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城烟云——森森蜀柏·成都（之二）

谢善骁

五朝帝都中的亮点是蜀汉，蜀汉丞相诸葛亮又是站在亮点中心的历史人物。在一部上下五千年的中国史册中，作为一个割据一方的小国之相，本来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而诸葛亮却不然，他的名气如同响彻中国史空并且一直传播至今的春雷。诸葛亮自隆中决策、出山辅佐刘备之后，提出联孙抗曹的主张，并出色地导演了火烧赤壁的历史剧，使刘备得以乘机占领荆州，旋又夺取益州(四川)和汉中。
在蜀都成都，诸葛亮先后辅佐刘备、刘禅父子，编导和主演了七擒孟获、平定南方、六出祁山、北伐曹魏等一系列历史大戏。其中布八阵图、上《出师表》、演空城计、造木牛流马的一段段传奇故事，构成了诸葛亮一生中的精彩篇章。当他以殉职和薄葬的方式，简单潦草地走完了自己人生之路的时候；当他死后，他的独子诸葛瞻和孙子诸葛尚以死报国、壮烈捐躯的时候，诸葛亮才算郑重其事地将一个完美的人生交给了历史。杜甫以“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的赞语，对诸葛亮作了高度评价。还是这位大诗人，当年在成都武侯祠庙之间徘徊瞻眺，吟下一曲千古名诗《蜀相》：
丞相祠堂何处寻，锦官城外柏森森。
映阶碧草自春色，隔叶黄鹂空好音。
三顾频烦天下计，两朝开济老臣心。
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
感念武侯，高山仰止，一片诗心，欲寄谁人？杜甫的诗表达了对诸葛亮的敬仰，也寄寓了自己的抱负不能实现的忧愤。
不过位于成都南郊的武侯祠，大门上方匾额上书写的却是“汉昭烈庙”四个大字。原来的武侯祠与刘备的汉昭烈庙相距很近，但并不在一起，由于武侯祠一直香火旺盛，而汉昭烈庙却从来门庭冷落，明代蜀王朱椿对此不满，遂废武侯祠，将诸葛亮附祀于汉昭烈庙。至清康熙年间重建了一庙两殿、君臣合庙的武侯祠，乾隆年间又将祠名改为“汉昭烈庙”。改来改去，几经折腾，却无法改动人们对蜀相的崇敬之心，景仰之情，诚如民国年间邹鲁的诗所言：
门额大书昭烈庙，世人都道武侯祠。
由来名位输勋业，丞相功高百代思。
五代十国时期的前蜀皇帝王建，虽然在历史上并无多大作为，却在成都市区西北留下了一座地下宫殿“永陵”，永陵和 武侯祠同是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王建是一介武夫，虽然目不知书，却爱附庸风雅，广交文士为友。恰好晚唐时堪称诗名最响的诗人之一韦庄避乱于蜀，投靠于他，他也毫不吝啬地拜之为相。韦庄胸无韬略，而且当时已是一个古稀老人，他与王建这个野心勃勃的酒色武夫合作，当然不会有什么结果的。
韦庄最终死于蜀地，蜀地却未为他保留什么踪迹，蜀人只记得他临终前吟咏的五首《菩萨蛮》，只记得他曾不胜感慨地反复唱着那首著名的《菩萨蛮》（其二）：
人人尽说江南好，游人只合江南老。春水碧于天，画船听雨眠。
　　垆边人似月，皓腕凝霜雪。未老莫还乡，还乡须断肠。
　　因为有两位农民起义领袖曾在成都建立过短命的政权，因此另有一种说法为成都是七朝国都。两个政权，一是北宋初年王小波的妻弟李顺所建之大蜀，但不到半年即亡。二是明末张献忠为王的大西，大西建国两年后王死国亡。
　　曾先后七次做了148年帝王之都的成都，理所当然地成为大西南的帝京了。

