是有当时的环境基础的,单一的制度是不能作用于全局,需要一整套制度和精神来配合产生作用。任何一环失效都会导致制度失效,造成制度的崩溃。这或许就是王朝的周期律。</p><p class="ql-block"> 而中国为何能长存两千年?或许是造纸术和科举制的发明导致中国消灭了知识垄断,门第政治,让中国形成了士大夫社会。遇到王朝末期,一句王侯将相宁有种乎,便是改朝换代!</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 当今中国,皇权早已推翻,无产阶级已经在神州大地发芽!就像书中所说,皇权推翻后谁能做共尊共荣的精神图腾,谁能成为凝聚中华儿女的精神纽带?而中国的知识分子必然会随着社会发展越来越多,官场必然是解决不了这么多的,或许只有资本主义才能发挥的那些人的理想抱负,如何解决在无产阶级专政情况下的社会主义不变质,是一大问题。</p> <p class="ql-block">摘要</p><p class="ql-block">第一部分 汉代</p><p class="ql-block">一 汉代政府组织</p><p class="ql-block">(一)皇室与政府</p><p class="ql-block">1、严格说,秦汉才是中国历史上有同意政府,地方是紧密隶属于中央的郡县制度的行政区分。</p><p class="ql-block"> 秦代只是汉代之开始,汉代大体是秦代之延续。</p><p class="ql-block">2、中国的立国规模大,并不是向外征服,而是向心凝结。</p><p class="ql-block">3、秦汉开始,推翻了封建制下的贵族世袭,单只皇室一家是世袭的,郡县都不能世袭。而如何处理皇室与政府的关系是中国政治的一大问题。</p><p class="ql-block">4、皇帝是国家的惟一领袖,而实际政权则不在皇室而在政府。代表政府的是宰相。皇帝是国家的元首,象征此国家之统一;宰相是政府的领袖,负政治上一切实际的责任。</p><p class="ql-block">(二)中央政府的组织</p><p class="ql-block">1、皇帝有什么事,交代御史中丞,御史中丞报告御史大夫,御史大夫再转报宰相。宰相有什么事,也照这个手续,由御史大夫转中丞,再转入内廷。这是汉代皇室与政府关系之大概。 </p><p class="ql-block">2、便是当时政府的首长,宰相,可以管到皇宫里的一切。本来封建时代的宰相,就是皇帝的管家;但到了郡县时代,化家为国,宰相管的,已经是“国家”,不是“私家”了,所以他成了政府正式的首长</p><p class="ql-block">(三)汉代地方政府</p><p class="ql-block">1、汉代的地方政府,共分两级:即“郡”与“县”。</p><p class="ql-block">2、汉代官级分得少,升转极灵活。九卿放出来当太守,并不是降级。地方二千石来做中二千石,也不是升级。名义上还是差不多。因此虽是中央政府大一统的局面,虽是地方行政区域划分得比较小,却不感觉得这个中央政府高高在上。</p><p class="ql-block">(四)中央与地方之关系</p><p class="ql-block">1、每郡每年要向中央上计簿。计簿是各项统计表册,也就是地方的行政成绩。</p><p class="ql-block">2、中央特派专员到地方来调查的叫“刺史”。全国分为十三个调查区,每一区派一个刺史。</p><p class="ql-block">3、地方实际行政责任,是由太守负责的。政府派刺史来调查,不过当一个耳目。</p><p class="ql-block">4、太守官俸二千石,而刺史原始只是俸给六百石的小官。根据政府规定项目调查,纵是小官也能称任。而且惟其官小,所以敢说敢讲,无所避忌。</p><p class="ql-block">二 汉代选举制度</p><p class="ql-block">1、汉武帝之前,官员子侄后辈,都得照例请求送进皇宫当侍卫。待他在皇帝面前服务几年,遇政府需要人,就在这里面挑选分发。</p><p class="ql-block">2、汉代官吏任用,有一限制,地方长官定要由中央派;太守如是,县令也如是。但郡县掾属,必得本地人充当。</p><p class="ql-block">3、汉代选举制度称之为“乡举里选”,即各地方时时可以选举人才到中央,大致分为三种。</p><p class="ql-block">(1)无定期。遇到新皇即为、大灾荒等,推举贤良的有特殊才能得人。</p><p class="ql-block">(2)特殊额度选举。遇到中央特殊需要的如军事、出使等,中央下诏,可以推举或自己应选。</p><p class="ql-block">(3)有定期的选举,即选举“孝廉”。无论如何,每郡每年都要举出一个两个孝子廉吏。十几年就要有两千个。。自此制度形成,二三十年后,皇宫里的郎官,就全都变成郡国孝廉;而那些郡国孝廉,又多半是由太学毕业生补吏出身的。如是则皇帝的侍卫集团,无形中也变质了。全变成大学毕业的青年知识分子了。于是从武帝以后,汉代的做官人渐渐变成都是读书出身了。后来郎署充斥,要待分发任用的人才尽多,于是就把无定期选举、特殊选举都无形搁下,仕途只有孝廉察举的一条路。这是到东汉时代的事了。</p><p class="ql-block">4、我们可说中国历史上此下的政府,既非贵族政府,也非军人政府,又非商人政府,而是一个崇尚文治的政府,即“士人政府”。只许这些人跑上政治舞台,政府即由他们组织,一切政权也都分配在他们手里。</p><p class="ql-block">三 汉代经济制度</p><p class="ql-block">1、汉代税额规定就只有十五税一。而且实际上只要纳一半,三十税一。文帝时,曾全部免收田租,前后历十一年之久。这是中国历史上仅有的一次。这因中国疆土广,户籍盛,赋税尽轻,供养一个政府,还是用不完。</p><p class="ql-block">2、汉代土地的所有权属于农民私有,遇到经济困乏,土地兼并出现。政府的租税愈轻,地主愈便宜;农民卖了地,要纳十分之五的租给地主,地主向政府只要纳三十分之一的税。政府减轻田租,只便宜了地主,农民没有受到分毫的好处。