几乎没有人将成都这座历史古都与帝王之气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在成都访古中，也的确难以感受到多少像西安、南京、北京乃至汴、洛那样的王气，也许在街名地名中还依稀可以感到昔日皇城的存在。就帝都无王气这一点而言，西部的成都与东部的杭州颇有相似之处，但两者又不尽相同，杭州以人面桃花的秀丽著称于世，成都则以文人骚客的儒雅相袭成风。
崇文不尚勇、重诗不慕官的成都人，将自己城市的历史长廊，布置成了文人的天地。自出生于成都的西汉的辞赋家司马相如、文学家和哲学家扬雄始，氤氲文气就一直回旋荡漾于蜀中山水，与成都结下了不解之缘。在“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的古代，历代名士竟不远千里地跋山涉水，前来成都游历或定居，大概都是瞄准和跟随这一片文气而来。唐代诗人王勃、卢照邻、高适、岑参，李白、杜甫、白居易、刘禹锡、元稹、李商隐、韦庄以及画家吴道子，宋代诗人、词家苏轼、黄庭坚、陆游、范成大和史学家李焘，明代作家杨慎等，都曾在成都游历或定居，并且留下了许多留芳百世的华美诗文。历史上著名的两表——诸葛亮的《出师表》和李密的《陈情表》都写于蜀中，杜甫在四川期间曾写诗四百余首，有多半作于成都的草堂。在古今文人中，唐代著名女诗人薛涛和晚唐诗人雍陶是成都人，现代文学家郭沫若、巴金、李劼人、沙汀、艾芜等，也都是成都人或川西蜀地人。
蜀文化的发展，得益于得天独厚的温和气候和肥沃土壤的慷慨赐予，更受惠于两位历史功臣对成都的开发之恩。公元前250年的蜀郡太守李冰父子，率蜀民开凿都江堰，把岷江之水一分为二，改造了从千里雪山奔腾而下的岷江的野性，让水患变成水利，在广袤的成都平原孕育了富饶的“天府之国”，从而为整个地区带来了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
都江堰水利工程修筑成功的第一个反馈，是蚕桑养殖业在蜀地的迅速发展，织锦业逐渐成了成都一绝。汉代的蜀锦与齐纨鲁素齐名，而唐宋两朝更代表了蜀锦最辉煌的时代。汉朝廷在成都南门外曾设有管理织锦业的官署“锦官城”，故成都又有“锦官城”、“锦城”之称。因为成都人所织锦缎在城南河道漂洗，此河也被称为“濯锦江”、“锦江”。锦官城和濯锦江一再出现于李白和杜甫的诗篇，李白在《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之六）中，对濯锦江作了这样的描写：
濯锦清江万里流，云帆龙舸下扬州。
北地虽夸上林苑，南京还有散花楼。
而杜甫的名作《春夜喜雨》，勾画了幽静安谧的锦官城之夜：
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
　　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
　　野径云俱黑，江船火独明。
　　晓看红湿处，花重锦官城。
西汉景帝时，又一个贵人来到成都，他就是蜀郡太守文翁。文翁在成都筑石室，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地方官学，为蜀地培养出大批精英，并促进了饶有地方特色的蜀文化的形成。文翁兴学之后，成都走上了一条文化发展的坦途，涌现出一批誉满全国的文人、学者和专家。在西汉司马相如、王褒、扬雄和枚乘四大文学家中，除枚乘外，其余三人均为蜀人，而司马相如和扬雄又都是成都人。
司马相如是文翁兴学的最早受益者，他是当时派往京师长安学习经史的第一批蜀中子弟。在景帝时他不受器重，闲居梁国期间写了《子虚赋》。不久此赋为汉武帝所得，读后不禁拍案叫绝，以为是古人所作，叹息道：“朕独不得与此人同时哉！”在一旁的司马相如同乡杨得意，趁机将他推荐给武帝。司马相如受武帝召见后，写出了名篇《上林赋》，后来还为失宠的陈皇后写了一篇委婉曲折的《长门赋》。他的散文《谕巴蜀檄》、《难蜀父老》，具有明显的西汉特色。
官职低微、一生并不富裕的扬雄，是继司马相如后汉代最著名的辞赋家，留下了《甘泉赋》、《河东赋》、《羽猎赋》、《长杨赋》等名赋。后来他意识到辞赋不能达到“讽谏”效果，只不过是“壮夫不为”的“雕虫篆刻”，就毅然转而学习“经世之学”，研究诸子百家学说，探讨宇宙和人生的理论。扬雄奋发学习，博览群书，成了学识渊博的文学家、哲学家、天文学家、历史学家和语言学家。

唐宋期间，天府之国先后迎来了四位文坛巨星：李白、杜甫、苏轼和陆游。其中李白和苏轼本来就出生于川西蜀地，不过他们是少小离家，老大未归；而杜甫和陆游却是一个由北而下，一个自东而来，他们来成都时都已差不多年届半百，而且又都客居于此好几个年头。四位文坛巨匠驻足锦城，游览蜀中，他们一放歌喉，悠悠扬扬地在巴山蜀水间掀起了千载诗风；他们一挥衣袖，洋洋洒洒地在绕城如带的府南河两岸抖落了满地词花。
李白留下的《上皇西巡南京歌》（十首之二），为成都描绘了一幅瑰丽画图：
九天开出一成都，万户千门入画图。
草树云山如锦绣，秦川得及此间无。
杜甫在《赠花卿》中赞美的锦城丝管，则令人陶醉于“行云流水”般的美妙享受之中：
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
苏轼的亡妻之弟王缄，自其家乡、时属成都府路的眉山到钱塘看望苏轼。临别之际，苏轼写了一首《临江仙·送王缄》词相送，抒发了一腔思乡、悼妻、忧国之情：
忘却成都来十载，因君未免思量。凭将清泪洒江阳。故山知好在，孤客自悲凉。 坐上别愁君未见，归来欲断无肠。殷勤且更尽离觞。此身如传舍，何处是吾乡！
从南郑赴成都任职的陆游，由于身在“杜鹃啼血”的故国，在寂寥的夜晚又听到了悲鸟的啼鸣，自然激起了他的思绪万千。他在这里写下的《鹊桥仙·夜闻杜鹃》，从另一个角度表现了忧国、思乡的愁苦心情：
茅檐人静，蓬窗灯暗，春晚连江风雨。林莺巢燕总无声，但月夜，常啼杜宇。
催成清泪，惊残孤梦，又拣深枝飞去。故山犹自不堪听，况半世、飘然羁旅！
四大诗人中，杜甫在成都留下了最深的足迹，他居住的草堂，也成了成都和中国的瑰宝。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年底，杜甫因避战乱，携家抵达成都投靠故人严武。第二年春，他在友人帮助下于西郊建了几间茅屋，自称“草堂”。当一家安顿停当以后，杜甫以惯有的安贫乐道的乐观精神，在穷愁之中写下了《狂夫》一诗，描述了草堂居所附近的幽美景致：
万里桥西一草堂，百花潭水即沧浪。
风含翠筿娟娟净，雨裛红渠冉冉香。
厚禄故人书断绝，恒饥稚子色凄凉。
欲填沟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不料到了八月，秋风破屋，大雨滂沱，杜甫焦急万分，倚仗叹息。他在怨愤之中，长夜不寐，由己及人，想到的是“天下寒士”的生活状况，并感慨万千地写下了著名诗篇《茅屋为秋风所破歌》。在诗中他大声疾呼：
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