</p><p class="ql-block">3、中国历史上的土地政策,一面常歆羡古代井田制度之土地平均占有,但一面又主张耕者有其田,承认耕地应归属民间之私产。在这两观念之冲突下,终使土地租税问题得不到一个妥适的解决。</p><p class="ql-block">4、田赋是大宗;而山林池泽的商税只占少数。把大宗归国家,小数拨归皇室。而盐铁之利逐渐澎大起来,所以由政府官营。</p><p class="ql-block">5、我们此刻要讨论历史制度,全该注意当时的历史传统与当时人的历史意见,作为主要之参考。不该把我们的时代意见来抹杀当时的历史意见。这才是正办呀!</p><p class="ql-block">6、汉代的经济政策,对工商业,是近于主张如近人所谓的“节制资本”的一面;而在对农民田租方面,则也已做到了“轻徭薄赋”,但并未能“平均地权”。在汉武帝时,董仲舒曾主张限田政策,纵不能将全国田亩平均分派,也须有一最高限度,使每一地主不能超过若干亩之限制。惜乎连这个政策也并未能推行。于是王莽起来,就激起了一项大改革,把一切田亩归国有,称为“皇田”,重行分配。当时的意想,实在要恢复封建时代之井田制,而结果则引生一次大变乱。王莽失败了,从此中国历史上的土地制度也不再有彻底的改革了。</p><p class="ql-block">四 汉代兵役制度</p><p class="ql-block">1、汉代兵制是全国皆兵的。一个壮丁,到二十三岁才开始服兵役。二十才始成丁,三年耕,有一年之蓄。</p><p class="ql-block">2、汉代的国民兵役,又分几种:一种是到中央作卫兵,一种是到边郡作戍卒,一种是在原地方服兵役。汉代中央军队有两支:一称南军,一称北军。南军是皇宫的卫队,北军是首都的卫戍部队。当卫兵是极优待的。而戍兵一切费用,都要自己担负,虽然只有三天,但由于大一统并非封建时代的小国,所以免戍费诞生。</p><p class="ql-block">3、当时政府并没有为民众安排一个生活的基础,全国土地并不是平均分配的,也没有设法使国民人人就业,而却要国民人人向国家尽职责。催生汉代奴隶制度,汉代的奴隶是农民自己游离耕土,来参加大规模的工商新生产集合。</p><p class="ql-block">五 汉制得失检讨</p><p class="ql-block">1、首先在经济方面,土地问题没有解决,形成兼并;富者田连阡陌,贫者无立锥之地,使政府的减轻租税政策全失功效。</p><p class="ql-block">2、全国皆兵制,在中国论,一则军队数量太多,二则训练太简略,调动不方便;结果全国皆兵,弄得有名无实。一旦起了问题,还是解决不了。</p><p class="ql-block">3、皇帝好,事情也做得好。皇帝坏了,而政治上并不曾有管束皇帝的制度。这是东汉政治制度上的一个大问题。也是将来中国政治制度史上一个大问题。</p><p class="ql-block">4、中国政府,始终是代表着全国性的,全国人民都有跑进政府的希望。而且实际上,也是全国各地永远都有人跑进中央政府的.</p><p class="ql-block">5、中国魏晋以下门第社会之起因,最主要的自然要追溯到汉代之察举制度。</p><p class="ql-block"> </p> <p class="ql-block">第二部分 唐代</p><p class="ql-block">一 唐代政府组织</p><p class="ql-block">(一)汉唐相权之比较</p><p class="ql-block">1、唐代政府和汉代之不同,若以现在话来说,汉宰相是采用“领袖制”的,而唐代宰相则采用“委员制”。</p><p class="ql-block">(二)唐代中央政府三省职权之分配</p><p class="ql-block">1、中书主发令。政府一切最高命令,皆由中书省发出。凡属重要政事之最高命令,一定要皇帝下勅行之。但实际上皇帝自己却并不拟勅,而系中书省拟定。此所谓“定旨出命”。</p><p class="ql-block">2、诏勅自中书定旨、门下覆审手续完成后,即送尚书省执行。尚书省则仅有执行命令之权,而于决定命令则无权过问。</p><p class="ql-block">(三)中央最高机构政事堂</p><p class="ql-block">1、唐制遇下诏勅,便先由门下省和中书省举行联席会议。会议场所称为“政事堂”。</p><p class="ql-block">2、唐制除三省长官外,也有其他较低级官员而得附“参加机务”或“同三品平章事”等职衔的;如是则此人亦得参与政事堂会议。</p><p class="ql-block">3、往往每一制度,都留有活动变通之余地,不肯死杀规定,斩绝断制。</p><p class="ql-block">(四)尚书省与六部</p><p class="ql-block">1、尚书省是政府里最高最大的行政机构。尚书省共分六部,即吏部、户部、礼部、兵部、刑部、工部。</p><p class="ql-block">2、中国历史上关于政治制度方面有两大名著,一为《周礼》,一即《唐六典》。</p><p class="ql-block">(五)唐代地方政府</p><p class="ql-block">1、唐代使用州县制度,刺史为地方长官,任用之权集中于中央之吏部。州县长官无权任用部属,全由中央分发。唐代则迁调虽速,下级的永远沉沦在下级,轻易不会升迁到上级去。于是在官品中渐分清浊,影响行政实际效力极大。</p><p class="ql-block">(六)观察使与节度使</p><p class="ql-block">1、故唐代监察使,论其本源,是一御史官,而属于监察之职者。但逐渐演变成了地方长官之最高一级。把州、县地方官压抑在下面。如是则地方行政本来只有二级,而后来却变成三级。于其最高一级则名不正,言不顺,遂形成一种中央集权,对地方行政极有流弊。</p><p class="ql-block">2、其先是想中央集权,由中央指派大吏到外面去,剥夺地方官职权。而结果反而由中央派去的全权大吏在剥夺地方职权之后,回头来反抗中央,最后终至把唐朝消灭了。</p><p class="ql-block">3、总之,中国是一个广土众民的大国家,必须得统一,而实不宜于过分的中央集权。