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762年，蜀中发生动乱，杜甫一度避往梓州。两年后复返成都时，他见草堂完好无损，在欣喜之余，随意吟下《绝句四首》，其中之三为：
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
杜甫仅在草堂居住3年半，但在这里写下的诗歌达240余首之多，达到了他创作的黄金时代，其中有大量脍炙人口的诗篇。现代文学家冯至在《杜甫传》说：“人们提到杜甫，尽可以忽略杜甫的生地和死地，都总忘不了成都草堂。”
园幽景秀、梅香林静的杜甫草堂，是成都又一处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在草堂的主厅、恢宏古朴的诗史堂正中，是一尊杜甫拈着须凝视前方的古铜色立像。堂内一副无名氏的对联，常常激起前来景仰的游人们的共鸣：
　　诗有千秋，南来寻丞相祠堂，一样大名垂宇宙；
　　桥通万里，东去问襄阳耆旧，几人相忆在江楼。

位于万里桥西、浣花溪（百花潭）畔的杜甫草堂，是历代诗人朝拜、缅怀诗圣之处，也是他们用诗文祭奠、纪念先师之地。成都诗人雍陶在此咏下《经杜甫旧宅》一诗，诗云：
浣花溪里花多处，为忆先生在蜀时。
万古只应留旧宅，千金无复换新诗。
沙崩水栏鸥飞尽，树压村桥马过迟。
山月不知人事变，夜来江上与谁期。
浣花溪江宽水深，溪畔风光如画。晚年居住在绍兴家乡的陆游，曾写《梅花绝句》一诗，回忆在成都赏梅，从青羊宫到浣花溪所闻到的一路花香：
当年走马锦城西，曾为梅花醉如泥。
二十里中香不断，青羊宫到浣花溪。
相传古时在溪畔住着一个姓任的美丽姑娘，一天在洗衣之时，走来一个浑身疮疥的和尚，脱下满沾脓血的袈裟请求她洗，姑娘毫不犹豫地一口答应。当袈裟一入水，满溪泛起朵朵莲花，百花满潭，回头看和尚时，却已不知去向。人们遂将此河称为浣花溪，姑娘洗衣处就被称为百花潭。
据说这个任姓姑娘就是浣花夫人，她是唐代宗年间西川节度使崔宁之妻。一次崔宁晋京，泸州太守杨子琳乘机进攻成都，受托留守的其弟崔寛御敌不胜，成都告急。这时浣花夫人挺身而出，披挂上阵，从容指挥，击退敌军，解了成都之围。后人为纪念这位保卫成都的功臣，在浣花溪畔修建了浣花夫人祠。
成都另一位花木兰式的传奇人物，是前蜀王建时期的“女壮元”黄崇嘏。黄崇嘏女扮男装，应试时高中头名壮元，她在任官期间，勤政公正，口碑甚佳。上司周庠慕其才华，欲招为东床快婿，黄崇嘏以诗披露真相，辞退婚事，随后辞官归隐。一曲佳话在她的故乡邛崃黄坝流传至今，黄坝一直留有黄崇嘏墓及以崇嘏命名的山和塔。
古时每逢节庆，成都官民从百花潭出发游赏浣花溪，“龙舟彩舫，十里绵亘”，直到万里桥。万里桥在成都城南，史载诸葛亮送费祎出使东吴时，曾在桥畔为之饯行，并对他说：“万里之行，始于足下”，勉其不负重任。
与万里桥有密切关系的名人中，有一位唐代女才人薛涛。薛涛祖籍长安，但生于成都，长在成都，是真正的成都人，万里桥边是她早岁居住之地。薛涛以诗书自娱，在诗歌方面的才华惊动当时的所有才子，她的一首清新、蕴藉、曲折的《送友人》诗，历来为人传诵：
水国蒹葭夜有霜，月寒山色共苍苍。
谁言千里自今夕，离梦杳如关塞长。
与她同时的唐代诗坛名宿纷纷与之酬唱，钦佩之情溢于言表，其中就有白居易、元稹、杜牧、刘禹锡、王建、裴度、令狐楚、牛僧儒等，王建曾有《寄蜀中薛涛校书》之诗赞曰：
万里桥边女校书，枇杷花里闭门居。
扫眉才子知多少，管领春风总不如。