这在中国的政治课题上,是一道值得谨慎应付的大题目。</p><p class="ql-block">二 唐代考试制度</p><p class="ql-block">(一)魏晋南北朝时代之九品中正制</p><p class="ql-block">1、陈群始创设“九品中正”制。中央政府播迁来台,就各省流亡在台人士中分省各推一人,而此人则指定其必须在政府服职者,令其为大中正。由大中正下再产生小中正。然后由中央分发一种人才调查表;此项表格中,把人才分成九品,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p><p class="ql-block">2、此制仅为一时的救弊措施。首先是人人想获大中正品题提拔,便纷纷集中到大中正所在地的中央。于是做官的也各务奔竞,袭取社会名誉,却不管自己本官职务与实际工作,而其上司也无法奈何他。</p><p class="ql-block">3、从此可知,政治制度是现实的。每一制度,必须针对现实,时时刻刻求其能变动适应。任何制度,断无二三十年而不变的,更无二三百年而不变的。但无论如何变,一项制度背后的本原精神所在,即此制度之用意的主要处,则仍可不变。于是每一项制度,便可循其正常轨道而发展。此即是此一项制度之自然生长。制度须不断生长,又定须在现实环境、现实要求下生长。制度决非凭空从某一种理论而产生,而系从现实中产生者。惟此种现实中所产生之此项制度,则亦必然有其一套理论与精神。理论是此制度之精神生命,现实是此制度之血液营养,二者缺一不可。即如唐代一切制度,也多半是由南北朝演变而来,有其历史渊源,亦有其传统精神。今天我们却把历史切断,一概想模仿外国制度。明明知道这一制度与现实不配合,却想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而美其名曰“革命”。其实革命的本质,应该是推翻制度来迁就现实的,决非是推翻现实来迁就制度的。我们此刻,一面既否定了传统制度背后的一切理论根据,一面又忽略了现实环境里面的一切真实要求。所以我们此刻的理论,是蔑视现实的理论。而我们所想望的制度,也是不切现实的制度。若肯接受已往历史教训,这一风气是应该警惕排除的。在曹操当时,实行九品中正制而有效于一时;但以后此制度墨守不变,毛病丛出,后来人便只怪九品中正制不好。其实这也有些寃枉。</p><p class="ql-block">(二)唐代之辨</p><p class="ql-block">1、现在再说到每项制度之变,也该有一可变的限度,总不能惟心所欲地变。所贵的是要在变动中寻出它不变的本源,这便是所谓“历史传统”。传统愈久,应该此大本大原之可靠性愈大。换言之,即是其生命力益强。</p><p class="ql-block">2、凭事实讲,科举制度显然在“开放政权”,这始是科举制度之内在意义与精神生命。汉代的选举,是由封建贵族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的公开竞选,是由门第特殊阶级中开放政权的一条路。唐代开放的范围,较诸汉代更广大,更自由。所以就此点论,我们可以说唐代的政治又进步了。</p><p class="ql-block">3、但唐代的科举制度,实在亦有毛病。姑举一端言之。当时科举录取虽有名额,而报名投考则确无限制。于是因报考人之无限增加,而录取名额亦不得不逐步放宽。而全国知识分子,终于求官者多,得官者少;政府无法安插,只有扩大政府的组织范围。</p><p class="ql-block">4、若要解决中国社会之积弊,则当使知识分子不再集中到政治一途。便该奖励工商业,使聪明才智转趋此道。然结果又很易变成资本主义。可说自两汉以来,早已把政权开放给全国各地,不断奖励知识分子加入仕途;而同时又压抑工商资本。只鼓舞人为大学者,当大官,却不奖励人为大商人,发大财。“节制资本,平均地权”,大体上是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策。政治措施,存心在引导民间聪明才智,不许其私家财力打算无限制的发展。于是知识分子竞求上政治舞台去做吏,仕途充斥,造成了政治上之臃肿病。读书人成为政治脂肪。若再奖励他们来革命,来争夺政权,那岂得了?</p><p class="ql-block">三 唐代经济制度</p><p class="ql-block">(一)唐代的租庸调制</p><p class="ql-block">1、唐代的田赋制度称为“租庸调”。租”是配给人民以耕种的田地,年老仍缴还政府,在其授田时期,令其负担相当的租额。这是一种“均田”制度。庸”即是役,乃人民对国家之义务劳役。“调”是一种土产贡输,各地人民须以其各地土产贡献给中央,大体上只是征收丝织物和麻织物。</p><p class="ql-block">2、唐代租庸调制,最要用意在“为民制产”,务使大家有田地,自可向国家完粮。唐代租庸调制,大体比汉代额更轻,说得上是一种轻徭薄赋的制度。而且租庸调项目分明,有田始有租,有身始有庸,有家始有调。此制的最高用意,在使有身者同时必有田有家,于是对政府征收此轻微的税额,将会觉得易于负担,不感痛苦。这是唐制较胜于汉制之所在。</p><p class="ql-block">(二)唐代的账籍制度</p><p class="ql-block">1、依照历史来讲,租庸调制之所以能推行,全要靠“账籍”之整顿。唐初的人口册是极完密的。自小孩出生,到他成丁,以至老死,都登载上。当时的户口册就叫“籍”。</p><p class="ql-block">2、这样大的一个国家,普遍经常的调查、登记、改动、校对,丝毫不能有疏忽与模糊。这须具有一种精神力量来维持,否则很不容易历久不衰。正是由于由于账籍的浩大和偷懒马虎,导致了租庸调制的失败。</p><p class="ql-block">3、即就账籍制度言,可见每一项制度之推行与继续,也必待有一种与之相当的道德意志与服务忠诚之贯注。否则徒法不能以自行,纵然法良意美,终是徒然。而且任何一制度,也必与其他制度发生交互影响。故凡一制度之成立,也决非此项制度可以单独成立的。</p><p class="ql-block">(三)唐代的两税制</p><p class="ql-block">1、两税制是“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的。这是说你有多少田,政府便向你收多少租。</p><p class="ql-block">2、遇到政府要用钱,要用劳役,又不免要增加新项目。而这些新项目,本来早就有的,只已并在两税中征收了;现在再把此项目加入,岂不等于加倍征收!</p><p class="ql-block">3、两税制是根据定制前一年的田租收入标准而规定以后各地的征收额的。若某一地以某种情况而户口减少了,垦地荒旷了,但政府则还是把硬性规定下来的征收额平均摊派到现有的垦地和家宅去征收;于是穷瘠地方,反而负担更重的租额,形成如陆贽所说,由五家来摊分十家的负担;这岂不凭空增加了他们一倍的租额吗?于是那地的穷者愈穷,只有继续逃亡,其势则非到一家两家来分摊这原来十家的负担不止。而此一家两家则终必因破产而绝灭了。再换一方面推想。那些逃户迁到富乡,富乡的户口增添,垦地也多辟了,但那一乡的税额也已硬性规定下,于是分摊得比较更轻了。照此情形,势必形成全国各地的田租额轻重不等,大相悬殊;而随着使各地的经济情况,走上穷苦的更穷苦,富裕的愈富裕。这是唐代两税制度严重影响到此后中国各地经济升降到达一种极悬殊的情形之所在。</p><p class="ql-block">4、唐代两税制,规定不收米谷而改收货币;因此农民必得拿米粮卖出,换了钱来纳税。如是则商人可以上下其手,而农民损失很大。</p><p class="ql-block">5、最主要的,则是政府为着财政收支以及征收手续之方便起见,而牺牲了历史上传统相沿的一项经济理想,即土地平均分配的理想。</p><p class="ql-block">(四)汉唐经济财政之比较</p><p class="ql-block">1、汉代自武帝创行盐铁政策,这是“节制资本”,不让民间有过富,而在经济之上层加以一种限制。政府的轻摇薄赋,只为中间地主阶层占了便宜。</p><p class="ql-block">2、唐代的经济政策,其主要用意,在不让民间有穷人。租庸调制的最要精神,不仅在于轻徭薄赋,尤其是侧重在为民制产。至于上层富的,政府并不管。</p><p class="ql-block">四 唐代兵役制度</p><p class="ql-block">1、汉代的兵农合一,是“寓兵于农”,亦即是“全农皆兵”,把国防武装寄托于农民的生产集团,生产集团同时即是武装集团。唐代的兵农合一,则是“寓农于兵”,在武装集团寄托生产,不是在生产集团里寄托武装。所以只能说是“全兵皆农”,而并非“全农皆兵”。把武装集团同时变成生产集团,每个军人都要他种田,却并不是要每个种田人都当兵。全农皆兵,反而变成有名无实,训练不精。这种全兵皆农制,在当时称之为“府兵”。</p><p class="ql-block">2、所以唐代养兵,既不花一文钱,不费一粒米;而养将也不使预问政事。除却战事外,也并不统带军队。</p><p class="ql-block">3、府兵制失败原因:职业道德感消失。今天某大臣要盖花园,明天某亲贵要造宅第,都向军队商量,借多少人手去帮忙。士兵变成了苦工,受人贱视。下次遇到上番值宿,便多逃亡规避。府兵阵亡,抚恤未及时到位。边疆的长官折磨士兵,侵吞存放的财务。</p><p class="ql-block">4、后方兵源枯竭,政府有钱有势,不在乎,临时买外国人当兵。边疆上逐渐都变成外国兵。唐代实在太富太强了,他们忽忘了民族界线,他们不懂害怕外国人,不懂提防外国人,大量使用外国人当兵作将,结果才弄得不可收拾。于是唐代的府兵一变而成为“藩镇”,军阀割据,胡族临制。那真是惊天动地的大变迁,那何尝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的变动呢?所以我们要研究政治制度,也该放大眼光,不要单就制度来看制度才得呀!</p><p class="ql-block">五 唐代制度综述</p><p class="ql-block"> 论中央政府之组织:结束了上半段历史上的三公九卿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尚书六部制。论选贤与能:结束了上半段的乡举里选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科举考试制。论租税制度:结束了上半段的田租、力役、土贡分项征收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单一税收制。论到军队:结束了上半段的普及兵役制,而开创了下半段的自由兵役制。综此几点,我们可以说,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捩中枢。综此几点,我们可以说,唐代是中国历史上在政治制度方面的一个最大的转捩中枢。唐以后中国的历史演变是好是坏,那是另外一回事;但罗马帝国亡了,以后就再没有罗马。唐室覆亡以后,依然有中国,有宋、有明、有现代,还是如唐代般,一样是中国。</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 </p> <p class="ql-block">第三部分 宋代</p><p class="ql-block">一 宋代政府组织</p><p class="ql-block">(一)宋代中央政府</p><p class="ql-block">1、专从政治制度上看来,也是最没有建树的一环。宋之于唐,只好说像东汉之于西汉,有事而无政。有形势推迁,而无制度建立。</p><p class="ql-block">(二)相权之分割</p><p class="ql-block">1、门下、尚书两省长官不再预闻政府之最高命令。然中书和枢密对立,也就是宰相管不着军事。</p><p class="ql-block">2、宋代财政,掌握在三个司。</p><p class="ql-block">3、向来政府用人,本该隶属宰相职权之下。但宋代用人之权,全不在宰相。</p><p class="ql-block">(三)君权之侵揽</p><p class="ql-block">1、相权低落,君权提升。 </p><p class="ql-block">2、据说当时宰相为了避嫌起见,为了表示忠诚拥戴新皇帝起见,所以过自谦抑,逊让不坐;这样才把政府尊严、皇帝尊严渐渐提起,渐渐恢复了。</p><p class="ql-block">3、宋代的最高政令之最后决定权在皇帝,而不在宰相。至少皇帝就不仅有同意权,而有参加意见之权了。宰相不过是奉命行事,所以君权就重,相权就轻了。</p><p class="ql-block">4、宋王室家训相传,要尽量优假士人,不许开诛戮朝官之戒。而北宋诸帝,也比较无暴虐,无专擅。宋代制度之缺点,在散、在弱,不在专与暴。</p><p class="ql-block">(四)谏垣与政府之水火</p><p class="ql-block">1、唐制中的谏官在宰相身旁,宰相可免同皇帝直接冲突;而宰相要讲的话,却由他们口里讲了。这是政治上的一种技术问题。这些技术,当然也由于一种理想之需要而生。所谓理想需要者,便是君权、相权间之调节。</p><p class="ql-block">2、宋代则谏垣独立,并无长官。换言之,这些谏官现在是不直接属于宰相了。而且宋制,谏官不准由宰相任用;于是台官、谏官同为须由皇帝亲擢了。本来谏官之设,用意在纠绳天子,并不是用来纠绳宰相。对皇帝才称“谏”。于是谏官遂转成并不为纠绳天子,反来纠绳宰相。他们讲话讲错了,当然要免职;可是免了职,声望反更高,反而更有升迁的机会。这一来,却替政府设立了一个只发空论不负实责的反对机关。做宰相的既要对付皇帝,又要对付台谏,又如何得施展?</p><p class="ql-block">(五)宋代地方政府</p><p class="ql-block">1、在唐代的州县,只要奉承一个上司,即观察使;而宋代则要奉承四个上司,即帅、漕、宪、仓;那可想地方官之难做了。</p><p class="ql-block">2、所谓宋代的中央集权,是军权集中,财权集中,而地方则日趋贫弱。宋代则把财富、兵力都集中到中央,不留一点在地方上;所以中央一失败,全国土崩瓦解,再也没办法。</p><p class="ql-block">二 宋代考试制度</p><p class="ql-block"> 1、门第家训也没有了,政治传统更是茫然无知。</p><p class="ql-block">2、于是政府不免为要防弊而把制度严密化。这是一切制度皆然的。但制度逐步严密化,有时反而失却本义,而专在防弊上着想。如是则考试防制严了,有时反得不到真才。</p><p class="ql-block">3、是想把考试内容改变,不考诗赋,改考经义。这一层用意亦甚是。人人学诗赋,风花雪月,用此标准来为政府物色人才,终不是妥当办法。但改革后却所得不偿所失,考经义反而不如考诗赋。王荆公因此叹息,说:“本欲变学究为秀才,不料转变秀才为学究。”这里面利弊得失之所以然,此刻不拟详说了。</p><p class="ql-block">三 宋代赋税制度</p><p class="ql-block">1、宋代之差役,也如秦代之戍边,都是由前面历史沿袭下来;政府没有仔细注意,而遂为社会之大害。</p><p class="ql-block">2、王荆公变法,始订出“免役钱”的办法来。由政府规定,叫地方出钱,每家摊派。如此可免地方上私家为政府办公差破产之苦。</p><p class="ql-block">3、一个国民,只要没有田地,不应科举考试,不犯政府法令,甚至他终身可以与国家不发生丝毫直接关系。这又岂是中国政治上历来看重轻徭薄赋制的理想者所预期而衷心赞成的呢?</p><p class="ql-block">四 宋代兵役制度与国防弱点</p><p class="ql-block">1、宋代军队分两种:一称禁军,一称厢军。宋代兵制算是中国历史上最坏的兵制了。</p><p class="ql-block">2、这也因宋代得天下,并未能真个统一了全国。一渡黄河,即达开封城门下。所以宋代立国是没有国防的。宋代开国,承接五代一段长期混乱黑暗残破的局面,没有力量把军粮再运洛阳去。长安一片荒凉,更不用提。为要节省一点粮运费用,所以迁就建都在开封。宋太祖当时也讲过,将来国家太平,国都还是要西迁的。</p><p class="ql-block">3、宋代就变成养兵而不能打仗,明知不能打仗而又不得不养兵。更奇怪的,养了兵又不看重他们,却来竭力提倡文治。裁兵的步骤,是想恢复古代民兵制度,来代替当时的佣兵。但民兵制度,急切未易推行到全国。遂有所谓“保甲”制,先在黄河流域一带试行。保甲就是把农民就地训练,希望临时需要,可以编成军队,而又可免出钱养兵之费。</p><p class="ql-block">4、在某种地方某种情形下,募兵也很有用。但须有一确定的敌人做目标,而且非打不可,在几年内,定要把敌人解决;在这种情形下,募兵可以刻意训练,及锋而试,或许比全国皆兵制还好些。但宋代的国防精神是防御性的,不敢主动攻击,用意始终在防守。把募兵制度与长期的防守政策相配合,这却差误了。因此宋代虽连年不打仗,而经费上则等于年年动员,年年打仗。如是则兵不习将,将不习兵。结果宋代成为一个因养兵而亡国的朝代。</p><p class="ql-block">5、中国的地理形势,到了黄河流域,就是大平原。一出长城,更是大平原。所以在北方作战,一定得要骑兵。而骑兵所需的马匹,在中国只有两个地方出产:一在东北,一在西北。而这两个出马地方,在宋初开国时,正好一个被辽拿去,一个被西夏拿去,都不在中国手里。与马相关联的尚有铁。精良的铁矿,亦都在东北塞外。这也是宋代弱征之一。据当时人估计,养一匹马所需的草地,拿来种田,可以养活二十五个人。这是在农业社会里要准备战争一大缺点。</p><p class="ql-block">6、平时民间可以利用领养之马,遇到战争需要,再临时集合。这种事,民间当然情愿做,领一匹马来,平时作牲口用,却不晓得马在温湿地带饲养不易,很容易生病死亡。自宋、辽两国讲和以后,宋朝的国防形势是很可怜的。两国既不正式开战,中国人也不好正式布置边防。只奖励民间种水田,多开渠道,于渠旁多植榆杨。万一打仗,可以做障碍,稍稍抵御辽人之大队骑兵。</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7、现在是以防御来保国家,而且是一种劣势的防御,迟早总要失败。况且纵使是万里长城,也该采用攻势防御。进不可攻,退不可守。