爱屋及乌，由于薛涛住百花潭时，曾用浣花溪中清莹流水制作精美艳丽的“薛涛笺”，也就成为历代骚人墨客的深爱和咏吟之物，宋代司马光曾云：“西来万里浣花笺，舒卷云霞照手鲜。”有人将薛涛与宋代女词人李清照誉为双璧，并不为过。同时作为一个女子，薛涛笔下的作品极少脂粉气息和儿女情意，被后人评为“工绝句，无雌声”。她在一生中，写了不少忧国忧民、关切国事的好诗，《筹边楼》就是其中的一首：
平临云鸟八窗秋，壮压西川四十州。
诸将莫贪羌族马，最高层处见边头！
唐代的诗空星光灿烂，诗坛明星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然而却鲜见女诗人独擅胜场，要说有，大概也就是薛涛一人了。成都人以薛涛为光荣，以薛涛井、薛涛墓等遗址而闻名的望江楼，也自然成了与武侯祠、杜甫草堂相媲美的成都三大景之一。位于成都城东濯锦江畔的望江楼，早年就有薛涛的吟诗楼，以后又加建了更为雄丽的崇丽阁与濯锦楼，成为蜀中文人追念薛涛和聚会、赏景、题咏的极佳园林。清人严光祖的一曲怀古诗《成都崇丽阁》，表达了后人对女诗人的缅怀之情：
崇丽阁雄蜀江渚，望美人兮想歌舞。
　　开轩俯看峨眉云，归帆远带巫山雨。
　　波光云影两悠悠，春去春来夏复秋。
　　昔日枇杷人不见，浣花江上水空流。

除薛涛井外，成都还有一口薛涛井的姐妹井，就是邛崃文君井，文君是蜀中早于薛涛的另一名媛卓文君。两千多年前，以《白头吟》等优秀诗篇传世的西汉临邛（邛崃古称）首富之女卓文君，在守寡期间，其父设宴招待县令及客居临邛的落泊才子司马相如。酒酣之际，相如操琴奏《凤求凰》曲，文君闻曲心动，夤夜私奔相如，同去成都结为伉俪。由于生活无着，文君果断决定与相如重返临邛，在大街上由她当垆卖酒，相如涤器，传为千古佳话。文君井相传就是他们夫妇汲水煮酒涤器的遗址，现已辟为公园，园内还有一处汉代风格的琴台。
闻有雍容地，千年无四邻。
园院风烟古，池台松檟春。
云疑作赋客，月似听琴人。
寂寂啼莺处，空伤游子神。
“初唐四杰”之一的卢照邻，在出任益州新都（四川成都北）尉后漫游蜀中，寻访“雍容地”即司马相如故址。他写了这一首《相如琴台》诗，诗中的“游子”即指自己。后来宋代陆游在任成都府安抚司参议官时，深感空有满腹经纶却得不到重用，怀着对当年埋没于家居的司马相如深切同情，屡登琴台，在《再游文君井》一诗中抒发了充满悲愤的共鸣：
落魄西川泥酒杯，酒酣几度上琴台。
青鞋自笑无羁束，又向文君井畔来。
古代蜀中的“四大才女”中，除卓文君、薛涛外，还有花蕊夫人和黄娥。花蕊夫人是后蜀皇帝孟昶的妃子，后蜀灭国后沦为北宋俘虏，成了亡国王朝的牺牲品。但当花蕊夫人被押解到汴京时，赵匡胤当面问之何以被俘，她立即口占一首《述亡国诗》对曰：“君王城上竖降旗，妾在深宫哪里知？十四万人齐解甲，更无一个是男儿。”道出了亡国的沉痛心情、对误国者的痛切之恨和对投降将士的怒斥。明代大文豪杨慎之妻黄娥，以恪守孔孟妇道著称，在文学上却见识不凡，造诣极深，成为古代蜀中才女的典范。
　　蜀中才女以奇丽的才情之花，与历代成都名士一起，编织了姹紫嫣红的成都历史，演绎了引人入胜的锦城佳话。蜀地锦城，鸾翔凤集，这是一个巾帼与须眉同展文采的地方，一个诗文与蜀锦共放异彩的地方。
　　“锦江春色来天地，玉垒浮云变古今。”这是杜甫客蜀时，在一个春日登楼远眺、游目骋怀时，写下的《登楼》诗中之句。在他的眼前，锦江流水正挟带着无限春色，从天之涯地之角奔腾而来；在他的脑海，玉垒山上的浮云顿时化作了瞬息万变的古今风云。
　　悠久璀灿的历史，为现代成都铺垫了文明的脉络。在传统的历史文化名城变成西部经济重镇的今天，成都的古文明为她的发展增添了四射的魅力和无限的潜力。