兵无用而不能不要兵,始终在国防无办法状态下支撑。</p> <p class="ql-block">第四部分 明代</p><p class="ql-block">一 明代政府组织</p><p class="ql-block">(一)明代之中央政府</p><p class="ql-block">1、明代是中国近代史的开始时期,同时也是世界近代史的开始时期。</p><p class="ql-block">2、所以我们说中国传统政治到明代有一大改变,即是宰相之废止。</p><p class="ql-block">3、在这九卿之上,更无首长。所以明制是“有卿而无公”,成了一个多头政府。刑部不能管吏部,吏部不能管户部;政府诸长官全成平列,上面总其成者是皇帝。</p><p class="ql-block">(二)明代内阁制度 </p><p class="ql-block">1、明代皇帝的秘书处,当时称为“内阁”。明朝大学士的官衔,却始终是某部尚书兼某殿(阁)大学士,譬如兵部尚书兼武英殿大学士之类;他的本官还是尚书,大学士还是一兼职.</p><p class="ql-block">所以明代制度,可以说是由皇帝独裁了。不过碰到大事情,皇帝还是要到文华殿、武英殿来同那批大学士当面商量;只小事情不重要的,由内阁写了条子送进皇宫给皇帝慢慢地批。</p><p class="ql-block">2、因为内阁见不着皇帝面,非结合太监,一切政事便透不上最高层。</p><p class="ql-block">(三)明代地方政府</p><p class="ql-block">(四)元明以下之省区制度</p><p class="ql-block">1、明代地方行政,最重要该首先提到的,就是现在的所谓省区制度了。</p><p class="ql-block">2、行省制度,不始于明代,这是从元代开始的。“行省”是一个行动的中书省,都是不放心把政权交给与地方,也不放心把政权分散,所以连地方政事,也由中央政府最高领袖来亲自统制。如是则地方绝无权,权只在中央。元代是有中央无地方的,中国只是其征服地,像英国的香港。再深一层言之。这种行省设施,实际上并不是为了行政方便,而是为了军事控制。给你这一半,割去你那一半。好使全国各省,都成支离破碎。既不能统一反抗,而任何一区域也很难单独反抗。这是行省制的内在精神。省区的“省”字,根本是一个不祥的名称;最好以后能在新的地方政治区域之划分下把这字革除,再不沿袭。</p><p class="ql-block">(五)明代地方监司官及督抚</p><p class="ql-block">1、明制,地方行政制度,最低一级是县。县上面是府和州,这是第二级。上面才是省,就是承宣布政使司,是第三级。三级之外再加上分司,就变成了四级。</p><p class="ql-block">2、变成管官的官多,管民的官少。县官才是亲民官,府、州以上,都是管官之官。管民的官不仅少,而且又是小。</p><p class="ql-block">3、而现在的官场习气,还是薄省长而不为。至于县长,那真微末不足道。这实在是政治上一个大问题。</p><p class="ql-block">4、汉时由刺史变成为牧,以及唐代之十道观察使,这些都是由监察官变成地方行政长官的。只有节度使才是军事长官变成了行政长官,然而还是意在开边对外的。明、清两代之总督、巡抚,则是意在对内防乱,不在对外开边。由中央来临制地方已不好,何况派军官来常川镇压呢?若非地方政治失败,亦何来有此需要?这实在不能不说是中国政治史上一大失败。</p><p class="ql-block">(六)明清两代之胥吏</p><p class="ql-block">1、中国传统政治有“官”与“吏”之分。</p><p class="ql-block">2、西方社会有阶级,无流品。中国社会则有流品,无阶级。这也是双方社会一大区别。</p><p class="ql-block">3、明、清两代的地方行政官,大都是管官的,不是管事的;事都交给师爷,由胥吏去办。</p><p class="ql-block">4、一个真想做事的官,一到衙门,至少须三四个月或一年半载,才把衙门里详细情形弄懂了;而一辈胥吏就不免起来反对他,暗中作梗。这种情形,从明代起,以前是没有的。而直到清代,这种趋势,日甚一日。其误在于分出官、吏流品之清浊。在上面流动的叫“清流”,在下面沉淀的是“浊流”。只要一行作吏,沉淀人油流,再也不要想翻身,再也爬不上。</p><p class="ql-block">5、此种官场流品,深一层说,还是一种法,还是一制度,而讲制度者不注意。当时的政治传统重法不重人。只要你在胥吏流品中,无论如何有才有德,仍走不出胥吏之本流,仍还是一胥吏。所以胥吏不再要自爱,不再要向上。而一切文书簿籍,例案掌故,却全经他们手。他们便操纵这些来束缚他们的长官。长官虽贤明,无奈他们何。此乃法病,非人病。</p><p class="ql-block">二 明代考试制度</p><p class="ql-block">(一)进士与翰林院</p><p class="ql-block">1、而明代风尚,则极看重进士与翰林,非进士、翰林就不能做大官。</p><p class="ql-block">2、从两汉到唐宋,任何人都得从小官先做起,但人人都有当大官的希望。明以后,科举分成两层,下层是秀才、举人,没法当大官。上层是进士与翰林,也没有做小官的。</p><p class="ql-block">3、进士与翰林成为政府一个储才养望之阶梯。科举本只能物色人才,并不能培植人才;而在明、清两代进士翰林制度下,却可培植些人才。在政府论,应该要有一个储才之所,把下一辈的人才培养在那里。培养他的学识,培养他的资望。如是才可以接上气。汉代培养人才的是掾属。唐代培养人才在门第。宋代培养人才在馆阁校理之职。到明、清两代,始把培养人才的机构归并到考试制度里。</p><p class="ql-block">(二)八股文</p><p class="ql-block">1、“八股文”犹如是变相的律诗,是一种律体的经义。当知任何一制度,很难说由一二人所发明,所制定。 正因当时应考人太多了,录取标准总成为问题。现在只骂创始此制的人存心不良,怀有极大的恶意;其实此制度也不是某一时某一人所创始的。而且纵使存心公正善良的人,其所创制度,也可有偏弊,有流害。我们必如是想,才能对政治制度有深一层之研讨与警惕。</p><p class="ql-block">三 明代经济制度</p><p class="ql-block">1、自明迄清,国家对于赋役,都有一种重要的册籍,名叫“黄册”和“鱼鳞册”。“黄册”是登记户口的,“鱼鳞册”是登记田亩的。因此,册上的田地四至,纵然是准确,而业主花名,则依然可以混淆;到底则仍变为一笔胡涂账。远在嘉靖以前,实际上明代的鱼鳞册,也早等于废弃了。</p><p class="ql-block">2、其次要讲到明代的“一条鞭法”。所谓“一条鞭”,是把民间差役杂项,一并归入田赋项下,计亩征银,以求手续之简便。</p><p class="ql-block">四 明代明制</p><p class="ql-block">1、明太祖平天下,原定有“卫所制度”,其实也就如唐代的府兵制,不过名称不同而已。</p><p class="ql-block">2、专就政治讲,每一制度,只要推行到两三百年的,总不免出毛病。</p><p class="ql-block">3、我们的武力方面,经过几百年太平,也该会衰落的。突然出来一个满清,抵不住,也不足为怪。站在历史立场看,应该有一历史的说法。所谓历史的说法,便是根据历史,把具体事实来说明。我们不要说中国民族衰老了,它的文化不行了,那些空洞话。我们要分析那时的具体事况。换言之,我们要找出历史材料,来说明当时究竟失败在那里。当然我上面之所说,只是历史事实中一小节。但总是比较落实的。</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br></p> <p class="ql-block">第五部分 清代</p><p class="ql-block">一 制度与法术</p><p class="ql-block">1、度指政治而言;法术只是些事情或手段,不好说是政治。大抵制度是出之于公的,在公的用心下形成的一些度量分寸是制度。而法术则出之于私,因此没有一定恰好的节限。所谓方法与权术,二者之间,当然又不能仔细分。</p><p class="ql-block">2、尤其是清代,可说全没有制度。它所有的制度,都是根据着明代,而在明代的制度里,再加上他们许多的私心。这种私心,可说是一种“部族政权”的私心,一切由满洲部族的私心出发,所以全只有法术,更不见制度。</p><p class="ql-block">二 清代的部族政权</p><p class="ql-block">1、西方人讲政治,一定先要讲“主权”。他们的政治思想,很多是建立在主权观念上。所以西方有神权、王权、民权的分法。到现在便是国家主权在民众。中国讲政治,一向不讨论主权在那里。譬如说明代的政治主权在那里?这种思想,中国很少见。中国人讲政治,一向看重在“职责”。只论政府该做些什么事?它的责任该是些什么?它尽了职没有?而并不讲主权在那里。“主权”的背后,则是一种“自由意志”。譬如这一只茶杯,若说主权属于我,便是我可自由使用此茶杯。这是权利,非道义。若不论主权而论职责,职责所在,应有尽力践行之道义,便无所谓自由。这是双方政治思想上一绝大的歧异。</p><p class="ql-block">2、所谓“部族政权”者,便是把政权掌握在某一个部族的手里;这便是中国历史上的异族政权了。所以这一种政权下之一切措施,便不好算是政治制度,而只好算是一种法术,一种控制此政权之手段。他们只在此理论之下,另用一种法术,把满洲部族来凌驾中国读书人。若说他们是专制,则该是部族专制,而仍非皇帝专制。</p><p class="ql-block">三 清代部族政权下的政府</p><p class="ql-block">(一)清代中央政府</p><p class="ql-block">1、明代废了宰相,清代便把此制度沿袭下来,还是用内阁大学士掌理国政。这对于满洲人是一种方便,因为废了宰相是利于皇帝专制的,而皇帝则显然是满洲人。</p><p class="ql-block">2、最初皇帝为要保持军事机密,有许多事不经内阁,径由南书房军机处发出。后来变成习惯,政府实际重要政令,都在军机处,不再在内阁。</p><p class="ql-block">3、清代政府发布最高命令的手续,又是非常不合理。他的最高命令称“上谕”。上谕又分为两种:一种是明发上谕,一种是寄信上谕。开始时,或因军事机密,才用寄信上谕。后来凡是紧要的事,差不多都用寄信上谕发出了。如是则一切事情,全国中外各长官,都直接向皇帝发生关系,其他旁人全都不知道。这不是全国政治都变成秘密,不再公开了?秘密政治,这当然只能说是一种法术,而不能说是一种制度呀!</p><p class="ql-block">4、清朝三项制度:第一,生员不得言事。第二,不得立盟结社。第三,不得刊刻文字。明代是特别奖励大家发言,公开发言的,也不仅明制如是,历代都如是。只有清代才不许人讲话。这成什么制度呢?这只是满洲部族政权便利他们统制中国的一些无理的法术。</p><p class="ql-block">(二)清代地方政府</p><p class="ql-block">1、总督、巡抚仍不过承转命令。总之,清代不许地方官有真正的权柄。</p><p class="ql-block">2、这可以说明清代政治,完全是一种军事统制;而这种军事统制,又完全是一种部族统制;因为兵权是该完全归于这个部族的。</p><p class="ql-block">(三)清代的各禁区</p><p class="ql-block">1、在这种私制度之下,最坏的还是他们自己心虚,要替自己留一个退步。这个退步。就留在关东三省。清政府把关东三省划成禁地,不许中国人出关。</p><p class="ql-block">2、当时的台湾,也划为禁地。</p><p class="ql-block">3、以上两个禁地外,第三个禁地是今天的察哈尔和绥远。</p><p class="ql-block">4、第四个禁地是新疆。</p><p class="ql-block">四 部族政权下之考试制度</p><p class="ql-block">1、再说到清代的考试制度。若说考试制度是一种愚民政策,清代是当之无愧的。满洲人在中国,不过十八行省中最小一部分;而其官于朝者,则以最小部分敌十八行省而有余。</p><p class="ql-block">2、中国考试制度之用意,本在开放政权,选拔真才,来分配于政府各部门。现在清代的部族政权,既绝无意于把政权开放,则考试只成为羁縻牢笼之一术。换言之,只让汉人们也尝到一些甜头,开放政权之一角落,作为一种妥协之条件而止。</p><p class="ql-block">五 清代的统制政策</p><p class="ql-block">1、当时是满洲人第一,蒙古人第二,再下始轮到中国人。</p><p class="ql-block">2、这就因一个国家有一个国家的规模,有一个国家的体制,有其立国精神与传统历史,不能随便改。</p><p class="ql-block">3、满洲人最高明的政策,是存心压迫中国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来分解中国社会之抵抗力。他们一面在怀柔藩属,压迫中国。一面在羁縻中国智识分子,来减轻抵抗。又一面是压迫知识分子,而讨好下层民众。</p><p class="ql-block">六 民众的反抗运动</p><p class="ql-block">1、历史上没有历久不坏的制度。何况是法术,仅凭私心,临时造作,那能长久?</p><p class="ql-block">2、清代人想讨好民众,这打算并不坏。但他们又存心压迫知识分子。他们只需要有服服帖帖的官,不许有正正大大的人,结果造成了政治上的奴性、平庸、敷衍、腐败、没精神。政治腐败了,纵想讨好民众,民众得不到实惠。到乾隆时,满族官僚日愈放肆,政治加速腐败。所以此后满清政府即使不遇到中西交通,没有西洋势力侵入,不久也仍得要垮台。</p><p class="ql-block">七 变法与革命</p><p class="ql-block">1、说到政府背后拥有的一个力量,这便是今天共产党所讲的“立场”和“背景”。至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权,无论汉、唐、宋、明,却并无私权力、私立场、私背景。它的立场背景便是全国人民,便是全社会。所以遇到政治腐败,只要换一批人,把制度腐败了的略略修改,就仍可继续下。于是中国历史上便只有造反,而更无革命了。任何一朝代,既没有一种私的力量在支撑;它腐败了,天下便乱。所以唐宋兴起不能称为是“革命”,只是人事变动。最多只能称为是“变法”。可是清代末年,就非革命不可了。他这两百多年的政权,和汉、唐、宋、明不同。套西方的话头,可以说当时一切主权在满洲人。打倒满洲人,就是打倒这政治上的一种特权。</p><p class="ql-block">2、这因当时人误认为满清的政治制度便完全是秦始皇以来的中国旧传统。又误认为此种制度可以一言蔽之曰“帝王专制”。于是因对满清政权之不满意,而影响到对历史上传统政治也一起不满意。</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3、一个国家的政治,到底还脱离不了“权”。而政治权之稳固,一定要依赖于一种为社会大众所共同遵守、共同信仰的精神上的“权”。那个权推翻了,别个权一时树立不起来,一切政治也就不能再建设。</p> <p class="ql-block">总论</p><p class="ql-block">1、第一:中央政府有逐步集权的倾向。这从某一方面讲是好的,一个国家该要有一个凝固的中央。然而自汉迄唐,就已有过于集权之势。到宋、明、清三朝,尤其是逐步集权。结果使地方政治一天天的衰落,直到今天成为中国政治上极大一问题。但如何使国家统一而不要太偏于中央集权,能多注意地方政治的改进,这是我们值得努力之第一事。</p><p class="ql-block">2、第二:可以说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政治,已造成了社会各阶层一天天地趋向于平等。中国社会自宋以下,就造成了一个平铺的社会。封建贵族公爵伯爵之类早就废去,官吏不能世袭,政权普遍公开,考试合条件的谁也可以入仕途。这种平铺的社会,也有其毛病。平铺了就不见有力量。</p><p class="ql-block">3、第三:长治久安,是人人希望的。可是在这种情形下的知识分子,至多也只能维持上三代。</p><p class="ql-block">4、第四:是中国的政治制度,相沿日久,一天天的繁密化。一个制度出了毛病,再订一个制度来防制它,于是有些却变成了病上加病。制度愈繁密,人才愈束缚。中国社会上想从政做官的人太多了;但又再加上这些法令制度的繁密,来重重束缚他;这就是中国政治没有起色的根源。</p><p class="ql-block">5、第五:正为我们误认了以往政治传统一切该打倒,而且也真的一切被打倒了。同时我们对一切传统和习惯,也失去了共尊共信心。要求统一,便要中央集权。但中央威信如何能建立?</p><p class="ql-block" style="text-align: justify;">6、中国之将来,如何把社会、政治上种种制度来简化,使人才能自由发展,这是最关紧要的。但这不是推倒一切便可以成功。重要的不在推倒,在建立。我们说,我们要建立法治。现在我们的文书制度,层次之多,承转之繁,使人一跑进这圈套,就无法得转身。再加上“民主”二字,好像什么事都待集体商量过;于是文书递转以外再加上开会忙。照目前情形,只要开会和递转文书,已够使每一个人在政治上不能表现出才能。我们天天说我们的法不够,其实不够的不在法,而在才。这也不是我们之无才,乃是我们的才不能在我们的法里真有所表现。一个时代,总有一个时代的人才,也总有一个时代的法制。人才无可表现,于是有大乱。若专用法制来束缚人,使人人不获尽其才,则必将会酿乱。我们现在将如何酌采西方的新潮流,如何拿自己以前的旧经验,来替自己打开一出路,来创新法,运新才,这当然是我们这一代人的责任。我想讲历史,更可叫人不武断。因事情太复杂,利弊得失,历久始见,都摆开在历史上。知道历史,便可知道里面有很多的问题。一切事不是痛痛快快一句话讲得完。历史终是客观事实。历史没有不对的,不对的是在我们不注重历史,不把历史作参考。</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